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寫于1998年，切·格瓦拉犧牲五十周年之際，重發此文，以為紀念。

　　剛剛與我們告別的一九九七年適逢拉丁美洲革命者切·格瓦拉犧牲三十周年。在這個所謂的“后冷戰”時代，在這個被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宣布為“歷史終結”的二十世紀末，多數中國人可能還不知道，世界目睹了一場紀念一位六十年代英雄的隆重場面。

　　這絕不是世界幾個地點的幾次游擊行動所能解釋的現象，僅紀念活動的規模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拉丁美洲紀念活動的中心分別在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維亞這三個與切·格瓦拉最有關的國家。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俘的日子，一部由阿根廷人導演的傳記片《直到最后勝利》在布宜諾斯埃利斯舉行了首映式，四萬人云集的首都足球場上，人們為來自各國著名歌手們的深情演唱不斷歡呼;由現任總統個人倡議，阿根廷發行了印有切·格瓦拉頭像的紀念郵票。在玻利維亞，兩支由拉美青年組成的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聚集在烈士遇難的伊格拉小山村，一支從古巴出發，一路匯集北部拉美國家的自愿參加者;一支由切的故鄉阿根廷的羅薩里奧出發，一路接收南部國家的青年。在向烈士默哀的人群中，有玻利維亞一位前總統的兩個兒子，有許多歐洲來訪者，包括西方著名人權主義者、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遺媚。墨西哥薩帕塔運動命名了一個“反叛者切·格瓦拉鎮”，葡萄牙離首都二十五公里的卡斯卡伊斯地方政府命名了一條“切·格瓦拉街”，倫敦加勒里學院掛出了展示切·格瓦拉一生的照片，西班牙大學校園里燃起了無數堆祭奠的脊火……無法一一盡數拉丁美洲、歐洲大陸和世界各地的種種紀念活動、出版物、音像制品。

　　由觸機引發的歷史場面一定有它的歷史積蓄，就像火山的噴發與熔巖的運動，只是后者往往沒有引起人們足夠注意。三十年來，切·格瓦拉的影子從來沒有離開世界。在每年十月八日這一天，總有青年學生和各種人物來到寂靜的伊格拉村，為英雄點燃一支守夜的蠟燭，獻上一束樸素的鮮花。直至九十年代，在先后爆發于羅馬、巴黎、柏林、馬德里的上百萬人的各種抗議游行中，切·格瓦拉的肖像仍被高高舉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長的歲月里，愛者一方的表達方式主要是沉默寡言的：一束花，一張肖像，一支心中反復吟唱的歌，一本翻舊了的《日記》。相反，恨者一方一直動用著他們強大的財力、勢力：低毀的文字不計其數，歪曲的影像接二連三，庸俗的商業網絡也竭盡大眾文化之消解能力。然而，竟然是無言戰勝著喧囂。切·格瓦拉像一個不朽的謎，這個謎的力量來自人們的感情和直覺。

　　我發現，這種力量的強大甚至也打動了相當麻木的中國人。不久前，一般中國人對切·格瓦拉的知識大概僅僅是一本六七十年代被批判的“灰皮書”，即被界定為“游擊中心主義”的《切在玻利維亞的日記》，以及兩本七十年代初內部翻譯的切·格瓦拉傳記，其中美國人詹姆斯寫的一本恰恰是最右翼的一本，甚至受到其國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批評。盡管如此，不少從事西班牙語工作的中國人在與拉丁美洲長期接觸的過程中，心里漸漸滋生出一種對切·格瓦拉的敬仰，這只能說是受到了那股巨大的感情潛流的感染。在傳記問題上，也表現出這種愛的沉默和恨的宣泄。

　　有關專家們在十年前做過一個統計，在本世紀，切·格瓦拉可能是死后最受關注的人物之一。截止一九八八年，一共出現了二十六種切·格瓦拉傳記，其中十六種出版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年之間。但正面評述切·格瓦拉的僅有一本，那是前蘇聯人寫的，即我國七十年代翻譯的兩本傳記中的一本。作者雖然對切充滿了感情，但也不忘渲染蘇聯的功績。九十年代以來，這種一方的沉默似乎被打破了，切的生前戰友們、美洲大陸上自豪地自命力“切·格瓦拉主義者”的人們開始大量發言，其中某些作品在巴黎的銷量達到上萬冊。

