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美國的經濟崛起多么的不可思議,與流星疾雨般突如其來的日本現代化相比,其發展似乎是步履緩慢和華而不實的。日本近代的兩次崛起都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無論在社會領域,還是在經濟領域,這一現代化進程速度之快,成效之顯著均可謂史無前例,它所創下的記錄迄今無可匹敵。在這種高效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動力,正如著名政治學家和社會學教授格林菲爾德教授所說:“現代經濟的持續增長特性并非是自我維持的,它需要民族主義的激勵和支撐。”
在日本人看來,經濟競爭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是實現民族目標的僅次于戰爭的最佳手段。敵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種戰斗精神,從本質上就是對抗西方。同時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義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對西方的對抗和對西方“文明”的欽佩結合起來。在日本經濟發展的歷程中,充滿民族主義思想的企業家多不勝數,選取其中代表人物足以說明經濟領域真正的愛國者必須是民族的,必須是充滿競爭意識的企業家。
澀澤榮一:開“侍魂商才”之先河
在日本,澀澤榮一(1840—1931)的名聲極大,從后人贊美他的頭銜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這些頭銜有“日本實業之父”、“近代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產業經濟的最高指導者”、“儒家資本主義的代表”等等。談到日本明治時期的工業化,不可不提到澀澤榮一。他一生的業績宏偉非凡,僅僅參與創辦的企業,就多達五百余家。這些企業遍布銀行、保險、礦山、鐵路、機械、印刷、紡織、釀酒、化工等日本當時最重要的產業部門,可以說當時社會各方面的創立者、或者指導者幾乎全部都是澀澤榮一。
澀澤榮一出身在一個經商世家,他的父親農商兼營,詩書俱通,用中國的傳統觀念來說,“耕讀傳家”和“商賈致富”占全了。澀澤榮一很早就開始學習儒學兼以練習劍道和書法,并拜頗具志士風格的尾高新五郎為師。少年時期的良好教育及武士精神的熏陶,使儒學的基本思想和武士道滲入了澀澤榮一的血脈。這種在啟蒙階段的似懂非懂狀態下學到的知識,對人一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澀澤榮一少兒學壯而行,經歷了從“倒幕攘夷”志士到幕府家臣的轉變,受幕府派遣到歐洲學習游歷,又以“以夷為師”。明治維新以后,新政府器重澀澤榮一在財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任命他為大藏省租稅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組主任(類似于中國發改委主任),參與了新政府的貨幣制度改革、廢藩置縣、發行公債、殖產興業等幾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醞釀和制定。
明治7年,時任大藏少輔(財政部副部長)的澀澤榮一依然棄官從商,當時日本官尊民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澀澤榮一卻說:“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輩散于民間的話,何能指望一國之健全、進步與發展?我的辭職就是為了使民間企業里大批涌現出德品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業者……”此后,日本越來越多的人才致力于產業報國,各個行業的知名企業家層出不窮,后來活躍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百年基業的企業也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不斷創立。
