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是功臣還是罪人？
——評南方都市報一篇社論

武 兵

2007年4月23日，原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病逝。對于葉利欽這樣一個已經走進歷史的人物，應該怎樣評價？是功臣，還是罪人？不同國家，不同階級，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有著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對立的認識和評價。
在葉利欽是“功臣”的論者中，除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政客、媒體，反共、反人民、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民運”分子、叛徒、漢奸、走狗、賣國賊以外，國內最為引人注目的就屬《南方都市報》4月25日發表的一篇社論了。它的題目是《葉利欽最大政治遺產是面向自由》（以下簡稱“社論”）。這家報紙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毫不隱諱的吹捧：“葉利欽一生中最大的政績，是在集權專制留下的荊棘叢中，帶領俄羅斯走上自由發展的道路”。“不必等待時間的裁決，葉利欽注定是世界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章。他的一生如此豐富，以致在他駕鶴西去之后，各種人士都可以從中找到原料來烹制自己的美味。”“站在人類歷史的跑道中，回頭檢視葉利欽的政治遺產，這時你會發現他的成敗功過都維系于面向自由的姿態。”顯然，這里所說的“自由發展的道路”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南方都市報對一個瓦解蘇共的叛徒、肢解蘇聯的俄奸、搞垮蘇聯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和他的罪惡行徑竟給予如此之高的肯定和褒揚，恐怕連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媒體都會自嘆弗如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思念病死的丞相魏征時對左右的大臣們說過這樣一句寓意深刻的話：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顯而易見，南方都市報的這篇社論，不單純是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而作的，它是借題發揮，以古喻今，用葉利欽這面“鏡子”來宣傳他們復辟資本主義“興替”、“得失”政治主張的。既然南方都市報能夠以社論這樣嚴肅和鄭重的形式提出這樣一個嚴肅和鄭重的問題，向黨和人民進行嚴肅和鄭重的挑戰，那么，一切關心黨和國家命運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就不能等閑視之，而需高度重視，以嚴肅和鄭重的立場、態度來回應他們的挑戰吧。

肢解蘇聯是功是過？

誠然，蘇聯的解體，是有著眾多的原因的。外部原因是美國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政策，而這種和平演變政策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手段是在蘇共高層尋找他們的代理人。列寧領導的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西方列強企圖以武裝干涉和發動侵略的辦法扼殺新生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但是，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英明領導下，帝國主義“武”的這一手，遭到可恥的失敗。后來，帝國主義不得不把重點轉向“文”的——即“和平演變”的方式和手段來達到他們顛覆和消滅社會主義蘇聯的目的。
早在194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制訂了一個從內部搞垮蘇聯的計劃。1948年8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又制定了一份秘密指令。該指令指出：“為了當前已經開展的政治戰爭，政府不得不針對俄羅斯提出更加具體的作戰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推翻蘇維埃政權。我們的任務——開展工作，使蘇聯發生內部事件。”美國期盼的這個“內部事件”，在斯大林在世的時候，沒能得逞，也不可能得逞。可是，當斯大林辭世以后赫魯曉夫的上臺，就給帝國主義帶來了“發生內部事件”的希望。果不然，在20大，赫魯曉夫跳出來，作了個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這給帝國主義傳遞了一個使他們高興的信息：蘇共的方向和性質將發生改變。從1956年到1985年的29年中間，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的領導人像接力棒那樣經過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傳到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手里，最終由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一“棒”，完成了帝國主義瓦解蘇聯罪惡計劃的最后一段路程，使帝國主義期盼的蘇共“發生內部事件”、顛覆蘇聯的希望成為現實。回過頭看，可以肯定的說，蘇聯的解體是帝國主義的陰謀與蘇聯共產黨內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的出賣相勾結的結果。而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就是肢解蘇聯的罪魁禍首！
對于這樣一個關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社論是怎樣看待的呢？社論說：是葉利欽“使別的十多個民族獲得了獨立發展的自由。”“縱觀國內輿論，要么洋洋灑灑地描繪著他的傳奇故事，將那段風云激蕩的歷史演繹成以權謀論和厚黑學為理論基礎的宮闈傾軋，要么重復著激進改革禍國殃民的老調，不顧一些學者早已深入論證其謬誤，過分功利地急于為己所用。我們認為，這兩種態度都不足取，而必須站在人類歷史的跑道中，回頭檢視葉利欽的政治遺產，這時你會發現他的成敗功過都維系于面向自由的姿態。”筆者理解，社論這段話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對于葉利欽肢解蘇聯這樣“風云激蕩”的英雄壯舉，是不能當成一般的“傳奇故事”來看待，也不能把葉利欽肢解蘇聯的豐功偉績貶低為陰謀、黑道或宮廷政變，更不能把他肢解蘇聯和私有化的“激進改革”看成是“禍國殃民”，這些認識已經被我們“論證”過，都是“謬誤”啊，都是“老調重彈”啊。本報社認為，人們只有站在全人類價值的高度——即資本主義文明的高崗上，才能看清楚葉利欽的所作所為，始終是朝著“自由”世界——即資本主義世界的方向前進的啊!這就是葉利欽先生留給大家的寶貴的政治遺產啊！依筆者揣摩，社論寫到這里，大概還有一句呼之欲出的話，似乎欲言又止，沒敢說出來，好吧，那就由筆者代勞幫助他們補充吧：如果我們中國今天也出來一個葉利欽那該多好啊！
