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專題系列講座之四

梁柱

　　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族抗戰。正是由于全民族的發動，人民戰爭的廣泛開展，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和國共兩黨攜手共赴國難，使抗日戰爭成為中國一百多年來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倡導者和領導力量

　　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這場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抗擊東方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中日雙方力量懸殊，中國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在這場空前殘酷的殊死大搏斗中，如何避免近代歷史上中國反侵略戰爭屢遭失敗的命運，關鍵在于要注重發揮我方戰爭正義性、得道多助的優勢，充分利用敵方少兵臨大國的弱點，真正實行全民族的總動員，發動持久的全面的人民戰爭。這是堅持抗戰并爭取達到最后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途徑。對參加抗戰的黨派，主要是國共兩黨來說，誰能做到這一點，即實行有利于全民族總動員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并一以貫之，堅持到底，誰就實際上是這場反侵略戰爭的領導者，它將最終贏得戰爭，也將贏得人心。
　　眾所共知，在抗戰前夕的中國，政治分裂，內戰不已。蔣介石政權在“九·一八”事變以后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熱衷于“剿共”，而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則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淪喪，華北危急。因此，停止內戰，爭取一個統一的中國一致對外，成為發動中國人民抗戰的先決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實現國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礎，為發動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有效的實現形式。盡管由于蔣介石堅持一黨私利，使統一戰線的目標和組織形式未能完全實現，但中共始終維護團結抗戰的大局，堅持以斗爭求團結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抑制了反共逆流，制止了對日妥協的傾向，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維持下來，并在正確的政策指引下獲得了發展。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這個克敵制勝的法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和領導力量。
　　中共代表無產階級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深信戰爭的偉力存在于民眾之中，始終主張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是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國戰勝強大的帝國主義日本的根本保證。黨從抗戰伊始就明確提出了不同于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全面抗戰路線。1937年8月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具體闡述了全面抗戰路線的基本主張，號召全國人民總動員，要求廣泛發動和武裝群眾，實行人民戰爭。這條全面抗戰路線的制定和實行，生動地反映了黨是全民族根本利益的堅定代表者。歷史表明，只有實行這樣的路線，才能引導抗日戰爭取得最后的勝利，并使這個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
　　黨不僅為抗日戰爭制定了正確的全面抗戰路線，而且還提出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即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早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期間，毛澤東強調：“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他在洛川會議上進一步分析了中日兩國各方面的情況，說明這些情況規定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其結果是中國勝利。1938年5月，毛澤東為了駁斥當時甚囂塵上的亡國論和速勝論，堅定抗戰軍民的勝利信心，科學地總結抗戰10個月的經驗，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在這部論著中，毛澤東通過對中日雙方特點的精辟分析，正確地揭示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從抗日戰爭將經歷的三個階段中，得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個結論。這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剖析戰爭的典范之作，指明了持久抗戰的進程和勝利前景，并且從戰略指導、戰役和戰術各個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克敵制勝的有效辦法，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對這部軍事著作深為贊賞，并把它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征得蔣介石贊同，“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作的分析和論斷，幾乎全部被后來的戰爭進程所證明。
