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隨后三年時間里，隨著抗戰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俘獲了越來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樣對待這些戰俘呢?眾所周知，這些日本戰俘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影響嚴重，很難在短時間內改造他們。于是由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提議，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1940年10月決定，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以日軍戰俘為主體的特殊學校，用以開展打倒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工作。這就是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由來。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生活供給，在整個陜甘寧邊區財經困難的形勢下，不僅有保障，而且相對于八路軍總部和政府其他部門的生活更優越。

　　在抗日根據地，軍隊、政府機關、學校都實行供給制。邊區政府在1942年就作出了十分細化的生活供給標準制度，共分10類40余種。在延安的日本、美國、蘇聯、朝鮮等外國友人列為第一類，日本戰俘也被視為外籍朋友來對待。如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豬肉3斤、蔬菜30斤等。對外賓客灶更是優先，每人每月細糧36斤、豬肉15斤、清油4斤、豬油1斤、粉條2斤、雞蛋30個、豆腐30斤、雜支每人每月50萬元邊幣。奶費、燈油費、洗澡用炭均一一列出，按量供應，衣服不限。日本工農學校新來的學員，給予特殊優待:第一月份發給津貼5元，被氈按實際情況補充，毛巾及肥皂各一條，牙刷一把，牙粉及煙各一包，旱煙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單衣單褲、襯衣襯褲各一套，鞋襪各一雙。以后每隔四個月，每人補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條，肥皂兩塊，煙草二斤，鞋襪各一雙。

　　學校除按一般的統籌統支規定外，還特別供應:每人每月豬肉大秤1斤(2.5市斤)，糧食除按我軍規定供應外，每人每月另加優待面10斤(不扣米)，過年、過節或日本的重要節日，由供應機關批準發給一定的會餐費。

　　學員的主食，原來是小米，后來改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二三個菜。星期六晚餐，有時加菜，還有各類邊區自產的白酒。

　　最熱鬧的是每星期一次學員們自己動手包餃子。從廚房領來面和餡，大家七手八腳地搶著干，不是把餃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餡放得太多包不起來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鍋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國同志的幫助、指導下，過了一段時間，學員們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餃子的要領。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99%來自晉冀魯豫各個戰場，他們被俘后大都經過在前線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的初步教育及生活的體驗，大多數人的思想已有所覺悟。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更是受到特別的關照。有個俘虜叫渡道俊夫，他在回憶被俘后的情況時寫道:

　　1940年8月，百團大戰時，我們中隊在晉西北大部被殲。剩下我們受傷的當了俘虜。我當時認為，當俘虜是日本軍人的最大恥辱。我日夜擔心，八路軍一定會用極其殘忍的手段來處死我們。當時，精神上極其苦悶。在醫院里，和我住在一個病室的是八路軍一二○師的一位戰士。他不管自己的傷痛，周到地照顧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廁所，幫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褲，拿到河邊洗干凈。不久，一二○師師部竟決定送我到延安醫院去治療。過去，我應征離家，離別媽媽、哥哥時，沒有掉淚?？墒牵@次我和這些八路軍傷員分別時，卻禁不住流下了滾滾熱淚。

　　到了延安，我被護送到城東15里的柳樹店，進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醫生、護士、群眾從各方面幫助我。在這里，我認識了一位八路軍同志，逐漸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煙、談話。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請他帶點黃醬來。他一口答應。后來，我聽說他竟是八路軍的一位旅長，就恐慌起來，趕去道歉。那位旅長拍著我的肩膀，親切地說:“沒什么，那是我應該做的。”八路軍和日本軍隊真是不一樣。病愈后，我就請求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了。

　　有位學員叫谷川，寫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發表在校內墻報上。他在文章里寫道:“飯桌上擺滿了日本式和中國式的菜。班長一聲令下，大家就開始動作起來。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雞素燒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聲說:‘美極了，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別的桌子上，有人說:‘我們真幸福!在日本國內，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們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聶榮臻在回延安開會時，特意登上寶塔山視察日本工農學校。當他看到墻報的文章，學生談到延安生活幸福，經常吃雞素燒時，開玩笑地對負責總務的劉興渭說:“能不能請我吃一頓雞素燒啊?”劉興渭說:“就怕司令員不肯賞光。”聶榮臻哈哈大笑說:“我一定放開肚皮吃一頓日本菜。”半小時后，學生吃晚餐了，聶榮臻一邊吃著雞素燒，一邊通過翻譯和學員們談話，食堂內不斷傳出學員們的笑聲。

　　學員的津貼，享受八路軍連長級的待遇。當時，八路軍的津貼，分成五個等級:士兵:1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團長:4元;師長:5元。毛澤東、朱德的津貼也是5元。學員的津貼3元錢，在當時延安，可以買6斤豬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雞，一般是用不完的。加上生產的收入，使學員們更加寬裕。