筆者這樣解讀如果不符合該報社論的本意的話，那就是筆者錯怪他們了。然而，社論接下來的話，似乎證明筆者的解讀并沒有錯。
“葉利欽政治生涯中最動人的身影，是在1991年蘇聯發生‘8·19’政變之際，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戒嚴坦克上發表演講，號召人們反對政變者復辟專制鐵幕的企圖。他的勇敢、堅定和激昂的聲音，成為歷史關鍵時刻的一面旗幟，讓那些在政變中迷惘無助的人們，讓這個天空剛剛現出一縷曙光旋即又被烏云遮蔽的民族，清晰地聽見了自由的召喚。他雖然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敵，這種姿態卻使他成為戈氏新思維精神的傳承者，也使他獲得了一生中最大最寶貴的政治資本。在那一刻，坦克上的葉利欽，成為俄羅斯民族新的雕像，其光芒遠遠蓋過了政變的對象戈爾巴喬夫，成為葉利欽時代的真正的起點。”
很好。狐貍的尾巴終于露出來了！為了便于分析問題，我們很有必要回顧一下“8·19”事件的背景與經過。
一、“8·19”前的政治背景。
1988年6月，蘇共舉行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提出：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方針不僅是倡導“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問題，而是要放棄蘇共是蘇聯政治體制核心的問題，是要把國家權力中心從共產黨手中向蘇維埃轉移的問題。1990年7月，蘇共舉行第28次代表大會。這是蘇聯解體前蘇共歷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和其它一些決議。
從此，在戈爾巴喬夫“民主化”、“公開性”和多黨制方針的鼓動下，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地方民族主義分裂情緒不斷高漲，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也日益脫離中央。
從1989年開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等一些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提出脫離或獨立于蘇共的要求。立陶宛共產黨不顧蘇共的勸阻和反對，于1989年12月20日在立陶宛共產黨二十大上通過了《立陶宛共產黨宣言》和《關于立陶宛共產黨地位的決定》，宣布立陶宛共產黨脫離蘇共，與蘇共保持“平等的伙伴關系”。戈爾巴喬夫對此節節退讓，蘇共出現聯邦化傾向。黨內所謂“民主派”利用這一形勢，與黨外民族分離主義相互呼應、緊密配合，進行分裂蘇共、解體蘇聯的活動。
1991年3月17日，蘇聯舉行了全蘇人民公決。其中贊成保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票數占76.4％，反對的占21.7％。但格魯吉亞、立陶宛、摩爾達維亞、拉脫維亞、亞美尼亞和愛沙尼亞6個加盟共和國拒絕進行公投。
1991年4月23日，戈爾巴喬夫繞過蘇共中央和最高蘇維埃，與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9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舉行會晤，發表了《“9+1”聲明》，提出要盡快簽訂新的聯盟條約，新建的聯盟將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更名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取消了“社會主義”幾個字樣，這就從法律上破壞了國家統一，特別是改變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發展的方向。
1991年8月1 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公布《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條約》正式文本，明確放棄了聯盟的社會主義性質。各參加國均為主權國家，聯盟僅保留外交、國防、安全和發行貨幣等有限權力。預定在8月20日舉行這個新聯盟條約的簽字儀式。
此時，作為聯盟中最大的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葉利欽，為奪取最高權力，已不惜瓦解蘇聯了。
二、“8·19”事件的經過及其性質。
文獻片《居安思危》解說詞是這樣描述的：
8月20日，是蘇聯新的聯盟條約簽署的日子。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一批蘇聯黨政軍高級領導人，為了保留社會主義蘇聯，同時阻止所謂的“民主派”上臺，于8月19日，宣布在國內一些地方實行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并成立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告蘇聯人民書》，其中指出，蘇聯“正面臨致命的危險，由戈爾巴喬夫發起并開始的改革政策，……因種種原因已走入死胡同，整個國家實際上已失去控制”。接著，蘇聯軍隊開進莫斯科市中心，裝甲車和坦克占據了國家重要機關附近的陣地和城市廣場以及各個交通要道。這就是震驚蘇聯國內外的“8•19”事件。這是蘇共內部一些力圖挽救社會主義蘇聯的領導人，為避免國家走向災難深淵所作的最后嘗試。但他們既沒有明確而又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在實際斗爭中又缺乏堅強的政治意志，這是導致其失敗的根本緣由。
筆者認為，《居安思危》這個分析是比較符合實際，也是比較正確的。發動這次事件的目的是為了挽救處于解體危險之中的社會主義蘇聯。然而，由于這些領導人不是真正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跟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的修正主義路線跑了許多年，有的還是這個修正主義集團的重要成員或骨干，在他們身上早已丟掉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并由此而嚴重脫離人民群眾，所以他們的“阻止”，既不“堅定”，又不“堅強”，“8•19”事件以失敗告終，就不奇怪了。筆者這樣談，并不是否定這一事件對于維護蘇聯統一的積極意義，而是為他們不能有效阻止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的倒行逆施而扼腕惋惜啊！
