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記住這段歷史　　

昨天，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昨日就《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接受記者采訪，這位負責人表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將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深化改革的重點。那么究竟打算怎么完成這個任務呢？發改委特別強調了要“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適當退出”。　　

其實，國務院關于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36條出臺后，一場從2009年初開始的戰役就已經結束了，這場戰役的最后成果就是國發36條的出臺。發改委的意見無非是循著這個思路來解決一切問題罷了。　　

國發36條是一次徹底圍剿國有經濟的最后戰役。國企目前在工業競爭性行業中，石油還有62%、黑色還占46%、有色還占35%、汽車等還占44%、飲料還占24%、化工還有24%、印刷還有21%、醫藥還有18%、化纖還有17%、儀表等還有11%。如果這些行業以及份額不足10%行業中退出，國企在工業行業中將再減少75%。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將從現在的34%下降到8.5%。　　

同時，本來國企在房地產行業中只占10%，早在36條公布前就已被壓制。服務業早已非公有化了。這次“攻堅”后，國企龜縮在郵電、鐵路、金融、電力、煙草等所謂“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發改委語）。除了行政事業單位，在經營性產業中，國有經濟將不足經濟的15%。　　

國發36條吹響了圍剿國企戰役最后的沖鋒號。這次戰役究竟是怎樣發動的？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2009年春節，高尚全在“2009首都經濟學界新春論壇”開始給大家轉變觀念。高說：“我們一個傳統的觀念，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兩者之間劃等號了，實際上并不是。”高尚全通過證明“有兩條腿的不一定是雞子”（國有化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就否定了“雞子都有兩條腿”（社會主義必定是國有化）。貧道當時只是指出高尚全的邏輯和事實錯誤，并沒有特別注意到這是一次信號。　　

接著，中央黨校著名教授周天勇發表講話，說：“在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其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國內，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省區，如貴州、甘肅等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越高；越是創業活躍和個體民營經濟比重大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數越低”。周天勇其實是重復張維迎早年的一個謊言，因為數據根本不支持他們的說法。貧道曾專門揭露過他們的謊話。　　

很快，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活躍精英們先后就此問題發表意見了。　　

吳敬璉在議論經濟危機的言論中，將他過去提出的“權貴資本主義”重新解釋為“國有企業在戰略行業中的壟斷”。并且將目前存在貧富差距的原因解釋為“國有壟斷企業工資福利過高”。這個說法得到眾多精英的贊同，大量文章和發言出現在主流媒體上。　　

厲以寧列出“他關心的四大問題”中第一位是“國有企業改革打破行業壟斷”；　　

張維迎聲稱“推動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行業收入差距擴大，國有壟斷行業不斷拉大與其他行業的差距”。　　

胡星斗說“過度的國企壟斷破壞了社會和諧”；　　

任志強聲稱“國企壟斷土地份額已占60%”。　　

茅于軾也認為“重點應加大國有企業私有化力度、改革壟斷部門和行業”。　　

一時間，幾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將“深化改革”的指標定在讓國有企業從最后的陣地上退出上。　　

同時，各個媒體都充分報道了主流們的意見，一些右翼媒體也參加了戰斗。　　

　11月27日　的中國青年報以《看幾大壟斷國企如何自我辯護》為題說國有大公司對它們壟斷的辯護“實在讓人無法接受”。對于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高于私企和外企打工者，中青報指責說：“獎金或福利過高，比如過高的住房公積金等，這難道也是‘國家規定’嗎？”　　

《新京報》12月則抓住一則傳聞發表社論，題目是《現氣荒　壟斷性國企不能忘記公共責任》。呼吁“政府相關部門都應當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打破天然氣行業及其他能源行業的壟斷格局”。　　

《南方周末》　8月15日　登載笑蜀文章說“壟斷國企的利益并不自然和自動等同為國家利益，壟斷國企都有追逐其特殊利益”。接著在　10月1日　以《重思國企改革》為題目提出“公與私只是財產歸屬的差別。所有制功能不同,必須超越公優私劣、褒公貶私的狹隘思維框架,進入公私并存、功能互補新境界。”批評國資委在9大行業中保持國有經濟比重“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直接參加了論證國企從經濟中退出的邏輯。　　

