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劬幷甙矗荼疚氖亲髡叩臅濉斗磦鹘y主義與現代化－－以中國革命為中心》的第一章。書稿的其他章為：政治路線與文化思想；反傳統主義：民主與科學；反傳統主義：奴隸史觀；革命的現代化。作者在來信中說："這部書稿的目的是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中國革命遭受了空前的挫折，于是想到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的搖藍－－中國近現代史－－中去看一看革命的源流。"我們將分章節連載這部書稿。

中國近代工業化失敗的三個原因：
中心國家、王朝周期與日本崛起的影響

祝東力

　　２０世紀的中國思想界以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為旗幟。
　　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盡管持論的立場多有變化，但反傳統話語的激烈性格始終如一。需要指出的是，中國２０世紀反傳統主義思想的根須深植于１９世紀后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層面，兩者之間有著明確的歷史因果。具體地說，２０世紀中國思想界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是以１９世紀后期以來在原有社會的政治－文化框架內的現代化運動屢屢受挫－－這一嚴峻的現實為前提的?？梢栽O想，假如中國在１９世紀后期通過洋務運動，在同治中興的景氣中較為順利地完成了工業化，實現了富國強兵之夢，借此完成了中國近代史課題，即擺脫日益深重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之命運－－猶如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那么可以斷言，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便不可能主導中國２０世紀思想文化的空間，正如近代以來日本思想大致走了一條與傳統相妥協與調和的道路那樣。因此，中國自１９世紀后期以來政治經濟層面現代化運動的連續挫敗，便成為理解意識形態領域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前提。
　　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連續挫敗，歸結起來大致有三個原因。
　　一、中心國家
　　１、在歐洲，羅馬帝國崩潰后，再也沒有一個權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中央政府的角色：羅馬教庭不過是羅馬帝國的影子，查理曼大帝的統一則過于短命。在封建主義的歐洲中世紀，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由教會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所分割。由于沒有一個中央政權來整合全社會的資源（這是統治階級力量薄弱的表現），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便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生長空間。
　　中世紀后期，統一的民族君主國開始崛起，商品經濟也趨于繁榮。新興的民族君主國一方面挑戰羅馬天主教廷的權威，另一方面則著手翦滅境內眾多封建領主的地方勢力。 在劇烈的政治角逐中， 引人矚目的是君主與商人階級的聯合："歐洲君主新權力的獲得，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同新興的商人階級的非正式聯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為國王的內侍、監工、帳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廠經理等……作為回報，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護，以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苛捐雜稅。他們還為商人利益服務，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這些地方自治政權各有其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1]
　　統一的民族君主國為商人階級的成長壯大準備了條件。一方面，封建的地方自治政權的消滅為開辟統一的國內市場掃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由日益強大起來的民族君主國所資助的海外冒險事業，則為商人階級獲取了不斷拓展的海外市場，以及源源不斷的原料和人力（奴隸）資源。早期探險者們絕大多數是意大利航海家，但他們故鄉那些弱小的自治城市是無力向他們提供海外冒險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擴張事業在使西歐收取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使其獲得了政治利益：世界的財富源源流入西歐，使一個商人－資產階級在教士、王權和貴族階層之外迅速成長，并提出了他們的政治要求－－近代政治民主和人權觀念隨之誕生。歐洲各國相繼爆發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為同期稍后的工業革命和現代化準備了社會政治的條件。商人－資產階級曾經由王權所庇護，現在則反過來吃掉了王權。[2]
　　上述發生在中世紀末葉民族君主國內部的中央政權、封建領主和商人階級三者間的政治斗爭，在歐洲范圍內，直到１９世紀才以商人－資產階級上升為社會唯一的統治階級而告結束。然而，與此相類似的中央政府、地方封建政權和商人階級的政治角逐，在中國歷史上，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經發生過了－－盡管結局在中國大相徑庭。
　　這絕不是聳人聽聞之談。簡言之，在中國，從春秋戰國到西漢王朝，一方面是傳統封建制徹底瓦解后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是政治強權（先是秦，后是漢）與地方割據勢力（先是戰國群雄，后是同姓異姓諸王）之間長期的政治軍事較量。從秦始皇兼并六國到漢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再到漢武帝進一步削弱封建諸侯王國，地方割據勢力終被徹底清除，皇權－官僚階級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宣告完成。與此同時，通過西漢中央政府實行的土貢制度、官辦工業制度和禁榷制度等一系列"排富商大賈"的抑商政策，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亦遭致命打擊。[3] 就這樣，中央集權的皇權－官僚階級不僅統一了政治權力，而且控制了社會絕大部分的經濟剩余。