看吧，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得手以后，參加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那些人，自殺的自殺，被捕的被捕，下場是何等的凄慘啊！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克魯奇納跳樓自殺前在遺書中寫道：“我誠實地度過一生，我不認為自己有罪”。前蘇聯總參謀長、戈爾巴喬夫軍事顧問阿赫羅梅耶夫元帥上吊自殺前留下的絕命書中這樣寫道：“我為之而奮斗的一切都已被毀滅掉！”嗚呼哀哉！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巾！
三、葉利欽在這一事件中的作用。
在“8·19”事件前，葉利欽積極參與分裂蘇聯黨和國家的陰謀活動。1990年，葉利欽在與喀山社會各界見面時說：“只要能吞下，想要多少主權就拿多少。我不想成為每一個共和國民族自覺意識發展過程中的障礙。”1990年7月召開的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上，葉利欽提出“要革新共產黨”，“蘇共應改名為社會民主黨”。就是在這次大會上，他當眾宣讀了退黨聲明，并當即離開會場。1990年11月11日，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會晤。雙方同意建立“聯合政府”。葉利欽表示俄羅斯聯邦至少應得到部長會議主席、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三個職務。1991年6月19日，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隨后于1991年7月20日簽署了《關于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機構、機關和組織中停止政黨和群眾性社會運動的組織機構活動》的命令，即所謂“非黨化”命令。命令宣布禁止各政黨在各級國家機關、群眾團體和基層企業中活動，其矛頭直接指向蘇共。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公布了《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條約》正式文本以后，葉利欽準備參加預定在8月20日舉行這個新聯盟條約的簽字儀式。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8·19”事件爆發了。
再看“8·19”事件中葉利欽的表演：他發表聲明接管俄羅斯境內的全部蘇聯軍隊；任命康斯坦丁·科別茨為俄羅斯聯邦國防部長；召開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非法；葉利欽跳到俄羅斯聯邦議會大廈前的坦克車上發表煽動性演講，號召民眾舉行政治性大罷工，同時宣布蘇聯軍隊中的共產黨組織非法；打電話給梅杰要求西方公開支出蘇聯的改革運動，要求英國繼續同國際社會的活動分子協調一致，以把已經控制蘇聯強硬派力量趕下臺；與美國總統布什通電話，通報蘇聯事態，布什贊揚葉利欽“勇敢地”反對這次政變……。22日，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對葉利欽大加贊揚：“政變破產了。陰謀家們失算了。……我要感謝他們。首先我要指出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杰出作用，他是抵制陰謀和專政的核心。”
1991年12月8日，葉利欽與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維奇，在別洛韋日叢林，背著戈爾巴喬夫簽署《關于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即《別洛韋日協議》，宣布廢除蘇聯，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章程》于同日生效。12月21日，除波羅的海三國外，以俄羅斯為首的原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匯聚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正式宣告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格魯吉亞后來加入）。
四、葉利欽與帝國主義的勾結。
列寧早在1918年就說過這樣的話：“當問題涉及階級利益的時候，資產階級就同任何外國人勾搭，背叛人民，出賣祖國。一百多年來的革命史告訴我們，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國家，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階級政策的規律就是這樣，而俄國革命史也一再地證明了這一真理。”（《列寧全集》第28卷第9頁）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就是列寧所批判的同“外國人勾搭”，“背叛人民”，“出賣祖國”的罪人。
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爾巴喬夫發生沖突之時，美國駐蘇聯大使就已經和葉利欽進行了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持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聯盟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反叛行為。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公開發生沖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后，美國利用各種機會與他保持更為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并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葉利欽訪美，美方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里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
