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公共定價理論

　　在西方公共經濟學中，公共定價是指公共部門運用強制性權力規定某些行業產品或勞務的交易價格。

　　西方經濟學認為，完全競爭市場中，由于單個企業的需求曲線是水平的，價格即為企業的邊際收益。因此，根據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條件，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商品的價格應當按邊際成本來確定。但是，對于壟斷企業，其需求曲線與全行業的需求曲線一樣是向右下傾斜的，價格會高于其邊際收益，如果任憑企業按照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來追求利潤最大化，價格會高出企業的邊際成本，壟斷企業的產出量會不足，會損失一些消費者福利。而如果壟斷企業的邊際成本由于規模經濟效益而遞減，那么按邊際成本定價，又會給企業造成虧損，使生產難以為維系，因此，只好采用按平均成本定價的方法。

　　但是，要讓資本主義企業不盈利是不可能的，薩繆爾森等明確指出，企業不是根據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的比較來確定價格，而一般是根據所計算的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并在平均成本上加一個固定的比例來進行定價。這一私人企業的定價法，同樣適用于私人企業生產(準)公共產品的情形。于是，只好通過制定合理、公正的利潤水平，來限制壟斷行業的利潤率。然而，合理、公正的利潤水平又該如何制定呢?

　　由于邊際成本定價法，完全忽視了企業固定成本的存在，必然導致企業虧損，在實踐中完全不適用，因此，西方公共經濟學不得不找出一些與邊際成本有關的現實情形來支撐這種方法。這兩種情形分別是二部定價法和高峰負荷定價法。

　　所謂二部定價法是指由兩種因素構成的定價體系：一是與使用量無關的按月或按年支付的“基本費”，二是與使用量有關的“從量費”，該法是反映成本結構(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的定價體系。所謂高峰負荷定價法是根據高峰和非高峰時的不同需求規定不同價格的方法。企業的生產能力是按高峰期的需求設計的，如果企業提供的產品受技術條件的限制不能儲存，那么必然在非高峰期發生設備的閑置和浪費。這樣，若不區分高峰需求和非高峰需求，統一進行定價，就難以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

　　現代社會的所有企業的成本結構都有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之分，但是，這些企業的產品卻很少用上述二部定價法來銷售。需求高峰期價格較高的主要原因，用西方經濟學的術語來講，在于高峰期的需求彈性較小，提高價格也減少不了多少消費，而非高峰期的需求彈性較大，降低價格可以刺激使用量增加，也就是說，可以增加企業的利潤，而不只是彌補企業的成本。

　　當然，如果企業的生產能力低于高峰期的需求，那么價格提得足夠高時，也可以排除一些消費，使得企業可以滿足剩下來的有效需求。實際上，高峰負荷定價法同樣是把實力弱的小用戶在高峰期的消費排除掉了，而有利于大資本用戶。

　　西方公共經濟學還承認，無論是按照邊際成本、平均成本或是在平均成本之上加成定價，其前提都是要了解生產企業的成本情況。而企業并沒有動力去公開自己的成本情況，從而使政府部門無法根據真實的成本情況來定價，會使得實際價格偏高。有鑒于此，政府必須為企業設計合理的激勵機制，從而使企業得以獲得信息租金。除了根據生產企業的邊際成本定價外，西方公共經濟學還有一套根據消費者的邊際成本來定價的理論。

