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企業帝國的崛起

　　與我們平常被灌輸的常識不同，美國的歷史實質上總是充斥著頻繁的甚至經常是暴力的階級斗爭，而且政府在這場斗爭中往往扮演的是一個偏護者的角色，十有八九都是偏袒大公司一方。

　　蔑視勞工權利，為商業和富人立言

　　從國父們的開國年代一直延續到整個19世紀，富裕階層對公共生活的控制都是美國的顯著特征。早在1816年杰弗遜就抱怨說：“我國大公司階層的貴族性，對平民色彩濃厚的法制構成了嚴重挑戰。”在19世紀30年代的“杰克遜民主時代”，也就是所謂的“平民主義時期”，金融貴族們也在國家生活中呼風喚雨。杰克遜總統的關鍵任命人物均來自富裕的上層，而且他的有關貿易、金融和土地征用等方面的政策主要反映的也是有錢貴族們的利益。[1]

　　在1827年的“機器和工人階級”之前的一次講話中，一位工人曾這樣哀嘆道：“我們發現自己處處受到壓迫和歧視——我們每天起早貪黑，卻在為別人創造生活的幸福，我們所得甚少，僅夠勉強養家糊口。”1845年，在紐約、巴爾的摩、新奧爾良、圣路易斯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占總人口l90的社會名流富甲天下，占總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則生活困窘，勉強度日。貧窮與擁擠導致霍亂、傷寒等致命傳染病的流行，富商巨賈們聞風而逃，無路可走的貧民只能留在魔窟里靜靜地等候死亡。陷于絕境的人們開始酗酒和抽大麻，把它們作為打發生命的“良方”。天真無邪的童工們(最小年齡為9歲)要工作14個小時才能換一次班，以致他們經常在冰冷的機器旁睡眼朦朧，此外他們還要忍受營養不良和疾病的煎熬。[2]

　　在美國工業化過程中顯現的諸多矛盾中，土著印第安人的反抗最為引人注目。他們祖先的土地被大面積圈占，他們自己也在遭受滅絕性的種族屠殺。他們表現勇敢，堅忍決絕，但反抗終歸是無力的。這一西進過程從17世紀初歐洲移民的到來就已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18世紀和大半個19世紀。[3]

　　與之相對，大地產商和公司老板則從工人奴隸般的勞動中獲利頗豐。奴隸們被用來鋪設鐵軌和石油管線，收獲煙草和棉花，采掘煤炭、鹽類和大理石。保險公司為奴隸主們提供奴隸的“人身保險”。黑奴們被釋放并不意味著他們真正獲得自由。自1862年《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發表后，60多年來，甚至直到20世紀初，僅在亞拉巴馬，就有超過10萬窮苦非裔美國人被強迫做工。建筑工地、鐵路旁、煤礦下、大農場，處處都有他們的影子。他們會僅僅因為賭博和言語冒犯等輕微錯誤而被逮捕，他們還必須在通貨膨脹的日子里依靠微薄的工資艱難度日。在數不清的鞭打和責罵下，在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工作條件下，在食品住房等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多達3萬人含恨而亡。這些雇工罪行的始作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鋼鐵公司。[4]

　　在19世紀的美國，因企業的過度壓迫而導致的農民反抗和工人罷工，絕不比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少。當局堅定地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旁，動用警察、民兵和聯邦軍隊來平息騷亂。最高法院則將工會定義為侵犯私有財產和憲法的組織。[5]在整個19世紀及20世紀很大一部分時間里，警察及聯邦軍隊襲擊罷工者的例子屢見不鮮，他們甚至還殺害了一些工會領導者，并將其中許多積極分子關入監獄。1886年5月，芝加哥廣場的警察殺害了至少20名抗議者，同時打傷了約200人。四名工會領導人，盡管他們沒有一人當時在場，卻被抓捕、審判直至被絞死，原因是在此之前他們曾向政府做過一些呼吁和請求——這被認為是助長了之后的罷工運動。

　　同年，35名參與罷工的美國糖業工人在路易斯安那被屠殺，兇手是當地富裕階層雇用的民兵打手。領導罷工的兩名工會領袖被拖進監獄處以私刑。1892年，在賓夕法尼亞，當地鋼鐵公司雇用的持槍私人偵探打死了9名鋼鐵工人，這次罷工最后被國民警衛隊殘酷鎮壓。1894年，美國軍隊殺害了34名正在罷工抗議普爾曼公司的鐵路工人。在之后幾年，數十名罷工的煤礦工人被殘忍謀殺。[6]

　　在1914年臭名昭著的拉德魯屠殺中，科羅拉多州國民警衛隊向煤礦工人聚居區猛烈開火，打死了40人，包括兩名婦女和11名兒童，這些人當時正在跟洛克菲勒家族鬧罷工。1919年，面對一場由西雅圖發端并向全國蔓延的總罷工，美國司法部在全國70個城市逮捕了10萬多名工人。同年在阿肯色州，100多名罷工的采棉農民被軍方殘忍槍殺，而這些行動的背后都有富人的策劃和指使。1915年，在華盛頓，州長常駐埃福雷特的代表下令殺死了11名抗議當局限制言論自由做法的國際工人聯合會成員，另有27人受傷。1932年，福特公司的私人警察對集會的失業工人開槍，導致4人死亡，24人受傷。1937年，芝加哥警察局在罷工鋼鐵工人的和平集會上開槍，10人當場死亡，另有40人受傷。此外，在俄亥俄州，6名罷工工人在哨卡口被打死。[7]

