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批評了誰？

左大培（2009年10月12日）

每年10月瑞典都會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授予了彼得•戴蒙得等3位對勞動市場的研究做出了貢獻的經濟學家。這里我不想討論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經濟學研究成果，想談的倒是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學術觀點。
頒發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我正忙于自己的研究計劃，甚至沒有抽一點時間查閱一下獲獎者的情況，只聽說獲獎者是埃利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和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兩人，他們獲獎的原因是他們各自在“治理”（governance）問題上的研究成果。我二十多年前就親耳聆聽過奧利弗•威廉姆森的學術報告，知道他關于企業的垂直一體化與單個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擴張的邊界的學說，當然能夠大致地說明他為什么會因為對“治理”問題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對埃利諾•奧斯特羅姆其人，我卻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這也很有點特別，因為我長期講授和研究西方主流的經濟理論，對于前幾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我大多都在過去有所耳聞，像對埃利諾•奧斯特羅姆那樣一無所知還真是少有。
以后不久又在零星的閱讀中得知，埃利諾•奧斯特羅姆是個“制度經濟學家”。根據我的經濟學知識，雖然最近十幾年所謂的“制度經濟學”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大熱門，但是它在美國等國的大學中的地位遠遠不能與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等經濟學的主流學科相比，通常都處于邊緣化的地位，甚至被許多經濟學教授視為“左道旁門”，境遇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好不了多少。而中國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更是充滿了胡說八道，我一直認為它的文獻連閱讀的價值都沒有，所以根本就不讀中國人自己寫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的論著。由此觀之，我不知道埃利諾•奧斯特羅姆其人似乎是很正常的。
令我吃驚的是，很快我就從媒體上得知，中國的那些素來以研究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著稱的“著名經濟學家”，竟然也公開承認不知道埃利諾•奧斯特羅姆其人。這反倒印證了我早就有的一個看法：就是從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所承認的“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的所謂“制度經濟學”也是一堆歪理邪說。證據是明擺著的：專門靠叫賣“制度經濟學”吃飯的“著名經濟學家”，竟然會對由于對經濟制度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一無所知，他們在“制度經濟學”上的學問到底有多深，那就可想而知了。
前幾天我仔細閱讀了埃利諾•奧斯特羅姆在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所作的學術講演，才明白了她為什么竟然不為中國的“著名制度經濟學家”們所知：在中國，前些年最著名的那些所謂“制度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極度私有化的鼓吹者，而且叫賣“制度經濟學”越響的，通常鼓吹私有化也越利害。而埃利諾•奧斯特羅姆的研究成果強調的恰恰是不應當由“市場”來主宰的經濟領域，她的許多結論甚至可以用來否定私有化的主張。對這樣的一位經濟學者，私有化的信徒們當然不會愿意領略其學說，甚至可能就不愿意聽到其名字。真是偏見導致無知。
按照埃利諾•奧斯特羅姆自己的說法，她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的領域。而她對這種“多中心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的又是地下水資源、漁場、森林等所謂的“公共池塘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她根據其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強調有效率地“治理”“公共池塘資源”和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的多樣性，認為那種非“市場”即“國家”的“二元世界”并不適合這種多樣性的現象。而她所贊賞的這種對“公共池塘資源”的“多中心治理”，最集中地表現在那些既非“市場”又非“國家”的第三類治理方式上，它本質上是資源所在地的資源共同使用者們對該資源的自治性管理，這種自治性的管理當然只能來源于資源的這些共同使用者們的集體行為，這種行為通過非市場交換性的相互協商來設立一些行動的規則（rule），并對違反這些規則的行為給予懲罰。由于這樣的“多中心治理”是各個“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集體各自的自治行為，把所有這些“公共池塘資源”使用者集體放到一起考察，它們各自的集體行為的“制度安排”就是多種多樣的。