　　從戰國到西漢，皇權－官僚階級兩面出擊，在橫掃封建割據勢力的同時，也長期抑制了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的成長。需要指出的是，皇權－官僚階級之所以長期堅持抑商政策，并非僅僅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反過來，有關的意識形態偏見之所以能長期綿延不絕恰恰是由于這些政治經濟因素在深層發揮著作用。簡言之，在古代社會，商人階級不僅聚斂錢財，富可敵國，而且跨地區、跨階層，具有相當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他們在平時大量兼并土地，瓦解社會經濟秩序，并腐蝕各級官員。而在歷史危機時刻，商人階級則可能脫穎而出，與皇權－官僚階級爭奪政權。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中，多次都有商人階級（例如鹽商）參與組織發動，不是偶然的。正因為如此，商人階級在中央集權制度看來，無論是對其經濟剩余的壟斷，還是對其政治權力的控制，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蕶啵倭烹A級要維系自身的統治，抑制商人階級的成長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在政治經濟層面建立大一統格局之后，皇權－官僚階級在同期的思想文化領域則罷絀百家，確立了儒學的支配地位。因此，與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諸領域的長期分裂局面不同，經過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勢力和商人階級三方的上述角逐爭斗，中國社會歷史性地導向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國，這種極為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正是造就兩千年輝煌的古典農業文明的前提條件之一。強大的皇權－官僚階級不僅壟斷了社會全部政治權力和絕大部分經濟剩余，而且壟斷了意識形態話語，借此窒息了一次次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但與此同時，它也成功地整合了全社會各種資源，從而有能力抵御自然災害，并抗擊來自北方蠻族的持續不斷的南下攻勢，[4] 維系著遼闊的強盛帝國，在它一次次解體之后成功地予以修復，使之避開了歐洲在羅馬帝國滅亡后分崩離析的命運。
　　２、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與歐洲封建制度在整合與動員社會資源能力方面的差別，可通過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海外冒險的比較而得到生動的說明。
　　從１４０５年（明永樂三年）到１４３３年（明宣德八年），鄭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船隊七次出使西洋。[5] 船隊在到達東南亞各地后，又駛抵印度，并遠達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最后一次遠航時，船隊擁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士以及各種工匠、水手、民工等２萬７千余人，共乘大船６３艘，其中最大的船長４４丈４尺，寬１８丈，可容一千余人，是當時世界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并且滿載有金銀綢緞和瓷器等珍貴貨物。
　　在鄭和最后一次遠航的約６０年后，１４９２年，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在西班牙王室資助下，組成了僅有８７人的遠征船隊。遠征船隊的旗艦"圣馬利亞號"長僅１２丈，寬僅２丈５尺。但是，這艘小旗艦與船隊的另兩艘船"平塔號"和"尼娜號"相比還要大一倍。哥倫布船隊與鄭和船隊在規模上的這種差別，縮影式地表明了歐洲剛剛崛起的民族君主國與當時中華帝國在綜合國力上的差距。
　　與擁有強大中央政府的中國不同，在封建時代的歐洲，政治權力和社會生產的剩余被羅馬教廷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和封建領主所分割，而這種支離破碎的政治經濟結構，　在使中世紀后期的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享有較大生存空間的同時（這是近代資本主義起源于西歐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了歐洲在長時期內政治上軟弱無力，經濟上則無法積累大量的社會剩余，因而難以動員足夠數量的人力物力資源（這使得西歐在中世紀長期處于落后狀態）。
　　在漫長的前資本主義時代，西歐長期處于欠發達狀態，是古代文明中心的邊緣或外圍地區，而中國在各個方面則堪稱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典范。這一歷史事實早已為揚棄了歐洲中心論的西方史學界所承認。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早在漢代，中國已成功地趕上歐亞大陸其他文明，而現在，即中世紀時期，中國則突飛猛進，仍是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面文化最先進的國家?！瓘模妒兰o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到１６世紀西方人開始由水路侵入中國，這１０００年是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空前穩定的時期?！保埃埃澳?，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巨大貢獻，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6] 而另一方面，"１５００年以前，西歐幾乎一直是今日所謂的不發達地區。西歐諸民族地處邊緣地帶，從那里窺視內地。"[7]
　　薩米爾·阿明是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集大成者，他把現代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中心－外圍（邊緣）概念系統地用于解說古代社會的狀況。阿明把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國列為成熟的納貢制社會形態之一，把奴隸制的希臘－羅馬、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歐洲和以遠途貿易立國的阿拉伯地區等，均列為欠發達的外圍地區。他的結論是：
　　前資本主義形態，不問其種類如何，都是由一個占統治地位的中心形態（納貢制形態）和一系列外圍形態（奴隸制、封建和貿易形態）所組成的?！瓏@兩個很早出現的充分發展的納貢制形態的中心，即埃及和中國，以及后來出現的第三個中心，即印度，各類外圍結構逐漸形成并相互間沿著動蕩的邊界建立關系。因此，人們可以列出地中海和歐洲各外圍地區（希臘、羅馬、封建歐洲、阿拉伯和奧斯曼世界），黑非洲，日本，等等。[8]
　　中國由于巨大的人口、物產、社會經濟剩余、豐富的文化創造和高度復雜的行政組織，作為古代文明的中心向周邊輻射著重要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影響。在亞洲地區，"中國是各方面都已完備的模式－－只要自然條件許可，這種模式就忠實地再生產出來：在越南、在高棉時期的柬埔寨，以及在朝鮮。"[9] 古代世界與現代世界的一個區別是，由于技術的限制，中心國家與眾多外圍國家不可能構成任何意義上的國際經貿體系，它們之間主要是一種政治和文化關系。但另一方面，在古代世界，中心國家－外圍國家的關系與現代國際關系一樣是不平等的。例如在中國，中國－四夷觀念幾乎同中華文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一樣久遠。[10]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把國內的納貢制度象征性地延伸到國外，冊封藩國并接受定期朝貢，形成了中國學者所謂的"東亞封貢體系"或者日本學者所說的"華夷秩序" 。 在鄭和下西洋的時代前后，這個"東亞封貢體系"或曰"華夷秩序"也臻于極盛：
