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塔體制與二十一世紀亞太和平

　　——寫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

　　《光明日報》（ 2015年08月05日 11版）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會議召開

　　日本天皇簽署投降詔書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是總結回顧歷史、規劃展望未來的重要時刻，中國和聯合國及有關國家都將舉辦相關紀念活動。此舉表明中國堅定維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捍衛世界和平的決心。世界和平不是飄浮在空中且隨時可變的海市蜃樓，而是有長期法律效力的國際制度及其法權體系作保證。理解戰后雅爾塔體制，對于認識今年9月在我國舉行的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閱兵活動之于維護21世紀亞太和平的意義，是十分必要的。

　　“雅爾塔體制”的由來

　　所謂雅爾塔體制是指二戰后期，美、英、蘇、中等國對結束戰爭、處理戰爭遺留問題及維護戰后和平，通過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形成的一系列協議和諒解，以及由此確立的旨在遏制德、日軍國主義復活并以此為邏輯起點的戰后國際和平秩序和法權體系。

　　二戰結束后，雅爾塔體系有了相當的調整，但總體說來，其旨在遏制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緣政治基本格局沒有改變。蘇聯解體之后，雅爾塔體系在歐洲確實是解體了，其標志是在雅爾塔體系中被分離的東西德統一，蘇聯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獨立及原屬于蘇聯地緣政治勢力范圍的東歐轉入西方陣營。俄羅斯失去蘇聯時期在歐洲地區的地緣利益，同時也失去對東歐的“保護”責任。但是，在遠東地區，我們卻不能說雅爾塔體制解體，因為構成雅爾塔體系的制度要素和大國保障遠東和平的法律責任沒有變：俄羅斯仍然繼承著雅爾塔體制賦予蘇聯的占領日本北方四島的權力;美國仍然占領著沖繩島;中國在雅爾塔體制中被恢復并確認的對臺灣主權的法律地位沒有改變。反之，如果我們假設這種由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實際行使的針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遠東雅爾塔權力結構已經解體，那么，目前的亞太和平就會失去法理基礎;俄國占領北方四島、美國在沖繩島駐軍就失去法理基礎;中國對臺灣主權的法理地位就會發生動搖。

　　不能將冷戰體系與雅爾塔體制混為一體

　　二戰結束初期，英、美、蘇三大國在行使雅爾塔權力和戰后利益分配上產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導致冷戰。雙方與各自的盟友簽訂一個又一個條約并成立互相對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條約組織”，于是，在這些條約及保障這些條約的組織基礎之上形成冷戰體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剛剛形成的表現為大國合作精神的雅爾塔體系，被蒙上表現為大國尖銳對立的“冷戰”色彩：本來在雅爾塔體系中已解決的德國分治、中國的臺灣主權及日本戰后地位等議題，都在冷戰體系中出了“問題”。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蘇爭霸達到高峰時，以往的敵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成了敵人，這使人們將大國合作打敗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爾塔體系擱置一邊，而只記住了冷戰體系。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東歐局勢劇變，東西德國統一，“華沙條約組織”解體，這時有些學者便認為，這表明“東西方正式宣告冷戰結束，特別是1991年底蘇聯解體，標志著以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為基本特征的國際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雅爾塔體系已完全瓦解”。筆者不同意這樣的看法。這里需要問的是，作為冷戰最重要的組織工具，在“北約”沒有與“華約”對等自行解體，反而進一步強化的條件下，怎能說“東西方正式宣告冷戰結束”?在東歐劇變而遠東雅爾塔格局基本未變的條件下，怎能說已為世界提供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爾塔體系已完全瓦解”?