他們完成這場戰役的另一個手段是煞有介事地聲稱現在是“國進民退”。圍繞山西省取消小煤炭工作，幾乎所有主流精英都發表了意見，并由此驚呼有“國退民進”現象并進行批判。　　

天則研究所的張曙光聲稱現在中國在搞“國進民退”，還煞有介事地列出國進民退的“五大風險”。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和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國進民退“不是好現象”。　　

張維迎還比較有信心，說這“只是暫時現象”， 建議大家將目光放長遠，“未來20—30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在GDP當中的比重會降到10％以內。”　　

很多媒體都報道了精英們的意見，一些媒體和機構還提供了舞臺。　　

　11月12日　《中關村》雜志與新浪網共同主辦“民營經濟生存現狀與前瞻”論壇，會上大批主流精英控訴國進民退。第八屆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說“國進民退正在演變成主旋律”，說“要警惕‘國進民退’演變成一場改革危機”。 　　

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年會也成為變成這場戲的舞臺，全聯主席胡德平在上說：“國進民退的案例、傾向、趨勢都是不言而喻，十分明顯的。”批判國進民退是“封建繼承制”思想作怪。　　

由于全部主流精英一起上陣，一些右翼媒體和機構積極配合，一時間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導向。去年　6月30日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還為國企壟斷做辯解，遭到主流和媒體一片責罵。于是到年底就軟了，　12月11日　解釋說“不存在國進民退”，一副可憐相地說“想不通為什么國企好不好我都要挨罵”。　　

從去年年初到年底，媒體上輿論一致的是：現在出現了國進民退，是反改革的逆流。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高，是造成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于是，　12月7日　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有了這樣的結論：“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壟斷性行業體制改革。要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增加就業、發展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該內容采納了主流精英和右翼媒體的基本判斷：存在壟斷性行業中國企壟斷問題，要進行戰略調整，要讓非公有制經濟參加進來。　　

　12月24日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強向主流們匯報了中國有經濟占經濟比重實際在倒退的“偉大成績”，告訴他們僅僅3年國有企業數量就減少了一半多，職工總數比重下降32%，占工業產值比重下降15%，利潤比重下降32%，資本比重下降9%，成績赫然。照這個速度，根本不用張維迎說的20-30年，10年內任務就完成了。最后表示國進民退的“討論是有積極的警醒意義”，保證政府今后 “要進一步推進中國壟斷行業的改革，進一步推進中國的國有經濟戰略性的調整和重組，進一步推動民營企業、非公有企業的改革發展”。　　

今年兩會期間，代表們意見一致得認為國企壟斷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據說調查代表們最關注的問題終，房價問題還排在國企壟斷問題之后。　　

下有“民意代表”贊同，中有精英集團推進，上有“權貴集團”呼應，36條自然就可以出臺了。　　

有人會奇怪，現在央企里很多高干子女，如果國退民進了，他們能占什么便宜？當個國企領導，無非工資拿高點，便宜占多點。一改制，哪怕自己占5%的股份，也是以億元為基數獲取財富的，而且名正言順，合理合法，惠及子孫。這本來就是這些年私進國退的基本路子。　　

讓貧道感到悲哀的是，精英們關于這場戰役的宣傳稿完全是邏輯不通，事實不符，違反憲法，逆杵十七大報告精神。稍微動點腦筋就知道是謊言和陰謀，但就這么水到渠成地實現了。讓貧道搞不清究竟是精英們集體推動，上面一糊涂就信了。還是上面先授意，下面接著呼應，上面再“納諫”。這場戰役怎么就這么順呢？比淮海戰役，渡江戰役還順，簡直有渡江后橫掃千軍的氣勢。　　

且不說新憲法第七條白紙黑字：“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精英們主張削弱主導力量是違憲，政府不盡力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是失職。就根據當前基本形勢來講，這樣做也是明顯要帶來災難的。　　

“改革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工資總額管理制度”（發改委昨天四條之一），不就是壓低國企職工工資福利水平嗎？一個號稱“調整和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改革，竟然將壓低部分收入較高勞動者報酬作為手段，還大言不慚地說出來，寫到文件上！壓低部分居民收入，能夠提高整體居民收入比重？完全指鹿為馬嘛！　　