　　從十四世紀末到十五世紀初，亦即歐洲西部的葡萄牙親王亨利剛剛著手籌備航海探險事業之時，或者說，比巴托羅繆·迪亞士到達非洲大陸南端還要早一個世紀左右，在東亞，以明朝為中心，已經形成了一個國際秩序，其范圍之大，包括從苦夷（庫頁島），經日本、琉球、呂宋（菲律賓）、東南亞各國、直到印度洋周圍各國，還有包括東北亞和中國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內的廣闊地區。[11]
　　作為古代世界無與倫比的強大政治－經濟－文化實體，中國長期處于東亞封貢體系的中心，高居在這個國際體系的金字塔頂端，其皇權－官僚階級長期堅持"國際統治階級"的觀念、立場和自我意識，以一統垂裳的姿態君臨四方。封貢關系或者"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模式，是他們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唯一承認的方式。歐洲近代國際法中各國在法律上彼此平等的思想，對于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然而，就在明王朝維系著幅員遼闊的東亞朝貢體系之時，從１４到１５世紀，在意大利境內，那不勒斯王國、羅馬教皇轄地、佛羅倫薩共和國、米蘭王國和威尼斯共和國由于彼此實力旗鼓相當，　而只能維持一種　"均勢的狀態"（balance of power），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國際體系。這一新國際體系不斷向整個歐洲擴大，包容了越來越多的國家。西班牙－荷蘭８０年戰爭和德國３０年戰爭結束后，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標志著近代歐洲國家體系（European states-system）正式形成。這個國際體系以"國家主權"觀念、"國際法"原理和"實力均衡"政策為三大支柱。新的歐洲國家體系形成之際，也正是前述各新興民族君主國從事海外擴張和東西方貿易，建立其世界范圍的殖民主義體系的時代。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海外擴張一步步逼近東亞，西方與東方兩種截然異質的國際體系和觀念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沖突。
　　遠在東方的中國作為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中心國家，以其富饒的物產，對于歐洲殖民主義者來說，一直神話般地扮演著其海外擴張之終極目標的角色。歐洲早期海外冒險起源于伊比利亞半島。１４９２年，哥倫布首次做橫渡大西洋的遠航，即隨身攜帶著西班牙國王致契丹（中國）大皇帝的國書－－從此亦可知其探險的主旨所在。但是，真正通過開辟新航路到達東方的卻是葡萄牙人。１５９７年，萬斯科·達·伽馬率４條帆船從葡萄牙啟航，繞過好望角首次抵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明朝以來中國史籍稱古里佛、古俚或古里）。１６世紀初葉，葡萄牙人先后在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欽（中國史籍稱柯枝國或固貞）和坎納諾爾建立商館，接著占領了果阿。１５１１年，攻滅了明王朝的"敕封之國"馬六甲（中國史籍稱滿剌加、麻六甲等）。１５１３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駛入廣州港。
　　西方在海外冒險事業中，以從美洲掠取的大批金銀，通過新航路換取東方的豐富物產。以此為起點，全球財富源源流入歐洲，世界格局為之一變：由于新航路的開辟和舊商道的廢棄，介于東西方之間、以遠途貿易立國的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中國和印度保持自給自足的原狀；歐洲則穩步上升，成為世界范圍的統治階級。
　　繼伊比利亞半島之后，西歐諸國也開始了海外擴張事業。到１６世紀末，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擊敗，葡、西兩國的海上霸權讓位給了后來居上的荷蘭、法國和英國。另一方面，在西歐諸國通過海路開始向外擴張之后，沙皇俄國也從陸路向東推進，并翻越烏拉爾山脈，于１７世紀征服了廣袤的西伯利亞。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早期，它們曾被有效地遏制在當時尚且強大的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區。在海路，１６６１年，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的荷蘭被鄭成功擊敗于臺灣－－此后直到１８４０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西方殖民勢力從海路對中國的入侵被延緩了近１８０年；在陸路，１６８５年，康熙派軍攻克雅克薩城，肅清了擴張到黑龍江流域的俄國勢力，并簽定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此后沙皇俄國的南進也被阻止了大約１７０年。當時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火器和航海技術等方面占據優勢，并控制著許多海外殖民地。而當時的中國則擁有巨大的人口、領土和資源，擁有高效的行政組織能力和偉大的文化傳統。東西方文明之間的這種暫時的平衡在后來的一百多年里被工業革命徹底打破了。
　　１７９３年，正值英國工業革命進入高潮期，英政府派遣馬嘎爾尼（GeorgeMacartn ey）為特使，以慶祝乾降帝８０壽辰為名前來中國，要求增開通商口岸，減低稅率，給予租界，并允許英國派公使長駐北京。英政府的要求被清廷駁回。當時的《乾降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這樣寫道：
　　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爾國王遠慕聲教，向化維殷，遣使恭賚表貢，航海祝厘。朕鑒爾國王恭順之誠……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筋，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今爾國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12]
　　這種以上國自居、輕蔑外邦的"國際統治階級"立場，由于有中國千百年來作為東亞封貢體系的中心國家這一歷史事實為依據，因而成為整個皇權－官僚階級世界觀念中一個根深蒂固的組成部分。這種囿于傳統的國際關系理念一以貫之，到鴉片戰爭時期毫無改變，即使像林則徐這樣"洞悉夷情"的開明派大臣亦不能例外。禁煙之后，林則徐在照會英王的《喻英吉利國王檄》中寫道：
　　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者，賴有此也。[13]
　　甚至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仍不肯放棄這種"國際統治階級"的立場。咸豐年間，理藩院仍要求俄國使節普提雅廷按照貢使禮節到午門行三跪九叩大禮。英法聯軍之役后，英法公使要求駐京，咸豐帝甚至有意以全免英國商品關稅為條件，換取英法撤銷該項要求。１８６１年外國使節進駐北京后，清政府為維護天朝皇帝至尊無上的形象，仍拒絕其覲見清帝。