在實業思想上,他把來自中國的儒家精神與日本武士精神合為一體,奠定了日本經營思想的基礎。他不僅是日本人所公認的近代產業先驅,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業的精神領袖。澀澤榮一在《論語與算盤》中將“士魂商才”確定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澀澤榮一從工商業者應該具備的人格和品德的高度來認識經商之道即儒家的“內圣外王”,又打上了鮮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喚起工商業者的高度職業使命感。時至今日,日本財團企業還保持著這種武士儒商的傳統。
在澀澤榮一以后的日本企業家不是每一個都給生意賦予高尚的品質并研習《論語》。然而他們無一例外的贊同已經完全現代化了的武士倫理——“侍魂商才”,日本毛紡織業的先驅井上聲在談到他之所以創辦企業的理由就是“讓祖國與歐洲和美國并駕齊驅”。1908年,日本實業家鈴木動三郎也承認了在創辦和努力經營企業過程,民族主義情感所起到的激勵作用,他認為:“一旦我的事業得以開始,最終受易的將是國家和民族。”
按照澀澤榮一的觀點國民“富”而后國家能“富”,國家“富”而后能“強”,國家能“強”而后能“獨立”和有“尊嚴”。因此,“商場”即“戰場”,“企業家”即“將領”,“工人”即“士兵”,“經濟戰爭”是全體國民的“對外戰爭”,要“內和而外戰”,競爭與合作一直是日本財團企業之間的主旋律。
跟澀澤榮一同時代的日本最著名的著名思想家及教育家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福澤諭吉,關于“商業是戰爭的最佳代替物”的觀點被當時實業界稱為“這個時代最響亮的聲音”。1880年第一期《東海新經濟評論》的社論就代表了日本人對“經濟戰爭”的看法,也是對福澤諭吉“經濟戰爭”理論的最好注腳。社論認為:“我們當今把外國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類,我們試圖用經濟與他們戰斗——戰爭的手段是貿易。”如今,日本萬元大鈔上的頭像正是福澤諭吉,足見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及他的理論對當代日本的影響。
瀨島龍三:脫下軍裝換西裝
二戰以后近一千萬日本軍人解甲歸田,他們中的大部分都進入企業,成為企業中的骨干力量。在舊日本軍隊中忠君愛國的思想并為因為美國人的改造而消退,這群脫下軍裝換上西裝的商人很快就把日本的產品買到了當年槍炮也沒夠得著的地方。在戰后軍人出身的企業家中,瀨島龍三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和傳奇人物,1932年在陸軍士官學校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并獲天皇御賜的銀表。1938年12月,以第一名的成績從陸軍大學校畢業,天皇賞賜軍刀。之后由于參與制定和執行了很多重大戰役計劃被稱作“昭和三參謀”之一。
年輕時的崢嶸歲月隨著日本的戰敗成了過眼云煙,而瀨島龍三戰后的經歷簡直就稱得上“神奇”兩字,單單看他在被蘇聯人關押在西伯利亞11年以后進了伊藤忠商事以后的經歷就是一個奇跡。1958年1月瀨島進入伊藤忠商事時只是四等社員,這是女高中畢業生的待遇。而兩年后的1960年7月被晉升為航空機部部長,1961年10月業務本部部長,1962年5月取締役(董事),1963年常務董事,1968年專務董事,1972年副社長,1978年董事長。
這種經歷除了中小型家族公司之外是幾乎絕對不可能的,尤其在日本這種企業風氣基本上是論資排輩的情況下,但瀨島龍三卻做到了。瀨島龍三晉升的如此之快的奧秘是他為一個中型商社,主要販賣纖維制品的伊藤忠商事的轉型弄來了第一桶黃金。并且成功地指揮伊藤忠商事脫胎換骨,轉型成功。
綜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一種企業形態,一直在成長最快的領域展開事業,在貿易方面支撐了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而多元化經營及通過貿易帶動投資,讓綜合商社跨越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成為產業組織者和日本財團的最核心企業,上世紀90年代包括伊藤忠商事在內的綜合商社一直占據著世界500強前10位的位置,后因業務重組和拆分及旗下公司的獨立核算,排名迅速下降。