目前，中國私營、外企職工勞動者報酬驚人的低，如果真正按照每周45小時計算工資，中國私企和外企職工工資福利不到國企職工的一半。提高勞動者報酬，只能是私企外企向國企靠攏，減低資本收益，提高職工工資福利水平。如果將國企比重再降低，同時降低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那么全社會勞動者報酬總量必然繼續降低。難道還有別的可能嗎？而且即使私企和外企被迫提高工資福利，由于國企職工福利已經降低，參照標準也低了下去。這怎么能屬于“調整和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措施呢？　　

經濟結構是政治結構的基礎，當資本家成為經濟資源的主要配置者，執政黨還號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有些古怪。馬列主義本土化就搞不清楚在說什么。　　

80年代到90年代初對國有經濟的改革叫“搞活國有企業”，這句口號完全符合憲法，而且挑不出什么毛病。這個口號逐步改成“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到九十年代中期再退到“搞活大型國有企業”，一步步把地方國營和小國營企業給甩掉了。　　

90年代中后期對國有經濟的改革叫“國企改制”。改制這個詞很含糊，并沒說是否改變國企性質，比如上市也叫改制，只要政府控股就不能說別的。但實際上這是打馬虎眼，真正的改制是把國有企業變成私人企業。做法雖無恥，但面上還沒敢怎么樣。　　

這次就不同了，體制內體制外對國有經濟的所謂“深化改革”，明明白白地說成“國退民進”。私營經濟要進，國有經濟要退，明擺著就是要國有經濟比重越來越低。降低直至取消國有經濟，最終消滅全民所有制這種經濟制度，在這次所謂改革中已經成為不加掩飾的口號。而這個明明白白違反憲法的口號，竟然政府也喊，而且還要作為操作目標。　　

難道國有經濟真的就是萬惡不赦的嗎？到2008年年底，包括美國、英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的最大股東已經是政府。美國第一大制造業通用公司股份中60%是聯邦政府擁有。政府影響經濟的能力越來越強。《倫敦時報》最近做了一項調查，發現英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狀態﹐足以改變國號﹐由大不列顛王國變為不列顛蘇維埃（Soviet Britain）。因為英國政府開支高達GDP的49％﹔換言之﹐英國經濟有一半由政府控制﹐……在英格蘭東北部﹐地方政府開支占當地GDP的66.4％﹔威爾士是71.6％﹔北愛爾蘭甚至達到77.6％！假如2011年西方繼續斷斷續續地在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這個趨勢還會加強。　　

當然，國有化并不都是社會主義。比如1946年蔣介石接受日本在華資產后，近現代經濟的80%是政府控制，名義上都是國有經濟。但由于四大家族利用權力將這些經濟收益全部用來為他們私利服務，因之被稱之為“官僚資本”經濟。今天中國國有經濟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就有些模糊了。　　

國有化不見得是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必須國有化和集體化。因為只有國有化和集體化，生產資料能不具備私有性質，才能最方便地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經濟。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究竟是將現在國有企業恢復全民性質的難度大，還是將現在所有私有經濟轉變為國有甚至集體經濟的難度大。肯定是前者。如果2012年中國國有經濟比重真的降到15%以下，無論誰執政，想恢復中國社會主義性質都難得多，甚至比共產黨在1956年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都要難得多。因為1956年國有經濟已經在工商業中占75%以上比例。私人資本無論上游還是下游產業都是國企控制著，想不改造都難。但中國實現了張維迎的目標后，想和平方式退回社會主義，基本就沒希望了。　　

精英們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即使在全球發生經濟危機，全球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國進私退”的大背景下，開始了一場私進國退并決定性的消滅國有經濟的戰役。而且還輕松取勝！　　

所有私企老板都清楚究竟是誰在壓制他們的發展空間。國企早就主要龜縮在幾個競爭性不強的行業，競爭性強的行業中私企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外企。中國絕大部分私企老板競爭的對手都有很明確的外企對象。中國的精英們恐怕不會不知道這一點。但他們指鹿為馬，把私企對手說成國企。難道政府真的不知道嗎？恐怕也是知道的。　　

希望以后中國人記住2009-2010年這場圍剿國企戰役的過程和主角們的表現。這是眼前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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