　　前已指出，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國際體系以"國家主權"觀念、"國際法"原理和"實力均衡"政策為三大支柱。中國皇權－官僚階級的"世界統治階級"立場以傳統的東亞封貢體系為依據，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4]擴及東亞的時代，既悖于理，又輸于勢：一方面與近代國際關系中"主權平等"觀念和"國際法"原理相抵觸，另一方面由于已完全不具備相應的政治－軍事力量，而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中無法與列強保持"實力均衡"。同時，驕矜虛妄的"世界統治階級"立場使皇權－官僚階級妄自尊大，麻木不仁，長期無視西洋文明由于工業革命而獲得的強勢地位，因此不能及時學習、引進西洋文明的有益成份。
　　歷史的悖論就是如此?！∠蚪ど躺鐣霓D變只有在古代文明的邊緣地區（它的薄弱環節）才最易發生。封建主義的歐洲由于中央政權（無論是羅馬教庭，還是神圣羅馬皇帝）的軟弱無力，因而無法整合全社會的資源，致使在教會和大大小小的國王、諸侯及領主們之間，存在著可供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生存和發展的異質的社會空間。當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大西洋貿易及東西方貿易蓬勃展開的時候，巨額財富源源流入歐洲，使一個商人－資產階級便迅速膨脹起來。同時，不斷拓展中的海外殖民地又提供著異常廣闊的市場。資金加上市場，使更新技術以提高生產能力的要求歷史地擺在了歐洲社會的面前－－由商人－資產階級主導的工業革命便應運而生了。與此相反，中國由于中央集權制度的完備和強大，致使皇權－官僚階級壟斷了社會的全部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大一統的社會政治結構在促使中國長期居于古代農業文明的中心國家地位的同時，也抑制了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的自由發展，使中國社會難以從內部自發地過渡到近代工商文明。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國家地位而形成的國際統治階級的立場，又使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在東亞封貢體系內固步自封，在歐洲殖民主義體系日益擴及東亞的時代，對根本變化了的世界局勢長期不能形成客觀的認識和判斷，久久沉浸在"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馬克思語）中，致使趕超歐美列強的工業化戰略被一再延遲。
　　歷史地形成的國際統治階級立場構成了阻礙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因素。
　　二、王朝周期
　?。薄⑼宰鸫蟮膰H統治階級立場作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因素，在洋務運動之前發揮了主要作用。如前所述，這種立場由于是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史長期形成的結果，因而帶有某種難以避免的歷史宿命的性質。一次鴉片戰爭的沖擊，是不足以使龐大的皇權－官僚階級放棄中心國家的立場和幻想的。
　　然而， 經過鎮壓太平天國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的經驗教訓， 清政府從中央（奕訴、文祥）到地方（曾、胡、左、李）的實力派們，已清醒地認識到歐美列強在軍事和工業技術領域的優勢地位。因此，鴉片戰爭時期經世派學者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策略，此時變成了他們的共識。但是，就在清政府的部分實力派開始有限度地放棄原有立場和幻想的時候，從本時期開始，中國歷史上治亂相循的"王朝周期"加入進來，成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第二個因素。與國際統治階級的立場相比，這第二個因素是帶有一定偶然性的。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大多經過長期政治軍事斗爭而建立。由此執政的新一代統治階級由于殘酷環境的長期磨礪和汰選，大多具備較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和行政效率，并對國情民情有較清醒的認識和判斷。因此，他們大多能在王朝建立初葉勵精圖治，采取一系列獎勵農桑、予民休息等有效政策，通過恢復經濟，以鞏固新王朝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此同時，經過長期戰亂，土地荒蕪，人口銳減，土地與人口這一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亦得緩解，因而也為社會經濟的恢復提供了客觀條件。
　　然而，當王朝的鼎盛期過后，一方面，在社會上層，統治階級日益因循茍且，官僚系統腐敗銹蝕，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社會基層，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大批貧困人口流離失所。與此同時，隨著王朝鼎盛期內社會經濟的逐步繁榮，日益掙脫皇權－官僚階級束縛的商品－貨幣經濟則從上、下兩方面推動著王朝的瓦解過程：一方面，商品－貨幣經濟催化著朝野上下土地兼并的進行（各種商業利潤投資于土地），致使流民劇增；另方面則腐蝕著龐大的官僚機器（官商勾結，賄賂公行），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當上述過程逼近某一臨界點時，社會政治經濟體系中任一環節的脆裂，都將啟動蓄勢待發的社會大動亂。由此，群雄逐鹿的歷史活劇再次重演，其結果是另一個王朝的誕生。
　　因此，一方面是皇權－官僚階級統治能力的緩慢退化（這是社會權力重新分配過程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生產資料與勞動者關系的日益緊張（這是土地與人口矛盾的實質）。二者從上下兩個方面導致了一個王朝的衰落和傾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在戰國時代的這句名言似乎是對日后兩千年中國歷史上治亂相循的"王朝周期"的一個預言。
　?。病模保叮矗茨耆腙P到１８６１年興辦洋務運動，滿清政權已維系了２１７年。從中國歷史上看，國運長久的朝代中，兩漢分別延續了２３１年和１９５年，唐持續了２８９年，兩宋合計３１９年，明延續２７６年。到１９世紀中葉，按照治亂相循的王朝周期，滿清的運祚可以說已接近尾聲了。
　　實際上，清王朝經過康乾盛世之后，到乾隆末年就已江河日下。中央政府的情況可從財政狀況見出：康熙時，府庫存銀５千余萬兩，雍正時６千余萬兩，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以前增至８千萬兩。而到乾隆晚年，由于各項支出以及官吏貪污和乾隆的鋪張揮霍，庫存已告匱竭，賦稅所得，年剩僅２百萬兩。另一方面，乾隆末年，土地兼并現象已極嚴重。據史料記載，北京的旗地被旗丁賣掉者已過半數，旗地每畝租銀從清初到乾隆末年已增至十幾到二十幾倍。土地迅速向豪門顯貴之手集中，例如，懷柔郝氏占田至"膏腴萬頃"，寵臣和坤占田８千頃，廣東巡撫百齡到任不足一年，占田達５千頃。因此，至嘉道兩朝，社會動亂便接連爆發。川楚白蓮教起義，河南、北京等地天理教起義，新疆維族起義和張格爾叛亂等相繼襲來，直到爆發席卷大半個中國、持續１４年的太平天國運動。