　　1942年8月下旬，延安連續下大雨。有的地方爆發了山洪，部分災民缺衣無食。9月1日，日本工農學校全體學員，自動集資144元，支援災民?！督夥湃請蟆房橇诉@件事，表揚學員們。

　　1943年，學員把集體剩余的5000元錢，投入學校的合作社。不少學員說:“在日本，我們欠了很多債，在延安，倒變成了投資者和有錢人了。”

　　學員晚飯后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出校門隨意散步。不少人喜歡到商店去逛。

　　一次，日本工農學校舉行歡迎新學員的文藝晚會，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四位成員也趕來參加，他們坐在觀眾席，看日本師生演節目。這些由日本學員自編自演的大部分節目體現了日本國的風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報劇“收割的秋天”等。特別是“收割的秋天”這出戲，反映日本農村的莊稼漢，一年四季耕種碾打，但在稻谷豐收后，自己卻顆粒未得，他們的勞動成果全被政府供給侵略戰爭部隊了。農民們呼天不應，痛不欲生。接著，新排練的“應山事件”話劇，更是把反戰氣氛推向了高潮，臺上臺下熱浪涌滾。當那位名叫和尚里的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對準壞透頂的福田中隊長時，臺下的日、美觀眾都揮動拳頭喊了起來:“干啊!干啊!”

　　文藝晚會在“八路軍進行曲”的軍樂聲中落下帷幕。美軍觀察組的一位成員受師生邀請講話。他用不熟練的日語說:“真沒想到，工農學校的學生在延安過著這樣愉快的生活，連新來的日本士兵在這么短的時間里也與大家心連心，這使我們不能不為之驚嘆。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時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舊地重游……”

　　延安工農學校改造日本戰俘(圖)

　　環球時報

　　中共領導人與在延安參觀過工農學校的美軍觀察組部分成員交談。

　　史誠

　　從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軍戰俘在該校接受改造，絕大部分人后來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日本在華的反戰組織

　　中日籌劃建立戰俘學校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隨后三年時間里，隨著抗戰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俘獲了越來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樣對待這些戰俘呢?眾所周知，這些日本戰俘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影響嚴重，很難在短時間內改造他們。于是由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提議，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反復磋商并在1940年10月決定，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軍戰俘為主體的化敵為友的特殊學校。

　　為了建立這所學校，中日兩國的有關同志用相當長的時間進行了研究、籌備。

　　這個學校取什么名字呢?野坂參三與毛澤東、王稼祥進行了協商。大家認為，各抗日根據地俘虜的日本戰俘雖然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忠實信徒，但他們普遍出身于工農家庭，因此就定名為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隨后，籌備人員著手尋找校址。當時在寶塔山附近有一所為東北地區培訓干部的學校，面積大，空閑著，有人說是一個很好的地點。但有人反對，認為它在延安的中心，靠近寶塔山，易成為日本飛機轟炸的目標?？傉尾恐魅瓮跫谙榻涍^再三考慮，還是決定把學校設在這里。事實上，日軍在多次轟炸延安城時，正是把寶塔作為搜尋延安的惟一標志性目標而保留下來，危險最大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了。

　　野坂參三受中共中央委托，擔任日本工農學校校長，此外他還兼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對敵工作部顧問等職。

　　毛澤東為戰俘學校題詞

　　1940年夏天，從前線各地陸續送來了5名俘虜。10月，晉西北送來6名。這些俘虜，經過前線部隊的初步教育和生活體驗，大多數人的思想已有所覺悟。有個俘虜叫渡道俊夫，他在回憶被俘后的情況時寫道：

　　“1940年8月，百團大戰時，我們中隊在晉西北大部分被殲。剩下我們受傷的當了俘虜。我當時認為，當俘虜是日本軍人的最大恥辱。我日夜擔心，八路軍一定會用極其殘忍的手段來處死我們。當時，我精神上極其苦悶。

　　“在醫院里，和我住在同一個病室里的是120師的一位戰士。他不管自己的傷痛，周到地照顧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廁所，幫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褲拿到河邊洗干凈。

　　“不久，120師師部決定送我到延安醫院治療。過去，我應征離家，離別媽媽、哥哥時沒有掉淚。可這次我和八路軍傷員分別時，卻禁不住流下了滾滾熱淚。

　　“在和平醫院，我認識了另一位八路軍同志，逐漸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停谒抢镂鼰?、談話。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請他帶點黃醬來。他一口答應。后來，我聽說他竟是八路軍的一位旅長，就惶恐起來，趕去道歉。那位旅長拍著我的肩膀，親切地說：‘沒什么，那是我應該做的。八路軍和日本軍隊不一樣。’病愈后，我請求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了。”

