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東危機”是全球金融危機深化的表現
——訪國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喬良少將、王湘穗教授

■ 本刊記者 劉艷濤 黃楊

用普世價值掩蓋衰敗，用金融杠桿轉嫁危機
《環球財經》：不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全球性的社會動蕩突然在阿拉伯世界爆發并蔓延開來。從突尼斯到埃及，然后是利比亞、約旦、阿爾及利亞……，現在沖突又上升到軍事干預利比亞的程度，您們認為危機和動蕩爆發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喬良：進入21世紀以來，以9·11事件和美國金融危機為標志，西方漸顯出一種整體的頹勢，影響力在減弱。當硬實力開始衰退的時候，西方能做的就是把軟實力的較量提到更高的高度。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其國力衰退，英法等國的力量更是在與新興國家的對比中顯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這就是為什么近十年來，西方加大對普世價值觀的推廣，把普世口號叫得比任何時候都響的原因。
王湘穗：席卷大中東地區的社會動蕩，其實是全球金融危機正在深化的表現。它標志著此次危機已經沖破金融和經濟的范疇，進入到更加兇險的社會領域。
此次危機自2007年底從資本主義世界的心臟地帶爆發后，就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從核心區向外擴散，先是經金融貨幣的渠道傳導引起冰島破產、迪拜危機、東南歐震蕩，然后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隨著失業率的上升、工作時間的延長導致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抗議活動。
《環球財經》：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就在3月2日出版的《哈薩克斯坦真理報》一篇專訪中指出，中東和北非的動蕩局勢源于全球金融危機。
王湘穗：我們必須認識到，目前大中東地區的社會動蕩，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波次，是全球金融危機向全球社會危機傳導的體現。像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國家處于資本主義體系的“半邊緣”地帶，大宗商品價格的飆升同樣會把危機轉嫁進來。由于現行世界經濟體系內在的不合理、不均衡，使處于危機中的發達國家易于向南方國家轉嫁危機。

西方為何而戰
《環球財經》：喬將軍在新近發表的長文《美國人為何而戰》中提到為了確保金融霸權，過去20年里，美國是世界上惟一連打過四場對外戰爭（科索沃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及阿富汗戰爭）的國家。這次則是法國牽頭、美國緊跟，這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喬良：美國在過去20年里連打四仗，每一仗都是柿子撿軟的捏，但捏哪只軟柿子，卻是有講究的，它要捏關鍵地方的軟柿子。比如選擇打科索沃，歐盟的目的是要在北約東擴過程中拔掉一顆釘子，因為南聯盟成為北約東擴的絆腳石。
但是美國人還有自己的想法。因為在打科索沃的同時，歐元啟動了，歐元的出現勢必對美元霸權構成挑戰，美國則既是為了拔掉釘子，也是為了破壞歐洲的投資環境，使歐元在啟動元年就受到打擊。由于美元跟石油掛鉤，只要在產油國打仗，就能把油價打高，而按美國在1973年就與歐佩克達成的協議，全球的石油交易是以美元結算，石油價格一高，世界對美元的需求隨之提高。所以美國可以通過打這些產油國來打高油價、打出美元需求。歐洲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只有伊朗的內賈德聲稱石油交易要以歐元結算，但也沒有真正走出這一步。所以歐洲人打仗還是從老的地緣戰略、能源戰略、資源戰略考慮多，而美國是從美元戰略考慮多。所以在這點上，美國還是高出歐洲一籌。
這次出兵利比亞，各國參與目的復雜，不過西方想通過這一戰至少達到兩個目的：一是通過普世價值觀的推廣去主導世界，另一個是絕不放手對能源區也就是中東產油區的控制。而美國人為什么對法國人主導的這次行動樂觀其成？主要原因一是自己此前深陷兩場戰爭還沒有完全拔出腳來，二是金融危機后本國經濟仍未有效復蘇，再打一場戰爭可能將更加不堪重負。但西方要開戰，把利比亞定義為“人道主義災難的發生區”，而美國一直號稱是“普世價值的旗手”，于是在此節骨眼上美國人既不能袖手旁觀，又不想完全介入。此外，美國選擇這種態度和做法也有另外的因素。利比亞是一個重要的產油國，一旦把利比亞打亂了，油價還是要飆升，由于全球的石油交易基本上還是以美元結算，就一定會造成美元需求增加。所以假法國之手把油價打高，同時打高全球的美元需求，從而開始又一輪綠紙換財富的游戲，對美國還是有好處的。