　　太平天國運動的巨大規模表明了當時中國社會矛盾的尖銳和深刻程度。因此盡管遭到鎮壓，但這場農民革命卻導致了滿清王朝社會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的大調整大改組。因為，正是由于在太平軍面前滿清八旗軍和綠營軍望風披靡，湘軍、淮軍才得以在體制的邊緣集結和成長，從此開始了地方勢力與中央政權在政治、經濟諸領域的不平衡發展， 導致權力重心從中央向地方轉移。 中央政權的這種"空心化"過程產生了一系列后果：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北洋艦隊孤軍作戰，南洋艦隊和陸軍坐視不救，以致出現李鴻章所謂"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的怪現象；八國聯軍大舉入侵，北京淪陷之際，東南各省督撫卻做壁上觀，實行"東南互保"（實質獨立）政策；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滿洲親貴眾叛親離，中國歷史終于迎來了２０年軍閥割據的局面。
　　如前所述，中央集權制度的完備和強大一直是中華文明居于古代社會中心國家地位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歷代王朝的興衰其實質也就是中央政權的興衰。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及東亞，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諸領域面臨前所未有挑戰的時代，強大的中央政權更是不可或缺的整合全社會力量的中樞。在西方列強的政治、經濟、軍事壓力面前，分散的民間力量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只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才有能力統籌全局，實施以工業化為目標的趕超戰略。這既是１９世紀后期德、日兩國的道路，也是２０世紀上半葉蘇聯的經驗。
　　中國早期的工業化，是應清政府對內對外政治軍事斗爭的需要匆忙上馬的。
　?。保福叮蹦辏痹拢玻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以此為標志，洋務運動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洋務運動是一場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軍事和工業技術，興辦和移植近代國防工業乃至一般工商業，并相應地發展西式文化教育的"自強"運動。它以"采西學制洋器"為號召，史稱"同光新政"。洋務運動的實質，是以近代西方科技和工業文明為傳統的皇權－官僚階級的統治秩序提供新的物質支撐。這個實質也是"中體西用"的真正內涵（見下章）。這場中國早期的工業化運動在起步之際，正值英法聯軍剛剛退出北京、太平軍和捻軍起義尚未平定的內憂外患時期。這種內憂外患導致地方勢力膨脹和中央政權衰落。因此，早期工業化的許多重要項目均由各地方督撫分別推動，缺少總體戰略和統一規劃，因而限制了其規模和層次。在洋務運動的各項舉措中，只有京師同文館由總理衙門直接創辦和管轄，其他諸如機器局、船政局、招商局、礦務局等，均由地方經辦，各自為政。超出地方權力范圍的事宜便難以實施。例如修鐵路，１８６７年秋至１８６８年初沈葆禎、李鴻章便已建議中國"自行仿辦"，但毫無結果。１８７４年受日本第一次侵略臺灣事件震動，李鴻章再向奕訴"極陳鐵路利益"，奕訴雖亦以為然，但是卻謂"無人敢主持"，乃至于"遂絕口不談"。
　　中央政權的衰落突出表現為皇權的軟弱無力?！≡趥鹘y的中央集權制度內，"乾綱獨斷"的皇帝本人在行使其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同時，還具有不可替代的符號象征功能。特別是在中國，能夠與各種糾纏、阻礙現代化的傳統勢力進行抗衡的最大力量只有皇權。然而，清末的同（治）、光（緒）、宣（統）連續三代皇帝，都是沖齡即位，皇權軟弱無力，朝政長期把持在對世界大勢茫昧無知的那拉氏手中，從而使晚清的上層權力格局除滿漢間的隔閡之外，又增加了帝后間的猜忌和傾軋，中央政權由此進一步削弱。
　　可以設想，假如西方工業革命提早１５０年，或者中國歷史推遲１５０年，那么，當鴉片戰爭襲來之際，則正當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和臺灣鄭氏政權之后，國勢臻于極盛時期。也就是說，假如西方列強挾其堅船利炮與中華文明相遇之時，剛好是一個王朝的鼎盛期，而非衰落期的話，那么，中國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就可能要重寫了。
　　三、日本崛起的影響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及東亞的歷史必須從正反兩方面予以評估。
　　在近代，資本主義的西方相對于封建主義的中國來說始終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資本主義列強擁有先進的物質技術、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文化體系。另一方面，其先進性的取得和維系又離不開對落后國家和地區的侵奪與壓迫。列強從廣闊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場所掠取的巨額利潤，不但為經濟技術的更新換代源源提供著物質基礎，而且也滋養著一個日益壯大的市民－資產階級。西方資本主義的這兩面性也傳遞給了近代中國，使后者的社會變遷具備了雙重性質：一方面是一個封建社會轉變為近代社會，另一方面是一個中央帝國沉淪為殖民地。所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僅僅是上述兩種變遷過程相互交織而形成的一個不穩定的、暫時的、過渡性質的形態，其發展前景或者是一個依附于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外圍的殖民地社會，或者是一個獨立自強的現代新型社會（即兩個中國之爭）。我們應當從西方資本主義的雙重性質以及中國社會變遷的雙重性質，從中心與外圍的互動性質，來全面、辯證地理解整部中國近代史。
　　遠航而來的西方列強帶來先進的軍事和工業技術，激發了中國早期的工業化運動。歷史唯物論告訴我們，物質生產手段更新的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生產關系以及整個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系統的根本變革。因此，洋務運動的這一步，是邁向近代社會的。
　　中國傳統思想不特重技術，這是由于中國社會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家庭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自給自足，擴大規模與降低成本的需求均不急迫；同時，也由于農業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環境相對穩定－－這與航海民族隨時面對變化莫測的大海和海盜侵襲的環境根本不同，因此后者圍繞航?；顒?，不得不發展諸如造船、航海術、測繪和鑄炮等技術，以及天文、數學、物理等知識體系，并帶動其他相關技術和學科的發展；中國傳統不重技術，還由于知識階層通過科舉考試，被制度化地引向官僚集團（"學"與"仕"的密切關系），普遍喪失了對"器"的興趣；當然，中國傳統思想不重技術的最重要原因，還在于中國人口眾多，勞力密集，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動員、組織全社會的人力資源。因此，盡管中國古代社會曾有多項自發的技術發明，除眾所周知的羅盤、火藥、造紙術、活版印刷外，中國的技術和發明在古典時期相繼傳入西方的還有水力輪式碾磨機、水力冶金鼓風機械、水力紡織機械、耕畜挽具、風箏、鑄鐵、瓷器、船尾舵、運河船閘閘門等等－－盡管如此，但中央集權制度組織動員大量人力資源的機制，卻一再彌補、掩蓋了在漫長時間里各項技術的停滯不前，使技術的發明因缺少動力而受到抑制。