　　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很多人都有相類似的經歷。

　　學校教育進程，大致分三個階段。剛到延安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約一個月，對學員進行入學資格審查，主要了解學員是否有入學要求，是否具備了入學條件。審查通過，就進行為期兩個月的預科生教育課程。經過預科教育，接著實施10個月的本科生教育。

　　學員通過入學資格審查后，還須填寫入校志愿書：“我進日本工農學校，自當努力學習該校所教授之學科，并服從本學校所規定之校規及紀律，若有違犯，愿受校規的處罰。”在學員中，也有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毒害頗深的學員。特別是日本軍部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向該校派遣經過專門訓練的特務，妄圖竊取我軍反戰情況，煽動學員逃跑，投毒暗殺師生。

　　1940年10月開始上課時，有學員11名。1941年3月，山東抗日根據地有14名日本人到達延安，使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增加到25人。

　　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溝八路軍大禮堂，隆重舉行了日本工農學校正式開學典禮。中央機關及延安各學校、團體2000余人參加祝賀。毛澤東親筆為大會題詞：“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中國的民族敗類!”

　　根據辦學目的，學校提出了校訓：和平、正義、友愛、勞動、實踐。

　　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從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軍戰俘在此得到思想轉化和素質提高，絕大部分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日本人在華的反戰組織，有些還浴血奮戰在前沿陣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光榮捐軀。

　　外國記者參觀戰俘學校

　　1944年6月1日，中外記者參觀團沖破國民黨政府的重重阻撓，由晉入陜，到達邊區固臨。9日來到延安。他們在延安采訪長達30天，有許多人對日本戰俘學校充滿了興趣，并做了觀察和采訪。

　　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合眾社記者哈里遜·福爾曼了解到，該校的學習是從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講起，使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社會發展形態、帝國主義的本性等深奧的理論在學員頭腦中扎下了根，因而使學員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當他了解到這所學校連日本派來的特務都被改造過來的事實后，更感神奇，追根問底，要弄個真切。原來一個名叫瀧川直亮的特務，原先在某旅團當兵，旅團長親自召見他，讓他潛伏到延安，采取投毒和爆炸等手段暗殺崗野進(野坂參三的化名)。日軍司令部為此不僅給他升了職，還專門將他送入位于山西曲陽的日本特工學校進行了強化訓練。他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參加學習后，終于悔悟了。他坦白了一切，并踴躍參加了“日本解放聯盟”這個反戰組織。日軍一計不成，又派出了六個特務，結果有五個和瀧川直亮一樣成為反戰勇士。

　　美軍觀察組視察戰俘學校

　　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18人分兩批飛抵延安。他們對工農學校興趣很濃。他們想看看中國共產黨是怎樣神奇般地將日本侵華部隊的官兵，在延安改造成與他們并肩戰斗的戰友的。

　　一次，日本工農學校舉行歡迎新學員的文藝晚會。美軍觀察組的4名成員也趕來參加，他們坐在觀眾席的顯著位置，看日本師生表演節目。表演的大部分節目體現了日本國的風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報劇《收割的秋天》等。《收割的秋天》反映的是日本的莊稼漢，一年四季耕種，流血流汗，稻谷豐收，糧積如山，但自己的勞動成果全被政府強征供給進行侵略戰爭的部隊了，農民們呼天不應，痛不欲生。接著新排練的話劇《應征事件》，更是把反戰氣氛推向了高潮。該劇將日本一應征縣警備隊老兵不甘死亡，奮起反抗的義舉表演得惟妙惟肖。當時那位名叫和向里的老兵將雪亮的刺刀對準壞透頂的福田中隊長時，臺下的日美觀眾都揮動鐵拳喊了起來：“干啊!干啊!”仿佛他們也是劇中人了。

　　1944年11月25日，日本工農學校把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各地舉辦的圖片巡展搬到了學校，組織全體學員參觀。這100多幅照片反映了美軍在太平洋、緬甸、西歐各戰場作戰的情景，真實感人。當學員們看到一張在緬甸騰沖戰場上被擔架抬著日本傷兵如骷髏般軀體的照片時，他們再次感悟到軍部宣傳的“赫赫戰功”不過是騙人的把戲。

　　日本工農學校的體育活動很多，拔河、柔道、相撲、跳棋、棒球，應有盡有。

　　1945年春，日本工農學校邀請美軍觀察組比賽棒球。消息傳出，成群結隊的延安軍民前來吶喊助威。日美兩國棒球比賽在延安寶塔山下打得難解難分，小小棒球在他們身邊飛來飛去，“運動員”們個個累得滿頭大汗。兩場比賽，均是美軍觀察組獲勝。日本工農學校學生并不沮喪，態度謙和，高唱《解放聯盟歌》，對美軍勝利表示祝賀。

　　日寇投降后，野坂參三于1945年9月初帶著該校200多名學生，離開延安，回到了自己的祖國。至此，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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