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評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資本的本質功能是投資而不是投機

　　——經濟人“理性”、“非理性”與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到主流經濟學家和國際媒體普遍認可的GDP數字與其說是非理性的結晶還不如說是國際政治與國際資本在聯手欺騙中國人民——國際通行的“經濟增長指標”可以使世界工廠里備受壓榨的中國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非理性”妄想中——也許這才是席勒的“非理性繁榮”給我們的方法論啟示。

　　瑞典皇家科學院10月14日宣布，將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馬、拉爾斯·彼得·漢森和羅伯特·席勒，以表彰他們對資產價格所做的實證分析。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的評委們表示，“可預期性”是今年獲獎成就的核心。預測股票或債券未來數日或數周的價格是不可能的，預測這些價格的更廣泛長期走勢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基于三位教授的研究貢獻。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通過對股市預測模型的分析，啟示我們深入研究經濟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理性與非理性、投資與投機、對策與博弈、對稱與均衡等幾對經濟學范疇和典型分析方法在經濟與經濟學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

　　法馬因提出“有效市場假說”而聞名，在他看來能預測股票或債券價格的更廣泛長期走勢就是“有效市場假說”的證明。市場到底是不是有效，是一個在西方經濟學界中爭議不休的命題。國際大金融投機商索羅斯說有效市場假說已經破產；靠股市投機發財的巴菲特也說過“如果市場總是有效的，我只能沿街乞討”。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講，這兩個在金融投機領域已經取得“巨大成功”的投機家的“市場并不總是有效”的經驗總結，應該說是證偽了“有效市場假說”。那么市場到底是否有效?應該說，原則上市場是有效的，但有效市場的構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要件。在小商品經濟時期，有效市場的構成不包括政府的作用;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有效市場的構成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理論上市場是有效的，但如果不能與時俱進認識不同時期市場的不同構件，就會造成理論與實踐的脫節;而市場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的爭議往往是由于時空的錯位。以時空統一為參照系，各執一詞的爭論各方往往只不過是盲人摸象。同時，市場有效還要求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而非價格機制。如果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格機制，那么政府就在市場之外，政府只能做一些服務市場、加強金融監管的工作，這樣有限的金融監管工作根本無法控制金融投機，無法阻止索羅斯、巴菲特這樣的大投機家利用虛擬經濟與金融體制的漏洞如魚得水進行金融投機套利，那么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市場本身就是無效的。所以索羅斯、巴菲特說的是實話——市場的無效性與市場的投機性成正比與市場的投資性成反比，市場的有效性與市場的投機性成反比與市場的投資性成正比，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只有市場經濟無效索羅斯、巴菲特們才能賺大錢。但如果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那么政府就在市場之中，知識市場經濟時期政府本身就是市場主體，政府的宏觀調控本身構成市場運行的組成部分，那么市場就是規范有效的，索羅斯、巴菲特這些大投機者們就只能沿街乞討。所以市場是否有效，取決于市場的核心機制;而市場核心機制的定位，取決于經濟學范式。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期成型的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決定了只能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所以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范式框架中即使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也只能把政府排除在市場之外。在這樣的市場經濟中活動的人無論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市場都只能是失范和無效的，法馬的“市場有效論”只能是一種充滿爭議的假說，現實更多的是席勒的“非理性繁榮”。所以市場是否有效和人是否理性、經濟信息是否對稱無關，和經濟學范式有關，和不同經濟學范式語境中的不同市場結構、不同市場核心機制、以不同經濟學為基礎的市場是否規范有關。

