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制度領域可以劃分為兩個層面的實踐：第一，構建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框架，使市場成為配置資源和調節經濟行為的基礎;第二，探索公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方法和途徑，在這一過程中，公有制屬性得到強化，公有制的優勢得以體現，從而將市場經濟納入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兩個層面相互促進和融合，便統一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中可見，國有企業改革在改革中處于關鍵地位，其既是市場經濟中的重要經濟主體，同時又是公有制經濟在當前生產力條件下的現實表達方式，其改革成為溝通和串聯兩個層面實踐的關鍵。而當前國企改革過于關注第一層面，急于使國企符合市場經濟要求，雖然這使其經濟效益有大幅度提升，但是對于第二層面的改革實踐則所涉甚少，國企公有制屬性的實現以及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還缺乏改革藍圖和關鍵性突破。這種趨勢甚至產生了讓國企淡化公有制屬性，從而加快第一層面改革速度的思想，“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整個社會主義公有制中是一種層次最低和作用最小的公有制。”[1]從而讓國企掌控的這部分資產釋放到市場中去。本文將規避這種思維路徑，著重探討當前國企在第二個層面深化改革的問題，從而強化其公有制屬性，深入實踐社會主義道路。

　　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再認識

　　要想推動國企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實踐進程，首先應該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有清晰的認識。只有清楚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才能把握國企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前進方向。

　　首先，社會主義制度可以糾正私有制造成的資本人為稀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通過掌控資本來間接掌控生產資 料，資本成為分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主要工具。資本主義通 過資本的私有制這種安排來完成對生產資料的分配，但是這 種安排存在問題。它會通過資本所有權集中來造成資本的人 為稀缺，稀缺性在市場中的直接結果便是資本的升值，這意 味著資本將獲得更多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實際上通過私有 制創造的資本稀缺，資本主義實現了生產資料控制權的自我 繁殖。龐大資本所有者通過自身資本的快速增值，來攤薄資 本匱乏者的經濟權利，并最終控制其經濟行為。所以資本私 有制使得人們更關注資本如何增值，而不是生產資料如何使用，現實中表現為資本逐漸脫離生產過程，呈現投機趨勢， 催生經濟泡沫和經濟震蕩。社會主義制度以生產資料和資本 的公有制打破了私有制所造成的資本相對稀缺性。資本回歸貨幣屬性，成為單純的流通工具，社會主義制度下將很少發 生資本自我繁殖性的投機行為，一旦投機行為出現，社會主 義的經濟管理組織就會利用掌握的大量資本維持市場價格，從而避免資本泡沫的催生。資本喪失了人為稀缺性，就喪失了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力，此時方能實踐生產資料的配置和人的勞動分工和勞動能力的真正耦合，排除外部干擾，極大解 放生產力。

　　其次，社會主義制度將催生合作性生產組織的出現。資本主義在政治制度和商品交換中推行平等和自由，但是在企業制度中卻駐足不前。因為一旦在企業層面繼續貫徹這些理念，資本私有制便無法維持有利于資本增值的剝削結構，自身就面臨消亡的危險。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處于公有的狀態下，資本者失去了最大的談判籌碼，沒有人可以依靠所有權而獨占控制權。此時組織生產的核心問題不再是誰擁有所有權，而是勞動者自身的能力和分工，這意味著組織必須要在充分平等的狀態下協商各自的分工、職位和薪酬，利用信息技術實現勞動者信息的充分溝通，通過成熟的選舉制來決定關鍵崗位的人選，達到一種生產層面相對民主的狀態，將企業的發展與每個成員的收益都緊密聯系在一起。對于這種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企業形態，施威卡特認為其具有幾個方面特征：存在競爭性的產品和服務市場、不存在競爭性的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工作場所民主化管理，工人積極參與管理、有完善的制度檢查和平衡機制、工人收入與企業的利潤掛鉤。[2]因此，切斷了資本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聯系，社會主義制度必須以合作而非統制的方式推動勞動者的結合。而從囚徒困境這一經典博弈模型可以看出，合作解所產生的社會總福利要遠遠高于對抗解，競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會主義將通過合理利用競爭等手段，最終實現企業內部普遍的生產合作和經濟民主。

　　最后，社會主義制度將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3]糾正資本的人為稀缺，在生產領域實行合作性質的經濟組，這在根本上就會緩解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貧富差距。任何群體和個人都不能利用所有權以及權力的自我繁殖來無償占有他人勞動，而民主合作的生產組織形式使得利用“人造物”(土地和資本所有權等)和意識形態來統制他人的企圖也無從談起。所以，一個人要獲得收入，必須重回生產，否則就無法獲得報酬。因而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是按勞分配，沒有真正意義上生產性質的勞動，便不會有收益。資本(貨幣)和勞動掛鉤，勞動分工將和生產資料配置掛鉤，而生產資料公有制將保證這種配置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在此基礎上，教育、醫療和社會養老等公共福利通過平衡勞動者橫向和縱向的勞動能力，真正調節貧富的收入差距，從而保證共同富裕的實現。