　　與此同時，另一類似曾相識的傳記也不失時機地在“周年”出現。國內已有兩篇書評以相當可觀的篇幅介紹了一本美國人J·L·安德遜據說花了五年時間寫成的《切·格瓦拉：革命生涯》。我沒有看過這部傳記。但如果兩篇書評的引用和綜述可靠，這部傳記不過是在重復三十年前的同一主調：格瓦拉是一個性格怪僻的病人，一個極端的職業革命家，一個為政治目標不惜犧牲普通人利益的戰爭狂人，一個冷戰政治的犧牲品。如果書評中的結論性語言所依據的就是這部傳記的內容，那么看來這部傳記有許多無視歷史事實的地方。比如，在涉及古巴背景時，書評中寫道：“美國因其財產被古巴國有化和古巴向外輸出革命而對古巴實行經濟封鎖”。然而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是，古巴革命政府開始并不希望與美國關系緊張，還曾派人到美國去通報情況。為了加速社會改造，古巴政府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沒收了許多與前獨裁政權有關的資產。由于美國在古巴的資產很多是掛在古巴人名義下的，這一政策必然影響到美國財團的利益。革命政府答應付給美國投資商賠償證券，美國政府堅持要古巴政府提高賠償標準，古巴予以拒絕。于是，來自美國的各種顛覆活動包括空襲開始了。

　　一九六○年，美國宣布停止購買古巴蔗糖，切斷對古巴的原油供應，嚴重影響古巴國民經濟，于是，古巴宣布沒收全部美國資產，美國宣布對古巴實行全面禁運。一九六一年，美國宣布與古巴斷交，一千多美國雇傭軍人侵古巴，被殲滅。

　　一九六二年，美國開始對古巴實行全面經濟封鎖和軍事封鎖。

　　這一歷史過程不應被歪曲和簡單化。還必須考慮一個深層因素：古巴在革命前對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全面附庸地位，也即美國在古資產的合“法”不合“理”問題。另外，美國在譴責別人“輸出革命“的同時無法解釋自己歷史上無數次對別國的公開武裝干涉和直接顛覆行為，而在古巴已從國外撤回了全部軍援并開始實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的九十年代，美國不顧聯合國大會連續六年通過的譴責決議，繼續對古巴實行變本加厲的所謂制裁。

　　書評中有一個細節暴露了這部傳記的粗糙和作者不負責任的態度。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剛成功的第一年擔任國家銀行行長時，有一則他自己承認的笑話：卡斯特羅在一次領導人會議上問“誰是經濟學家”。走神的切誤聽成“誰是共產主義者”，就舉起了手。在西班牙語里，“經濟學家”與“共產主義者”的發音很相近;而在書評里，后者變成了發音與前者風馬牛不相及的“革命家”。當然，不知是傳記的美國作者在把西班牙語譯成英語時出的錯，還是中國的評介者在念英文時弄錯了。

　　一九九六年，墨西哥出版了該國作家帕科·伊格納西奧·泰伯二世寫的新傳記——《也被稱為“切”的埃內斯托·格瓦拉》。作者闡明自己的方法是充分敘述建立在大量調查基礎上的事實，大量并完整地引述切·格瓦拉本人的論述和文字，讓讀者在此基礎上思考自己的結論。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與另一位意見不盡相同的墨西哥作家——他也發表了一部關于切·格瓦拉的新傳記——的商討、爭論，并得出了以下結論：圍繞切·格瓦拉的有價值的分歧在于對相同史實的不同認識。更引起我重視的是，這部傳記附有一個詳盡的分章資料來源，具體到有名有姓的被調查人，并把各種相左的材料、說法如實列出，然后謹慎地表明個人的基本看法。相對于上述美國人寫的傳記，這位態度嚴肅的墨西哥作家使我覺得更可信。下文中的部分內容引自這位墨西哥作家用西班牙文撰寫的切·格瓦拉傳記。