我的老同學宋小川曾經概括說，奧斯特羅姆主張的實際上是“集體所有制”。我認為更恰當的補充應當是，奧斯特羅姆主張的實際上是“本來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當初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鼓吹各種各樣的“集體所有制”經濟時，說的就是這樣的“制度安排”。不過奧斯特羅姆所主張的這種“集體所有制”，主要限于“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
所謂的“公共池塘資源”，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公地”一類的東西，它可以供所有的人自由使用。如果這種“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們都能夠適當節制自己對該資源的使用，就可以防止“公共池塘資源”的惡化和減少，保證對這種資源的長期可維持的使用，使每個人都從該資源中得到盡可能多的好處。而四十多年以來西方流行的一種理論卻認為，人們由于個人私利的驅使，一定會過度使用并最終破壞公共牧場一類的“公地”，從而造成無計可施的“公地的悲劇”。這種“公地的悲劇”，其實是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的典型實例。而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效率，則主要表現在有效地制止對“公共池塘資源”的過度利用，防止“公共池塘資源”的惡化和減少。
中國的私有化鼓吹者和“制度經濟學家”們一貫強調，“公地的悲劇”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公共池塘資源”是公共所有的，“產權沒有界定清楚”。要消除這種“公有制的無效率”，就必須對“公共池塘資源”實行私有化，盡可能地將它們變為私人所有的私人財產。這種私有化的思路，典型地表現在前些年開始的“林權制度改革”上。最初受到大吹大擂的這種“林權制度改革”，不僅由林業部鼓吹和推行，還受到了更高級的權力機關的大力支持。知道農林業內情的人都認為，這個所謂的“林權制度改革”實際上就是在實行變相的林地私有化，而且它還被視為正式推行農業土地私有化的預演。
但是，這樣的森林和林地私有化，可能會對森林造成致命的生態災難。前些年我去貴州農村，看到公路旁邊的山上光禿禿的，幾乎沒有什么大樹，當地人告訴我，這些山上原來的大樹并不少，20世紀80年代初期實行農業“大包干”時，那些大樹很快就被砍光了。因為這樣造成的森林資源破壞太嚴重，那以后才停止由私人占有和經營林地。據說這種現象在全國農村普遍存在。
很顯然，在21世紀初又一次開始的私有化“林權制度改革”，是不顧20世紀80年代失敗的教訓而力圖再一次強制推行林業的私有化。但是林業的管理和經營制度，涉及的并不僅僅是直接由林業中受益的個人，甚至也不僅僅是森林周圍的居民。眾所周知，森林通過其排放的水分、空氣和吸收并儲存的碳元素，在調節氣候變化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大片森林的存在還有助于保持生物的多樣性。森林作為一種“公共池塘資源”又極可能受到過度的砍伐。這一切都使奧斯特羅姆在判斷森林“治理”上的效率時，使用的效率標準是森林保護的程度，例如森林的密度、森林的增長速度等等。在我們這個碳排放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時代，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森林“治理”上的效率是恰當的。
奧斯特羅姆對“多中心治理”的贊許，首先就基于她的研究所得出的下述結論：對于“公共池塘資源”，“多中心治理”有助于擺脫“囚徒困境”，達到以上述標準衡量的效率。這一結論實際上等于說，私有化絕不是擺脫“公共池塘資源”上的“囚徒困境”的唯一出路。奧斯特羅姆強調的是，“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們可以靠他們形成的集體內部的協商和相互約束而擺脫“囚徒困境”，達到對“公共池塘資源”的有效率治理。
現在正統的西方經濟理論也已經用數學化的推理證明，“公地的悲劇”這一類的“囚徒困境”之所以會出現，是由于當事人為個人利益而不與其他當事人合作，采取了背叛其他當事人的行動。而在無限次重復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當事人可以通過懲罰過去的損害集體利益的背叛行為，使每一個當事人都不得不采取增大集體利益的合作性行動，從而使整個集體擺脫“囚徒困境”，使集體中的每個人都得到更多的好處。
奧斯特羅姆系統地梳理了大量的實驗經濟學式的實驗、“田野實驗”和“田野調查”的結果后指出，存在著數目巨大的案例，在其中“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們克服了所謂的“囚徒困境”，維持了“公共池塘資源”的長期使用。這樣廣泛的案例研究表明，否定集體行動的“公地的悲劇”之類的常規理論的預言站不住腳。“公共池塘資源”的使用者們之間的溝通和交談增加了他們相互之間的合作，他們還投資于懲罰不對公益事業作貢獻者，這都使他們相互合作，這種合作比“公地的悲劇”之類的理論所預言的要多。
這樣的研究結果使奧斯特羅姆堅信有效率的治理結構的多樣性。她反復強調，對于“公共池塘資源”，“一個尺寸（的治理方式）適用于所有情況”的政策是沒有效率的。僅僅是這樣一個觀點，就足以否定中國的那些私有化鼓吹者們，因為他們從來就是主張對任何情況都使用私有化這唯一的“萬應靈藥”。
當然，奧斯特羅姆也并不因此就認為，有效率的治理結構不需要滿足任何標準。她援引觀點相同的學者從研究124個自然保護項目的數據中得出的結論，認為對成功的結果來說，所有的重要因素就是允許當地的使用者們收獲果實和出售某些產品，將當地社區吸收到項目的設計和管理中來。她甚至總結出了能長期維持下去的“公共池塘資源”治理體制的8項“設計原則”（the design principles）。值得注意的是，這8項原則都很寬泛，要求的是諸如“有清楚的邊界將特定的公共池塘資源與更大的社會—生態系統分離開來”之類，其中沒有一個字是“實行私有化”！