　　二、公共物品的定價

　　2006年9月10日時任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中國是世界上所有大國中最缺水的國家，水價不能充分反映水的使用價值，會在老百姓許可和可承受范圍之內，通過水價改革還水價一個真實的面孔，但水價的提高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他沒想到，這一說法會引起強烈反響和質疑。有報道稱，“百姓可以承受”看似一個非常人性化的標準，實際卻包含了一種帶有掠奪色彩的思維。問題是如果把這些都加在一起，是否早已超出了百姓的可承受范圍?三年后，在一場“解讀水價問題”的小型論壇上，有專家語出驚人，“不能因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價。”專家們認為，跟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水價處在中下水平，“低水價是資助了高收入者，而不是資助了低收入者。”有人質疑，跟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水價的確處在中下水平，但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同樣也處于中下水平，這個情況專家們怎么就視而不見呢? 如果提高水價只是為了喚起公眾節約用水的意識，那可以按用水量制定價格等級，對用水較多的家庭提高收費標準，對用水不多的低收入家庭則可適當減收。這樣既不會影響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也達到了提高水價、鼓勵市民節約用水的目的。水價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不能僅由供水企業說了算。水企虧損應該多從自身找原因，削減不合理成本，而不是把負擔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水價的成本也應當向公眾公開，否則，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容易引發公眾的質疑。

　　亞當·斯密早就感嘆過，水的使用價值很高，但交換價值很低。而這只不過是因為，“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化在里面。”因此，水價的高低不能看水的使用價值有多大，只能看水的生產過程中物化了多少抽象人類勞動，也就是說，水的生產費用是多少。如果水價已經充分表現了水的生產費用，那么即便這個價格很低，那也是公平的價格。

　　由于國內外水的生產費用不同，也無法直接比較水價，更不能用沒有反映真實價值比率的匯率所折算的價格來進行不同國家水價的比較。即便是在實物貨幣時代，“貨幣的相對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發達的國家里，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太發達的國家里要小。”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物價會偏貴，自然地，欠發達國家的物價不能直接與發達國家看齊。而要相對地比較水價的高低，就要將各國水價與各國計算消費品物價指數的一籃子商品的整體價格進行對比，誰的比值高，誰的水價才相對偏高。

　　飲用水是人們生來就有權享用的公共物品。作為公共物品的飲用水應當以極低的價格，甚至免費提供，就像空氣不收費一樣，而水的生產成本則由稅收來彌補。有人會說，水資源十分寶貴，廉價提供會導致水資源的浪費。實際上，水資源的浪費并沒有浪費在水的飲用上，而是浪費在其他地方，比如不節水的洗車和工業上耗水量大的落后工藝上。因此，應當考慮把飲用水的供應，與水的其他消耗區分開來，直接限制耗水量大的落后工藝，及其他浪費水資源的行為。根據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上的數據資料，2013年全國生活用水760億立方米，只相當于工業用水量的一半。因此，要漲水價，應當去漲工業用水和服務業用水。在這一問題上，西方經濟學基于自由市場的價格調節法是很難發揮作用的。

　　三、公共資源的定價

　　土地其實也是公共物品，但是，城市里的居民并不是直接消費土地，而是與住宅連接在一起消費土地，因此，我們把土地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前提條件即資源來看待，并探討此類公共資源的定價。

　　馬克思指出，未開墾的土地沒有價值，因為沒有人類勞動對象化在里面。他還進一步指出，如果生產資料本身不是人類勞動的產品，那么，它只是充當使用價值的形成要素，而不是充當交換價值的形成要素。一切未經人的協助就天然存在的生產資料，如土地、風、水、礦脈中的鐵、原始森林中的樹木等等，都是這樣。

　　單純作為資源的土地，本身是沒有價值的，也談不上定價。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土地都是有價格的，這只是由于土地所有權的存在，使得土地可以帶來地租，而地租的資本化就是土地的價格。

　　地租的存在，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是由于資本家只應當獲得一般利潤率。如果以土地為主要資產的收益高于一般利潤率，那么超過的部分就要轉化為地租，歸地主所有。

　　但是，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利潤率遠遠超過了一般利潤率，他們支付的地價遠低于應當支付的地價。正是由于土地這樣的公共資源的定價過低，才使得開發商和炒房團暴富，并使得用于公共服務的財力不足。