　　回到切·格瓦拉本人。圍繞切有兩個基本命題：人、革命。我一再強調蘊藏在拉丁美洲人民心中的對切的懷念。如此感情是罕見的。當帝國主義者制造種種荒謬的謠言時，民眾只是沉默地懷念;當理論家們冷漠地分析“格瓦拉現象”時，民眾只是固執地懷念。這似乎不夠理性。其實堅持常常暗含著沒有被表述的真理。相反，仇恨也是一種教育。當某些人竭力把切·格瓦拉描寫成病人、狂人、瘋子時，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內心的虛弱，他們所害怕的往往是與他們所描寫的截然相反的東西——人的愛和被愛的力量。“愛”大概是這個虛偽的世界上被言說得最多的詞，而世道的扭曲又使“愛”成為極難被人相信的事。連切·格瓦拉都不得不這樣說：“讓我冒著讓人嘲笑的危險說出來吧，引導真正的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

　　在青年格瓦拉對拉美大陸進行的四次打工式長旅中，他學會了熱愛美洲，熱愛底層人民。他在水泥水管中與一個流浪的乞丐一起過夜時，后者聽說了他的旅行計劃，驚奇地問他：“您就這樣白白地浪費力氣嗎?”這句淳樸的問話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窮人”。他在玻利維亞看見農民代表在拜見部長前，被門衛往身上噴灑滴滴涕。他在智利礦區一對礦工夫婦家過夜時，發現他們蓋的被子根本無法御寒，就把自己隨身帶的被子給他們蓋上，后來他回憶道：“那夜我雖然被凍得發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兄弟。”從醫學院畢業后，切放棄了難得的從醫機會，第四次踏上長旅之路，告別時，他突然從火車上向親友喊道：美洲的戰士出發了!”從此后，他不斷地“在愛的引導下”一次又一次地出發。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擔任各種要職的切天天惦記著給哈瓦那一個的居民區蓋新房。從計劃被批準到把鑰匙交到每一個居民手中，切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個普通勞動者一樣參加各種勞動，一向討厭被拍照的切，那次被一位著名的攝影師拍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在艱苦的歲月里，切賞常每個季度義務勞動二百四十個小時。在這樣忘我的工作中，切給自己留下的，盡乎只有讀書和睡覺的時間，一位有心的攝影者拍下了切來不及系好鞋帶的一張照片。為了從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切在擔任國家銀行行長時，向經濟專家學習請教;在出訪外國時，利用一切機會學習對方的建設經驗;在擔任工業部長時，堅決撤換所有沒有按他的規定通過文化考試的各級干部;面對美國的封鎖，切親自帶領人們設計、試驗甘蔗收割機。尼加拉瓜神父E·卡德納爾訪古時，一路搜集了人們主動講述的無數事例。

　　難怪多少了解這些情況的中國人，在談到上述書評之一中“為什么格瓦拉偏偏不能理解人最基本的物質需求”這句話時，都憤慨得按捺不住沉默。切·格瓦拉不是一個孤立的神話，他是一種精神的杰出代表。在他辭去古巴黨、政高級領導職務后于一九六六年再次赴玻利維亞叢林打游擊時，自愿與他同行的有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四名古共中央委員，這十七人中沒有一個年滿三十五歲，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他們也都分別給親人們留下了深情的告別信。十七人中有十四人英勇犧牲，其中一人在被俘后為了避免在昏迷中說出游擊隊的秘密，要求醫生在給他做手術時不要使用麻藥。游擊戰士在犧牲前如果來得及，都將自己的手表摘下，請切轉變給他們的子女;一九六七年九月，即切·格瓦拉犧牲前一個月，有人記錄下，在他的挎包里有四塊手表。

　　在有名的《切在玻利維亞的日記》中，某天的日記開頭寫著：“塞莉塔，4?”這是他在女兒的生日那天自問：“她今年是不是四歲了?”敵人在切的遺物中發現了一本手抄的詩集，其中有一首是西班牙詩人萊昂·費利佩的詩，人們當時誤傳為是切寫的詩。詩中寫道：“基督，我愛你，并非因你自一顆明星降臨，而是因為你向我揭示：人有熱血，淚水，痛苦，鑰匙，工具，去打開緊鎖著的光明之門。是的：你指點我們說，人是上帝……”

　　切·格瓦拉被殺害時，伊格拉村附近有一位多明我會神父，當他聽說切被關在伊格拉村時，立即找了一匹馬趕往那里，他想對切說：“上帝一直相信著您。”神父在半路上聽說切已經被殺害，只得趕到被當成屠場的小學校教室現場，默默擦去地面上的烈士血跡。

