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中國之亂”到底是經錯了還是念歪了？

中國這個國家很有意思，大多數國家如果搞不好，某些人物是要下臺的，中國事情搞不好，老百姓還得要歌功頌德，有那么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善良群眾還要死心塌地為他們辯護，社會上經常聽到這樣的評價：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地方不執行或者變想執行；領導是愛民的，下面的官員不講真話，欺上壓下，所以中央聽不到社會真實情況，諸如此類的言論不一而舉。實事真是這樣嗎？我看不然，我不認為中國的現實問題是基層念歪了經，關鍵還是交給基層的那一本本的經本身就是漏洞百出的歪經，再怎么念都不會為老百姓帶來福音。胡總書記的科學發展觀提法很好，但沒有在中央層面得到落實。

我們不妨就一些老百姓反應最為強烈的一些社會問題作一分析，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第一個問題：有關“三公消費”的問題。中央政府每次在大大小小的會上都告誡全體干部要履行節約的好習慣，不能繼續讓“三公消費”吞噬改革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中每年還照例地給出了天文數字的預算經費，另外，從中央到地方，預算外資金的管理也從來不向人民公布去向，實際上還是在慫恿公務人員從各種途徑消費國家的經濟成果，這就很有意思！一方面手握預決算大權，絲毫不想砍掉這部分撥款，另一方面又假腥腥地要求各級政府要執政為民，你中央的政策如果從財政撥款上限制了政府消費，從資金管理上約束了政府消費，“三公消費”的錢能從哪里來呢？有些人會說可以從企業中要錢，可能嗎？政府敢于長期把手伸向企業嗎？能要那么多嗎？企業現在也未必那么老實的給錢了，中國的“三公消費”問題根子就在中央，在這一點上，中央一直不愿意與國際接軌，中國政府機關中一個科長的待遇超過了德國的副部長待遇，是中國比德國富有還是中國制度比德國優越？是德國預算太嚴還是中國預算太隨意？這算不算政策性腐??？最近，教育部那個袁貴仁部長隨意就可以組織一百所高校校長出國考察二十多天，說什么為建一流大學的需要，多么的荒唐??！今天我不想談這件事情的荒唐性，只想說政府部門花錢的隨意性，我敢肯定地講，教育部的中央預算安排中本就沒有這個項目，為什么一個部長拍拍腦袋就可以花那么大一筆錢呢？歸根到底還是財政預算的“三公消費”太多了，可以任其亂來，中國還有一個怪理：行政事業單位的財政撥款你還得必須花完，不花完還不行，世界性笑話！

第二個問題：財產申報的問題。大家不都說上面的領導是好的嗎？那為什么這項制度遲遲無法在中國執行呢？1996年執定的那套《條例》怎么到現在還是一張紙呢？中國政府喜歡把自己當大國看待，我且暫時承認這個，但我有一個疑問：世界上所有大國都有《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為什么我們就沒有？人家都是從最高層開始執行的，我們又是從哪里開始執行的？人家敢于把自己家庭的家底露出來，我們的高層為什么不敢？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員試著搞了一下財產申報，最后還是不了了之，道理很簡單，上面沒動你下面動不是找死嗎？誰說政策是好的，是下面念歪了經？中央給了一部什么經讓下面念？誰該帶頭念好這部經？

第三個問題：房地產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說爛了，連三歲小孩都能講出房價ABC，中央領導不知道嗎？為什么連連調控8年不見效果呢？為什么會越調越漲呢？又怪下面嗎？是不是又要說地方不執行中央調控政策呢？肯定有人會這樣說，但是，我不認這個帳，我認為根子還是在中央政策上，2003年到2007年中央的政策一直強調“軟著陸”，所以，明義上調控，實際上在放任，GDP的亮麗掩蓋了一切矛盾，老百姓的呼聲就是放屁，沒有引起任何騷動，只是到了2008年才迫于壓力加大了調控力度，但不湊巧的是突然來了個“經濟危機”，又一次給某些人放松地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09年世界地產調整，唯有中國風景獨好，2009年末，老百姓實在是忍無可忍了，再度發出憤怒的聲音，于是乎中央又出“重拳”了，不過，這記“重拳”還包含了很多附加條件：原則上要怎么怎么、各地方可根據實際情況怎么怎么、各商業銀行可根據自身情況怎么怎么、各地區可根據經濟發展情況怎么怎么。有了這么多的靈活多變的調控選項，大家想怎么調？這能怪地方政府念歪了經嗎？你中央的政策患得患失的，地方政府為什么不活學活用呢？說到底就一句話：我讓你們調控，沒說讓你們把經濟減速。地方官員聰明得很，他們寧可挨百姓的罵，決不會對上面交一個經濟下降的試卷。問題出在哪里不就很明白了嗎？我不認為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在對抗。