葉利欽回國后，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奪取蘇共領導權。美國則在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之間進行“勸和”，推動兩人“聯手合作”，直接介入蘇聯國內的政治斗爭。
1991年6月，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美國立刻邀請他訪美，并且給予這位尚未就職的蘇聯地方政權領導人以完全的國家元首禮遇。除布什總統與他進行長時間會談外，美國副總統、國防部長、商務部長、國會參眾兩院領袖以及勞聯—產聯領導人、一些大公司老總、社會團體負責人，也都會見了葉利欽。
葉利欽對美國人的知遇之恩投桃報李。1991年12月他與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密謀解散蘇聯時，首先向美國總統通報了情況，取得了美國的支持。
“8•19”事件前夕，蘇聯著名反對派人士波波夫用紙條密告美國大使，說有人正在策劃一場重大陰謀活動。“8•19”事件發生后，美國總統兩次與葉利欽通電話，穩定其情緒，鼓勵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立即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支持葉利欽的立場。加拿大、日本、德國、法國的領導人，以及世界銀行都采取各種方式支持葉利欽的肢解蘇聯的行動。
“8•19”事件后的第4 年，即1995年10月24日，克林頓在美國武裝力量參謀部干部聯席會議上發言時回顧了美國瓦解蘇聯的“戰績”：“利用蘇聯外交的失誤，戈爾巴喬夫及其同僚，其中包括那些公開采取親美立場人們的自信，我們達到了杜魯門總統曾想利用原子彈打垮蘇聯的目的。是的，本質區別只有一個——我們獲得了原料附屬品，不是被原子彈炸毀的國家……4年來，我們與盟友獲得了150億美元的各種戰略性原料、數百噸黃金、寶石，憑借本不存在的方案和一筆很小的數目，給了我們2萬多噸銅，近5萬噸鋁，2千噸銫、鈹、鍶及其它原料。”“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葉利欽及其同僚們的幫助下實現的。他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朋友比爾’的真正目的。通過自己的部下履行西方所要求的一切。”克林頓說：“目前該國（俄羅斯）的領導在各個方面都令我們滿意。”他還宣布說，政府絕不吝惜花錢，只要“不讓共產黨掌權”，“讓葉利欽總統連任，以及建立我們再也不會失去的堡壘……”（2002年1月15日俄《真理報》《誰之罪？與怎么辦？》）
“8•19”事件后的第15年，即2006年底，葉利欽在接受《俄羅斯報》專訪談到蘇聯解體問題時，他厚顏無恥的辯解說：“那是必須要發生的歷史安排”。“這是一個已經被確定了的歷史過程，一個無法逃脫的過程”。“我們都知道，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些歷史上的強大帝國，都無法逃脫自己的歷史命運，蘇聯也是一樣，它的解體已經被天定了”。
五、分裂所造成的嚴重后果。蘇共中央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逼迫下自行解散。亡黨必然亡國。1991年12月25日19時，戈爾巴喬夫向蘇聯全國和全世界發表了告人民書，宣布辭職，并宣布“停止自己作為蘇聯總統職務的活動。”隨后，克里姆林宮上空那面為蘇聯幾代人，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懷有深情的繡著鐮刀鐵錘圖案的蘇聯國旗，被俄羅斯聯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1991年12月26日上午，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舉行最后一次會議，代表們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一項宣言，宣布蘇聯停止存在。從此，蘇聯共產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兩個曾經輝煌了幾十年的名字，就這樣被叛徒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出賣了！
六、向南方都市報提出幾個問題。
回過頭來，我們再分析一下南方都市報這篇社論的奇談怪論吧。
第一，社論認為，“8·19”事件是錯誤的，錯在哪里呢？錯在企圖回到“專制鐵幕”的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盡管從赫魯曉夫上臺以后，這個社會主義已經發生質變，但在社論看來，還是他們所認為的不夠標準的資本主義——所以，我們要問問這家報社的“老總”們，如果你們所指控的“專制鐵幕”，就是社會主義，那么，“8·19” 事件“企圖”回到社會主義、維護國家統一，有什么不對的呢？難道只有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們復辟資本主義、肢解國家才是唯一值得你們推崇的嗎？！葉利欽背叛自己祖國，肢解蘇聯的言行，才是你們認為的“最動人的身影”？最“勇敢、堅定和激昂的聲音”？才是“歷史關鍵時刻的一面旗幟”？才是“俄羅斯民族新的雕像”？才是“最大最寶貴的政治資本”？這樣一來，你們的屁股不是坐到蘇聯人民的敵人的板凳上了嗎？！
第二，對于戈爾巴喬夫所搞的亡黨亡國、消滅共產主義的“改革開放”，是誰在“迷惘”？是人民，還是你們？你們把這種歷史倒退的行為和罪惡竟然視為“天空剛剛現出一縷曙光”？！視為“自由的召喚”？！而把反對這種歷史倒退的正義力量視為“烏云遮蔽”，如此的顛倒黑白，你們也夠可以了！你們聽聽美國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敗》一書中是怎樣評說的，他說：“克林姆林宮出現一位修正主義的總書記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首先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并將使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喪失其存在的理由，直至最終解體導致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失敗。”你們連美國的這個帝國主義鷹犬人物都不如，他起碼還說了些實話，而你們卻沒有勇氣承認戈爾巴喬夫是個“修正主義總書記”！
第三，你們公開的正面的肯定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承認葉利欽是戈氏新思維精神的“傳承者”并且認為，葉利欽肢解蘇聯的行為，“其光芒遠遠蓋過了政變的對象戈爾巴喬夫，成為葉利欽時代的真正的起點。”你們這樣講，無疑是把自己擺在人民和社會主義的對立面了。試問，你們作為共產黨的報紙，竟然贊美資本主義，贊美反馬克思主義的“新思維”，贊美叛徒、賣國賊！難道你們不感到荒唐，無聊，庸俗和可恥嗎？！