瀨島龍三把任大本營參謀本部作戰科長和關東軍參謀的經驗用于伊藤忠商社的組織中,在綜合商社引入了參謀組織。在綜合商社中業務本部并不從事具體,而是像總參謀部一樣制定戰略計劃和應對戰略層面上的公司轉型。瀨島龍三手下的直屬員工都稱以瀨島龍三為核心的管理層是“瀨島機關”,這個稱呼帶有典型的日本帝國陸軍參謀本部組織的色彩。瀨島龍三準確預見1967年的中東戰爭將在6天內結束,并提前判斷1973年將發生石油危機,從而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石油行市差價,他在自己任專務和副社長時負責伊藤忠商社內的參謀組織,收集并活用各種情報,并獲得了“戰無不勝的情報人員(CIO)”的稱號。
瀨島龍三一直站在財經界總參謀長的角度思索著國家的經濟戰略,1973年韓國政府邀請他為韓國經濟發展獻策。瀨島龍三向他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后輩樸正熙總統提供的對策是設立綜合商社,因為韓國沒有資源,必須靠出口才能發展經濟。1975年,韓國一號綜合商社——三星物產成立,之后三星、LG等財團又模仿伊藤忠商社的業務部門改組“秘書室”,使之成為企業的“總參謀部”,韓國財團對日本財團的學習和模仿最終在21世紀初,上演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一幕。
瀨島龍三在1981年退任伊藤忠顧問后,又出任了日本政府從事行政改革的“臨時行政編查會”委員,到了中曾根內閣時代,瀨島成了中曾根的智囊,為政府提供參考意見,成了退休后的瀨島的重要工作。中曾根以后的各界內閣,也均重用了瀨島。因為成功預測了海灣戰爭的爆發時間,又為瀨島龍三的經歷增添了一份傳奇色彩。
御手洗冨士:新時期的“和魂洋才”
“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維新中的一個重要思想,由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顧名思義,“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勵日本國民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要求國民保留日本傳統文化。日本的經濟團體和行業協會的起源是澀澤榮一創立的“擇善會”和“東京商法會議所”,如今日本最重要的經濟團體是由日本最大的1500家企業組成的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其會長被稱作日本財界“總理”,對日本的經濟、政治、外交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2006年5月24日,佳能公司董事會主席御手洗冨士夫出任經團聯會長,在佳能美國公司工作23年的御手洗冨士夫被稱作日本最熟悉美國、最了解國際經營手法的一位企業家。而要成為經團聯的會長,必須得代表整個日本企業界的利益,全盤西化的人物顯然不可能擔任這樣的角色。御手洗冨士夫是“和魂洋才”式的人,外部西洋的技巧而內心仍然秉承著傳統的日本商業價值觀念。
1997年,御手洗冨士夫晉升為CEO。他的上臺標志著佳能正式進入轉型期。上任之初,御手洗冨士夫借鑒美國控制成本現金流至上的經驗,在許多制造領域大刀闊斧地削減成本。他果斷地關閉了個人PC、液晶顯示器和電子打字機等一系列虧損的業務部門,拍賣了相應的資產,把佳能十多個產品線縮減到打印機、復印機、照相機與光學儀器等四個,從而避免了近3億美元的巨額虧損。
另一方面御手洗冨士夫并未通盤接受硅谷文化,他拒絕指派外部董事,理由是他們對公司貢獻太小,但他授權審計人員嚴格監督主管;另外他采取記點調薪的方法,鼓勵員工打拚業績,堅定地保持了終身雇傭制。佳能的變化是日本企業這10年努力過程的一個縮影,從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企業今后的發展方向。御手洗在終身雇傭制上的態度,讓佳能公司在業績上取得了成功。現在日本眾多的企業不得不重新開始審視終身雇傭制。
一個制造企業,它需要不斷地開發新產品,而一種技術的培育,一個新產品的開發,總要花上十年八年時間,回收生產銷售成本也要用幾年,這個鏈條很長很長,不用終身雇傭制的話,工程師的工作、生活將很不穩定,他沒法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研究開發中去。終身雇傭制的最大好處就是能把教育成果積累下來。日本企業不像美國企業那樣靠不斷地變換員工來強化組織,而通過對員工的徹底教育來強化組織。
御手洗認為企業的生產內容需要不斷調整,因為生產內容的調整,而讓一部分職工失去工作是很不應該的。佳能的做法是,不斷地開拓新的生產領域,通過對職工的技術培訓,讓他們進入到新的工作崗位繼續工作下去。企業有責任做到在不裁員的前提下,實現生產內容的轉換。
