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論希臘的潰敗
據法新社報道,備受矚目的希臘與國際債權人的新一輪救助技術性談判再次推遲,將于28日正式啟動。盡管希臘方面透露主要是因為組織安排工作尚未協調到位,但一再延期令外界對談判前景的擔憂情緒再次升溫。在希臘國內反對聲浪高漲、執政黨內部分歧加劇的背景下,本次談判的形勢難言樂觀。
希臘人集會抗議財政緊縮政策。
近日,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新左派理論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網絡雜志《雅各賓》上發表題為《希臘的崩潰》(The Greek Debacle)一文,分析希臘危機的根源,以及激進左翼聯盟謀求希臘退出歐元區如何失敗。在文章中,安德森認為激進左翼聯盟領導人太過老實天真(Candides),故而除了請求與詛咒外,希臘并無任何任何實質的牌可以打。
安德森說,希臘危機不出所料地在歐洲激起了憤怒和自我滿足的混合情緒,除此外,還有人哀嘆強加給雅典的嚴苛和解,或慶祝希臘留在歐洲大家庭的最后一分鐘,或兩者兼而有之。但每一種行為都是徒勞,其分析全不現實。
安德森指出,歐洲貨幣聯盟從一開始就沒有帶來構想中的好處,受益于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利益是非常有限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單一貨幣的束縛給歐盟南部帶來的影響,同它給德國帶來的好處一樣具有災難性,在德國,工資壓制給了其行業富有競爭力的有利地位,卻掩蓋了低迷的生產效率增長的事實。
但這場危機并未撼動“歐洲大家庭”的意識形態,這是貨幣聯盟和“穩定公約”(Stability Pact)構建而成的現實。在官方和知識分子話語中,歐盟保證歐洲大陸的和平與繁榮,它驅散國家之間相互沖突的恐懼,捍衛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并堅持溫和的自由市場原則。人們認為它的規則機動靈便、堅如磐石,而又富含效率。
整個歐洲政治機構、絕大多數評論家和新聞記者共享這種意識形態形成的感性,它不忍卒睹希臘的痛苦遭遇。但最終理智占了上風,達成折衷方案,所有人都必須共同期望,危機不會對歐盟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而自激進左翼聯盟在今年一月的選舉勝利后,希臘危機的走向已可預測。危機的根源在于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泛希社運”,2009-2011年希臘 執政黨)靠欺詐行為騙取進入歐元區的資格,以及2008年的全球經濟崩潰對原已負債累累、缺乏競爭力的希臘經濟造成沖擊。
近五年來,經過大規模失業和福利削減之后,希臘債務依然居高不下。激進左翼聯盟贏得了選舉,因為它言辭激切地承諾,希臘拒絕服從三駕馬車規則。它是怎么做的?只是懇求被溫柔對待,如果這種希望落空就高聲咒罵,呼吁歐洲崇高的價值觀,那么歐洲理事會肯定不會聽不見。
安德森批評了激進左翼聯盟領導人的天真和軟弱,他認為,斷念歐元區的任何想法都與這些激情而混亂的懇求不相容,這出于兩個原因。首先,激進左翼聯盟領導人認為難以從心理上區分歐盟和歐元區的成員身份,將退出其中一個,當作好像虛擬排除了另外一個,這是任何“好歐洲人”的終極噩夢,特別是他們自認為是“好歐洲人”;其次,他們還認識到,希臘的生活標準在泛希社運時代確實提高了,這使希臘人對歐元有溫情回憶,而不會將它與之后的災害聯系起來。
由于這些原因,他們放棄了跟真實的歐洲嚴肅談判的希望。但對于歐元區各國政府都贊同的歐洲意識形態來說,希臘威脅退歐(Grexit)對單一貨幣乃至“歐洲計劃”本身的象征性打擊將是沉重的。如果激進左翼聯盟當選之初,就將違約管理的諸般應急計劃落實到位,并以此威脅歐盟,那么它手里將擁有一個討價還價的利器。
如果它同時明確表明,若是出現經濟停滯,它會將希臘拉出北約,這種前景必使美國感到驚恐,因此就算德國也要重新考慮第三輪財政緊縮措施。但對于激進左翼聯盟的天真人士來說,這自然是比希臘退歐更為禁忌的想法。所以,面對這個請愿者時而懇求,時而暴戾,手中卻沒有一張牌,為什么歐洲列強要做讓步,既然他們無論做出何種決定,對方都得接受?
