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金融關系的新形勢

2010-12-07  　來源: 銀行家

隨著后危機時代的來臨，中、美、歐圍繞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和市場格局的博弈和角力態勢日趨明顯。面對美歐兩大強權，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經濟大國，如何在保持合作關系的同時，最大化地保護本國、本民族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是當前各界應當特別關注的戰略問題。

“奧巴馬新政”的兩個核心

在1976年構建牙買加體系后，國際貨幣體系仍維持美元本位制，而金融產業成為美國的第一支柱產業，在GDP中的占比高達20%以上（而制造業只占12%左右），這為美國保持和進一步強化超級帝國地位，居于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獨享本位幣的各項利益（而不承擔相應義務）的同時，也強化了美國模式的內在矛盾。

“牙買加協議”的實施，導致國際資本大量向美國流入，1985年，協議實施僅僅9年后，美國即結束長達71年的國際凈債權國地位，變而為國際凈債務國（當年國際凈債務1074億美元），從而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明顯呈現的貿易項下逆差相呼應，開啟了當代美國獨有的經濟循環模式：經常賬戶項下逆差由資本項下的順差彌補，即借他國的錢來滿足本國的消費。從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時間里，盡管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放大（2005～2008年，經常賬戶逆差占GDP的比例基本都在國際警戒線5%以上），但國際收支逆差（經常項下與資本項下之和）卻都控制在GDP的1%范圍內，也就是說，在長達25年的期限內，美國借助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每年占用他國資本來滿足本國消費，且這一趨勢日漸擴大，難以逆轉。

無疑，這一模式具有明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國際信任，或遇到其他國際貨幣的挑戰，國際資本凈流入將會減少，則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其對超量進口商品的消費；另一方面，如美國國內消費無節制膨脹，超過國際資本凈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撐，則經常賬戶項下赤字將無法彌補，國際收支失衡。兩種情況下，都會導致美國模式破產。

2008年以來，美國由“次貸危機”演化成國際金融危機，進而創造出“量化寬松”救援機制等等事件，本質都是美國模式內在矛盾所導致的結果。

2009年初，奧巴馬政府開始實施“新政”，不論其提出怎樣的變革口號、怎樣的施政綱領，本質上都要從緩解美國模式內在矛盾入手，從而繼續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無疑，其核心在于兩點：一是如何維持美元的核心（甚至是唯一）本位幣地位，削弱其他貨幣對美元的威脅，繼續保持國際資本的超額凈流入；二是如何緩解進出口的失衡，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出口，減少國內消費對國際資本的依賴。

歐元區危機的本質

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惠譽宣布，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希臘主權信用級別在過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A級以下。惠譽同時還下調了希臘五家銀行的信用級別。惠譽稱，這一降級決定反映了“對希臘中期公共財政狀況的擔憂”。全球股市應聲下跌，歐元對美元匯率大幅下滑，開啟了歐元區債務危機。

伴隨著這場危機演進的，則是國際經濟、金融界上下的一致邏輯：希臘財政赤字與GDP比率達12%，政府債務與GDP比率達110%，遠超過歐元區3%和60%的規定上限。以這一邏輯尺度衡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等等均達不到要求，都面臨著主權債務降級、新發債券受阻、老債券無法償還的主權債務危機。

在這一邏輯的引領下，國際游資“不約而同”地拋售希臘政府債券、提升希臘主權債利率、提高希臘主權債CDS價格、做空歐元（歐元匯率短短幾個月下跌超過15%），致使希臘無力在資本市場籌措新資金。由于擔心債務危機在國家間和金融機構間蔓延，歐盟被迫啟動兩輪救助計劃（分別達1200億歐元和7500億歐元），目前救助效果還未明朗。

對這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成因，國際輿論界普遍認為：是希臘等國自身矛盾導致的結果，也有個別分析家指出，是高盛與幾家對沖基金為投機盈利而利用了希臘等國債務指標的失衡。但是，從國際經濟的大局來分析，這場債務危機絕不是偶發的市場現象，其中包含了相當多針對歐元的有計劃、有組織的非市場行為。

國家債務高企，是現代國家的一個普遍現象。針對1929年大蕭條，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思想應運而生，盡管其間又有新自由主義的復蘇，但運用國家力量，以明天的收入應對今日的支出已成為現代政府的普遍選擇。美國2009年度財政赤字1.42萬億美元，超過GDP的12%，主權債務最新數字達到13.6萬億美元，超過GDP的90%；英國2009年度財政赤字1780億英鎊，超過GDP的13%，主權債務8500億英鎊，超過GDP的60%；日本2009年度財政赤字44萬億日元，超過GDP的9%，主權債務871萬億日元，超過GDP的170%。可見，希臘以及其他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五國英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組合）歐洲國家所面臨的債務高企，并非個性化的非正常事件，而是各個主要經濟體都普遍采取的國家治理方法。客觀地說，歐元區所設定的財政赤字3%和主權債務60%的規定，只是人為地定性地劃了一條努力的界線，本身并沒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嚴謹含義，更談不上超過了就意味著國家破產。當然，主權債務過高會導致經濟失衡，甚至引發國家危機，但像希臘這樣的指標值，在全球范圍內比較來看，并沒有特別的超出通常區間。