這一次美國人為什么不愿意主動出頭？因為法國人可以替美國人出這個頭。當然，薩科齊出頭也可以讓他本人獲利很多。一是如果這次能打勝的話，他可能樹立起法國近幾十年來最強有力的總統形象，這對于他競選連任有好處。另一方面，法國從拿破侖之后就雄風不再，一直處于歷史的衰落中。即使后來出現了戴高樂，但是國運不濟，光靠個人強悍是沒有用的，頂多也就樹立了個人形象。如果這一仗打勝了，法國的經濟又沒有太糟，在利比亞的產油區又獲得了更大的利益。它從原來在利比亞有18家石油企業到現在有32家，如果這些企業都能獲利的話，對于法國經濟是有好處的。但是說到誰最占便宜，說真的，我認為還是對美國最有好處。
王湘穗：非洲曾經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西方國家自然希望非洲成為西方經濟的附庸，或者說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核心區的附庸。在西方國家思維里，非洲不需要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亦不需要建立完善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文化教育系統，非洲應該以西方文明馬首是瞻，與西方國家語言統一，非洲的企業與歐洲企業配套。他們不愿意非洲成為獨立的經濟體。
目前，社會動蕩正在向產油國家蔓延。許多輿論把關注的焦點引向社會治理的模式：民主或不民主。人們看到的現實卻不是這樣。國王和酋長制國家基本保持穩定，而動亂往往發生在所謂的民主轉型國家。這是因為在這些國家，不僅經濟上依附于外部，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識形態上也同樣呈現出更強烈的依附性色彩，也就是按照西方的所謂主流話語和理念解釋著自己國家所面對的問題。
這自然無法解釋為什么世界經濟越發展而北南國家的兩極分化卻越來越嚴重，也無法為南方國家在危機中找到一條擺脫沖擊的道路。看起來富甲天下的資源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其實也處在產業鏈的低端，同樣是依附型的經濟。因為作為國家命脈的大宗商品價格，仍然操縱在掌控著各大交易所的金融資本手里。是把石油等商品炒上云端，還是打入深淵，全看國際金融資本贏利的需要。
《環球財經》：埃及最著名的學者薩米爾·阿明是“依附論”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看來，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是一個“中心—邊緣”結構。西方發達國家處于體系的中心，支配著“邊緣”國家；邊緣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均具有依附性。這種依附性導致了世界性的不平等。
王湘穗：在平時，非洲國家的依附型經濟向中心國家輸送著大量利潤；在危機時刻，依附型國家就成為最早遭殃并受挫最重的國家。如果有必要，西方國家當然會轉嫁危機。目前動亂的避險需求已經推高了美元匯率，使美元開始重拾升勢。
而為了掩蓋這不道德的轉嫁機制和轉嫁行動，幾乎所有批評都指向發生動蕩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家的內部，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對現行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只要我們回想一下，在1997年類似的批評則指向的是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
《環球財經》：今年以來一系列事件發生后，大中東地區將可能出現怎樣的變化？
喬良：我個人認為這些地區發生的事件，未必是對民主的向往。并非當地人民對政府不滿，就一定意味著向往西式民主。我可以斷言，這次即使是這幾個國家都發生變革，最后都出現了像伊拉克式的民主，也只是一鍋民主夾生飯，絕不會出現一種真正西方人所認定的民主政治的局面。
我個人認為，未來相對成熟一些的國家如突尼斯、埃及可能會好一些，利比亞則會陷入部族混亂。西方如果連續轟炸，就像當年對科索沃那樣，會導致利比亞內部分裂加劇，一旦卡扎菲垮掉，整個國家將陷入混亂。其實政治上西方不可能從利比亞的內亂中獲利，反對派和卡扎菲也都不可能，但受害者是肯定的，就是利比亞人民。
你看看迄今為止美國人在哪個國家真正推行了民主？應該說在西方以外的世界，美國推行得最徹底的民主國家就是日本了。可日本被美國人改造了60年，它的民主還是一種家族政治、豪門政治、黑金政治。由于內部派系紛爭，互相牽制、制約、不合作，最后使日本創造了世界政治奇觀，短短幾十年內幾十位首相走馬燈似地換，弄得日本在經濟上“失落”了一個又一個十年，一直走不出低谷。

未來中國的突圍路徑
《環球財經》：目前中國在非洲國家的動蕩中，已經遭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而且中國在非洲其他國家也有很多基礎建設和投資，在國際體系框架下，我們如何保護這些投資不受侵犯和損失？我們此前在海外收購與投資上常常遭遇一些來自西方的阻力，隨著中國的崛起，未來這種阻力可能會更大，我們又應如何突圍？