　　事實上，冷戰與雅爾塔體系是兩個內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時間上又緊密重疊的事物。就產生時間而言，雅爾塔體系產生在先——其目標是制約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復活，冷戰體系在后——蘇美各自的目標則是爭奪世界霸權;就結束時間而言，以德國統一為標志的雅爾塔體系局部解體在先，范圍只局限于歐洲;以蘇美爭霸為標志的冷戰結束在后。現實告訴我們，世界范圍內的冷戰不僅沒有結束反而有所強化，冷戰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需要說明的是，美蘇冷戰，在歷史上并不是特例。實際上，19世紀初拿破侖失敗后維也納體系建立不久，就出現過從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間的從西歐、經克里米亞半島，再到中亞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戰。此間，除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外，幾乎沒有發生什么像樣的國際性戰爭。鑒于德國崛起，1907年英俄間冷戰通過《英俄協定》而暫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出現以制約戰敗國為目標的凡爾賽體系，與此同時，俄國出現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隨著蘇聯的出現及崛起，西方與蘇聯之間再次出現冷戰。為了消滅蘇聯工農政權，英國、法國、意大利乃至美國不惜以犧牲凡爾賽體系為代價，慫恿德國再次武裝——這其實是19世紀英俄冷戰的繼續。結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戰結束僅21年即1939年，便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與維也納體系未穩便出現英國與俄國的冷戰、凡爾賽體系未穩便發生西方與蘇聯的冷戰情況類似，雅爾塔體系建立并且尚未穩定，美國與蘇聯之間便開始了冷戰。從1946年3月5日丘吉爾以“和平砥柱”為題的富爾敦演說，到蘇聯戈爾巴喬夫上臺，冷戰時間持續長達近50年。美蘇冷戰，盡管規模巨大，但大體沒有突破雅爾塔體系確定的框架。有趣的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爾為了推動對蘇冷戰，曾無知地“要求國會通過決議，不承認過去與外國政府達成的秘密協定(指雅爾塔協定)”。結果遭到英國和西德的反對，迫使美國政府在2月6日政府和國會公布的決議案中“并未譴責雅爾塔協定本身”，即使這樣，該決議案也未能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他試圖結束冷戰：首先宣布從阿富汗撤軍(1986年)，接著，在西方不同意對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條件下，率先單方面解散“華沙條約組織”(1991年)。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將冷戰體系與雅爾塔體系混為一體，在主動結束冷戰的同時，也率先放棄雅爾塔體系賦予蘇聯的權利和義務：同意東西德統一(1990年);從德國、東歐、蒙古等國撤回駐軍;1991年4月，戈爾巴喬夫訪日，簽署《日蘇聯合聲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島問題上“互有妥協”;同年8月至9月，蘇聯政府默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

　　宛三個蘇聯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獨立。正是戈爾巴喬夫放棄蘇聯享有的雅爾塔歐洲權利及其相應的義務，才有雅爾塔體系中的歐洲格局的動搖乃至最終解體。另一方面，1999年北約通過科索沃戰爭的勝利將西方力量插入俄國傳統勢力范圍即巴爾干半島，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約，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出現標志著雅爾塔體系中的歐洲格局正式結束。令戈爾巴喬夫意想不到的是，雅爾塔歐洲格局結束了，可他最想結束的冷戰不僅沒有結束，反而以極不對稱的形式再現于蘇聯解體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日本背離其“非戰”承諾越來越遠

　　蘇聯解體后，日本的實際表現告訴我們：日本再次導演“大東亞”的劇幕已經開始并一定會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劇首幕場景就是釣魚島，因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亞太地緣政治的核心。

　　我們打開地圖就會看到，釣魚島是日本所謂“周邊事態”所涉區域諸環節中的關鍵環節，更是從日本列島與對日本地緣政治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臺灣島之間最關鍵的接榫部位。日本政府宣布開始辦理授予民間企業對東海“中間線”以東的油氣試采權，就是因為中國開采油氣的地點接近釣魚島。

　　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地緣政治的基本特點。事實上國家是一個汲取資源的生命體。日本是經濟發達而資源奇缺的國家，戰后日本經濟迅速崛起，其制造業和市場的相當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一帶。而日本卻對從日本列島到南中國海這條決定日本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線路無任何實際控制力。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尋求南向，尤其是軍事南向擴張的沖動。日本前幾年提出的“周邊事態”的范圍主要指向中國臺灣和東南亞一帶，這大體上也就是19世紀日本明治至20世紀30年代日本對朝對華侵略戰爭前后的地域范圍。而“周邊事態”所涉范圍推展的邏輯結果，必然是日本20世紀40年代的“大東亞共榮圈”。其間，中國臺灣位處核心地帶，而釣魚島則被日本視為控制臺灣的前沿基地。