　　法馬之所以認為市場有效，是因為他認為資本市場總是“理性的”，投資者經過慎重考慮選擇的投資策略和隨機選擇的結果是相同的;而羅伯特·席勒認為資本市場往往非理性，投資者的情緒、甚至外在氣候等因素都能對投資行為產生影響，由此市場有時未必有效。席勒認為，金融危機往往產生于投資者們對于金融資產的瘋狂投機，以及因此產生的金融投機泡沫，因此，在“非理性繁榮”的背后一定潛藏下一場危機。席勒說：“早前聽說過上海的房價，基本上是一個普通人一年收入的一百倍，也就是說，他要工作一百年才能用他的全部收入買一套房子。既然這樣，他為什么還要買這個房子?答案是他預期房價還會上升。人是有投機心理的，他覺得以后房子肯定還會漲，但是我覺得這肯定是非理性的。”2001年卡尼曼也曾因行為經濟學而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據說當時索羅斯曾經邀請卡尼曼做他的投資顧問被其拒絕，原因是他認為在金融市場中人大都是非理性的，他不愿意利用人們的貪婪和恐慌為他們賺錢。這里席勒和卡尼曼都是把人的投機心理和“非理性”劃等號。曾幾何時，西方經濟學家往往從“理性經濟人是自私的”這一基本假定出發，以追求邊際效用最大化為人的理性的唯一標尺;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界看來，資本的本質功能就是賺錢，有奶便是媽，有錢便是娘，只要能賺錢的資本就是好資本，只要能用手上的資本賺錢的人就是理性的人，只要能用手上的資本賺錢的行為就是理性的行為，而不必區分投資還是投機。只不過由于前段金融危機使大量原以為可以賺錢的資本血本無歸，西方經濟學家才有“經濟泡沫”這個概念，他們才把投資泡沫的投機行為定位為非理性行為。但如果僅僅以賺到錢為標尺，應該說投資泡沫的投機行為也應該是理性的;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西方經濟學家事實上也是把投資泡沫的投機行為劃歸到理性范疇。西方經濟學家的這種對理性、非理性的區分與其說是與時俱進發展經濟學，還不如說本身就是一種缺乏理性功底的機會主義行為——西方經濟學家無法解釋為什么把追求邊際效用最大化作為經濟人的一般理性標準的同時，又把同樣追求邊際效用最大化的投機行為定位為非理性行為。事實上，投機行為雖然總體上是零和博弈，但在市場不規范的情況下對于大的投機者而言往往是正和博弈，只是對于小投機者和社會來講是負和博弈。由此如果西方經濟學堅持以追求邊際效用最大化作為經濟人的理性標準，那么同時又把投機行為定位為非理性行為就是西方經濟學的悖論，我把這個悖論稱之為“理性經濟人悖論”。實際上自馬歇爾以來把價值和價格劃等號的新古典經濟學、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西方現代經濟學根本沒有價格背離價值的觀念，根本無法真正定義“經濟泡沫”，無法真正區分“投資”與“投機”，也就無法以“投資”與“投機”作為區分“理性”“非理性”的標準。所以西方經濟學出現“理性經濟人悖論”具有必然性。