第四個問題：農村問題。中國的農民大多數還處在小農意識狀態，給一顆糖吃就感恩戴德的，這本是一種好的品性，懂得知恩圖報，但是，又急需提高自身的思維方式，農民不是被施舍的一個群體，理當有與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農業是根本，不是弱質產業，是國計民生的命門產業，憑什么把農民當作一個“被施舍”的群體？取消農業稅和給予一定的農業補帖是世界慣例，不是中國的特殊優待，農民不用為此感到太過不好意思，是你們養活了人類，你們的收獲之所以回報很低是工業革命的負作用的結果，你們完全有權力提高你們的生活質量和農產品回報率?，F在農村出現的問題到底是不是基層的問題呢？表面上看是的，但根本原因也不在基層，我想舉幾個小例子給大家聽：中國政府說中國近六年來喜獲豐收，并且農產品連續六年增產，而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實際上很低，按理說，糧食進口不至于出現什么波動（中國政府多次申明糧食完全能自保），但實際情況是中國連續十年以來大量增加糧食進口，小麥、大豆、稻谷、玉米等連年增加，要么是政府在中國產量上做假，要么是中國政府有意讓本地農產品淪陷，這就導致一個非常可怕的后果，東北本地大豆完全淪陷，玉米面臨淪陷危機，稻谷小麥有可能步其后塵，中國農民如果不是遭受進口作物的傾銷，理當可以過得更好，有些人認為農產品上漲會導致通貨膨脹，城里人吃不消，其實錯了，農產品價格必須要跟得上GDP的增速，否則，農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改善，實際上農產品六年來一直是停滯不前的，只有棉花和少數低產量農產品價格漲幅較大?！巴烁€林、退田還湖”聽起來很動聽，實際執行起來也是笑話百出，一方面耕地大量荒蕪，自動成湖成林了，另一方面又拿良田種樹騙取國家退耕還林補助，三年前，我就是呼吁停止這項政策，然而，中央不但不停還加大補助力度，但農樹就那么點田地，越加大補帖越促使地方政府做假，與這一政策相矛盾的中央政策是，中央不斷地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增加新的耕地面積，以保證中國糧食的持久安全，有些省份為了達標、為了爭取新的補帖又在做假，同一塊田地，今天可能迎接“退耕還林”的檢查，過幾天有可能又要迎接“新增耕地”的驗收，政府官員兩邊得榮譽得實利，這要怪誰呢？怪地方政府嗎？沒道理，中央政策完全脫離了農村現實，誰去當地方官誰都一個德行，搞政治的人有縫還有不鉆的嗎？最后講講農村的“林權改革”，前期我專門談了這個問題，今天只略講一下，這項政策是近幾年來中央農村政策的一個最重大失誤，中國的生態環境十分脆弱，人口又多，森林覆蓋率又相對較低，沒有任何理由搞“取財于林”的政策，這個政策只能產生短期效應，中國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靠林業致富，除非搞破壞性砍伐，“十年植樹”，農民不能靠十年富一回，農民的平均林地是很少的，靠它也富不起來，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廣西、云南等地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森林災難，中央不及時打住，十年內必將由人民來承擔惡劣后果。

第五個問題：不干實事的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多次要求黨和政府的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要干實事，然而，現實情況非常糟糕，有很多政客熱衷于做秀表演，把握握手、喝喝酒看成是做實事搞調研，其實是在搞親民秀，不是不要搞調研，但“千人維安”的調研不如不要，那樣的調研是擾民，中國什么年代有現在這樣的官員出駕規模？舊社會還有個微服私訪，信息社會搞私訪是不可能了，但是，便衣比群眾還多的調研也是浪費人民幣，浪費人民的感情，地方各級政府的調研規模也是依次類推的，縣長的待遇至少都要比英國首相還高，比德國總理還牛，這些人能干出什么實事？有人說中國不光是做秀多，還有會議多，無數個“重要講話”要讓地方官學習，一年下來，不要說做事，能把那么多的“重要講話”記在心里就算不易了，我是記不住的，一層一層的開會，幾乎浪費了中國官員半數以上的工作時間，他們還能干出點什么實事？有些人口口聲聲愛民如子，卻對百姓的呼聲置若罔聞，“轉基因”問題吵翻了，他們連理都不理一下，說是中國要為“科學進步”做試驗田，不可理喻！中國官員不干實事的作風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高官飽足思淫，香煙、橋牌、女人置于國是之上，盛于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此下去，中國官員只要練就一個本領導就足夠——表演學。

還有很多很多的中國式問題不能一一列舉，但是，問題的根子都不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劣根性在于削尖腦袋鉆空子，不是問題的禍首，我從不認為根壞在地方。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10年6月1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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