　　一國要成為政治大國，是有條件的。什么是大國?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二戰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的日本不僅對其戰爭罪行百般抵賴，而且不顧亞洲國家的強烈反對，執意參拜“靖國神社”，這說明日本有力量而無仁義，無仁，則不能成為大國。其次，大國不僅要有相應的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與其國力相應的并被國際法確認或世界主要國家默認的地緣政治空間。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財富而是國際社會，尤其是亞洲國家對日本的接受，至少也應是某種程度的默認。在20世紀的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侵略東亞大多數國家，并在朝鮮、中國東北、華北、華東地區及東南亞諸國扶持傀儡政權。圍繞日本本土，日本幾乎將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納入其外圍安全空間。但這些地緣政治“成果”，在戰后由美、蘇、中三國力量構成的雅爾塔遠東格局中已蕩然無存——日本將在甲午戰爭后占據的臺灣島的主權歸還中國，朝鮮獨立，日本南方沖繩島和北方四島，分別為美國和蘇聯占領。這一系列地緣政治變動及確認這種變動的相關文件，形成保障亞太地區戰后50多年和平的遠東雅爾塔法權體系。這個體系通過美、蘇、中三大國從北向南即從日本北方四島、南方沖繩島和中國臺灣島的層層鉗制，斷絕了日本重新武裝的可能。

　　與20世紀初的情形相似，21世紀初，日本再次面臨強大的生產力與狹小的地緣政治空間的重大矛盾。新世紀的日本再次面臨兩難選擇：如果不愿做亞洲的“瑞士”，那就必須做亞洲的“不列顛”。目前看不出日本有前一種選擇的可能，而對后一種選擇卻有躍躍欲試的沖動。

　　蘇聯解體后，面對中國的迅速崛起，美國開始推行遏制中國的政策。現在，日本北向開始沖擊“北方四島”俄國的占領權，南向開始否認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地位，深化與“臺獨”分子的高層聯系，介入臺灣地區事務。

　　蘇聯解體及隨之而來的歐洲雅爾塔格局解體后，美國外交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脫離美蘇爭霸時期那種以冷戰為主兼顧雅爾塔制度的政策，轉而采取——開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當地——通過擺脫雅爾塔制度，尤其是其中監督日本的法律責任，并通過綏靖日本而強化遏制中國(和俄國)的冷戰政策。這種政策已具有張伯倫式的外交賭博特征：張伯倫以犧牲凡爾賽制度為代價，不斷綏靖德國向蘇聯發難，其結果是燃起的歐洲戰火不僅燒毀德國也結束了大英帝國。美國為了遏制中國，正在快速打開遠東“潘多拉盒子”，這燃起日本顛覆遠東雅爾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圖由此恢復它在雅爾塔協定下所喪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緣政治利益。實際上，從1999年“周邊事態法案”到2005年接近完成修改和平憲法，日本已大體做好顛覆遠東雅爾塔格局的國內法律準備。下一步則是向雅爾塔制度對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戰。而“周邊事態法案”，否認遠東法庭對日本戰爭罪犯的審判合法性及日本“入常”努力等，均是這種挑戰的具體表現。

　　目前，日本在公開場合尚不承認其“軍事大國”目標。2005年5月6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對俄羅斯媒體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一貫堅定奉行的信念是：“只做經濟大國，不做軍事大國;只用和平手段解決任何問題，而不借助武力。”雅爾塔制度中對日本的條款就是為了防止日本再次成為軍事大國而設定的。因此，對日本而言，“不做軍事大國”，就應當遵守其在雅爾塔和平條約中的承諾。但上述大量事實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始，日本背離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亞洲人民所做的“非戰”承諾已越來越遠。

　　維護亞太和平中俄美一個都不能少

　　美國放縱日本的輕率政策，使雅爾塔和平制度及其體系出現終結于遠東的趨勢。現在我們尚不知道的是，美國將要把這個東亞“潘多拉盒子”的口開多大。目前美國對日本綏靖的底線尚未出冷戰框架，但已開始觸動遠東雅爾塔和平體制的底線。