美國各類金融機構聯合參與，立體作戰，豈是一般的商業利益所能驅動和組織。高盛不惜犧牲百年商譽，披露自己替希臘政府所作的一筆“內幕交易”（其實只是為希臘政府多融資10億歐元，竟炒作為希臘政府天大的罪狀。），作為國際頂級投行，其違反保密協議的行為令人瞠目結舌；標普和穆迪兩大債券評級機構分別在1200億歐元和7500億歐元救助計劃公布后市場已開始企穩之際，匪夷所思地“逆天行道”，悍然調低希臘主權債務級別，且一降就是四個級別，直接降為垃圾債券，歷史上絕無僅有；IMF反復主動要求參與歐元區救助，且明顯超過其自身實力來提供2500億歐元救助（相當于3000億美元，而IMF本金加債券的總資金量不過5000億美元，且大部分已作了各種安排。），而救助所附加的條件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所提條件非常接近（除政治改革外，仍是要求減少財政支出，增加稅收，采取緊縮政策，對危機中國家而言，此種方法近似雪上加霜、釜底抽薪，1997年對亞洲國家傷害至深。），其希望在歐元區發揮主導作用的動機非常明顯。

須特別指出的是，對于救助計劃的參與方，歐元區內部意見并不一致。有些國家領導人堅決反對IMF參與，對美國勢力的介入具有明顯的戒備心理。而方案最終在個別大國的推動下得以通過，背后可以看出美國勢力在歐洲根深蒂固的影響。

劍鋒直指歐元體系內在矛盾。客觀地講，歐元體系確實存在內在矛盾。因為貨幣是主權的象征，現代貨幣是以國家信用作保證來發行的。而歐元區恰恰只是經濟聯合體，政治上并不統一，有統一的貨幣政策，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更沒有統一的外交、軍事等政治政策。因此，各國雖不能獨立發行貨幣（歐元發行權歸歐洲央行），卻可以獨立發行國債，獨立編制國家財政預算（和赤字），必然導致整個歐元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不協調。而一旦遇到危機，各個主權國家又必然自保，都各自采取利于本國的財政政策（本輪危機后，歐元區國家財政赤字普遍高企。），又都希望歐洲央行推動利于自身的貨幣政策。無疑，歐洲如不能像《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期望的完成政治統一的話，歐元的未來將長期面臨挑戰。

然而，歐元的內在矛盾是與生俱來的，已經持續11年了（從1999年算起），在學術界可謂人所共知，并不是件新鮮事，美國、英國的學術界和媒體卻好似剛剛發現了一塊新大陸一樣，同時夸張地予以宣講，“不約而同”地傳遞歐元區可能解體的信息，共同在描繪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其情其景，讓人頗為詫異。

其實，從美國當今國策的兩個根本點可以看出，本次歐元區債務危機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當今世界唯一能威脅美元貨幣地位的，只有歐元（日元在國際貿易和金融往來中占比很低，且本身也屬于美元貨幣區。）。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美國采取的“量化寬松”的救助機制，始終在強化美元地位必將下降、美元必將大幅貶值、投資美元國債必將大幅縮水的概念，相當一部分國際資本流向歐洲，中國、日本、中東等國家也在調整外匯儲備組合，減少美元、增加歐元占比，這一切都在威脅美國的貨幣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直接導致美國模式的破產。因此，以市場力量推動和強化歐元危機，導致歐元短期貶值、中期震蕩、長期解體，與美國國策的戰略取向完全一致。

而另一方面，歐元的貶值，對美國出口產業的影響又比較有限。我們知道，美國出口目的地國家排序中，主要的五個國家是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和英國，在6到10名中，屬于歐元區的也只有德國和法國，占比較小（應在10%左右），以美國每年11000億美元左右的出口額來推算，歐元匯率貶值15%，也只能影響到150億美元左右。相對于美國13萬億美元的國債來說，如果國際資本撤離，必然導致國債利息率上升，每增加0.1%，都帶來130億美元的額外成本支出。輕重對比，一目了然。

美國壓制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本質

2010年的三四月份，美國國會與政府曾上演了一幕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劇目。近期，圍繞即將召開的G20峰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又再次響起，且美國的外圍國家紛紛響應，一致呼吁將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來討論。而我們國內在此問題上又眾說紛紜，使得這一個問題變得內外混合，愈發難以處理。