　　三、當前國企改革在社會主義道路實踐上存在的不足

　　中國國有企業經歷了多年的改革，企業經營績效以及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無論在盈利能力、科技水平、市場競爭力以及內部企業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這些成就僅僅集中在改革第一個層面，“社會主義者應當堅持不僅僅利用國有化工業取消資本主義者的資本，而且利用國有化工業發展更民主的，更值得尊重的工業管理，采用機器更注意人道，更明智地運用人類獨創性和努力的成果。”[4]目前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道路實踐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導致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首先，國有企業存在利用資產稀缺性謀利的行為。現代企業制度賦予了國企相當高的經營自主權，但如何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評價國企經營績效的完整指標體系卻沒有構建起來，國企必須參照一般企業的標準來指導自己的運營。這意味著一些國企為了簡單的資本增值率等指標，利用自身資本優勢和稀缺性，謀求高額利潤，加入到投機的行列。金融領域國企的表現較為典型，2010年，金融、保險行業上市國企的平均銷售凈利率是所有上市國企中最高的，達26. 23%。[5]而這種高收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繁雜的手續費和風險較高的金融理財產品，這雖然有助于企業的短期發展，但是卻不利于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人為稀缺性的糾正，反而助長了金融市場泡沫的出現。此外，一些國企為了逐利，利用掌握的盈余資金，加入到資本快速繁殖的循環之中。不斷涌現的非地產業國企中標的“地王”則是這種現象的極端，而一些國際期貨市場也出現了國企炒作的跡象。這些國有資產開始以投機的方式偏離其主營業務，其本應具有的社會主義性質逐步弱化，其增值將和勞動脫離，并最終和生產力發展相違背。

　　其次，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快速的“制度外包”使得企業內部沒有形成足夠的合作關系。國企公司治理的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難點所在，因為世界范圍內還沒有出現可以借鑒的，以公有制為基礎，以平等合作為特征的生產組織形式。反之，世界范圍內存在時間最長最普遍是以美國為經驗的股東價值最大化模式。因此，在該領域的國企改革中，很重要的一條制度變遷路徑便是股東價值最大化治理模式的滲透和傳播，出現了“將自身發展與國際規則、制定國際規則的組織綁定，直接采納并內化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制度”[6]的“制度外包”現象。這種制度外包在短期內快速改變了國企的微觀組織形態，大部分國企已經實現了以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為特征的股份制改造，即便是獨資企業也廣泛采取了外部董事制度。相對于90%以上都是家族企業的私人企業來說，這是國有企業的優勢和進步。但是這也意味著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已經不能夠通過簡單的制度模仿來攻克，這種改革思路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最終只是將自身問題縮小為和外國企業問題相近的程度而已。目前困擾國企治理的核心問題依然是“內部人控制”。并且因為國企中殘留的行政等級體制，獲得了控制權的高層管理者極少受到來自于企業內部的制衡和約束，和其他勞動者的關系多為上下級關系，這使得一些原本設立的約束性制度并不奏效。例如，有學者發現，中國上市公司采取CEO和董事長兩職分離的治理結構，無論企業是何種所有制，都不可行，而國企中的工會主席等職也往往由高管兼任。這造成了國企內部原本地位平等的勞動者的關系異化，并以個別央企高管腐化落馬的極端形態表現出來。所以中國亟需在引入外部制度的同時，對這些制度進行消化和改造，特別是要在國企公司治理結構中培育合作平等的生產關系，這才是國企作為先進生產關系的根本所在。

　　最后，國有企業現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未能滿足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目前輿論對國企的種種批評，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國企的收入分配制度上。實際上，國有企業員工的整體薪金水平較民營企業高，這本身并不是問題，反而是國企所有制優勢的一種體現，是勞資關系較為和諧的體現。如果國企也采取低工資策略，大幅度壓低普通員工的工資，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反而會削弱其存在的價值。國企收入分配制度真正存在的問題有兩方面：第一，企業管理層的收入制度不合理。這是“制度外包”帶來的又一負面影響，在學習國外治理結構的同時，簡單的模仿了其對高管的激勵制度，例如股票期權、MBO和年薪制等。同時“內部人控制”又給予高管相對自由的在職消費權利，而行政殘余和經理人市場的不成熟又使得高管很少面對失業這一硬約束，導致其激勵過多約束過少，易拉大和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按勞分配的實行。第二，國家對國企上繳利潤的二次分配制度不完善。國企要實踐社會主義道路，必須要讓普通勞動者感受到國企發展能給其帶來切身的好處，特別是那些不能成為國企一員的勞動者。這要求針對國企上繳的利潤，國家應設立獨特且透明的二次分配制度，并且這種制度應以勞動者為核心，盡量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否則，國企將無法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在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優勢，國企發展對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作用將大打折扣。目前，國家并沒有針對國企設立專門的二次分配制度，民眾往往將國企視為一個附屬于國家，與自身隔離的特殊利益集團，加之政府存在腐敗現象，使民眾更易遷怒于國企。即便是國企取得了切實的成就，也會招致公眾的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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