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

作者：佩內洛普·B·普賴姆   譯者：何祚康 
 
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 1992.04

選譯自阿里夫·德里克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經驗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問題》1989年版。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經驗造成了一種有諷刺意味的局面，這導致了兩種觀點的產生。一種觀點認為在毛的領導下，中國發展得相當好，做到了經濟增長，為人民提供了基本必需品。另一種觀點，包括毛以后的政權的觀點，則認為毛的發展方法是一場經濟災難，中國人民希望忘卻它。這兩種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觀點所以能同時并存的一個原因是：毛解決社會主義積累的方法(以文化大革命為最典型)是以推崇簡樸來達到迅速工業化的目的。
　　中國的經濟根本問題，與其他希望工業化的國家一樣，是資金積累問題。增長速度愈高，就愈難以在與經濟的其他方面保持平衡的同時獲得足夠的積累。在社會主義積累的策略里，積累的來源比資本主義社會的來源要少得多。一旦進行了土改和國有化，依靠資本家、地主和多國公司來積累的辦法就被排除在可供選擇辦法之外了。依靠國際市場取得盈余也會導致依賴資本主義經濟的危險，而這恰是社會主義發展方針想要避免的事。依靠將農業品的價格定得相對低于工業品的價格來積累也有問題，例如，毛澤東要以縮小城鄉差別來加強工農聯盟，這就限制了上述辦法的實行。此外，農業迫切需要有現代的投入。這樣，就只剩下兩個可供選擇的積累方法了，即增加工業的產出并用增加的部分再進行投資，和限制消費。提高生產率，雖然是個好辦法，但是在技術低下的農業經濟里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所能獲得的增長不足以滿足快速工業化的要求。因此，使用剩下的辦法，即限制消費的辦法的誘惑力就很大了，但也只有在人民愿意作出犧牲，或政府能成功地威嚇人民時才行得通。
　　在中國，可供選擇的積累方法還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當前的經濟形勢的限制。在毛的領導下，中國選擇的積累方法在口頭上是遵循非精英主義的社會主義“群眾路線”，但實際上是以快速工業化為主的?？焖俟I化應該在不用“資本主義”專業化的方法、不在管理上搞等級制和不過分地依靠技術的情況下完成。中國也不會去依靠外國或國際市場，這實際上就排除了將鼓勵出口、外國投資和向外國借貸作為積累的方法。相反，應執行的是社會主義的自力更生的方法。這種方法包括同時促進大、中、小型企業、通過國家所有制和機械化來達到工農聯盟、號召提高政治覺悟，和在需要時，以政治覺悟來取代物質刺激。毛主義者譴責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利潤和帳目的關心，他們贊成通過各種廣為宣傳的口號，如“自力更生”、“抓革命，促生產”、“政治掛帥”重“紅”不重“?！焙推髽I管理上的“無產階級革命”原則來進行社會主義的生產斗爭。毛主義的方法強調生產關系是決定生產力的重要因素，通過階級斗爭來改變社會關系，而不關心技術本身?！敖洕髁x”受到攻擊，因為它強調生產和利潤，而不關心人民、意識形態和政治”。1967年，人民日報對劉少奇的批判是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在中國赫魯曉夫看來，搞經濟建設、能依靠少數“專家”，“依靠廠長、工程師和技師”，由他們這些人發號施令，而廣大的革命群眾只是“勞動力”，是“一轟而起”的“群氓”，只能乖乖地“服從指揮”。他們挖空心思地制定了一套修正主義的辦法、條例，處處搞管人、卡人的規章制度，對工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人民日報》1967.8.25)
　　這些口號視階級斗爭為達到社會主義發展的方法，它們開始對中國的革命文化作出了規定，并反復在藝術、文學、電影、教育以及各種運動中表現出來。1966年5月《解放軍報》的一篇社論說，“我們必須十分注意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和思想領域里階級斗爭的反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確是這樣做的。