可以肯定地說，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是個經濟命題，美國及其盟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幾條理由，都不成立：

理由一，解決美國經常項下貿易赤字。國際間產業分工和美國的消費模式決定了，美國的進口彈性很低，美國不從中國進口，也必然要從其他國家進口，對于國際收支而言，結果相同。

理由二，變相提高中國的生產要素價格。中國生產要素價格，土地、水電煤氣等公用服務、運輸、勞動力等成本已經提高，且仍在大幅上漲，直接漲價的市場信號更清晰，無需通過匯率升值隱性來體現。

理由三，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匯率屬于總量指標，以總量指標來調整結構，必然導致調整效應不可控，有的調整不到位，有的“誤傷無辜”。產業結構調整應由產業政策來實現。

理由四，緩解國內通脹壓力。當前國內通脹壓力并非來自國外輸入，本輪金融危機之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企穩甚至下降，當前通脹壓力主要來源于國內的糧食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改革。且匯率浮動是雙向的，產生的政策效果并不能夠如主觀所愿（如市場反應為匯率貶值，豈非加重了國內通脹壓力？）。以匯率手段調節物價指標，本身就是偽命題。

理由五，匯率浮動有利于貨幣真實價格發現。本次金融危機所暴露出來的核心問題，就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即事實上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本質上是沒有匯率參照系的制度，甲貨幣依據乙貨幣，乙貨幣依據丙貨幣，丙貨幣又依據甲貨幣設定幣值，循環設定，無所依據。尤其是近三十年，美元本位制所帶來的貨幣超發直接推動虛擬經濟快速膨脹，超量貨幣涌入各類交易所，使得交易所定價的所有商品均價格失真，投機性交易早已經替代（服務于實體經濟供需雙方）套期保值交易，成為主導商品價格的主要力量。在這一背景下，國際資本經由外匯交易所產生的匯率價格，早已經偏離了貨幣的真實價格。以貨幣交易所產生的浮動匯率來發現真實貨幣價格的機制，在虛擬經濟條件下，基本失效。

對美國壓制人民幣升值的本質問題的辨別，仍要回到當前美國國策的兩個核心點上來：即保美元地位、保增加出口。保美元地位，通過推動歐元危機，已經和正在實現。保增加出口，則必須要在中國，在人民幣上做文章。

我們知道，“奧巴馬新政”里有一條非常醒目的量化目標：五年內實現出口額翻一番。從美國幾個最主要的出口國家來看，加拿大、日本、英國屬于發達國家，也是受金融危機影響較深的國家，五年內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不大；墨西哥屬于較貧窮國家，而且墨西哥只是美國的出口加工基地，并不是最終產品消費國，對墨西哥的出口增長要看全球經濟的恢復；歐洲原本對美國的出口貢獻就不大，歐元震蕩后，歐元匯率很有可能中長期不穩定，出口增長難以預測。真正能幫助美國實現出口倍增計劃的只有中國。而壓制人民幣升值就是實現這一計劃的最有力手段。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既是國會議員代表民眾表達的（出口、就業）利益訴求，更是奧巴馬政府實現競選承諾，獲得連任的根本所在。在這一點上，美國國會和政府的意見是高度一致的。舒墨、格雷厄姆與奧巴馬、蓋特納之間不過是在反復表演著雙簧游戲。

總之，美國的國家戰略是壓制歐元貶值來保美元的強勢本位幣地位，壓制人民幣升值來保美國出口的超常規增長，這兩個層面均已展開。對于中國而言，要重點關注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更要認清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本質，妥善應對。人民幣升值和自由兌換并不是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只是匯改過程中可能的一種結果。全球各國中真正選擇了完全自由浮動匯率機制的國家并不多，各國需要根據各自國情在不同的時空下合理取舍。匯率是經濟全球化下國與國之間最重要的經濟變量，匯率手段是國際經濟領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既然已經啟用了這一手段，就是擺明了要放手一搏。對此我們決不能仍把它視為一個簡單的經濟命題，以為通過經濟學原理的辯論就能化干戈為玉帛，更不能被美國政界、學界冠冕堂皇的理論說教所迷惑，自亂陣腳。我們的選擇只有一條：積極應戰。有些同志總是擔心我們在貿易反制中經濟上吃虧，或者擔心在投資反制中短期利益受損，這些想法可以理解，但根本上都是從局部、從枝節、從戰術層面看問題。當前我們更需要宏觀層面的總體構想和安排，需要把金融利益和金融手段納入到國家整體的戰略中來考慮和布局，需要取得整體戰略的成功和主動。

（作者系中信銀行副行長）

(本文來源：銀行家 作者：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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