　　黨領導陜甘寧邊區和廣大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使之成為抗日與民主的模范區，給全國軍民以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信心。毛澤東曾說，“邊區的作用就是做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邊區的任務是“提高自己，幫助別人”。正是陜甘寧邊區的模范作用，使全國各地熱血青年紛紛奔赴延安，尋求抗日救國真理。僅1938年5－8月，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來延的青年就達2288人。愛國僑領陳嘉庚通過對延安的實地考察，得到的印象同他在重慶的經歷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他深情地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由上可見，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以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以及共產黨員對民族解放事業的無限忠誠，實現自己對全民族抗戰的政治領導者的作用。這是抗日戰爭得以堅持并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開辟敵后戰場，堅持持久抗戰

　　抗戰初期，黨的軍事戰略從國內正規戰轉變為抗日游擊戰爭以及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確立，從實踐上解決了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無產階級斗爭的道路，解決了一個半殖民地大國在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人民戰爭的途徑。
　　敵后解放區戰場，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開辟起來的。它不僅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而且是堅持八年抗戰的中流砥柱。黨領導的敵后抗戰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1937年8月至1940年底，是開辟敵后戰場和敵后抗日力量迅速發展壯大的時期。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全面實現黨的軍事戰略轉變，開辟了敵后戰場。戰略轉變的實現和敵后戰場的開辟大體上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37年8月八路軍主力出師至11月太原失陷。主要是在戰役上配合友軍作戰，并開始部分分兵發動群眾，發展游擊戰爭。9月25日，115師在平型關東北伏擊日軍坂垣師團補給部隊，殲敵千余人，取得八路軍出師后、也是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10月中旬，120師配合忻口戰役在雁門關附近連續伏擊敵人，殲敵800多人。9月底129師主力也渡過黃河，在晉北代縣一線襲擊沿同蒲路南犯之敵，取得奇襲陽明堡機場，擊毀敵機24架的勝利。八路軍在出師擊敵的作戰中取得了很大戰果，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正面戰場，并為開辟敵后戰場奠定了基礎。第二階段，從太原失陷到1938年4月晉東南根據地粉碎日軍九路圍攻，主要是獨立自主地分兵深入敵后，依傍山地建立根據地，開辟了敵后戰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華北正規戰已告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進入主要地位。11月中旬，八路軍總部按照中央的指示，決定分兵深入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等地，廣泛發動抗日游擊戰爭。至此，八路軍在敵后建立了三大戰略支點，戰略轉變初步實現。第三階段，從1938年4月至10月武漢失守前后，主要是以山地根據地為依托向平原地區擴展，迅速擴大解放區戰場。同時，新四軍江南、江北部隊也分別向蘇南、皖中敵后挺進，初步打開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局面。經過上述三個階段，全面實現了中央關于由國內正規戰爭到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到1938年底，八路軍、新四軍創建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等幾塊大根據地，面積達200萬平方公里，人口達5000萬以上，八路軍發展到15萬多人，新四軍發展到25000多人，初步顯示了抗日游擊戰爭的偉大威力，為堅持抗戰和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二是相持階段到來后解放區戰場的戰略地位逐漸突出，成為堅持抗戰的重要支柱。日軍占領武漢后，已有總兵力達100萬的24個師團投入中國戰場，其國內僅剩下一個師團，已無力繼續舉行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確定了不準備擴大占領區，而以主要力量對付解放區的方針。這一時期敵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及中共軍隊是今后華北治安之癌”。1939年10月，日軍在華北兵力增至18個師團，約占侵華日軍的一半；新四軍活動的江南地區，日軍也增加了兩個師團的兵力。這表明日軍作戰的重點已開始轉移到解放區戰場。