不需要我們再做更多的分析了。一句話，這篇社論完全是站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共產黨叛徒一邊說話的。你們甚至都不如某些開明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他們中有的人有時還說些真話。例如，普京在2005年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時還痛心地慨嘆：“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講，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可你們呢？你們連這一點點的實事求是精神和胸懷都沒有啊！

瓦解蘇共是功是過？

蘇聯解體后，戈爾巴喬夫曾經對西方表白：“我生活的目的是消滅共產主義”。葉利欽上臺8年后也自鳴得意的對他的后任者普京說：“我已經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務。俄羅斯將永遠不會再回到過去，俄羅斯將永遠向前邁進。”
西方一家媒體評論說：“葉利欽為俄羅斯制定了新的游戲規則：一黨壟斷、高度集權、缺乏民主的政治體制模式不復存在，以總統設置、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自由選舉為特征的西方式的政治體制模式得以確立。應該說，這是政治體制的一個質的變化，是歷史性的進步。如今，俄羅斯業已形成的民主框架已為各政黨和多數民眾所接受，民主的進程早已不可逆轉。”
客觀的說，瓦解和摧毀蘇共如同瓦解和摧毀蘇聯一樣，并不是葉利欽一人之力，而有著多種復雜的因素。從時間跨度上看，劇變是從漸變開始的，它經歷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緩慢發展過程。事實上蘇共的瓦解，20大就已經開始了。始作俑者是赫魯曉夫。總根子是赫魯曉夫。完成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20大以后蘇共歷屆領導班子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理論層面上看，我們不是常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實踐嗎？同樣道理，沒有反革命理論，也就不會有反革命的實踐。赫魯曉夫提出的“三和”、“三無”，特別是“兩全”，即“全民黨”、“全民國家”；戈爾巴喬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葉利欽提出的“蘇共應改名為社會民主黨”等，都是一脈相承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在這些娓娓動聽的反動“理論”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引導和煽動下，才有后來的反黨、反馬列主義、反社會主義一連串的反革命實踐。從階級斗爭層面上看，這是一場長達35年的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蘇共的瓦解，是修正主義、新老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聯手向無產階級猖狂反撲的結果。盡管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等叛徒的叛變這個內因是主要的因素，因此，說他們是罪魁禍首并不為過。
下面摘錄的《居安思危》上的這些資料就可以證明：
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蘇聯要實行“無限制的民主”。就在當月，一批被稱為“非正式組織”的勢力，在莫斯科市中心集會，打出取消蘇聯國家司法和執法機關的標語，提出他們“有權參加和推舉代表進入蘇維埃”的政治要求，公開主張實行多黨制。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戈爾巴喬夫作了《關于蘇共27大決議的執行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的政治報告。他提出了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新模式為目標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實質上就是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徹底決裂：搬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引入多黨制；通過所謂重新劃分黨和蘇維埃的權力關系，從根本上取消蘇共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動搖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這次會議前后，無限制的公開性和西方式的民主化，在蘇聯政治生活領域里，很快催生了一批所謂獨立的民間組織。1987年12月28日，《真理報》的社論披露，當時蘇聯的非正式社團已經有3萬多個。這些組織肆無忌憚地宣揚反蘇反共觀點，鼓吹成立反對黨和獨立工會。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葉利欽為代表的一大批黨內外政治反對派人士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蘇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會，是推行多黨制過程中的一次重要會議。“民主派”代表葉利欽在發言中說：必須“從堅持一黨制的黨，過渡到允許多黨制并準備在政黨和社會組織法的基礎上同其它政黨共同行動的黨”。戈爾巴喬夫對此采取迎合態度，他明確表示要修改蘇聯憲法，取消憲法第6條中關于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規定。
1990年3月12日，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在序文中首先刪去了“共產黨——全體人民的先鋒隊的領導作用增強了”的表述；并將第6條由“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國家和社會的核心”，改為“蘇聯共產黨、其它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其它社會團體和運動通過自己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并以其它形式參加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為取消黨的領導和推行多黨制打開了大門。