王湘穗：此次利比亞的事件充分說明，中國在非洲和海外的投資是存在國家風險的。一是當地國家政府治理的問題，以及由此導致的政府政權不穩定。二是西方政府在沒有辦法利用經濟手段與中國競爭的情況下，可能用政治的手段，甚至是軍事的手段去改變規則，這實際上是西方國家經常采取的方式。我們不要以為簽訂了合同就萬事大吉了。西方國家的思路是，如果合同不能推翻，那就把訂合同的政府推翻算了。上述兩點是中國在非洲面臨的雙重困境。
面對這樣的雙重困境，我們應該認識到，在國家風險面前，不能單純地依靠管理企業風險的手段，需要有一套國家風險管理機制。
首先要有一個對非洲整體安全戰略的設計。一是要了解情況，我們現在的做法是讓一些進入非洲的中國公司來做評估，這不是一個國家評估。企業要以盈利為目標，企業評估不能代替國家的風險評估。這需要站在國家立場上，運用國家力量進行調研。
另外，對非洲當地政治治理狀況，當地民生改善，中國都應該有所考慮和設計。如果不考慮，就會被動地受到當地政局變動的影響；如果考慮到了，可能就會在與非洲的交往中保證中國的長期利益。對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要根據非洲實際情況做出符合實際的詮釋。不能夠一涉及內政，就用“不干預”一句話來打發。你只要在非洲發展，就會影響當地的經濟和政治，不干預內政是相對的，只是不要學西方教師爺式的干預，可以用“引而不發躍如也”的方式影響。總之，“鴕鳥政策”不可取。我認為中國應該盡快擬定一個整體的、上下一貫的、頂層加底層的完整戰略設計和政策保障，內容包括非洲的產業體系建設、人員的教育培訓、提高就業率等問題。這些事情企業承擔不了，也不應當由以盈利為目的的中國企業承擔，而應上升到國家非洲戰略的層面。
喬良：我覺得中國可以從本次事件中反思及吸取教訓。中國正在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是拉動內需，另一方面就是向外投資。而海外投資尤其是在資源、能源方面的投資，是西方非常警惕和戒備的，它所要做的就是不讓你在這一塊跟西方分肥。他們對中國百般挑剔、處處作梗，千方百計想給你的經濟快車剎車，比如壓人民幣升值、卡資源、能源的脖子，這對中國的出口及出口導向型產業模式肯定會是比較大的打擊。
未來西方國家還是會以間接地制造麻煩和外圍的破壞投資環境來阻撓中國從海外獲取資源。在他們不能控制的國家和地區，通常用這些手段：一個是搗亂，制造分裂，如蘇丹等；另一個就是妖魔化這些國家和地區，說他們是獨裁政府、專制政府，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它，只要出現亂局，就容易使中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遭受損失。
這次打利比亞是西方想先下手為強，我想這跟卡扎菲的一句話有很大關系。卡扎菲曾放出狠話，說以后利比亞的能源只跟中、俄、印、巴西去分享。這是西方人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所以這場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講還是能源之爭。西方國家仍想牢牢掌控能源，不讓新興國家尤其是“金磚四國”取得。至于海外投資的方式，我覺得中國的投資不能再由企業自生自滅、自發地干，政府支持，企業主導，軍隊后盾，這幾樣是不可或缺的。就是說，一是政府要加強政治影響力，另外就是一定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后盾。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后盾，和平崛起就是空話。我想不管怎么說，如果中國經濟能夠一直持續向好，中國必然會成為資本出口國，成為海外投資大國。這樣等未來一切塵埃落定之后，不僅中國有海外投資的需求，海外也需要我們的投資。
王湘穗：近些年西方國家指責中國在處理非洲事務上的聲音越來越強。我們也要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和西方國家講一講殖民的歷史，算一算過去和今天的投入產出賬。以前那種只悶頭搞開發的做法就等于把話語權讓給西方國家，使他們能夠一個接一個地在非洲國家制造思想的動蕩，政治的動蕩，把促進了非洲快速發展的中國搞成了“被告”，從而形成了對中國在非洲戰略投資的威脅。
《環球財經》：為了解決能源問題，發展新能源一直是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致力的重點。但這次日本核泄漏事故發生后，各國對核能的發展勢必會更加謹慎。除了海外布局外，您認為我們國內的新能源布局應做怎樣的考量？
喬良：在其他的替代性能源出現之前，石油、天然氣仍然是最好的能源，其次是煤。但美國知道你中國現在要燒煤，所以用低碳、環保的口號來壓制你，讓你不能從燒煤中獲得更大的效益。中國的風能、太陽能技術在世界上是領先的，比美國絲毫不差，但受制于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核能仍不失為一種選擇，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但是能源跟不上的地方，發展核能是不可避免的選擇。
（實習記者向捷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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