以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視野看新中國的發展戰略

作者：老田

一般而言，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意識形態，都要承擔三種功能：一是幫助人們認識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這是其科學性的一面；二是提供一種肯定或者否定事物的隱性標準；三是幫助人們去把握未來，后面兩大功能都涉及意識形態建設。

從番邦意識形態的發展進程看，最成功的要算是經濟學這個學科了，因為這個學科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規則：人們的活動結果乃至影響，最終要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們所取得的剩余攫取能力掛鉤。雖然番邦經濟學家們刻意把這個合理的內核進行曲解，去論證某種制度是不可超越的――以實現經濟學承擔的意識形態功能，但是跟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相比，他們確實沒有完全瞎說。例如新古典理論特別重視的“資源稟賦、技術和偏好”三個方面，用來分析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工業化過程，就還是有一定的說服力。

由于中國的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過分地追求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功能，以論證某個制度萬古長青不可逾越，結果100％放棄了“科學性”，結果他們宣傳的那些東西完全沒有解釋力。最有趣的是，中國的主流們把科斯的理論爆炒一通之后，有人到美國后把科斯理論在中國的最新發展狀況轉達給原主，結果科斯自己感到這樣的理論發展完全超過了他自己的認識水平。基本上可以認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完全是為“五張皮服務”，一切都是為“買辦、貪官、奸商”更多更塊地掠奪中國資源、瓜分人民勞動的積累資產――國有企業――“先搞垮再瓜分”――而言說，除此之外，主流經濟學什么也說明不了。

雖然說新古典理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說，雖然要體現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跟那些基本上只代表地主老財奴隸主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比，還是有一定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幫助人們理解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

新中國在資源稟賦上的特點，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資本極度短缺、勞動力資源極度豐富，土地資源則是既定的。因此新中國的發展就得“揚長避短”，發揮勞動力資源的優勢，設法快速積累資本，尋求更充分合理地利用資源。資本短缺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勞動條件，以吸納勞動力就業，因此就必須在資本主導力量之外，去尋找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整合因素，顯示社會中間實際上也只有唯一的選擇：政治權力。

從土改結束開始，中國農村就在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之下，逐步形成強大的基層政權，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最后穩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上――生產隊、大隊和公社三級基層政權，具有的強大動員和組織能力，覆蓋全中國的人口和勞動力資源，所具有的動員能力遠遠高于資本所能達到的限度，動員能力一度顯示出超越了勞動力的存量的趨勢，從1958年秋天開始，毛澤東針對這個過剩的動員能力的濫用現象，系統地進行糾偏。在資本和政權兩種可選的整合因素中間，能夠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是政權而不是資本，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技術創新方面，新中國由于有后發優勢，所以執行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是竭力推進“小土群”，一方面是“大洋全”。大洋全其實就是重工業特別是裝備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當時叫做“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這個“大洋全”政策在1964年三屆人大上被歸納為“四個現代化”。在“大洋全”的背后要求高積累政策的支撐。這個技術進步和生產能力提高的過程，反應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體現的是對資源開發和利用能力的逐步提高。新中國初期農業是最主要的產業，“小土群”政策的作用最為廣泛，集中體現在“水肥土種密保工管”的“八字憲法”上，這個憲法執行了二十多年之后，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國農民種田已經基本上脫離了傳統經驗的局限，系統地結合了現代農業科技知識。在工廠里面，通過“鞍鋼憲法”的推行，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活動也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取得了很豐碩的成就。由于重工業優先政策，有著特定的基礎支撐，到七十年代晚期一個獨立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了，全面裝備工業、農業和國防事業的“大洋全”技術創新，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雖然與歐美日的最新技術有一定的距離，但是新中國僅僅用二十年時間，就走完了先進國家兩百年的技術發展歷程。

在“偏好”方面，一般西方經濟學家們總是傾向于僵化看待，僅僅看做與個人的福利相關，還往往排斥長遠利益；而毛澤東則非常靈活地處理這個問題，把個人無法單獨實現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也納入視野。說到底，偏好最終是影響人們選擇的內在動機，也就是“理性人”根據效用函數作出的選擇方向。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重大特點是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這一個方面是由于人地關系緊張、資本不足，所以個人奮斗的成功空間很小，社會上多數人轉而尋求一種集體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說到底就是個人努力無效的情況下，集體利益的成長和長遠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或者按照政治學分析的術語就是“在貧窮的國度里共同利益所占份額更大”，這是效用函數超出“個人算法”的社會基礎，也是毛澤東總是把“一窮二白”看做“優勢”的原因。

同時個人短期勞動的超額投入由于不能增加當期收益，因此肯定是沒有合理報酬的，因此當期勞動投入只能是成為長遠利益在以后的系列年限里逐步取得收益，由此就產生了風險，如果個人無法確信自己能夠從以后的遞增收益中間取得合理的份額，個人將拒絕投入勞動。所以要在“個人效用函數”中間加入“長遠利益”，就必須降低實現個人長遠利益的風險，毛澤東時代是在政治上來解決的――就是依靠取消精英階層的剩余索取權來確保民眾的長遠利益，只要精英們不行使剩余索取權，那么所有的可分配利益增加都將與勞動者的今天努力正相關。按照陳永貴的總結就是要“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干社會主義”，“大干社會主義”需要個人承擔當期勞動投入的增加，而“兩個大批”則是在政治上取消精英們的剩余索取權，把個人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風險取消；換言之，只要陳永貴不把大寨大隊積累下來的資產搞“MBO”化公為私，那么大寨大隊的社員都有足夠的誘因去參加“修梯田增產”的高強度勞動，后續年份的增產肯定是可以增加他們的可分配收益，因此長遠利益就在此條件下就當然地成為社員當前勞動投入的激勵因素。在意識形態價值上，“兩個大批”還能夠提供一個粗略的意識形態，幫助增進對公有制經濟的認同，降低經濟組織的運行管理成本，“兩個大批”比吳敬璉于光遠之流完全教條化地照抄馬列的陳詞濫調，更能在大寨大隊的管理中間起到應有的作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批評新古典理論忽視了制度，以新中國的發展歷程而論，如果沒有制度創新，確實經濟發展簡直是不可能。很簡單，如果僅僅局限于資本的整合力量而不強化農村基層政權，中國的豐富勞動力就肯定無法得到使用；而且，如果不象陳永貴說的那樣“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寨大隊的社員就無法肯定今天的“無報酬勞動”是否在未來可以取得適當的報酬，又或者陳永貴要把大寨梯田的增量收益大部分歸自己搞“經營者持大股”，顯然“大干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毛澤東時代最重要的制度創新是著眼于充分利用豐富勞動力的，一是強化基層三級政權以增加組織動員能力，二是要在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之間通過取消精英們的剩余索取權以給勞動者適當的保障。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看來只有陳永貴那樣的老粗是清楚的，而且能夠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中國的精英們好像永遠不明白，所以毛澤東特別愿意提拔陳永貴當副總理。

個人網頁：xuezhe/laotian/

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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