　　隨著敵在其后方兵力的增強，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日益頻繁，規模也愈來愈大，因而反“掃蕩”就成為堅持敵后抗戰的主要作戰形式。據統計，在1938年7月至1940年7月兩年間，日軍對華北敵后根據地千人以上的“掃蕩”就達109次，萬人以上的有10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出動了6萬兵力。同時，1939年和1940年，敵在華北還修復和新建鐵路2347公里，公路15600公里，新建碉堡、據點2749個，通過這些“線”和“點”，對根據地實行“囚籠”政策。但是，由于敵人兵力不足，配備分散，加之在作戰指導上仍然以正規戰對付抗日游擊戰，這就使其仍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城鎮和交通要道。因而，這一時期敵后斗爭雖然十分殘酷，但仍是抗日游擊戰爭大發展的有利時機。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僅華北敵后軍民對敵大小戰斗就達20106次，共斃傷日偽軍126000多人。由于在敵后的軍事斗爭采取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人民戰爭體制，這樣既能充分發揮游擊戰高度機動靈活的特點，取得積小勝為大勝的戰果，又能相機適當地集中兵力，進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以較大地殺傷敵人，擴大影響。這一時期八路軍作戰從總體上說是以游擊戰為主，但運動戰也提到了一定的地位，如1939年4月120師和冀中軍民的齊會殲滅戰，4月120師和晉察冀軍區的上下細腰間戰斗，8月山東軍民的梁山殲滅戰，9月120師進行的陳莊戰斗，11月晉察冀軍區的淶源戰役，1940年6月晉西北軍民的米峪鎮戰斗等。這些戰斗每次殲敵都在五六百人乃至千人以上，并擊斃敵旅團長水原少將、阿部中將等重要將領。特別是1940年8月至12月進行的、歷時三個半月的“百團大戰”，共作戰1826次，斃傷日軍20465人，偽軍5155人，拔除敵人據點2993個，破壞鐵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和物資。百團大戰使日軍在華北陷入困難的境地，對于打破敵人對根據地的分割封鎖，鼓舞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以及穩定全國的戰局起了重要作用。反“掃蕩”斗爭的勝利，為抗日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也使人民抗戰力量在戰斗中獲得了發展。至1940年底，人民軍隊從抗戰初的45000多人發展到近50萬人，其中八路軍已有150個團40萬人，新四軍52個團10萬人左右；共建成15塊敵后根據地，遍布于華北、華中、華南敵占區，根據地人口約一億。
　　（二）1941年和1942年，是堅持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時期。
　　這時敵后抗戰的形勢，已進入敵我雙方依托相當鞏固的陣地，進行持久爭奪戰的局面。日軍更加強調實施“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把整個華北劃分為“治安區”（即占領區），“準治安區”（即敵我爭奪之游擊區）和“非治安區”（即解放區），分別進行更加徹底和殘酷的進攻，使占領區完全殖民地化。從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軍在華北連續進行五次大規模的“治安強化運動”，并在華中地區推行“清鄉運動”。從1941年開始，日軍動用大量兵力對根據地進行了空前殘酷的“掃蕩”，在抗戰的第四、第五兩年中，敵人對華北解放區千人以上的“掃蕩”達174次，較前兩年增加三分之二，并且在戰術手段上也有了新的變化，即由過去的短促“掃蕩”進到長期“掃蕩”，由分散“掃蕩”進到了集中優勢兵力的“掃蕩”，由線式“掃蕩”進到縱深“掃蕩”，由分區圍攻進到分區“清剿”，由長驅直入進到步步為營，由分進合擊進到鐵壁合圍，由無組織的燒殺掠奪進到有組織的三光政策。同時，日軍還通過在根據地周圍加修碉堡、據點，構筑封鎖線，并逐漸推進的辦法，實行所謂“蠶食”政策。在這兩年，敵在華北又新建和修復鐵路752公里，公路發展到37351公里，封鎖溝墻增至11230公里，新增據點7801個。這種較為緩進的、隱蔽的“蠶食”辦法，曾使根據地一度遭到嚴重損失。
　　敵人空前殘酷的“掃蕩”，是造成敵后解放區嚴重困難局面的主要原因。同時，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也加重了敵后抗戰的困難。特別是1941年以后，“曲線救國”論甚囂塵上，一些國民黨軍就是在這個罪惡的旗號下叛國投敵，加入了對解放區進行大“掃蕩”的行列。
　　在這兩年中，解放區面積比原來大為縮小了，華北的冀中、冀南、清河、冀魯邊等區幾乎全部變為游擊區和敵占區，人口由1億降到5000萬，八路軍由40萬減到30萬，新四軍由13萬減到11萬。由于敵人的破壞、封鎖和華北地區嚴重的自然災害，解放區在財政經濟上的困難也達到了極點。
　　這一時期敵后抗戰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中共中央為堅持抗戰、克服困難、爭取勝利，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這主要是：通過多方面的措施，加強根據地的建設，鞏固敵后游擊戰爭的戰略基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增強戰勝困難的物質力量；通過整風運動，進一步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同時，加強對敵斗爭，轉變斗爭方法。黨中央規定了在新形勢下對敵斗爭的戰略戰術，加強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實行精兵簡政，以群眾性的分散的游擊戰爭來對付敵人規模空前的“掃蕩”。