當然，按照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評判標準，絕不能說奧斯特羅姆的觀點支持了中國的左派。因為在這些中國人看來，中國“左派”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狂熱地主張國有經濟，而奧斯特羅姆卻并不認為建立國有的自然保護區就一定能導致“公共池塘資源”的有效治理。她根據對大量統計資料的分析，認為國家指定的森林保護區與非國有的林區在森林密度方面沒有什么統計上的差別，據此認為在法律上將一片森林指定為保護區與森林密度沒有什么關系。奧斯特羅姆的真正立場是：國有體制和各種私有體制都可能搞好、也可能搞不好“公共池塘資源”的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有效治理與所有制沒有什么關系。從這個角度看，奧斯特羅姆倒更像個中間派，她對“中國左派”和“右派”各打了五十大板。
如果偏執地從所謂“對中國好不好”的角度看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說：奧斯特羅姆“對中國不友好”。她在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所作的學術講演中，還援引了某些中國學者所作的評估，認為在中國西南建立臥龍自然保護區（Wolong nature Reserve）之后某些方面的損失率高于該保護區建立之前。但是在我看來，批評中國的某些經濟政策并不就是“對中國不友好”。相反地，那些最尖銳地批評中國的“權貴私有化”的人，是對中國人民作了最大的好事，是對中國最友好的人。
按這個尺度衡量，奧斯特羅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中國很友好的人。我們與前邊說的那一部分中國人的評判標準并不一樣。我們這批中國左派主張國有經濟，但是我們更強調，國有經濟必須為中國人民服務，必須置于中國人民的民主監督之下。我們遵循毛澤東的傳統，主張尊重和鼓勵人民群眾的自主精神和創造精神。奧斯特羅姆所盛贊的那種所謂“多中心治理”，用毛澤東的語錄其實很好解釋：所謂“多中心治理”，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里是自己管理自己）；對學者和官員們來說，就是不要作指手劃腳的教師爺，而要“先作群眾的學生，后作群眾的先生”。我相信，真把“多中心治理”的思想解釋清楚的話，中國的毛澤東主義左派會非常贊成奧斯特羅姆稱贊的“多中心治理”，因為他合乎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精神：當地群眾集體的民主管理。
這樣的一種“公共池塘資源”的治理結構當然與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格格不入。因此，毫不奇怪，奧斯特羅姆關于森林“治理”的研究不能不充滿了對私有化、“分權化”的否定。她以某些西非國家為例指出，如果政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分權化政策而把當地的官員和使用者們甩到一邊，穩定的森林也可能會變為遭受大肆砍伐（deforestation）。她說的這悲慘的一幕，正是20世紀80年代初“大包干”時在中國的許多山林中上演的悲劇。我有根據懷疑，前幾年的所謂“林權制度改革”，是否也已經或將要造成這樣的一些悲劇。
與奧斯特羅姆觀點相同的學者曾經對由私人、社區和國家管理的“公共池塘資源”作過比較研究，發現只要治理方式與當地的環境相匹配并吸收了當地的使用者們積極參加，上述的每一種管理方式都會成功，都能防止資源的退化，保證益處不斷地流向資源的使用者們。將3種管理制度下的權力束相比較可以說明，保證“公共池塘資源”的治理成功的一個共同的要素是，資源使用者們積極參與對來自資源的益處流量的管理。
奧斯特羅姆仔細研究了政府的、私人的和社區的這些不同的“財產制度”（property regimes）對森林治理的作用。在這方面，奧斯特羅姆的一般性結論是：有時，在這些不同的“財產制度”下的森林都能夠達到保護生物多樣性、儲存碳、改善生活等增大了的社會目標；而在其它時候，這些“財產制度”又都不能達到這樣一些目標。因此，要解釋森林狀況，關鍵不是森林治理的一般類型，而是：一個特定的治理安排如何適應當地的生態，如何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展和修改各種特定的規則，以及使用者們是否認為這個體系合法且公平合理。奧斯特羅姆非常否定性地說：那些簡單的政策處方，像把資源交給政府、私有化，或更新的做法—分權化，都可能失靈。
在今天的中國，奧斯特羅姆的這些說法批評的是誰？
誰都不能否認，在今天的中國，經濟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和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們一直在鼓吹將一切都私有化，而二十年來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政策也確實一直在力圖將一切都私有化。最近十年，這種“將一切都私有化”的做法甚至已經蔓延到了農村的水庫、四川農村的水塘和森林這些真正的“公共池塘資源”上，前幾年開始的“林權制度改革”就是又一個清楚的例證。在這樣的背景下，奧斯特羅姆強調“任何產權制度下的公共池塘資源治理都可能無效率”、“產權制度與公共池塘資源治理效率無關”，就成了對中國右派的私有化信條和私有化政策的嚴厲批評：任何私有化本身都不會導致有效率的公共池塘資源治理，有效率的公共池塘資源治理也可以完全不需要私有化。
當然，不是外國學者說的話就一定正確。即使是像奧斯特羅姆這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她的觀點也不一定適用于中國，甚至也不一定正確。但是，我自己對經濟理論和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的研究，特別是對當代世界市場經濟制度的研究，早就使我得出了與奧斯特羅姆一樣的看法。仔細讀過我與裴小革合著的《世界市場經濟概論》的人都應當承認，我在經濟制度這種問題上的觀點是與奧斯特羅姆高度一致的。
在今天的環境下，奧斯特羅姆的觀點實際上是對中國右派的私有化政策的批評和否定。大量的經驗事實已經證明了奧斯特羅姆觀點的正確性，今后的經驗事實還將證明奧斯特羅姆觀點的正確性。不考慮奧斯特羅姆所提出的警告，中國人民就難免遭受新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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