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的主力軍
自國家誕生后就有國際競爭，只是于全球化之下日趨激烈而復雜。就競爭主體而論，不僅有國家之間的競爭，還有企業之間以及國民之間的競爭。
國家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 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國家之間的競爭先于企業及國民之間的競爭。自國家誕生后，國家之間的政治與軍事競爭就始終存在，競爭的常見方式是對抗，極端形態就是戰爭。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的政治與軍事等方面的競爭退居次要地位，而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不僅體現于不同國籍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且直接體現在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戰略的競爭、重要戰略資源的擁有權與定價權的競爭、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以及國際經濟規則的競爭。當今，發達國家在重要戰略資源的定價權、國際話語權以及國際經濟規則上仍占據統治地位，但是隨著“金磚四國”等一批新興市場的崛起，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全球經濟嚴重失衡、國際金融市場日趨動蕩、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兩大經濟板塊”激烈碰撞的體現。可以想見，隨著新興市場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國家之間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國際經濟秩序最終也會因之而調整。
發展中國家，能夠抗衡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唯有國有企業 在企業競爭層面，發達國家的企業占據絕對優勢，諸多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不僅經濟實力富可敵國（如微軟公司銷售額與利潤額超過世界多數國家的經濟規模與財政收入），而且在技術、管理、營銷等諸多方面普遍超出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的民族企業。市場開放與自由競爭的國際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有利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實力嚴重懸殊下的自由競爭，必然使后進國家的弱小的民族企業淪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獵食與并購對象。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夠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抗衡的，唯有國有企業。環視全球，市場不斷開放下的各國民營企業多半成為跨國公司的附庸，長期為基本生存而不斷掙扎。當然，在一些后進國家與地區的某些行業，也有成長為可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競爭的民營企業，但那是特例，而且通常是在市場保護下成長壯大的。
消除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是發達國家壟斷資本處心積慮的目標 新自由主義就是因應這一需要而誕生的。發達國家壟斷資本通過各種途徑向發展中國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其基本要義就是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以掃清資本擴張的障礙。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阿根廷、俄羅斯等國大張旗鼓地出售國有企業。阿根廷基本賣光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包括銀行業、自然資源和公用事業，并實現了所有國有資產進入市場的“全流通”。但是，這些被變賣的國有企業經過“私有化”實現短暫民營后，很快在“國際化”下被跨國企業尤其是美國金融寡頭所收購，阿根廷由此喪失了戰略性行業和經濟命脈的控制權，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由外資主導，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深受外國利益集團的影響。當金融危機爆發時，阿根廷因為沒有國有企業的抵押或擔保，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拒絕給予其資金援助。而墨西哥能在爆發危機后獲得及時援助，則是以該國的國有石油與鐵路企業的股權與收入作擔保的。普京總統掌權下的俄羅斯，對葉利欽時期的自由經濟政策來了個180°大轉彎，全力收復石油等戰略資源行業，重組國有企業，保證國家對經濟命脈的控制，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生活與國際地位因此有了明顯改觀。拉美與蘇東的經驗與教訓顯示，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進行壟斷與擴張的主力軍，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微觀基礎，是國家經濟危難時最可靠的依托。
“主力軍”的地位與作用已被嚴重侵蝕
綜觀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同時具有增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三大職能。應該按照這三大職能，重新認識中國國有企業的地位與作用。
作為一個企業，盈利是國有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 生產財富、創造就業、依法納稅是國有企業與其他各類企業的共同特征。近年來，我國國有企業不斷加大改革、管理與創新力度，經濟效益有了明顯的提高。統計數字顯示：2007年國有企業累計實現銷售收入18萬億元，同比增長；實現利潤萬億元，同比增長。中央企業核心競爭力進一步提高。中央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1萬億元，同比增長；實現利潤萬億元，同比增長。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不斷取得新進展，帶動了地方經濟的較快發展，實現銷售收入7萬億元，同比增長；實現利潤萬億元，同比增長。 盡管這些數字令一向不滿國有企業效益的人士質疑，但是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發展統計數字同樣也令人懷疑，尤其是向國家上繳的稅收與其所炫耀的增長成就（集中在對國家GDP的貢獻）遠不成比例。實際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競爭是“兄弟之爭”，《詩經•小雅》有言：“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如果說民營企業避稅至少還可以變相實現藏富于民的話，那么外資企業則完全不然。外資企業雖然創造了GDP，但要拿走財富，并留下了支離破碎的民族工業與經濟體系、嚴重的資源破壞與環境污染以及日趨嚴峻的金融風險。