安德森進而問道,危機更大的邏輯是什么?根據所有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各個地方,過去十年來,對歐盟的依附已經急劇下降。現在人們普遍看到它已經淪為寡頭結構,充斥著腐敗,拒絕任何形式的人民主權,強制實行少數人擁有特權、多數人被脅迫的經濟體制。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歐盟面臨任何形式的生命危險。人群中憤怒在滋長,但恐懼仍大大勝過它。在不安感越來越多,卻少有災難的情況下,人的第一直覺總是會緊抱身邊既有之物,無論多么不甘心,也不會冒險接受全然不同的事物。只有當憤怒超過恐懼時,事情才會起變化。安德森說,就目前而言,那些活在恐懼中的人——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和他的同事加入的那個政治階級——還是安全的。
俄羅斯知識分子學會了明哲保身
今年五月底,俄羅斯出臺了《不受歡迎組織法》。近日,莫斯科發布了一份“不受歡迎組織”的初步名單,稱這些組織“對俄羅斯聯邦的憲法體系根基、防御實力,以及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等多家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名列其中。
而在去年,俄羅斯司法部也曾經集中打擊了一批非政府組織,指責它們接受外國資金。其中包括成立于2000年、旨在揭發政治人物和政黨違法選舉的“呼聲”(Golos),以及因描寫斯大林統治時期的作品而著名的非政府組織“記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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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不受歡迎組織法》。
普京政府的這一舉動并不令人驚訝。然而,讓人感到詫異和沮喪的是西方非政府組織和俄羅斯學者對于克里姆林宮此舉總體上采取的消極反應。
美國喬治城大學副教授、麥克阿瑟基金會“基礎研究與高等教育”項目理事會哈雷·D·鮑爾澤在《紐約時報》上發文,認為俄羅斯知識分子學會了明哲保身。他說,在面對政府無理取締合作關系時,俄羅斯多數人的回應都是同一種方式:保持低調,希望自己不要成為受害者。
鮑爾澤說,克里姆林宮宣稱華盛頓正利用美國NGO組織在俄羅斯建立“第五縱隊”。美國政府盡力避免強化這一說法,這不難理解。他們的反應非常謹慎。但這是俄羅斯學術界和其他專業組織必須進行的一場戰斗。俄羅斯學者和外國NGO組織要用響亮而清晰的聲音捍衛自己的工作。
鮑爾澤指出,如果合作的支持者們保持沉默,對俄羅斯學術機構的傷害就會更加巨大,也會嚴重影響到這個國家的未來繁榮。
有趣的是,佩里·安德森也在本期的《倫敦書評》上發表長文,談論俄羅斯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宗教學家德米特里·福爾曼(Dmitry Furman)。文章開頭值得分享。安德森說:俄羅斯給了世界一個著名的“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概念,盡管這個術語第一次是在波蘭被寫下,但是在俄羅斯,它才于1860年代變成通用貨幣,20多年后傳到西方。在歷史記憶中,它仍然是與這個國家最為相關的文化標志,直到今日。偉大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出現了一批被目為社會良心的作家,跟這個概念息息相關。不過該術語在那個時期被用來指稱一個更普遍的現象:政治思想家和評論家激情相應,以被壓迫者之名,公然反對不公正的既定秩序,并提出如何補救或推翻它——他們是人民的斗士,雖然人民可以還沒聽說過他們。別林斯基、赫爾岑與巴枯寧;該阿克薩科夫兄弟;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和克魯泡特金:這些都是這一傳統的代表人物,直到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翼領袖那里達到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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