成為日本經團聯會長后御手洗富士夫依然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認為已經日本“失去10年”已經過去,要積極面對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御手洗富士夫在上任之初便撰文指出:“日本還不能為眼前的業績沾沾自喜,沒有資源的日本要想保持繁榮,不僅要在經濟和社會的結構上,還要在包括國民意識在內的層次上進行更大的變革。因此,我才提出了“革新日本”的口號,描繪了一個轉守為攻的改革計劃。”
他呼吁日本人應該確立“自立信念”,給強者創造機遇,使其能夠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獲得發展,同時,使失敗者獲得東山再起的機會,并保護弱者。這種效率與公平同時兼顧的方式正是美國經驗和日本模式的結合,同時作為日本轉型時期的企業家和工商業領袖也繼承了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等老一輩日本企業家以產業報國為己任的進取精神。
結束語:有什么樣的企業家,就有什么樣的企業
1964年東京奧運會距日本二戰投降僅僅28年,奧運會使索尼、松下一批日本典型的民族品牌,為世界所熟知,從而開始了日本大批的民族品牌以島國為根據地走向世界的新的起點。從日本企業取名就可以看到日本民族的凝聚力,SONY是SUNNY的諧音代表太陽軍旗,1946年索尼成立,立志要在經濟領域把日本的太陽旗插遍全世界,Panasonic(松下)最早在日本的英文叫National,品牌含義非常明確,就是民族牌,國家牌,在日本人的心中,松下是他們的民族英雄。
還有NEC,它是Nippon Electronic Company的縮寫,日本電器公司。尼桑NISSAN,它的意思是日本生產。尼康NIKON,日本光學的縮寫。NHK,日本廣播公司。還有立邦漆,它的英文名稱Nippon paint,就是日本漆,這些品牌都充分體現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還有像三洋Sanyo,三洋立志在經濟領域做出好的產品占領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JVC,Japan Victory Company日本勝利公司。
以及富士通FUJITSU,這是日本民族的標志。日立HITACHI,日本站立起來。CANON佳能,加農炮CANNON,去掉了一個N,就是立志要成為經濟領域的加農炮。所以日本經濟就是在這樣一批令日本人驕傲的民族企業的帶動下,以日本文化為凝聚力,團結一大優秀批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本土市場為根據地,相互支持,相互鼓勵,然后走向國際,以創新和高質量的產品,來樹立日本產品高品質形象,在全世界群策群力,最終實現民族經濟的騰飛。
在一個國家經濟突飛猛進、冉冉上升的過程,也必然會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起著激勵和支撐作用,這種精神其實就是民族主義,離開民族主義,我們根本無法解釋日本經濟夢幻般的崛起過程,因為在當代社會,只有民族主義,才能既可以為政府和精英人士努力提高民族威望和國家經濟實力提供持續的精神激勵,又可以喚起社會大眾對經濟問題、國家權力問題、民族優勢問題的極大關注,激發人民對國家命運前途的擔憂。只有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下,國家內部各個階層的人士才能上下凝成一股繩,為一個偉大、振奮人心目標而持續不斷地努力,從而共同地將國家經濟帶入快速發展的軌道中去,實現經濟強國的夢想。
在中國曾幾何時,高喊愛國本是令人激情澎湃,引以為豪,催人上進的口號。時下,高喊愛國者卻被形容成出于某些特殊目的或是青春期容易躁動因不成熟對社會憤怒不滿。充滿民族主義精神的愛國行為成了某些偽自由主義文人攻擊他人的大棒,詞義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愛國者”變成了“愛國賊”。愛國是一種道義行為,如果愛國可以謀利,那賊可就多了。縱觀日本崛起的歷史,曾經燒了英國大使館的伊藤博文是“愛國賊”,澀澤榮一、福澤諭吉是,當代的瀨島龍三、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同樣也是,最后發現日本盡是“愛國賊”,但卻是“愛國賊”讓日本走向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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