　　在這個充滿著非正義的世界上，沒有恨的愛也是虛偽的。一位也姓格瓦拉的古巴同事曾問切他們之間是否有什么血緣聯系，切在給她的回信里說，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親戚，但是，如果你也像每個格瓦拉那樣，每逢世界上發生非正義事件時就氣憤得發抖，那么我們也許是親戚。切在出征玻利維亞前留給孩子們的信中也這樣寫道：“你們應當永遠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革命者最寶貴的品質。”關于切·格瓦拉是否在當年的導彈危機時說過“如果按鈕在古巴人手里，導彈很可能就發出去了”的話，甚至用不著去查對，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人在極端義憤時，都會有激烈的夸張表達。切的恨只是一種表達，他恨的是作為壓迫者的敵人，而不是個人。在打退美國雇傭軍入侵古巴的吉隆灘戰役后，一位歐洲女記者在一旁觀察切如何溫和地開導一個黑人俘虜兵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在玻利維亞尤羅山谷戰斗中被俘后，切向敵軍軍官要求允許他為政府軍方面的傷員醫治傷口，而他第二天即被殘酷地殺害……

　　有一種說法，認為作為個人，切·格瓦拉是偉大的，但是他所從事的事業是錯誤的。我認為，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不朽的，他從事的革命也是不朽的。在后來人采訪切·格瓦拉戰斗過的玻利維亞山區時;農民們轉述了切對他們講過的話：我們走后，政府可能會來給你們修路、蓋學校、建醫院，但這都是因為我們來過這里。三十年過去了，今天再次采訪這一地區的記者們發現，人民仍像當年一樣貧窮，為了抵消游擊隊的影響曾有過的一點改善，又都衰敗了。其實早在當年，當“切為了幫助窮人而犧牲”的消息一經傳開，那些曾經因為害怕而告密的玻利維亞農民就已經開始變化，無論懸賞再高，殘存的游擊隊員畢竟沒有被告發，甚至受到了保護。這些樸素的事實說明，革命的衰亡取決于非正義的社會的衰亡，只要非正義繼續存在一天，革命在本質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一天。今天的世界繼續用事實這樣教育著我們。至于用什么方式革命，那是人民的選擇，但對道路的選擇并不能否定人走路的權利。

　　智利前總統阿連德在七十年代主張通過議會進行社會變革，后來被美國支持的右翼政變軍人殺害。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切·格瓦拉和阿連德成為一對形象的兄弟，互證互補，都代表著正義的事業。一九六七年身為參議員的阿連德還親自從智利首都趕到智、玻邊境，準備營救被打散的切·格瓦拉游擊隊隊員。再有一種說法，認為切的人格是偉大的，革命是正義的，但切選擇的革命戰略是錯誤的。這個問題涉及人們議論得最多的問題：切為什么要離開古巴到玻利維亞再次打游擊?有人說切·格瓦拉是一個天生的冒險家，其實他的玻利維亞之舉是經過認真思考的。(見《環球》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格瓦拉離開古巴的前前后后》)。這一兄弟不是撲朔迷離的陰謀，而是光明磊落的陽謀。

　　在一九六七年自玻利維亞叢林寫給三大洲會議的《致世界人民的信》等文章和許多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切·格瓦拉詳細說明了他的戰略考慮：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代表，只有削弱它的力量，人民的事業才有希望;處于弱勢的人民從技術上是無法與它抗衡的，但是可以把它拖出本國，開辟兩個、三個乃至許多越南，在它所不熟悉的土地上到處打擊它，在長期的戰斗中削弱它的士氣，同時期待美國本國人民的革命。回顧當年的世界形勢，切·格瓦拉這種思想邏輯難道容不得我們一點理解嗎?這與帝國主義為了擴張和奴役他人而干涉他國的行為能夠同日而語嗎?當今世界上霸權主義的強大陰影和它對弱小勢力分而治之、逐一蠶食的策略，難道不能使我們從反面重新咀嚼一下當年切·格瓦拉式的憂慮嗎?切勇敢地實踐著自己的戰略，以一支不足百人的隊伍對付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做好了長期戰斗和犧牲的準備，這種必勝的信念和勇氣，對于渴望正義的弱小者難道不是一種永世的鼓舞嗎?至于切的這個行動是否含有難言的苦衷，可以留待時間去給以最終的澄清。但是，切的行為絕不是被迫的，而是對理想的實踐。關于切的具體策略，每一個善良、嚴肅的人都在反思那些血的經驗和教訓。如果切活著，他是來得及自己去糾正錯誤的。