　　然而，這不是說中國傳統社會體制性地拒絕技術。只要有助于加強或者挽救皇權－官僚階級的統治，技術當然是好東西。進入１９世紀后半期，經過太平天國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的經驗教訓，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實力派排除了朝野頑固派的阻撓，將西方技術與西方價值體系剝離開來（非意識形態化），洋務運動由此迅速展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在前期是北洋艦隊，后期是漢陽鐵廠。
　　北洋艦隊由李鴻章集團苦心經營，號稱勁旅，以北洋艦隊為主力的中國海軍當時亦排名世界第八。值得注意的是，北洋艦隊曾給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以強烈震動。
　?。保福福赌辏对拢毖笈炾犚远ㄟh、鎮遠等巨艦為首，列隊從海參崴出發，訪問長崎。 在岸上， 中國水兵與日本當地警察偶然發生沖突，雙方互有死傷。"一時輿論沸騰，傳出日清斷絕邦交、清國軍艦大舉來襲等傳說。"當時日本政府與中國妥協，中國對日本受害者償付一萬五千五百日元撫恤金，日本則對中國受害者償付五萬二千五百日元。當時日本輿論認為，"日本沒有一支敵得住北洋艦隊的艦隊，被它的威力壓倒了。"[15]
　?。保福梗蹦辏毖笈炾犜俣仍L日，駛入橫濱港，在旗艦定遠號上招待日本貴族院、眾議院議員和新聞記者，顯示威容。日本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當時慨嘆說："艦體巨大、機器完備、士兵熟練等，值得一觀之處頗多。"[16]
　　盡管當時日本有人譏之為"驢蒙虎皮"，但就在北洋艦隊兩次訪日之間，１８８９年朝鮮政府因農業歉收而禁止糧食出口（防谷令），使日商蒙受損失，日本政府要求賠償，并發出最后通牒，后又接受妥協，"這是因為李鴻章電告伊藤博文首相：'不能默視日本（對朝鮮）的強壓'，使伊藤想起了北洋艦隊的威力。"[17]事實上，說北洋艦隊以其威懾力一度成為中國國力的組成部分并成為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后盾，是不過份的。
　　與北洋艦隊順利成軍不同，漢陽鐵廠的創辦歷經坎坷。１８８９年，張之洞移任湖廣總督之后，便開始籌辦漢陽鐵廠。但是，在選擇廠址、勘察煤鐵礦山和采購機器設備等方面，張之洞在決策時犯下了一系列知識性錯誤。例如，鐵廠應設在近煤、近鐵地點，但張為"督察之便"，將廠址設在遠離煤鐵礦山的漢陽，距大冶礦山１２０公里，致使煤炭、鐵礦石、錳礦石、石灰石等原料都要溯江長途運來，極大提高了鐵廠生產成本。再例如，勘察煤鐵等礦山資源應是籌建鐵廠的先行工作，但張之洞卻因缺少科技知識而頭足倒置，先購機，后探礦，在不明鐵礦性質的情況下，盲目購入屬酸法煉鋼的英國貝色麻爐。興建漢陽鐵廠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蘆漢鐵路生產鋼軌。但大冶鐵礦含磷偏高，酸法煉鋼爐無法除掉鐵礦砂中的磷，煉出的鋼含磷達０.２５％，不符合路軌鋼材含磷０.０８％以下的要求，致使產品大量堆積。直到后來拆除貝色麻煉鋼爐，改裝堿法馬丁煉鋼爐，才生產出合格的軌鋼。
　　傳統的皇權－官僚階級在倉促走向近代大工業生產的道路上充滿曲折。同時，這也是"中體"與"西用"之間的邏輯矛盾（參見下章關于"中體西用"的討論）在現實層面的一次暴露。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盡管"虧折甚巨"，但依靠中央集權制度動員全社會資源的能力，以長遠的國家利益為目標，在一段時期內扭曲常規的經濟法則－－這仍可以理解為實施趕超戰略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事實上，漢陽鐵廠作為亞洲創建的第一家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于１８９４年投產，比日本的第一家鋼鐵企業即著名的八幡制鐵所（１９０１年）早了７年。鐵廠出鐵之日，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上海洋報館即日刊發傳單，發電通知各國；西方甚至將此視為中國覺醒之標志。據《東方雜志》所譯西報稱："中華鐵市，將不脛而走各洋面，必與英美兩邦，角勝于世界之商場……嗚呼！中國醒矣，此種之黃禍，較之強兵勁旅，蹂躪老羸之軍隊尤其慮也。"[18]日本人更對漢陽鐵廠做了細致的觀察，在一篇報道中贊嘆說：
　　登高下瞻，使人膽裂：煙囪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縱橫，密如鱗甲；化鐵爐之雄杰，碾軌床之森列，汽聲隆隆，錘聲丁丁，觸于眼簾、轟于耳鼓者，是為二十世紀中國之雄廠耶！[19]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及全球的時代，洋務運動作為中國早期的工業化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同期稍早，在性質上亦包含相近內容，即都是皇權－官僚階級企圖以西方近代軍事和工業技術，為傳統的統治秩序提供新的物質支撐。二者各自的成績通過中日甲午戰爭得到了一次檢驗。從此，即從１８９４年直到１９４５年的半個世紀里，日本的崛起及其對亞洲大陸的擴張，一再地牽制、阻撓、侵占著中國的工業化之路，成為阻礙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最后一個重要因素。必須指出的是，由于遠隔重洋，在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的交通、通訊等條件下，西方列強即使憑借資本和技術的優勢，也難以完全抑制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但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的崛起，終于撲滅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最后一線希望。
　　２、在世界殖民主義體系中，近代日本作為唯一的例外，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運，快速走上富國強兵之路。這一事實常常被神秘化，以至被人們稱作"奇跡"。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薩米爾·阿明指出：
　　日本"奇跡"的問題從來沒有從中心與外圍關系的角度來看。可是類似之處是突出的。在日本所處的地區里，中國是各方面都已完備的模式。……可是在日本，自然條件形成了嚴重的障礙：全國的封建割據，貿易城市的自主性，這些都限制了國家中央集權的程度，因此日本和歐洲之間雖然遠隔千里，卻具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確實，在日本受到外界震動以前，日本社會并不導致資本主義，但是一旦時機到來，它就安然成為資本主義。[20]
　　同樣作為古代社會的欠發達地區，日本與前資本主義的歐洲有著相近的社會結構。這使它比之于中國，能夠更順利地適應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時作為外圍海島國家，日本歷來不得不關注中心國家的有關動向，因此有重視情報、獲取海外知識的傳統。例如在１７世紀初，德川幕府就曾聘用隨荷蘭船漂流到日本的歐洲人作外交顧問，并保留荷蘭商館，借以收取海外情報，同時以近代地理、軍事、醫學等為主要內容的蘭學研究也相應成為風氣。但是，這些因素并不足以使日本避開淪為列強殖民地的命運。因此，薩米爾·阿明在討論日本演變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之后，又接著指出："事實上，如果日本不幸已被結合進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地區（即淪為殖民地－－引者）的話，這種演變就可能不會發生。它沒有受到這種命運之苦，因為它當時是一個窮國。相反，中國擁有大量集中的剩余，就吸引了歐洲和美國的貪婪。"[21]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代，具有著密切的戰略相關性。１８４２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英方首席代表樸鼎查極其樂觀地說：這個條約開辟了"一個如此廣大無邊的市場，致使蘭開夏所有工場的紡織品，也不能充分供給中國一個省的需要"。正是中國以其巨大的國土、人口、資源和經濟剩余長期吸引著列強，為東北亞的日本起到了巨大的屏障作用。[22]甚至同在東北亞的朝鮮，也曾受惠于中國這座巨大屏障的緩沖影響。因此，強加給朝鮮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不但遲至１８７６年才簽訂，而且不是來自西方列強，而恰恰出自剛剛引進西方文明的日本。