　　當資源類企業盈利過低時，公共資源的定價并不應當跟著下降。正如沒有地租就意味著土地所有權的實際廢除一樣，公共資源的定價偏低也意味著公共財富的流失。為此，需要詳細分析資源類企業盈利過低的原因，如果是因為生產過剩導致盈利不足，那么，恰恰需要提高資源定價來限制生產;如果是因為加工深度不夠，巨額利潤被境外的深加工企業獲得，那么也需要提高資源定價，收回境外企業掠走的資源租金。但是，這些做法的前提，是保證公共資源的公共所有權。然而，在市場化、私有化和追求GDP的改革中，我國的公共資源，一方面大量廉價地讓給私人資本，甚至外資;另一方面，被過度利用，導致資源類產品價格偏低。對此，中國通過征收資源稅替代出口稅。但是，資源稅代替不了資源定價。

　　四、公共服務的定價

　　國務院頒布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于2007年4月1日起正式實施。由于新辦法大幅度降低訴訟費，致使當年前三個月不少“憋著不起訴”的案件涌入法院，加上不少終于“打得起”官司的案件加入，4月2日當天南京各法院均呈現出訴訟高潮。這意味著公共服務定價是否合理，甚至直接影響到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追求。

　　馬克思曾經提到，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這些非生產勞動者的服務的價值是通過并且可以通過決定生產勞動者的價值的同樣方法(或類似方法)來決定的。“這就是說，由維持他們的生活或者說把他們生產出來所必需的生產費用來決定。”因此，當法官們已經領取工資，獲得了把他們生產出來所必需的生產費用后，就不應當再收取高額的訴訟費。訴訟費用應當僅僅包括法律文書的紙張費等物資消耗費用。

　　當前，中國民眾頭疼的一個高價的公共服務，是醫療服務。一方面，醫生的收入已經遠遠高出把醫生生產出來的費用;另一方面，醫院和醫藥企業都成了盈利機構。人們為了獲得公共醫療服務，不得不向各路資本支付高額利潤。對此，應當把醫生像法官一樣養起來，然后像降低訴訟費一樣，降低診療費。同時，要大力培養更多的高水平的醫生、創辦更多的醫療機構，并利用公有制經濟的制度優勢，要求不以利潤為追逐目標的公有制藥企為人民群眾生產廉價高效的藥物。在古巴，醫療不是商品;按人均計算，那里的教育家、醫生和體育教師的指數是世界上最高的。古巴能做到的，我們沒有理由做不到。

　　有些公共服務是與公共資源結合在一起的。例如，管道煤氣的服務。因此，這里的定價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煤氣的資源的定價，一個是把煤氣資源輸送到居民家庭的服務的定價。在2001年8月某市管道煤氣價格改革聽證會上，對管道煤氣公司的經營成本進行了認定。其中，將經營成本中的員工工資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進行了計算。這種計算方法是不妥當的。因為該公司提供的是公共服務，其工資和福利水平應當參照同樣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水平來確定，不應當與其他刻意壓低員工工資水平去追逐企業主私利的私有企業中的工資水平去比較，除非當地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水平是參照當地社會平均工資和福利水平來確定的。

　　西方公共經濟學認為，對于具有非競爭性和排斥性的混合產品，例如有可能會出現擁擠的道路和橋梁，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場提供。前者是由政府財政預算提供，消費者免費使用;后者是設卡收費，由使用該產品的消費者負擔路、橋的成本費用。到底采用哪種提供方式，要對稅收成本、稅收效率損失與收費成本、收費效率損失進行比較后，擇優而定。但是，政府部門也可以設卡收費，或者交由公有制企業來設卡收費。但與私人資本要求利潤不同，前兩者可以不要求利潤，只收回必要勞動部分就行。因此，即便前兩者的成本偏高，但只要低于后者的成本加利潤，就能夠給消費者提供一個低于后者的服務價格。因此，要比較采用哪種方式更好，只能比較消費者最終支付的價格。

　　五、國有企業與工齡的定價

　　國有企業的定價問題，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產物。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在私有化時定價過低，才會出現國有資產流失、腐敗嚴重、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并且使得毫無經驗的中國資本家的財富增長速度大大快于歐美國家的資本家。