　　從這些年的生產和消費問題來看，這種革命熱情和在文化領域內強調階級斗爭的影響不僅是革命者們所說的那些，它們還有助于使人們對限制消費和間暇時間增長的做法保持沉默，而這種沉默正是發展經濟過程所需要的。毛的階級斗爭在經濟上的意義就是每個人必須暫時作出犧牲，以便達到經濟的快速增長。據說這種快速增長是達到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在壓縮大量消費，反對在衣服、房屋、美術品、癖好和禮儀上花費為數不多的金錢和時間這些“資產階級”的傾向上，“文化大革命”是很成功的。“文化大革命”還要求減少國家在文化、教育和衛生計劃上的投資，而改由地方和工作單位提供簡單得多的服務。對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的攻擊的部分原因是想要減少社會對消費和正規教育、機構和先進設備的興趣?？傊?、“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以階級斗爭為名在全社會攻擊消費，從而達到快速工業化。
　　然而，簡樸是維持不久的?？焖僭鲩L的目的是達到了，但其代價是效率不高和工作沒有動力，從而加劇了積累的問題。此外，政府言行不一，有關生產和消費的決定都是國家做出的，工人和農民參予做出決策成為不能兌現的空話?？梢哉f，群眾的作用已降為相互監督不要消費過度，造成了隔閡和痛苦。結果，由于堅持要快速工業化，由非精英分子進行的群眾性的社會主義計劃未能完成。
　　以上是可以解釋中國目前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雖然它經濟上有成就和毛以后的政府關心向人民提供消費品和提高工資的原因。以下幾個段落將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濟重新評價，首先研究那些年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對各部門的傾斜，然后將研究結果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積累的三個關鍵方面聯系起來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濟增長

　　雖然中國目前對“十年動亂”的經濟持批判態度，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確有長足的增長，尤其在工業方面。中國人將“文化大革命”的時間定為1966至1976。的確，在頭三年，即1966至1968，暴力事件頻繁，工作停頓，分配上也有問題，這些都對經濟的運行造成了傷害。然而，1969年開始就進入投資與增長的時期，除了少數幾年外，這一勢頭一直繼續到80年代。如果將“文化大革命”的時間定為1966至1968年，也就是為今后十多年定下思想基礎的那幾年，經濟混亂確是個確切的形容詞，然而，如果將“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時間延長到毛逝世的1976年或停止執行毛的政策的1978年，那么，經濟增長是相當大的。
　　中國人自己的統計表明，即令將1966至1968年這幾個經濟表現不好的年份包括進去，“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增長也是相當可觀的。表一表明了增長情況。1966至1975年期間，國民收入(即中國人衡量凈產出總值的指標)的年均增長率為6.9%。這個增長率比中國得到蘇聯大量援助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8.9%和從“大躍進”中恢復過來的1963-1965年期間的14.7%要少。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增長率比1953至1985年這33年期間的年均增長率6.6%要高，而這個時期是將1978年以后改革時期高增長的頭7年包括在內的。人均國民收入也從1966年的216元增至1975年的273元。如果不將經濟表現不好的頭3年包括在內，那么，1969至1978年的國民收入增長率為8.5%，遠比33年的平均數要高，到1978年，人均國民收入也增至315元。
　　各部門凈產出值的增長模式與國民收入增長的模式類似。1966至1975，農業產出凈值以每年增長3.2%的速度增長，比整個33年的增長率3.4%稍低一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工業產出凈值的年均增長率為10.3%，重工業的毛值平均增長12.4%，輕工業的增長率為8.1%。除農業外，這些部門在1969至1978期間的增長均大大高于33年的平均數。1966至1975期間，國民收入與重工業的年均增長率大致相當于33年的平均數。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特別是1969年以后，經濟遠不是一場全面的災難，而是在生產能力和產出方面有相當大的增長。然而，這增長的具體組成表明了毛的方法的內在問題。經濟增長中工業增長的速度比其他部門要快，而在工業中，又在犧牲消費品基礎上向重工業傾斜。這都是想要快速工業化的結果，也造成了經濟生產率的低下。