　　近代日本的崛起與近代中國的衰落互為表里和因果。日本崛起得到了英國的庇護。英國受到俄國在歐洲和中亞擴張的牽制，需要日本作為幫手，以遏止俄國在遠東的南下，因此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都對日本提供了支持。日俄戰后，日本羽翼漸豐，逐漸侵犯到英國的在華利益，但衰落中的大英帝國對此已經無能為力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正在取代英國地位的美國開始著手抑制日本，美日在亞太地區的矛盾日益激化，終于走向了太平洋戰爭。只是由于徹底戰敗，日本才被迫納入到美帝衛星國的軌道中。
　?。?、日本是作為傳統社會的欠發達地區被猝然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體系中的。由于資源匱乏，市場狹小，更由于缺少長期的資本和技術積累，從而迫使日本只能冒險依恃武力，采取超經濟的、赤裸裸的直接軍事侵略和占領方式，在列強支配的東亞國際關系的夾縫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場，以彌補其技術和資本的先天不足。正是由于這種內在的經濟約束，明治維新以后，一條軍事冒險主義的路線主導了近代日本的發展方向。
　　甲午戰敗后，依照《馬關條約》，清政府賠償日本巨額軍費２萬萬兩（后追加３千萬兩以贖回遼東半島）。日本利用這筆巨款（收到的是英鎊），除了作為日后確立金本位制的準備金外，第一用來抵補甲午戰費的３０％（７千９百萬日元），第二用作擴充軍備費用（約２億日元），第三用來設立鋼鐵廠和擴充鐵路、電報電話事業（３８０萬日元），第四用作經營臺灣殖民地的費用（１千２百萬日元），第五用作皇室費用（２千萬日元）和為水雷、教育、災害準備的三種基金（５千萬日元）。"就是說，以賠款為杠桿，和天皇制軍國主義緊密結合的日本資本主義確立起來了。"[23]以甲午戰爭為標志，日本走上了擴軍－征掠－積累，再擴軍－再征掠－再積累的滾動循環的發展模式，以奪取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所必需的原料和市場。這是一條通過戰爭以實施現代化的道路。甚至日本的民用產業，例如生絲和棉紗生產，也是以出口創匯來進口武器和機器設備，以便謀求擴軍和培植軍事工業。日本的這一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在亞太地區，直接侵害了英美等以雄厚資本和技術為擴張手段的歐美老牌資本主義的根本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太平洋戰爭。
　　前已指出，中國的衰落與日本的崛起互為因果和表里。就在甲午戰后，由于在先前喪失了緬甸、越南、琉球等傳統封貢藩國之后，如今又失去了朝鮮，傳統的東亞封貢體系終于土崩瓦解，中國的中心國家觀念開始徹底動搖。
　　在中國，有關夷夏之辨的思想集大成于西漢時期的春秋公羊學。公羊學以孔子《春秋》為經，它的流行正值秦漢統一國家形成之后，中央集權制度牢固確立的時期。由于中國長期居于古代文明的中心國家的地位，這種思想自然上升為作為世界統治者的皇權－官僚階級的意識形態，在漫長歷史中，成為儒學根深蒂固的世界觀念。但是，既然中國－四夷意識是由中心國家的現實地位來支撐的，那么，這種地位的完全喪失，也就使夷夏之辨的觀念無所附著了。甲午戰后，梁啟超通過回到孔子《春秋》的本義，否定了中國夷狄的傳統區分。他在為徐君勉著《春秋中國夷狄辨》所做序中寫道："然則《春秋》之中國、彝狄，本無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雖中國也，面然而彝狄矣；其無彝狄之行者，雖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24]中國、夷狄不再是固定的專名，而轉變為價值評判的普泛概念。梁氏接著說："《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學校昌，人倫明，道路修，游民少，廢疾養，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彝狄。"[25]對中心國家觀念的反省和放棄，在當時絕非梁啟超一人之私見，而是整個維新士子的共識。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日兩國此衰彼興的互動關系，中國對自身中心國家地位的這種反省和放棄的議論，在崛起中的日本則相反相成地換成了另一種讜言高論。
　　曾任天皇侍讀的日本中國哲學權威服部宇之吉（１８６７－１９３９）曾說："儒學之真精髓在于孔子教，然中國于此久失真精神?！窕蕠鴷绻胖I，著成于再建中國之偉業。"日本近代思想家內藤湖南（１８６６－１９３４）在其名著《東洋文化史研究》中則以文化中心移動說立論："正如文化中心從黃河流域遷移到江南一樣，在現代，文化中心移到了日本，故應將以日本文化為中心的東亞文化作為新的中國文化加以醞釀。"[26]這種對傳統"中國"地位的覬覦和取代的言論主張酷似１５世紀末以后沙皇俄國的"第三羅馬"理論，即關于羅馬被歐洲蠻族攻陷后，西方文明中心遷移到拜占廷，拜占廷淪陷后又遷移到莫斯科的論述。[27]
　　這種覬覦、取代"中國"的思潮是有其現實依據的。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相繼吞并或侵占了琉球（１８７９）、臺灣（１８９５）、朝鮮（１９１０）、中國東北（１９３１）乃至大半個中國（１９３７），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占領了整個東南亞地區（１９４１），逐步形成一個以日本為中心、包括眾多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體系，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源遠流長的東亞封貢體系解體后，日本取而代之，建立了一個短命的東亞國際體系。
　　如前文所述，假如不是一衣帶水的日本瘋狂掠取亞洲大陸，以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模式尋求擴張，那么，歐美資本主義列強以廉價商品和雄厚資本為主要手段對中國實行的經濟、政治侵略，由于遠隔重洋，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難以完全抑制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的。如果說"王朝周期"對中國現代化的阻礙作用并不具有歷史必然性質的話，那么，日本的崛起及其對中國現代化的干擾就更是多種歷史原因合力作用的結果。
