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十年,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大潮基本上席卷全球各個角落,這不僅使得各國的消費者,特別是歐美國家的消費者可購買到全球最為價廉物美的商品,也讓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物價水平一直處于極低的水平。
我記得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到香港,21世紀初到美國及加拿大,這些地方的物價之便宜實在令人嘆息。因為這些地方超市里的商品多數都是來自于各種要素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特別是美國及加拿大更是如此。我記得那時在加拿大購買一雙品牌運動鞋,其價格比國內購買要低百分之幾十。所以,那時候我所要用的衣服及鞋基本上是在國外帶回。而這些都是經濟全球化給各國消費者帶來的巨大福利。
正因為,許多商品可以在全球要素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各國國家的消費者能夠分享這種經濟全球化的成果,也讓整個物價水平在21世紀以來一直處極低的水平。即使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美聯儲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即使之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全球各國盛行,從而導致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泛濫,但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物價水平仍然一直處于極低水平。不少國家央行希望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來推高物價水平,也無濟于事。比如,日本央行就是希望采取量化及質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推高物價,但其物價水平仍然一直在預期目標之下。何也?估計很大程度上與經濟全球化大潮有關,讓可貿易產品能夠在全球要素最有優勢的地方生產,從而讓相應可貿易商品的價格水平一直處于低位。
不過,應該看到,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盡管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泛濫,但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可貿易產品的價格不僅沒有上漲,反之在回落,但各國不可貿易的服務則在快速上漲。比如醫療、教育等服務的價格則在快速上漲,兩者對沖,各國通貨膨脹基本上維持在溫和水平。
比如,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自1997年來,美國的醫療、教育等不能外移的服務業的價格則在快速上漲,而在全球化大潮下的可貿易產品,如玩具、電器、衣服、汽車等商品,由于全球化的供應鏈體系下生產,其價格不僅沒有上漲反之在下跌。可以說,這是當前全球各國物價處于較低水平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美國總統特普上任之后,以美國優先為理由,挑起了全球的貿易大戰,從而引發一股經濟逆全球化的大潮。特朗普逆全球化的主要方式,就是對各種進口商品加征關稅,迫使近年來不斷擴張的美國企業生產線回遷到美國,以規避開征關稅的風險。這必然會推高企業的生產成本,使美國的通貨膨脹上升。
可以說,美國總統特朗普這種逆經濟全球化的政策,不僅使得美國消費者及企業要使用價格更高的商品,也讓企業的生產成本全面上升,這必然會全面推高美國物價水平。比如,美國早前對加拿大木材增加征收關稅,使得美國每建造一座房屋的成本已經比2017年初大升9,000美元;年初同被加征關稅的洗衣機的情況也是如此。不僅美國是這樣,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美國最新公布的生產品價格指數(PPI)顯示,美國的通貨膨脹正在全面上溫。6月PPI按月升0.3%,按年升3.4%,這些數據都超過預期,其中按年升幅更是2011年11月來最大。剔除食物及能源的核心PPI按月升0.3%,按年升2.8%。PPI作為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的先行指標,PPI的快速上漲很快就會傳導到CPI上來。
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總裁亞當斯(Timothy Adams)表示,如果經濟全球化完全逆轉,各國居民可選擇的商品減少,商品的質量也會降低,經濟生產效率降低,這些都將是導致通貨膨脹上升的重要因素。盡管美聯儲目前仍然認為當前美國物價上升只是暫時的,并不代表一種趨勢在變化。但是,全球經濟逆全球化導致物價水平上漲應該是一種市場法則,這可能成為一種趨勢而無法逆轉。
如果美國的物價水平隨著逆全球化上漲成了一種趨勢,這不僅可能使得全球各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提前結束,比如歐盟及日本,也可能使得正在讓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美國,加快其貨幣政策正常化之速度。
可以說,美國的貨幣政策不僅是它本國的貨幣政策,也是全球的貨幣政策。美國貨幣政策加快正常化,可能會成為未來國際金融市場最大不確定性。因為,美國貨幣政策加快收緊將全面影響國際金融市場資金的流向,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利益格局。可以看到,今年以來,美聯儲的加息,美元開始強勢,已經讓大量的資金從新興市場流出,從而導致不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價格暴跌,貨幣嚴重貶值,金融市場陷入嚴重困境。比如,阿根廷、巴西、俄羅斯等國都是如此。
所以,美國總統特朗普逆全球化所造成的影響并非僅是對一些進口商品加多少關稅問題,也并非僅是影響一些國家的出口問題,它將可能引發整個國際市場一系列的連鎖反應。特別是,這種逆全球化將引發全球通貨膨脹全面上升,引發美聯儲加快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速度,這將對國際金融市場及中國金融市場所帶來的風險一點都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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