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亂局根源在金融危機

    

    正當人們準備進入“后危機時代”的時候，社會動蕩卻突然在阿拉伯世界爆發并蔓延開來。這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為人們反腐敗、反專制的政治訴求，還是由于“臉譜”、“推特”等新技術的出現，或者是因為維基解密提供的消息？
    毫無疑問，一個復雜的社會運動一定有復雜的原因。政府官員腐敗與失誤，是導致突尼斯大學生小販自殺的直接原因；信息新技術也確實改變了政治動員的模式，導致了全新的抗爭形態。然而，這肯定不是引發社會動蕩的全部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席卷大中東地區的社會動蕩，其實是全球金融危機正在深化的表現。它標志著此次危機已經沖破金融和經濟范疇，進入更加兇險的社會領域。全球危機導致失業率長期高企，減少了歐洲人的度假，使依賴歐洲旅客的突尼斯經濟像沙灘上的房子搖搖欲墜。加之大量失業打工者回到本土，給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經濟和社會以難以承受的沖擊。在同樣背景下，依賴旅游業和外出人員收入的埃及，也在劫難逃。
    這次金融危機自2007年底從資本主義世界的心臟地帶爆發后，就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從核心區向外擴散，先是經金融貨幣渠道傳導，引起冰島破產、迪拜危機、東南歐震蕩，然后開始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隨著失業率的上升、工作時間延長，社會抗議活動越來越多。鏈條總是從最薄弱環節開始斷裂。在現行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下，高度依賴經濟景氣的旅游業顯然是最弱的環節。突尼斯和埃及的依附型經濟的基礎，在全球危機下表現得尤為脆弱。一旦國家的經濟基礎垮掉，建立在其上的社會和各種上層建筑，也將不可避免地坍塌。
    埃及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是“依附論”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看來，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是一個“中心—邊緣”結構。西方國家處于體系的中心，支配著“邊緣”國家；邊緣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均具有依附性。這種依附性導致世界性的不平等，平時南方國家的依附型經濟向中心國家輸送大量利潤，在危機時期，依附型國家就成為最早遭殃并受挫最重的國家。如果有必要，西方國家當然會轉嫁危機。據悉，動亂的避險需求已經推高美元匯率，使美元開始呈現升勢。
    目前，社會動蕩正在向產油國家蔓延。許多輿論把關注的焦點引向社會治理的模式：民主或不民主。實際上，國王和酋長的國家還算穩定，而動亂往往發生在所謂民主轉型國家。因為這些國家不僅經濟上依附于外部，在政治和思想意識形態上也同樣呈現出更強烈的依附性色彩———按照西方的所謂主流話語和理念解釋自己國家面對的問題。這自然無法為南方國家在危機中找到一條擺脫沖擊的道路。看起來富甲天下的資源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其實也處在產業鏈的低端，同樣是依附型經濟。因為作為國家命脈的大宗商品價格，仍操縱在掌控著各大交易所的金融資本手里。是把石油等商品炒上云端，還是打入深淵，全看國際金融資本贏利的需要。
    我們必須認識到，目前大中東地區的社會動蕩，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波次，是全球金融危機向全球社會危機傳導的體現。由于現行世界經濟體系內在的不合理、不均衡，使處于危機中的發達國家易于向南方國家轉嫁危機。
    為掩蓋這不道德的轉嫁機制和轉嫁行動，幾乎所有西方評論家都指向發生動蕩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家的內部，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對現行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類似批評指向的是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道理是一樣的。約瑟夫•奈在此次動蕩中有了新發現：在信息時代，真正的贏家是那些最會講故事的國家（或非國家組織）。看來，我們也要學會把發生動蕩的道理說清楚的本領。不能讓有嘴的蒼蠅既能吸吮叮食，又擁有話語權，而每次倒霉的都是被叮的雞蛋。
    （《環球視野》第356期，摘自2011年3月4日《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