　　但是，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每一次軍事擴張都無不帶有盲動主義性質。例如甲午戰爭中，日本已罄其所有海陸軍力量孤注一擲。因此當時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說"國內軍備殆已空虛"，并非虛言。假如當時中國的統治集團有決心打一場持久戰，以日本當時單薄的國力，是絕難取得最后勝利的。這種軍事上的盲動主義使日本不斷鋌而走險，連續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最終導致了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覆滅，從而徹底打碎了日本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擴張模式。
　　注：
　　[1]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１５００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６７頁。
　　[2] 商人－資產階級消解王權（軍事獨裁政權）的過程在２０世紀東亞各國將以另一形式重演（見后文）。
　　[3] 參看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０８－２１９頁。
　　[4] 反過來，這兩者也促成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持續存在。毛澤東："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７４頁。
　　[5]根據明張燮《東西洋考》（１６１７），明代人以婆羅洲（加里曼丹）為界，婆羅洲以西稱西洋，婆羅洲以東稱東洋。
　　[6]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第４２９頁。
　　[7]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８頁
　　[8]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論外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高舌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０年，第４４頁。
　　[9]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第４２頁。
　　[10]于省吾："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驗證，則中國這一名稱起源于武王時期，是可以肯定的?！陨檀云髦?，中國與四夷還沒有完全對稱。自東周以來，才以南蠻、北狄、東夷、西羌相對為言。"見《釋中國》，載《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第２頁。
　　[11]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上冊，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第１２頁。"東亞封貢體系，包括中國和它周圍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很久以來就與中國的統治王朝保持著一種特殊的封建從屬關系。"見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頁。
　　[12]《高宗圣訓》卷二百七十六，轉引自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第２６６頁。
　　[13]《林文忠公政書》乙集，轉引自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第２６７頁。
　　[14]最早提出"世界體系"理論的似乎是斯大林。他在《論列寧主義基礎》（１９２４年）中說："加緊向殖民地和附屬國輸出資本；擴大'勢力范圍'和殖民地領土，直到占領整個地球；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大多數居民進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壓迫的世界體系－－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的經濟和領土變成所謂世界經濟的整個鏈條的各個環節，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兩個陣營：一方面是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另一方面是不得不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斗爭的占極大多數的殖民地附屬國。"見《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１９頁。重點號原有。這里不但提出了"世界體系"概念，而且還包含了"中心"與"邊緣"的劃分。
　　[15]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上冊，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第２１１頁。
　　[16]轉引自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上冊，第２４２頁。
　　[17]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上冊，第２５１頁。
　　[18]《東方雜志》第七年第七期，轉引自馮天瑜：《張之洞評傳》，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１頁。
　　[19]《中國十大廠礦記》，轉引自同上書，第１１１頁。
　　[20]阿明：《不平等的發展》，第４２頁。
　　[21]阿明：《不平等的發展》，第４２頁。日本學者從另一方面也指出："１９世紀的殖民掠奪主要以礦產資源為主要目的，日本是一個礦產資源貧乏的國家，西方殖民者對其不感興趣。正由于這樣，長期以來，日本不需要用很多的努力去確保它的第一個戰略目標，即本土安全。"見日本《信報》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８日社論。
　　[22]遠山茂樹："由于日本受培理來航（即１８５３年美國培理艦隊迫使日本開國－－引者）的直接外部壓力比中國晚了十多年，統治階層從中國的鴉片戰爭以來的經驗中取得了教訓，盡管不很充分，卻能夠有了對付它的余裕。"見《日本近現代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第７頁。可以作為參考。
　　[23]遠山茂樹：《日本近現代史》，第１２７頁。上述數字亦見該書同頁。
　　[24]《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二》，第４９頁。
　　[25]《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二》，第４９頁。
　　[26]轉引自溝口雄三：《現階段及２１世紀日本的中國研究課題》，見《２１世紀中國與日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１５頁。
　　[27]１５世紀末東正教修士菲洛修斯最早提出"第三羅馬"理論，他在給伊凡雷帝的信札中寫道："虔誠的沙皇，前兩個羅馬雖已滅亡，第三個卻依然聳立，而且決不會再有第四個。"轉引自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第４２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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