　　表二及表三表明向工業傾斜的情況。表二說明在各選定的年份里各部門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這些數字所顯示的最大變化是：工業在生產結構中的比例不斷上升(從1952年的19.5%到1980年的45.8%和1985年的41.5%)，而農業，建筑業、交通和商業都下降或停滯。雖然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時，農業的重要性一般均下降，但是建筑、交通和商業不發展卻是不正常的，這導致地區間和部門間的嚴重不平衡。表三表明在工業中，重工業產出比輕工業產出得到更多的傾斜，這加劇了平衡問題，并導致消費品稀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重工業產出值在整個工業產出值中所占比例達到最高點，從1952年的35.5%達到1978年的56.9%。
　　對小企業的鼓勵又加重了向重工業傾斜。這是毛主義的方法的關鍵組成部分。農村企業既是國營企業(“五小”農村工業)，又是集體企業。1965至1976期間，僅公社以上各級的集體工業企業就從12，200家增至106，200家。五小工業的目的是增加農業投入，因此，向重工業傾斜，包括農機、水泥、化肥、鋼鐵和能源。五小工業起步于1968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在整個產出中占很大比例。如到1977年，縣級的農機制造與修理廠有4300家，在公社和大隊級有495，000家裝配與維修站。這些企業生產出全部的簡單農具，幾乎100%的中、小型農業機械。氮肥廠約1，350家，生產量占全部產量的43%以上。小磷肥廠在1000家以上，產量占全部產量的50%以上。水泥廠在3000家以上，產量為中國水泥的64%。小水電站的總容量從1966年的200，000千瓦增至1975年的3，000，000千瓦，到1979年又增至6，330，000千瓦。
　　總之，自1969年起，部份由于采取了小規模生產的辦法，整個產出，包括農業，國民收入和工業均以長足的速度增長。但這種增長是以犧牲其他部門的經濟為基礎，向重工業傾斜的。同時，雖然重工業的技術有改進，但中國領導人和學者經常批評工農業中各部門的生產率不高。外國學者的計算也得出同樣的結果。如，在國營工業中，最高的生產率增長發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和1963至1965年期間。大多數的計算均表明，自1965年以后，這一部門的生產率的增長就很慢，甚至可能抵銷了以前的增長。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幾年里，投入的增加比產出大，造成了生產率的負增長。在生產率沒有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繼續積累變得愈來愈困難了。

　　毛澤東經濟戰略的執行情況

　　在生產率低下使嚴峻的經濟緊縮形勢更趨惡化的情況下，“文化大革命”期間工業又怎能做到快速增長的呢?毛主義的積累方法的三個互補的方面既可以解釋經濟的增長，又可以解釋“文化大革命”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可避免地難以堅持，也就是，難以使之合法化。第一，領導層通過計劃將國民收入的很大部分分配給工業的積累，從而刺激了增長，但沒有給消費品和其他部門的增長留下余地。第二，執行“自力更生”的方針使各地對積累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也使效益更低。第三，“文化大革命”的動力就是誘使和威脅人民，使他們犧牲消費，增加工作時間，對這部分時間的工作往往是沒有報酬的。這樣，以非物質的刺激增加生產和少生產消費品就成了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但這種低效益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下面我將依次討論毛主義積累方法的這三個方面。
　　中國的高積累率，特別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高積累率曾被廣為宣傳，其部分原因是為了對毛主義的方法進行批判。1984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了1952-1983年積累與消費在每年國民收入中的比例。積累率最高的兩年是1959和1960年，分別為43.8 %與39.6%，這正是中國經濟隨饑饉而崩潰的兩年。因此，隨后4年的積累率大幅度下降就不足為奇了。1965年積累率又升至27，1%，1966年達30，6%。1967至1969年積累率有所下降后，1970年又升至32.9%，以后直至80年代初始終為30%以上。最高的一年為1978年，達36.5%。由于國民收入中分配給消費的部分與分配給積累的部分成反比，中國的高積累率，特別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大部份期間，就意味著在整個產出中分配給消費的部分是很低的，而且多年來呈下降趨勢。
　　在積累部分中，用于生產性的和非生產性投資的比例也說明在“文化大革命”中積累的重點所在。重點在生產性投資，這是指機械與母機是最優先的部門，而象房屋這樣的“非生產性的”投資則排在最后?！按筌S進”期間，生產性投資最高，1960年達97.4%。1966-1975年期間(并且延續至1978年)，比例也很高，在68.9%和82.2%之間，1966至1975年期間，平均積累率為75.5%。