　　和平，應當理解為一種建立在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強制力量保障的穩定結構。如果同意這種見解，那么，目前的亞太和平實質上就是雅爾塔體系中的而不是其他體系中的和平。日本放棄戰爭權，走和平發展道路也是雅爾塔協定強力規定并為戰敗國日本所接受的。1943年《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明確規定：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訓令日本：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同年8月10日，日本分別向美國、英國、蘇聯、中國政府明確表示：日本政府準備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國、英國以及中國政府，以及后來由蘇聯政府簽字的在波茨坦發表的聯合宣言中所列舉的條款。日本將上述意愿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國憲法》中以國法形式得以確認。該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正是這些制約日本并為日本接受的條款構成雅爾塔制度中的遠東和平體系的基石。只要遠東雅爾塔制度不被破壞，只要日本沒有通過遵守其和平承諾而為亞太國家和人民所接納，它就很難重新成為正常大國。換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裝并成為政治大國，就必然要破壞遠東雅爾塔和平制度。

　　雅爾塔制度中臺灣主權歸屬中國，是目前世界各國反復聲明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法理基礎，也是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拒絕臺灣當局進入聯合國的法理基礎。值得特別說明的是，造成今天臺海分離現實的歷史原因是冷戰體系而不是雅爾塔體系。所以，在沒有取得亞太國際社會共識的新的合作體系出現之前，美國、俄國和中國就有權力保證，而日本也有義務兌現其于1945年前后向國際社會所做的承諾并維護現存于遠東的雅爾塔和平格局。在這個格局中，日本必須遵守其和平憲法，不能重新軍國主義化，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軍隊，必須走和平發展道路，更不能觸動中國在臺灣的主權地位。

　　現在的問題在于，為了遏制中國，美國正在選擇張伯倫式的路線：不是繼續兌現并謹守20世紀40年代在《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家宣言》《中蘇美英四國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蘇美英三國德黑蘭宣言》《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克里米亞(雅爾塔)會議公報》《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中向世界人民所做的和平承諾，與俄國、中國及亞太國家一道維護遠東和平，而是單方面地綏靖日本并從不負責任的“埋葬雅爾塔遺產”表示中獲得機會主義的利益。

　　在亞洲，如果沒有19世紀末中國和俄國的衰落和內亂，就不會有日本明治霸業，日本就不能攫奪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利益并最終非法奪取西太平洋。1895年甲午戰爭和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崛起于東北亞。20世紀初占領朝鮮、中國東北，并在美國的綏靖下在30年代末全面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40年代日本進入南洋英美勢力范圍并在襲擊珍珠港后發動太平洋戰爭。此后美國尋求中國幫助，在中美的聯合中，日本戰敗并在雅爾塔體系中被迫大體退回明治時代的版圖。太平洋戰爭的發生，美國負有相應的綏靖責任。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個月即1941年1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還在講，“愿意同日本聯系，想法締結一種聯合公約來維護太平洋的和平”，只是當日本人打了美國之后，羅斯福才轉而死死地拉住曾被他當作“額外負擔”的中國，讓中國幫他消化日本造成的惡果。在開羅會議和雅爾塔會議上美國給了中國和蘇聯不少承諾，在此基礎上，才形成太平洋戰爭勝利后雅爾塔體系下的遠東格局。

　　20世紀整整100年的歷史表明：不管美國如何強大，要想穩定太平洋，它就必須實行與大國尤其是與中國和俄國合作的政策。從古羅馬到大英帝國的歷史表明，世界上沒有哪個帝國有那么大的實力可以長期單獨包攬和支配世界，美國也不能例外。20世紀太平洋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蘇冷戰以及21世紀美國在中東中亞開展反恐戰爭的結果反復表明，美國并不能獨立承擔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區政治的重任。在亞洲近現代史上，向美國正式宣戰并打到美國的只有現在聲稱為其“盟友”的日本。而亞洲如不出現20世紀40年代那種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國和蘇聯不利的地緣政治環境，日本就根本沒有向美國發難的政治條件。相反，中美合作則是經過歷史考驗從而是相對穩定的戰略層面的合作關系。歷史經驗告訴美國，如果要想維護亞太和平，離開與中國和俄國的合作是不行的。同樣的道理，今天的中俄合作，目的不是要把美國逼出而是要將其挽留在遠東雅爾塔體系內。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雅爾塔會議上的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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