八路軍使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兵團群眾化，進一步健全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人民戰爭體制，以便于執行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爭的任務。這樣，除保留必要的野戰部隊執行機動作戰任務外，充分發揮地方武裝和民兵的作用，發揮群眾的創造力，以伏擊、襲擊、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消耗打擊敵人。后來又堅決實施“敵進我進”的方針，向“敵后的敵后”進軍，開展敵占區的游擊戰爭。1942年由129師首創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占區開展工作，把公開斗爭和秘密斗爭、武裝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在敵占區開展政治攻勢，實施除奸政策、瓦解偽軍政策、廣泛的統一戰線政策、革命的兩面政策，等等。武工隊的組織及其活動是抗日游擊戰爭的新發展，它卓有成效地打破了敵人的“蠶食”政策，在敵占區里又建立起許多小塊游擊區和游擊根據地。由于黨適時地采取了新的組織形式、斗爭形式和工作方法，真正實現了軍民一體、軍政一體，使敵后抗戰出現了全民一致對敵、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人民戰爭局面。到1943年，華北、華中敵后的反“蠶食”、反“清鄉”斗爭取得了顯著成績，抗日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恢復，部分地區還有一定的發展。
　　（三）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敵后抗戰力量在取得恢復和鞏固的基礎上重新進入大發展的時期。
　　1943年，敵后解放區人口又上升到8000多萬，人民抗日軍隊則增加到47萬。1944年解放區戰場開始轉入攻勢作戰，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共作戰兩萬多次，斃傷敵偽軍22萬多人，收復縣城16座，攻克據點5000余處，收復國土8萬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多萬。是年底，敵人的“掃蕩”基本上被我制止。到1945年8月，我軍轉入全面反攻。隨著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我軍又開始實現由游擊軍到正規軍、游擊戰到正規戰的轉變，使人民軍隊成為實現戰略反攻的主要力量。在大反攻中，八路軍共殲滅日偽軍27萬余人，收復城市200余座；新四軍則基本肅清了長江以北，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的日偽軍，使山東、華中兩大戰略區連接起來。
　　敵后抗戰經歷了艱難曲折的光輝歷程，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并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游擊戰爭的偉大戰略意義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敵后解放區戰場雖然在不同的階段都靈活運用了不同的作戰形式，但始終是以游擊戰為主的。抗日游擊戰爭對于堅持抗戰、爭取最后勝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著偉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抗日游擊戰爭是弱國戰勝強國侵略的有效武器，是實現人民戰爭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和作戰形式。在抗戰中，敵我雙方的強弱對比是明顯的、突出的，但是，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中國抗戰要避免近代歷史上反侵略戰爭失敗的命運，就要充分發揮作為大國和反侵略戰爭正義性的優勢，這就不但要在政治上形成全民族的大團結，而且要在軍事上實行真正的人民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把近百年來我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歷史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它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和團結，并且創造了人民戰爭的奇觀。
　　抗日游擊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軍隊和人民群眾緊密結合，最充分地發揮了廣大群眾的智慧、力量和創造力，從而彌補并逐步改變了敵我之間物質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敵后軍民創造出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麻雀戰、村落戰、圍困戰、水上游擊戰等靈活巧妙的游擊戰，組織了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雁翎隊、敵后武工隊等多種形式的游擊隊，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擊了敵人。抗日游擊戰爭的另一個特點，是把敵人的廣大后方變成消滅敵人的戰場，牽制并消耗了大量敵人。這就使敵不得不保持半數以上的兵力用來鞏固其后方。這樣，通過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在敵人占領的華北、華中和華南廣大區域，形成了置敵于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戰爭。抗日游擊戰爭的又一個特點，是積小勝為大勝，堅持了持久抗戰，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在八年抗戰中，敵后軍民對敵作戰共達125165次，殲滅日偽軍171萬人，其中日軍527000多人。這些戰斗的規模雖然一般都比較小，卻使日軍在持久的人民戰爭中，疲于奔命，大量消耗，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曾在敵華北方面軍參謀部任職的一個參謀人員寫道：“現在回顧起來，筆者在任時（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整個方面軍一天平均死傷50名，50名雖不很多。但一年就是18000人離開了戰列，是大消耗。”