　　按諾獎評選委員會在當天發表的聲明中的說法，獲獎者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人們目前對資產價格理解的基礎，資產價格一方面依賴波動風險和風險態度，另一方面也與行為偏差和市場摩擦相關。這些成果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理性投資者對資產價格的不確定性，因為資產價格風險越大，回報率越高。另一種解釋側重于理性投資者行為的偏離，因為行為金融學需要考慮到制度的限制，比如限制聰明的投資者就錯誤的定價進行市場交易。對這些成果的“兩種解釋”本質上是互相矛盾的：按照第一種解釋，“資產價格風險越大，回報率越高”的投機行為是理性的;按照第二種解釋，“資產價格風險越大，回報率越高”的投機屬于“偏離”“理性投資者”的行為因而是非理性的。對同一現象的對立解釋說明，與其說是投資者理性不理性的問題，不如說是區分理性不理性的理論依據。事實上，在西方經濟學的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理性”。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對事物本質與規律的把握。但在西方經濟學范式框架中，根本就沒有“規律”這個概念，西方的經驗主義傳統使西方經濟學家只有“趨勢”、“序列”這些概念。西方經濟學中的“時間序列”，實際上就是經濟規律的經驗主義表述。在他們看來，經濟的發展沒有因果規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順序，經濟學就是對此順序進行描述，并據此進行予測，包括長期預測與短期預測。正因為西方經濟學沒有“經濟規律”概念，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投資”、“投機”的區分，所以西方經濟學沒有真正的“對策”，只有“風險越大機會也越大”的“博弈”。在這樣的思維方式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各種金融學數學模型，包括尤金·法瑪的“有效市場假說”、“法瑪/弗蘭奇三因子模型”與各種“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不能很好地解釋和預測現實中的投資活動、經常被實踐證偽、充滿爭議和沒有指導意義是必然的，根據這樣的模型指導投資投機活動嚴格意義上來講都是非理性的。據說始于1960年代尤金·法馬和數位合作者展示了由于新信息非常快的就被計入了股價中，股票價格短期走勢極難預測，價格未來數日或數周的走向幾乎不可能進行預測，未來數年的走勢倒可以預測，這個發現不但對后續研究影響深遠，同時還改變了市場實踐，后來出現全球股市指數基金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羅伯特·J·席勒1980年代發現股價波動幅度遠大于公司分紅，市息率高時傾向于下跌，低時傾向于升高。這一模式不僅對股票適用，對債券和其它資產也適用。股市價格短期走向幾乎不可能預測，未來數年的走勢反而可以預測，這表面看來互相矛盾實際上并不矛盾。因為經濟發展是有規律的，經濟學發展是有規律的;經濟領域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量子力學特征，使經濟規律只能通過長期經濟活動的無序性表現出來，由“非理性”的人、大量非理性的投機行為造成的充滿不確定性的股價上下浮動中有著確定性的經濟學規律，席勒“在非理性繁榮的背后一定潛藏下一場危機”正是經濟規律的必然表現。包括各種“資產價格實證分析”的經濟理性如果是實證的，那是因為經濟理性所遵循的科學規律正是客觀規律的反映。科學規律與客觀規律是對稱的，經濟科學規律與經濟客觀規律是對稱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關系，是把經濟學的對象定位于“規律”而非“趨勢”的出發點;經濟學的對象定位于“規律”而非“趨勢”，是經濟人“理性”的立論前提，也是進行科學的經濟預測的前提。把經濟預測對象定位于時間或長或短、長短不一的“趨勢”，不是經濟主體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經濟主客體之間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規律，不可能區分投資與投機，不可能真正區分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也不可能真正進行科學的經濟預測。因此，要真正進行科學的經濟預測，就必須嚴格區分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要真正區分“理性”、“非理性”，就必須嚴格區分投資與投機;要嚴格區分投資與投機，作為西方經濟學出發點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就要推翻，西方經濟學的范式根基就要改變，西方經濟學的體系大廈就要轟然倒塌。這是西方經濟學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西方經濟學家所不愿意面對的現實，所以他們只能在“理性”“非理性”的悖論中打轉轉。必然性本來就是由偶然性組成的, 社會規律性本來就是由主體性組成的，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離不開“經濟人”的主體性活動。西方經濟學把經濟主體性與規律性對立起來，經濟學的主體性與科學性對立起來，理性與非理性對立起來，思辯與實證對立起來，否定經濟學的思辯功能，否認人的理性的無限性、經濟規律的可把握性、經濟趨勢的可預測性，因而否認了世界的可知性，人類經濟活動整體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動，因而是不科學的。