　　在切的玻利維亞之舉中，有二個無可指責的美的行為，它是切一生的必然歸宿，也是切一生的光輝升華。那就是他辭去了高官和權力，重新走向一個包含著艱苦和犧牲的開始。青年格瓦拉于一九五二年結束第三次美洲之旅時，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將站在人民一邊。”切經歷了七八年的社會主義時期，也當了七八年的國家領導，七八年中他沒有一刻背叛過自己的初衷：他始終沒有成為一個“官”，在他的身上沒有“特權”的陰影。每一個熱愛他的人都是因為這一點，中國人也許更應該理解這一點。他留下了一連串當官不像官的美麗傳說。他參加勞動可不是鏟一鍬土、種一顆樹，他砍甘蔗一砍就是一個月，于是被人照下了那張曬黑了臉、一副農民模樣的照片。他像礦工一樣赤著膊、穿著褲權、光著腳在井下視察工作，體驗工人們的勞動強度、工作條件。他把褲腳從天天穿的靴子里拉出來參加“正規”的外事活動，他在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上簽上人民送給他的綽號“切”……這一切都是他本能抵制“官僚化”的顯露。他在給阿根廷親人的信中曾用玩笑的口吻自我嘲諷道：“我已經成了一個大腹便便、習慣定居式生活的合格官僚，頭上戴著對孩童時代向往的光環。”切不僅用自身的行動，也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表達他的思想：在革命逐步走向體制化的過程中，“我們手中最主要的制動器是一種擔心：擔心任何一種形式的東西使我們脫離群眾，忽略具體的人，忘記革命的最高、最終理想是使人擺脫異化，走向自由。”使人震動的是，在一次對公安部門的講話中，他要求各級警察“不要只是匯報可能存在的陰謀——因為我們有全體人民幫助我們監視著，而要經常匯報人民對某個部長以至整個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這些不是為了記下誰的名字，懲罰提意見的人，而是為了糾正我們的工作……人民永遠不會錯，會犯錯誤的是我們。”

　　切·格瓦拉在《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這篇文章中(見復旦大學出版社《傳奇式游擊英雄切·格瓦拉》附錄)相當充分他說明了自己的想法——通過革命和革命后的革命使人戰勝各種社會里的異化，走向徹底的自由。這篇文章中有一句話引起了我的反復思考：“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僅是革命者脅義務，而且是革命者的需要。”切可能本能地感到，只有用再次放棄安逸、走向犧牲的行為才能給蛻變者以鞭撻，只有血才能擦亮眾們的眼睛。二十世紀的革命潮起潮落，敏銳的政治家先后預見到了革命之后權力的陰影。“新階級”、“新思維”等理論所欲推動的變革都在社會本身的壓力下發生嚴重的扭曲異化，而切·格瓦拉的獻身行為卻繁衍為永恒的精神。如果說對人民的赤子之愛使切·格瓦拉在拉美窮人中獲得了一種塵世基督形像的話，那么，這種以個人犧牲實踐革命理想的徹底行為，使當代偉大哲學家薩特稱他為“完人”。歐、美進步青年三十年不變向往的，就是這種“完人”形像。在他的身上，革命精神是自由精神的體現，革命并沒有悲慘地遭到異化，革命與人，兩者已經沒有矛盾。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一個被人廣為議論的活題：他的哮喘病和他戰勝痛苦的超人意志，他的勇氣和刻己精神，他的圣徒般的容貌和個人魅力。仇恨和害怕他的人千方百計把他丑化成一個扭曲的病人，但這似乎并沒有多大的效力。許多人都提到切是一個美男子。所幸的是，切又是一個堅定地站在受苦民眾一邊的人。在這個被秩序統治的世界上，人們終于找到了一個例證，將美和正義寫在了一起。

　　一九九八年初春，北京，于切·格瓦拉誕辰七十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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