葉利欽，原任蘇共斯維爾德洛夫州委第一書記。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將葉利欽調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后，葉利欽以抨擊特權腐敗為名，撈取政治資本，并對黨內堅持正確主張的同志拼命進行攻擊。在1987年10月21日舉行的中央全會上，葉利欽猛烈地抨擊蘇共中央改革進程緩慢，并點名批判利加喬夫的所謂工作作風，但是立即遭到了幾乎全體中央委員的強烈批評與反對。其后不久，葉利欽被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但是，戈爾巴喬夫卻仍讓葉利欽繼續擔任中央委員，并改任國家建委副主任。1990年5月29日，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當上了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從而奪取了俄羅斯聯邦的最高權力。在1990年7月蘇共的28大上，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綱領派”在美國帝國主義幕后操縱下，提出的旨在改變蘇共和分裂蘇聯的一系列主張，未被大會接受后，他又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進行瓦解蘇共的造勢活動。當他在1991年6月19日，當上俄羅斯聯邦總統以后，就立即下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并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其矛頭直指蘇共。可以說，他對蘇共的垮臺和蘇聯解體給以最后的一擊。
以上事實，完全可以給葉利欽這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叛徒定性：他不僅是肢解社會主義蘇聯的罪人,更是搞垮蘇共的罪人！
然而，社論卻不這樣認為，社論說：“葉利欽一生中最大的政績，是在集權專制留下的荊棘叢中，帶領俄羅斯走上自由發展的道路。盡管他大權牢牢在握，并不時重蹈舊時代的積習，但是他義無反顧地，為國家帶來了自由的言論、自由的市場、自由的選舉和自由的市民社會。他使俄羅斯有了公認的議會與總統選舉，也使別的十多個民族獲得了獨立發展的自由。盡管他的市場經濟功敗垂成，但是他實踐了一次公正的機會，建構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他沒有帶領國家走向公正，也沒有引導人民達到自由，但是他強化了公正觀念，打開了自由之門。”
在南方都市報看來，正是葉利欽搞垮了共產黨——他們使用的代名詞是“集權專制”，走上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資本主義道路——他們的代名詞是“自由的市民社會”，所以在他們眼里葉利欽是“義無反顧”地沖破了共產黨的“荊棘叢”，“打開了（資本主義）自由之門。”“政績”是“最大”的，功德是無量的。
社論還說：“人們習慣于認為，葉利欽是一個破舊有功而立新乏術的人物。如果歷史地看，其實破舊本身就是立新的一部分。打破70多年的舊體制，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在他執政5年之后，俄羅斯人終于放心地說，我們不會再回到舊時代了，因為權力監督的基本架構已經形成，他本人也時常在權力的寶座中搖晃。這是對他的政治成就最大的肯定，也是破壞本身就是一種建設的行動、搖晃是一種真正的穩定的現代觀念的證明。”只要不是白癡或弱智，對社論的這段話，一聽就明白。有三層意思。一是葉利欽“破舊有功”。“舊”是什么？社論明確指出，是“70多年的舊體制”。要知道，這個“70多年”自然包括“十月革命”以后列寧領導的時期和斯大林領導的時期，社論統統把它們歸之于所謂的“舊體制”和“舊時代”！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列寧和斯大林時代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二是葉利欽的“立新”。“新”是什么？其含義當然是指多黨制、私有化的資本主義了；三是，不同意“人們習慣于認為”葉利欽“立新乏術”的看法。社論認為，葉利欽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破壞本身”，“就是一種建設的行動”，何況資產階級已經“放心”了，不會再“回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舊時代”了呢？！因此，社論號召大家要“歷史地看”，對葉利欽的“政治成就”，要給予“最大的肯定”。
社論對于葉利欽的所謂“失誤”雖然有所批評，然而批的不是地方，錯位了。社論認為，“葉利欽一生中最大的失誤”，不是他肢解蘇聯，不是摧毀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做得還不夠，“沒有始終堅定自由的姿態，沒有徹底地兌現自由的承諾”。不僅如此，社論還把“沒有徹底地兌現自由”歸罪于共產黨，是“舊時代培養出來的政客”，“身上帶有的種種舊習”，說什么，這“說明，在建設新時代（資本主義時代）的廣場時，他沒有能夠徹底地清掃舊時代的瓦礫，甚至隨手撿起瓦礫來打人。”“最后使政治強人葉利欽陷入四面楚歌”，但那“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他對自由民主的背叛，企圖建立新權威主義”。“但是他所主張的自由精神已經深入人心，……他的交權，是民主政治中的一個權謀……這本身就是對民選政治的一種尊重和依從，……葉利欽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如釋重負地畫上了一個句號，為他所留下的政治遺產作了一個最后的注釋。”
社論在這些“批評”的話語中，左一個“政治強人”，右一個“自由精神”，這哪里是批評葉利欽啊，這明明是給其樹碑立傳！明明是鼓勵人們繼續走葉利欽的叛徒之路，要人們比葉利欽更“堅定”，更“徹底”，走得更遠，才好嘛？！

搞垮蘇聯經濟是功是過？

在社論看來，搞垮蘇聯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實行強盜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是什么帶來了所謂“四大自由”（“自由的言論”、“自由的市場”、“自由的選舉”和“自由的市民社會”），是什么“帶領俄羅斯走上自由發展的道路”。社論說：“盡管他的市場經濟功敗垂成，但是他實踐了一次公正的機會，建構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他強化了公正觀念，打開了自由之門。”這就是社論所認為的葉利欽第三大“政績”和“功勞”了！