　　記得因在博弈論方面的貢獻而獲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納什2005年05月30日在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演講，演講的題目是《理想貨幣和漸進理想貨幣》。在自由提問時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歐陽夏丹向納什教授提問“獲得諾貝爾獎需要哪些因素?”沒有想到的是，納什教授以與其演講內容無關為理由拒絕回答。歐陽夏丹的提問內容真的與納什教授的演講內容無關嗎?NO!他演講的主題內容“理想貨幣和漸進理想貨幣”的理論基礎就是他得獎的博弈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貨幣和博弈論有一個根本性的聯系”，那么歐陽夏丹當時的提問實際上就是問他的博弈論為什么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眾所周知，諾貝爾獎科學方面的獎項獲獎條件有三：1、原創基礎理論(不是一般的原創理論，不是新觀點、新解釋，不是方案、政策、建議、模型);2、被重大實踐(包括科學實驗)證明是正確的;3、對于人類的科學發展與實踐活動有重大的價值。納什教授之所以以歐陽夏丹的提問與其演講內容無關為理由拒絕回答，是因為博弈論原來屬于數學，相對于經濟學而言是原創理論，也可以說是原創基礎理論，但本身并不屬于原創基礎理論，博弈論本來就不應該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你問他博弈論為什么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實際上觸動了他的難言之隱，他回答不出來或不愿意回答是必然的。這只能說明諾貝爾經濟學獎給博弈論從根本上是錯的。但博弈論成為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又是正常的，因為西方經濟本來就是投機投資不分、虛擬經濟實體經濟不分的經濟，西方經濟學本來就是投機投資不分、虛擬經濟實體經濟不分的經濟學，這是博弈論在西方經濟學界大受歡迎大行其道并屢屢斬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社會背景。但西方頻發的金融危機宣告了投機投資不分、虛擬經濟實體經濟不分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失敗，也宣告了投機投資不分、虛擬經濟實體經濟不分的博弈論、以博弈論為理論基礎的信息經濟學的破產。現代市場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不應該是什么博弈，而應該是對策。對策和博弈的區別不僅是客體上的，而有著主體論的依據。對策是對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對“經濟人”的超越，正像現代市場經濟是對小商品經濟的超越、知識市場經濟是對工業市場經濟的超越。對策理性說明：市場經濟有計劃，市場化改革有計劃，深化改革必須在正確理論指導下搞好頂層設計，“摸著石頭過河”也必須在正確理論指導下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完全可以回避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各級政府官員、多種利益群體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與非理性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實現經濟主體與客體的對稱，掌控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在西方現代經濟學中，人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是經濟的人，經濟人是庸俗的、只滿足于最大限度追求個人眼前物質利益的片面發展的人。他們的一切“模型”，都是建立在這種所謂“理性人”的假設的基礎上。如果發現現實生活中人不但追求物質利益，而且追求精神利益;不但追求眼前利益，而且追求長遠利益;不但追求個人利益，而且追求社會效益，或瘋狂追求物質利益的奢望因經濟泡沫的破滅而破滅，他們就認為人是“非理性”的，哀嘆模型失效、價格失真、市場失靈，然后又忙于修正模型、提出新的模型。西方現代經濟學缺乏出發點的本原性、自上而下的嚴密性、自下而上的創造性。見物不見人，人缺乏主體性，忽視文化、制度、人格、軟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缺乏整體上的穩定框架，有模型而無范式，是無范式的范式。西方現代經濟學不但方法是抽象的，內容也是抽象的。抓住一點不及其余，把完整的經濟學體系搞得支離破碎，許多所謂的創見只不過是鉆牛角尖。只不過外行看熱鬧;對于沒有經過系統的辯證思維訓練的人來講，固然崇拜的五體投地，但解釋不了實際現象，更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西方經濟學的各種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論”存在，是由于傳統邏輯的線性思維方式所致，是由于線性思維方式同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不對稱所致。用線性思維方式和建立在價格機制基礎上的模型來予測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點象用樹杈捕魚，不是“市場失靈”，而是工具失靈;是工具失靈導致“模型失靈”。承認經濟發展的規律性，是經濟學理論簡單性、一貫性的前提。西方現代經濟學經濟模型的復雜性、各種模型之間的沖突性，源于對經濟認識的非規律性。