　　西方金融學給資產定價的法則是馬克思提到過的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一個資本會提供的收益，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鎊，利息率=5%時，100鎊就是2000鎊的年利息，這2000鎊現在就被看成是每年取得100鎊的法定所有權證書的資本價值。”這也就是說，如果一家國有企業每年能帶來100萬元的利潤，那么在利息率=5%時，它的定價就應當是2000萬元，哪怕它的凈資產還不到1000萬元。而這個定價，還是偏低了的。這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工資水平高于私有企業，一旦國有企業轉變成私有企業，其工資水平必然下降，利潤水平必然相應提高。、

　　在現實中，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定價無任何理論底線。例如，2005年，當私營企業建龍鋼鐵首次開始參與國有企業通化鋼鐵改制的時候，在雙方評估資產時，通鋼的1、2、3號三座尚在生產的高爐被作價為零。通鋼的土地也被作價為零。通鋼的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等50年來積累的無形資產全部作價為零。整個廠區的全部生產設備作價僅為900萬元。與此對應的是，建龍之前7000萬元購進的小高爐，則被作價10億元入股。2005年9月，改制后的通鋼開始大幅減員，30年工齡以上的職工全部下崗，共有7000人被內退、被下崗。事前既無通知，也沒有召開職代會表決，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時候，其命運已經被人改變。留下來的一般員工的月收入也比改制前有了明顯下滑。

　　與國有企業的定價一樣，工齡的定價也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產物。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我們經常會聽到買斷工齡的說法。雖然在中國的法律與法規中并沒有“買斷工齡”一說，但國有企業與職工協商或強行協商解除勞動關系并進行一定的經濟補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買斷工齡”。而勞部發〔1994〕481號文件《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就是給“買斷工齡”提供的法律依據，其補償標準也就是工齡的定價標準。按照這個定價標準，因企業的原因要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的，應該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時間每滿一年發給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假設2004年重慶市某被企業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的職工，55歲，本企業工齡35年，前12個月企業的平均月工資為800元。那么經濟補償金：800元×35 =28000元。該職工55歲，還應該繼續繳納5年的養老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而重慶市2004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為14357元。按照個人繳納養老金的比例為18%、繳納醫療保險金的比例為7%，也就是說該職工在2005年應該繳納14357元×(18% +7%)=3589.25元。我們再假設，從2005年起，直到2009年止，重慶市的社會平均工資都不增加，保持在14357元的水平，那么，從被“買斷工齡”那一年起，該職工為了繼續繳納養老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直到法定退休年齡為止，他共需支付3589.25元×5=17946.25元。而他通過“買斷工齡”得到的經濟補償金只有28000元。用28000元減去17946.25元，留給他和他家人5年的生活費只剩10053.75元，平均每年2010.75元，平均每個月167.56元。比重慶市主城區最低生活保障還要低約30元。由此人們有理由懷疑勞部發〔1994〕481號文件《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到底是要保護誰的利益?

　　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1000鎊資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創造剩余價值200鎊，而這些剩余價值每年又都被消費掉，那就很清楚，同一過程重復5年以后，所消費的剩余價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預付資本價值1000鎊。如果年剩余價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費掉，例如只消費掉一半，那么，在生產過程重復10年以后，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10×100=1000。總之，預付資本價值除以每年所消費的剩余價值，就可以求出，經過若干年或者說經過若干個再生產期間，原預付資本就會被資本家消費掉，因而消失了。資本家認為，他所消費的是他人無酬勞動的產品即剩余價值，而保存了原資本價值，但這種看法絕對不能改變事實。經過若干年以后，資本家占有的資本價值就等于他在這若干年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剩余價值額，而他所消費的價值額就等于原有資本價值。誠然，他手中握有一筆數量沒有改變的資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廠房、機器等等，在他開始經營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但是，這里問題在于資本的價值，而不在于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財產的價值的債務而把全部財產耗盡，那么他的全部財產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債務。同樣，如果資本家把自己預付資本的等價物消費掉，那么這些資本的價值不過只代表他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的總額。他的原有資本的任何一個價值原子都不復存在了。”這個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于國有企業同樣適用。

　　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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