社論還為葉利欽幫腔，說了這樣一段話：“備受爭議的是他的經濟政策。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陷入經濟困境，引發了人們對所謂‘休克療法’的反思。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從私有化程度說，俄羅斯不如民主德國；從財政貨幣緊縮政策看，它不如波蘭等東歐諸國；從市場經濟的深入化看，它甚至不如中國。因此，所謂‘休克療法’的激進改革是一個難以討論的偽命題。越來越清晰的是，阻礙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是舊有的權貴勢力而不是市場新興力量形成的寡頭經濟。這些寡頭統治，阻礙了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建立，剝奪了人民自由創業的機會，加劇了社會貧富分化，使得葉利欽的政治聲望一步步走向低谷。”
社論這樣講，是想告訴人們怎樣一個“道理”呢？筆者分析，第一，它是說，不要批判葉利欽搞的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因為俄羅斯的私有化程度和市場經濟的深化比德國、東歐、甚至中國差多了；第二，所以社論認為，批評葉利欽所搞的激進改革——“休克療法”，是錯誤的，是根本不該存在的一個“偽命題”；第三，社論的結論是，造成俄羅斯經濟陷入困境、加劇社會“貧富分化”，并影響葉利欽威信的不是葉利欽搞的私有化改革，不是新老資本家的掠奪和剝削，而是屬于“舊勢力”、“寡頭統治”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
如此離奇的分析，如此顛倒的邏輯，如此荒誕的結論，能騙得了人嗎？恐怕只有不諳世事的三歲小孩子才能聽信！
社論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葉利欽等俄羅斯復辟勢力的立場上說話的。葉利欽的鐵桿同黨、號稱“青年改革派”領袖和“休克療法之父”的蓋達爾，與社論的腔調就很一致。葉利欽去世的當天，他就針對俄羅斯國內外批評葉利欽的私有化改革問題表示：“最主要的是，（在蘇共垮臺過程中）葉利欽成功地避免了類似‘十月革命’時期造成的大規模的流血，沒有造成大規模社會動蕩，沒有造成饑荒和內戰，他成功了”。這位經濟學家在高調贊揚了葉利欽“領導了俄羅斯最困難的時期”。另一位被稱為俄羅斯“私有化總設計師”、葉利欽“鐵哥們”的丘拜斯更是高度贊揚了葉利欽經濟改革的“歷史功績”：“他成功地完成了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他把我們從不自由帶向了自由，他把我們從一個把謊言認為是很自然和理所應當的，從黨中央總書記到普通公民，隨處充斥謊言的國家，帶到了一個開始努力活在真實中的國家”。還有一位曾任葉利欽政府中第一副總理和燃料與動力部長等職的涅姆佐夫，在評價葉利欽的私有化改革時也給予積極的肯定：“千千萬萬的俄羅斯人應該對葉利欽表示感謝，因為他給了他們自由活著的權利”。發了財的俄羅斯從事律師工作的安納多里對葉利欽也是感恩戴德，他說：“我曾經是一個共產黨員，有25年的黨齡。……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一個最大的不足就是沒有自由，限制個人發展。正是葉利欽帶領人們摧毀了共產黨體制，這使我能大展拳腳。我在葉利欽執政后就開公司賺錢，所以我有今天得感謝葉利欽。”（以上摘自2007年4月25日《新世紀》）
真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烙印啊！這幾位曾在葉利欽當政時期充當幫兇的人物，的確活在“真實”的資本主義“天堂”中，有了“自由活著的權利”？！然而，這種資本主義的“天堂”、“真實”和“權利”并不屬于俄羅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而是屬于借所謂改革之機大肆掠奪蘇聯人民70多年來流血流汗創造積累起來的全民財產的強盜+資本家+貪官們！丘拜斯現在是俄羅斯最大的電力公司“統一電力公司”的總裁！他的巨額財富是怎么來的？就是靠欺騙和強取豪奪得到的！因此，他們這些強盜，這些吸食人民血汗的暴發戶，“備受爭議”，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就在葉利欽、蓋達爾、丘拜斯們彈冠相慶、窮奢極欲、花天酒地的時候，分裂后的蘇聯各個國家紛紛陷于貧困和混亂之中。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年至1945年戰爭期間僅僅下降了2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64.5%，農業生產減少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有1/3的居民生活水平在貧困線以下。從1992年起，俄羅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趨勢。1990年全俄羅斯人均預期壽命為69.2歲，而2001年為65.3歲，幾乎下降了4歲，而一些地區男性人均壽命降低了整整10歲。
就連葉利欽親自欽定的接班人普京都不得不承認：“俄羅斯正處于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他不無憂慮的說：“目前俄羅斯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設能力都已處于枯竭的邊緣。”（2007年4月24日博訊網）
2002年1月15日《真理報》刊登了采訪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科學院院士維克多·維德曼諾夫就蘇聯解體“誰之罪？”與“怎么辦？”的談話，詳細地列舉了令人觸目驚心的一組數字和事實。他說：“如果不是瞎子，誰都會發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將我們國家帶到了何方。他們為爭權奪利導致了蘇聯這個偉大國家的名稱在世界地圖上的消失。他們‘管理’的這些年，是俄羅斯逐步陷進深淵的歲月，蘇聯社會主義時期所取得的使其成為第二個超級強國的一切成就全部喪失和修正，俄羅斯實際上已變成第三個世界國家，成了西方的叫花子。我們自我欣賞，以為依然是從前的偉大帝國，但卻忘記了今天的財政預算600億美元只是十年前蘇聯6000億美元的十分之一。今天，俄羅斯經濟生產潛力所遭受損失的程度比偉大王國的戰爭還要嚴重得多。且不說社會道德了，特別是在葉利欽的改革年代急劇崩潰。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0%以上。經濟投資減少了90%，從而從根本上破壞了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居民生活水平災難性的降低，人口急劇減少。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領導產生了空前規模的貪污受賄，涉及政權的所有階層，從上至下。這證實了俄羅斯的一句俗語：‘魚從頭爛起。’蘇聯人民的勞動創造的巨大財富被逐漸偷光。根據法律，盜竊國家財產者和詐騙者應關進監獄，但在俄羅斯，這條法律不起作用，將來也不會起作用，因為詐騙、偷竊、貪污受賄的根源和其它腐蝕社會的習氣不僅不會被清除，反而受到反人民制度統治條件越來越多的保護。主要黑手黨逍遙法外，決非偶然的是，我們的國家被收買。”