　　經濟規律有兩種：具體與抽象的。前者是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后者是純粹的一般。經濟科學規律與經濟客觀規律、經濟科學本質與經濟客觀本質的對稱與相互建構說明，包含在概念、范疇與范疇體系中的經濟科學規律和經濟科學本質，既不是約定的，也不是先驗的。一方面，它們是主觀的，另方面它們又是客觀的反映。這個反映不是消極的、照鏡子式的，也不是對諸如“貝塔”、“市值”、“估值”的等幾個經濟變量之間抽象的數理模型分析，而是對經濟現象進行典型分析基礎上的創造、建構的過程。經濟周期的實質：以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之間、各主要經濟要素之間的不對稱為中介，實現經濟體由低層次對稱向更高層次對稱轉化、發展的規律。這個規律是可以認識、可以予測、可以自覺運用的。認識、予測、運用的關鍵是把握對稱辯證法。經濟周期的長度，其間經濟危機的程度、經濟危機給社會破壞的程度同人認識、運用對稱規律的自覺程度成反比。人的理性不在經濟規律之外，而在經濟規律之中，構成經濟規律的環節，是經濟規律中主體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經濟規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認為經濟規律不可認識、經濟發展不可予期、經濟周期不可予測因而市場無效，是經濟學中的不可知論。

　　經濟是人類創造、生產、實現價值的活動;經濟發展是價值的發展不是金錢的增長，價值規律而非價格規律是經濟學的核心規律，這是我們考察人的理性的出發點。從經濟的本質是價值、經濟規律是價值規律可以看出，只有實體經濟才創造價值，只有實體經濟才有規律可循，只有反映實體經濟發展規律的模型才有效，虛擬經濟只有為實體經濟服務才創造價值。因此只有投資實體經濟和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虛擬經濟才是理性的，反映投資規律、為投資建構的各種模型才是(不是“就是”)有效的。使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空轉的投機活動，即使能賺到錢，也是暫時的、非理性的;為投機盈利建構的各種模型，形式再精美也是無效的。

　　美國次貸危機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說明：虛擬經濟很容易演變為泡沫經濟。但泡沫經濟并不僅僅由虛擬經濟造成，實體經濟也有泡沫經濟;實體經濟的泡沫經濟，也并非僅僅表現在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價格虛高上面。地方政府為了GDP數字增長，在制定地方產業政策時，大搞配置經濟、口袋經濟，造成各地GDP數字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脫節，是實體泡沫經濟的更根本原因。泡沫經濟的兩大類型(虛擬泡沫與實體泡沫)、實體泡沫的兩大因素之間是互為因果、互為前提、互相促進的;因此，在本質上，它們都屬于口袋經濟，因為它們在表面欣欣向榮的背后，都沒有給社會增加財富，更沒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僅是價格泡沫而且是價值泡沫;不僅是價格遠離價值，而且是經濟增長遠離人民實際生活水平提高。以人民實際上生活水平提高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標準，是發展與增長的根本區別。對稱經濟發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來擠掉泡沫，而是從源頭上擠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經濟僅僅理解成虛擬經濟過度增長，把泡沫經濟形成的原因僅僅歸結為金融投機或者投機，是片面的。這種理解不但不能從源頭上擠掉泡沫，而且由于轉移目標，在擠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時，助長深層次的、更大的泡沫。要擠掉深層次的泡沫，首先要轉變經濟學范式。當前流行的口袋經濟學、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難以提高的罪魁禍首。當GDP數字年年增長而中國大多數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時，這種得到主流經濟學家和國際媒體普遍認可的GDP數字與其說是非理性的結晶還不如說是國際政治與國際資本在聯手欺騙中國人民——國際通行的“經濟增長指標”可以使世界工廠里備受壓榨的中國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非理性”妄想中——也許這才是席勒的“非理性繁榮”給我們的方法論啟示。

　　來源：陳世清個人網站 http://www.me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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