　　與高積累率相應的是高投資，特別是對重工業的投資，這可以解釋工業增長的速度和組成情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就開始了投資向重工業傾斜，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做法又走到極端。如1966到1970年，重工業基本建設投資額為51.1%，1971至1975年期間為49.6%，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則僅為36.1%。相比之下，1966至1970年輕工業的投資只占4.4%，農業僅占10.7%；1971至1975年則分別為5.8%和9.8%。結果，向其他部門，如建筑、交通、教育與衛生的投資相對說來就很少。這是與以上所述的停滯和下降的情況相符的。
　　毛主義積累方法的第二個方面，即自力更生，可以解釋各地與小型企業對整個產出所作的貢獻愈來愈大。從國際上說，特別是從1960年中蘇分裂以后，自力更生意味著中國進口的貨物和技術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從國內經濟上說，自力更生意味著每一個省應生產自己的糧食、能源和工業用品；而各省內，每個縣也應這樣做。毛主義發展模式的前提是分權，在這樣的地理與空間規模上的分權促使農村地區小規模生產的發展。由于省和縣既不能依靠中央分配所需物品，也不能從市場上購得所需物品，他們只要有可能，就會有強烈愿望，要生產自己所需物品。此外，由于農村工業化的目的是增加對農業的現代投入，還由于用于輕工業的農產品仍由中央嚴格控制，農村工業發展也就向生產資料傾斜。
　　這樣，自力更生就與農村小型工業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了，這有利于中國的全面快速工業發展，也促使在生產中向重工業傾斜。地方工業這樣發展的結果是將地方(往往是不多的)資源積累起來并于以投資，因為國家的資源是留給大企業用的。但是，由于使用了地方原已不多的資源，設備的重復，機械化的重復和對每一產出單位的投入是都大量增加了。投入增加的兩個例子是能源和勞力。
　　以能源消耗來說，農業所消耗的國家初級現代能源在1965年為3.1%，到1975年增至6.4%。農業消耗的電力從1965年的4.4%，增至1975年的6.5%，又增至1978年的10.1%。這部分電力消耗的增加是由于機械化程度的增加。例如，用電機灌溉的面積由1965年的8，093，000公頃增至1978年的24，895，000，即由灌溉土地的24.5%增至55.4%。這種增加部份是由于使用了能耗大的設備。如小氨肥廠的平均能耗量為大廠的2.4倍。1978年，小氮肥廠主要使用當地煤生產了全國10%的氮肥，所用能源相當于直接用于農業的量。此外，由于在少礦地區開采了儲存量小的煤礦和油田，因此效益也不高。
　　至于勞力投入，“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村機械化使一年二熟、三熟成為可能，這導致人口勞力投入的大量增加。在產稻區更是如此，因為插秧和收獲的大部分工作仍是人工進行的。此外，在收集、運送有機肥、平整土地和其他修建計劃，以及付業都使用了許多工時。如石川滋估計1956年長江流域每公頃水稻的勞力投入量為200天(每天8小時)，到70年末，增至500至800工作日。在一年三熟的某些地區則高達1，500工作日。
　　地區自力更生所采取的形式是將以前未利用的資源，如小礦藏，貧瘠地和工時投入生產，從而增加了累積，但往往使用過度，效益、生產率均低，因而耗費過大。
　　毛主義積累方法的最后一個方面，即減少消費和閑暇時間，是前二者的基礎。前面已提及過農業所需工時的增加。閑暇當然是與“有閑階級”有聯系的，因此，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旅館與日常服務業的數量被大量削減了。計劃中不強調消費品和服務，這是與高積累的政策相一致的，而且由于宣傳了節約和禁欲的價值，這種做法被合法化了。同時，工資增長很慢，這在農村尤為突出，并使家庭的需求大為減少。
　　當然，毛領導下的中國領導人是關心向廣大人民提供基本必需品的，而且在這一點上，他們做得相當成功，“大躍進”導致的食品短缺則是個例外。至于壽命和營養，在70年代，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是有優勢的。然而，毛“到處種糧”的號召，是以其他產品(如水果，蔬菜、豆腐、肉和魚)的慢速增長為代價，才完成的。在1957至1977年之間人均卡路里的攝入量并無增加。在提供基本必需品方面的另一個例子是提供廉價住房，但這導致住房擁擠。超過這最低限度的消費則受到限制，因為國家要向其他部門投資，而且公眾對想要多消費一點的人則進行監視。
　　在公共消費的領域內，文化、衛生和教育方面的開支愈益成為當地社團，而不是國家的責任了。如，在公社和大隊一級的病床數從1965年的308，000張增至1978年的1，140，000張。醫務人員在同期則從880，000人增至1，321，000人。然而，各社團向這些項目投資的能力是隨它們的經濟情況而定的，這就導致這類服務的數量與質量不一致。在教育方面，雖然學生和學校的數量增長很大，但許多人認為教育與科研工作的質量不高，這又對社會的其他方面，包括經濟在內，有不好的影響。