維德曼諾夫在談到工礦等經濟基礎領域被破壞的情況時說：“經濟基礎領域和關鍵結構的狀況令人擔憂。其共性災難是只‘圖’眼前利益，強盜性地開采礦產。……電力狀況相當危急。以前蘇聯統一的電力系統是世界上最強大、最經濟的系統，其主要部分留在俄羅斯。但現行政權不是保護它，而是企圖從各個方面將它肢解。電力供給變得代價高昂而不可靠。在燃料能源綜合體各個領域仍在繼續私有化。如果私有化者將一伙‘需要的人’變富之后，他們就可以毫無代價地得到國民經濟其它部門數以百計今天已破產或倒閉的企業，那么國家因此就會遭受暫不是致命的但也是重大的損失。如果這種命運落到電力、石油和天然氣領域，那將是致命的了。”
“三農”方面是個重災區。他說：“農工聯合體處于極其復雜的狀況。改革前10年，俄羅斯每年人均生產糧食——主要生產指標615公斤，葉利欽時代只有467公斤，比1913年還要少。對國外生產的依賴性今天已達到50%左右。鄉村的物質技術基地已被破壞，農業投資減少了95%。拖拉機、康拜因及其它技術設備的供應只是以前的幾十分之一，而現有機器總數的75%已經耗損。工業與農業產品形成了無法解釋的‘剪刀差價’。農民的社會地位明顯下降。鄉村住房建設減少了3/4，學校建設——12/13，幼兒園、托兒所及文化設施建設——2/3。農工聯合體，如果不采取緊急和根本的措施，在不久的將來國家就會無糧食供給。而這些都發生在我們的農工聯合體不僅能夠保障國民的衣食，而且自信地走向國際市場的條件下。”
談到科學技術，他說：“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科學處于可悲的境地。國家科學技術能力在研究和實驗設計所有關鍵領域都下降了。最近5年，科研經費沒有一次達到法律規定的國家財政收入的4%。1990年，由于科學技術進步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指數是65%，而現在不到5%。‘人才流失’到國外的現象在繼續，已有5萬多科學家離國而去，僅此一項，國家每年的損失高達1500億美元。”
談到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喪失時，他不無惋惜的說：“俄羅斯的‘改革’帶來的不是人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而是不斷的惡化。前不久，聯合國公布了世界上162個國家人文科學發展的當前指數，俄羅斯排在第55位。在伯利菲與馬來西亞之間。須知，就在不久前蘇聯還名列前茅！半數俄羅斯人目前的生活收入只是1991年的40%。60%人們的收入在貧困線以下。出現了急劇的社會兩極分化。我國人民已經忘記了什么是社會消費基金，而它恰恰是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之一，是國家公民的一種社會福利。人們免費上學、就醫、醫療、象征性支付房租和公共服務。”“衛生保健的狀況令人堪憂。今天的俄羅斯，人們徹底忘記了‘預防’這個詞。但俄羅斯的生病率比歐洲要高出40%，并且嚴重。去年，俄羅斯公民衛生保健的國家撥款約占國內總值的2%。在生病率不斷增長的情況下，衛生保健的支出卻在縮減。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如果一個國家衛生保健的支出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那么這個民族就會衰落。葉利欽時期爆發了一些以前似乎完全消失的流行病。結核、血液病、神經病、性病的數量急劇增加。1997年，因服用各種酒精代用品而中毒死亡人數約3萬，是過去10年阿富汗戰爭死亡人數的二倍多。俄羅斯創造了死亡率的歐洲記錄。與西歐國家相比，我們的男性平均壽命少15年，女性少7年。只有15%的嬰兒出生健康。2/3的孕育流產。今天街頭流浪兒童的數量跟衛國戰爭時期不相上下。整個俄羅斯被毒品所籠罩，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吸毒者。目前，毒品問題已涉及到了千萬人，即國家總人口的1/5。由于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每年人口減少100萬。”
私有化給俄羅斯的媒體、社會風氣和社會道德帶來的破壞是嚴重的。他說：“社會道德腐敗。俄羅斯所有電視臺的節目對人們，特別是對青年人產生有害的影響。追求低級趣味。確切地說，不是趣味，展示的是動物的本能。銀幕上播放的是庸俗下流、殘酷、暴力、性、流血等內容。”
關于軍隊方面的破壞情況也是相當糟糕的。他說：“我們那曾經戰無不勝的軍隊不能不引起人們嚴重的關切。為她的國防能力，為武裝力量的裝備情況感到擔憂。步兵實質上已經瓦解，空軍和海軍艦隊已經癱瘓，部隊的物質部分沒有得到軍事工業綜合體生產的最新式裝備的補充。我們的技術今天不是在鞏固我們的國防，而是在裝備外國的軍隊。或許有一天，將會在戰場上與我們那落后的保衛力量相遇。一直是國家金色盾牌的火箭部隊正處在全部崩潰的邊緣。軍官的薪金如此寒慘，以至于不能保證最低的生活水準。一個簡單的道理：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半饑餓的軍隊甚至比可能的敵人還要危險。”“充實武裝力量的隊伍質量在下降。精神道德脆弱。這種狀況在俄羅斯全部歷史中，即使是和平時期也未曾有過。”
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私有化的“傾巢”之下，俄羅斯社會的方方面面，怎么可能有“完卵”呢！私有制真是萬惡之源啊！
維德曼諾夫最后無比憤怒的說：“蘇聯垮臺的主要罪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兩個美帝國主義的雇傭殺手，已遭到人民的啐棄。戈爾巴喬夫因其所作所為被人們公正地稱為‘歷史和人民的叛徒’。至于葉利欽，厚厚的幾卷彈劾材料將永遠成為指控他所犯罪行的文獻。許多國家的例子說明，犯罪一定會受到懲罰，犯罪沒有時效期限。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今天還是秘密的東西終將真相大白，人們將會了解這些投機份子背叛的真實情況。”
記得毛主席當年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維德曼諾夫這個“談話”所反映的用人民的血和淚書寫出來的事實和教訓，深刻而又全面的證實了毛主席的論斷是多么英明和正確啊！我國人民千萬要牢牢記住！切不可上那些贊美、鼓吹、推行私有化的某些政治“精英”和某些政治“勢力”的當啊！決不能讓私有化之風把我國變成蘇聯第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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