　　第二，抗日游擊戰爭有力地支持了國民黨正面戰場，并對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是相互配合、相輔相成的，在戰略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兩個戰場雖然在戰役上的直接配合不多，但在戰略上的配合是明顯的。例如武漢會戰期間，日軍曾計劃抽調華北方面軍一部沿平漢路南下，會同南面第十一軍夾攻武漢，但由于華北八路軍頻繁出擊，使敵在華北的“治安恢復地區只不過是鐵路兩側地區”，因而敵不敢貿然分兵南下，遂使南北夾擊計劃告吹。在整個相持階段，敵后戰場都牽制了大量日軍。以1943年3月的材料為例，當時全部侵華日軍共36個師團約60萬人，敵后軍民抗擊日軍35萬人，占其總數的58％。國民黨軍抗擊日軍25萬人，占42％。這說明侵華日軍是以相當于半數以上兵力用于對解放區作戰，這就大大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
　　中國抗日游擊戰爭牽制并消耗了日軍，創造了全民參戰的奇跡，這不僅對堅定國民黨的抗戰信心、配合正面戰場作戰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對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廣大的敵后戰場的開辟，和正面戰場一起，構成了全民族抗戰的堅強堡壘。1937年7月至1941年中國獨自進行的四年抗戰，消耗了日本大量軍力和經濟力，推遲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成為整個太平洋戰場最重要的戰區。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由于抗日游擊戰爭的堅持和中共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全民族抗戰始終在繼續，這就使日本近百萬關東軍、六七十萬派遣軍被牢牢地鉗制在中國。日本一再強調的所謂“以戰養戰”，將華北作為太平洋戰爭“兵站基地”的計劃，也由于敵后軍民的英勇抗擊而化為泡影。當時英國首相丘吉爾曾敏銳地看到中國戰爭的作用，提出要把英國的命運“緊密地與中國人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他說：“我必須指出，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15個師團，也許會有20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后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說過：“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
　　第三，抗日游擊戰爭極大地發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國革命的進程。敵后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不僅保存了原有的陣地，并且通過廣泛發動和組織群眾，極大地擴大了自己的陣地。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大發展時期。據1945年9月的統計，經過八年抗戰，人民軍隊的主力由4萬多人發展到127萬人，革命根據地由一個陜甘寧邊區發展到19個解放區，這些解放區包括中國西北、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廣大區域，面積為1048000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十分之一強，人口12550萬，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些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使之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從而成為新中國的雛型。敵后解放區同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史迪威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從我所見到的一切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腐敗、失職、混亂、經濟、稅收、言和行、囤積、黑市、和敵人買賣。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參加政府，說到做到。”史迪威的助手戴維斯也在備忘錄中寫道：“他們生存下來，并且壯大了。……具有這種顯著的生氣和力量的原因，是簡單而又基本的，即是群眾的支持和群眾的參加。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于人民的。”
　　堅持敵后抗戰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實踐證明，實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有力地貫徹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是堅持抗戰、爭取勝利和創造光明中國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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