　　雖然中國的發展集中在重工業的增長，領導人一致認為應向人民提供某些基本必需品，但為提供這些必需品，個人、家庭和社團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工資停滯不增加、許多消費品和服務的缺乏和工作量的增加。這一情況對中國各種人都有影響，但最嚴重的地方是農村。在農村，一年二熟、三熟和修建計劃使工作時間大量增加，而消費量則很低。強迫與自愿的界限很難劃清，特別是因為在中國，人們回想起“階級斗爭”時并不總是很愉快的。但是，事實仍然是，這些犧牲是1949年以后中國在經濟增長和分配方面所取得成就的主要基礎。

　　社會主義發展和中國的經驗

　　在毛澤東的中國，對社會主義的部分考驗(結果)就是做到了快速增長。由于受到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限制，再加上社會主義積累的方法又受限制，為達到快速增長，對簡樸節約的要求始終很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簡樸節約好處的宣傳達到極點。
　　當然，這種節儉的風氣并不是絕無僅有的，現代日本的高儲蓄率和北歐所謂基督教新教的倫理就是二個例子。有一個高國民儲蓄率的時期，對國家(不論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成為(或保持)先進的工業經濟都是有好處的。
　　那么，為什么在中國就不成功呢?要對中國出了什么毛病作出全面的回答需要從多種學科來研究。在這里，只提出一些經濟因素所起的作用。
　　第一，在毛澤東的中國，在確定需要作出多少犧牲、厲行節約才能達到增長可能做得過份了。生活得儉樸些，以便今后能有更好的生活，是一回事，而將糧食儲存起來直到漫出儲糧的桶，仍然不準生活作大幅度的改善和變換食譜，則是另一回事。象豆腐這樣的基本食品變得稀少了，工資二十年基本不動，甚至象家里盆裁花草這樣的簡單享受也要受批評。中國領導人許愿說經濟將有大幅度增加，但長期節儉(低生產率使情況變得更糟)與高期望值很不協調。
　　第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儉樸節約與高儲蓄率，并不是各個家庭自行決定的，而是上級強加的。再加上人們相互監視行為、思想和消費，使得在執行這一政策時做得過分，對此人們都有痛苦的記憶。人們認為，那些決定廣大人民應該節儉的人，自己的生活卻過得很好，這又加重了人們的痛苦之感。
　　最后，雖然人們對毛主義在中國積累方法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鄧政權現在是建立在(毛政權所取得的)成就之上卻也是應該承認的。如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的國際政策是不借債，資金不外逃。有了這二條，國內又有相當的工業基礎，鄧可以容易地重返國際市場而不用害怕會影響到中國的獨立自主。此外，中國目前所以在農村和小城鎮的發展得以成功，其基礎在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小工業政策。用其他辦法也可以取得目前的成果，但是不應該忽視現在的成果是毛主義的發展策略的結果。
　　總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經驗使我們得到了兩個教訓：貧困的、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要快速工業化是要付出昂貴代價的；有信仰福利國家的危險。以各種指標來衡量，在毛領導下的中國經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進展。然而，這種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最明顯的發展方法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它批判經濟主義忽視人(的因素)，這個批判本身在生產過程中就危及到革命。
　　毛澤東的這個矛盾造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也可能造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阿列克諾夫在討論是否有可能不用斯大林主義的方法來建立一個“可行的社會主義”時說，“用國家發展和社會主義目標的名義來推遲當前的消費是必須的，對高收入征收高額稅和避免大量消費可以使人民更容易接受這種做法。”中國的例子證明，這種做法也可能走得太遠。中國社會主義的成果必須由中國人民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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