國有企業承擔諸多社會職能 發達國家的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會承擔一些社會職責，這同樣與這些大型企業的經濟能力相適應。這些大型企業一般都在國內、地區乃至國際同行業中居于壟斷（市場或技術壟斷）地位，獲得豐厚的壟斷利潤，因此有能力、有條件承擔一些社會職責。中國的國有企業自誕生以來，不論規模大小、盈利多少、層次高低都“一籃子”承擔了各項社會職能。它們不僅要全盤考慮本企業職工的就業、培訓、住房、醫保、養老等一切問題，而且還有子女、老人乃至周邊社區的負擔，并且要盡其所能地體現職工當家做主的權利。改革開放后，國有企業不僅要背負如此重任，與“輕裝上陣”的民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競爭，而且還承擔社會經濟轉型的重任。以此指責國企的效率，就好像拿滿載的大卡車與單人摩托車比油耗，誰的油耗高就推定誰缺乏效率，豈不荒唐。中國社會經濟今天有如此成績，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能獲得如此迅速成長，不能切割與國有企業所肩負重任的關聯。且不論眾多民營企業脫離不了轉移國有資產的“原罪”，就是諸多外資企業的發展也直接是“國退洋進”的結果。
如果說，作為國民經濟“生力軍”的民營企業在經濟效益增進上成效顯著，在社會效益增進上有待進步，但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現階段主要是經濟安全）上，則不能也無法寄托期望 且不說拉美、蘇東、東南亞等地區有層出不窮的教訓，即便在中國，這樣的例子也越來越多。就拿前文提到的物流行業來說，中國民營企業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到了發展空間，贏得了很好的發展勢頭，但是在中國全面“入世”，國際“四大”物流巨頭大兵壓境后，過去一向信誓旦旦與外資物流巨頭一決高下的中國民營物流企業紛紛“繳械投降”，競相向外資物流企業“投懷送抱”。原因很簡單，就是外資物流巨頭報出了遠遠高于這些中資物流企業自己評估的收購價格。大利當頭，脊梁股一下子便軟了。當然，民營企業家逐利，無可厚非；要求他們考慮國家利益，反而有些過分。君不見，為獲得外資待遇，通過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國際避稅港“回流”中國大陸的大量“外資”多半是民營資本。大凡比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在境外不開設資金賬戶的恐怕是鳳毛麟角，擁有多國護照乃至他國國籍的也不在少數。倘若中國這只大船遭遇風疾浪高，危在旦夕，準備與普通大眾同舟共濟的民營企業家會有幾人？所以，能承擔國家經濟安全職責的，責無旁貸地落到國有企業的肩上。
國有企業的戰略價值不可替代 國有企業通過部分資源（包括政策與自然資源）與市場壟斷，積累起一定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在一國、地區乃至國際市場可以有效應對跨國壟斷資本的擴張，形成有力的經濟制衡，從而維護東道國的市場穩定與經濟安全。此外，由于發展中國家市場體系不成熟、市場機制不健全，國有企業理所當然地成為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這是世界各國國有企業的一項重要的共同職能。近年來，我國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難以落實，宏觀調控成效不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資力量的強大與國有經濟的削弱。當今世界，技術創新越來越成為增強企業乃至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實踐經驗表明，技術創新是國有企業最具優勢的領域。可以推斷，國有企業為中國建設創新性國家必將發揮巨大作用。
確保“三分天下”，“主力軍”頑強抗爭
當今，發達國家的經濟保護主義勢頭越來越盛，一些國家針對“中國制造”、“中國企業”的情緒近乎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只是國際保護主義因應中國快速崛起的開始。未來，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強烈的經濟摩擦，越來越大的開放壓力，以及越來越嚴峻的經濟尤其是金融風險。新中國成立后，在“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綱領下，中國建立起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經濟體系”。由此，我們才得以克服一個又一個經濟難關，并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國退洋進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顯著成績，但這基本是在“國退洋進”的基礎上取得的。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在“產權明晰”與“減員增效”的口號下，出售國有資產，甚至包括戰略性國有企業（實行民營化與私有化）在中國國內非常有市場，這恰好便于跨國壟斷資本實施行業收購與經濟控制，最終實現一些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接管”中國經濟的目標。國有企業一再退讓，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戶數占全國工業企業的比例已不到10％，而且還在不斷下降。前文已提及，國際經驗與教訓顯示，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進行壟斷與擴張的主力軍，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微觀基礎，是國家經濟危難時最可靠的依托。至于國有經濟的治理則是另外一個話題，而其治理好壞與產權形式并不必然相關。當然，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治理直接影響社會大眾的觀感，甚至直接影響國有企業存在與興盛的社會基礎，因此輕視不得。
主導作用正“名存實亡” 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說明了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國有企業退守的領域已經越來越小，即便如此，新自由主義者對國有企業依舊不依不饒。而且隨著國有企業數量的減少，國有資產的流失觸目驚心。量變會引起質變，民企、外企與國企“三分天下”的態勢已經顯現，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正“名存實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經濟基礎已經受到嚴重侵蝕。而且在現有改革開放的邏輯思維下，未來，為確保“三分天下”態勢進行頑強抗爭的，只能是國企。因此，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適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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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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