　　這張無法列完的血腥清單表明，表面的法制與秩序實際上危機四伏，當局依靠鎮壓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來維持體面的秩序。工業巨頭往往把警察和聯邦軍隊作為靠山而無所畏懼。苦于沒有可以永久駐守工業區并維持治安的軍隊規模，以及大亨們的壓力，政府后來采取措施逐步建立了有效的執行反暴任務的國民警衛隊。[8]

　　還是同樣的聯邦政府，在應對非法的奴隸貿易時卻行動乏力。針對廢奴者的暴力事件屢禁不止，而且那些種族極端分子往往會聯合一些政府官員抓住逃亡的奴隸，并將他們遣送回主人那里。無法消除水源和食品污染、無法為居民帶來安全保障的聯邦政府，卻可以動用武力鎮壓罷工，槍殺工人，滅絕土著印第安人。同樣是這個政府，沒有對依靠社會救濟的窮人施舍過一分錢，卻輕易地將2100萬英畝的土地和5100萬美元的債券近乎無償地轉讓給極少數幾個鐵路大亨。旨在規范和限制壟斷和貿易欺詐的法律在實踐中近乎被擱置，而限制工人權利的法案卻得到順利的貫徹。

　　盡管表面強調合理競爭對各方都有利，大多數商人都對這一真正的自由市場理念嗤之以鼻。他們更多的是訴諸非正常的殘酷無情的商業手段排擠競爭者。到了19世紀90年代，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依靠種種卑劣手段控制了全美80%的石油份額。與此同時，這些大公司還得到政府像關稅補貼、土地擔保、政府契約等一系列措施的保護，之后行事更加肆無忌憚。

　　憲法在公司企業等經濟方面沒有相關條款。在我們新國家誕生之初的幾十年里，公司憲章總是為特定利益集團制訂，而且有其實施期限，一般是20-30年。公司不得擁有與其生產經營無關的其他公司的股票。公司財產記錄向全社會公開。立法者還規定了資源型企業的收費上限。但是隨著富商階級的迅速崛起，這些利民的限制措施很快便銷聲匿跡。[9]

　　通過巧妙地運用法律中的土地征用權，政府從農民手中把土地轉移到運河公司和鐵路公司手里。對于消費者來說，物美價廉的產品標準被“概不退換主義”取代。工人們在高風險的工作區域作業，雇主卻對他們的傷亡逃避責任。在19世紀末期，政府變相地從消費人群及廣大貧困工人中掠取了數百萬美元，創造了巨大的預算盈余，并將之無償施與大資本家。[10]通過類似這樣的手段，政府將接近一半的美國資產——十億英畝的公共土地和上百億美元的資產價值——實現了私有化。

　　表面慈善的政府對它的朋友或機敏的早來者充滿友善……所有的煤礦、油田、銅礦、金礦、鐵礦、土地承包及移民權利，都對他們開放，每一種權利都為他們著想——這種慷慨行為至今仍是不可思議的歷史奇跡之一。1864年通過的關稅法案為國內產業提供了庇護;政府對重工業和制造業提供巨額補貼;新的移民法案允許世界各地的工人以合同形式赴美打工;全國性的銀行系統也在此期間逐步得到完善。[11]

　　但在面對普通大眾的需求時，政府卻維持了自由放任的傳統，對像貧困、失業、工傷保險、濫用童工、資源的過度開采等棘手問題仍舊漠然視之，無所作為。不過，民主斗爭仍在繼續。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風起云涌并讓大家看到了希望。在追求足以養家糊口的工資和體面安全的工作環境時，工會將分散的力量進行重組，并將之集中于反對少數幾個工業寡頭，這一策略取得了成效。一個重大勝利便是南北內戰中奴隸制的廢除。在戰后重建時期(1867-1877)，過去的聯邦各州都置于聯邦政府的軍事管制下，在南方建立的新的州政府給予了大部分公民完全選舉權，不論他們的階層及收入。集會的權利得到進一步認可，稅賦也變得公平了一些，針對窮人的學校紛紛建立，并進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然而，一旦北方工商業資產階級真正與南方的寡頭聯合起來，這些利民措施便灰飛煙滅，絕大多數民主成果都被取消——直到下個世紀才真正得到恢復。[12]

　　曲折的進步與紅色恐怖

　　進入20世紀，聯邦政府的角色依然未變，它仍舊壓制公民的民主訴求，并采取措施進一步加快資本積累。不過在聞名于世的被譽為“進步時代”的1900 -1916年，情況大為改觀。聯邦政府通過多項立法保護消費者，并要求諸如伐木、采礦、肉類加工等行業的工人享有工傷保險。可是這些新規制提高了企業成本，事實上只對抗風險能力強的大公司有利。這些安全措施以加大小型企業競爭者的成本為代價，鞏固了大公司的壟斷地位。[13]

　　在那個時代，占據總統職位的個人仍對大企業進行妥協。泰迪，羅斯福(TeddyRoosevelt)被稱作是反托拉斯的先鋒，但他仍對工會組織和改良主義分子持敵視態度，并數次邀請大資本家進入內閣。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與威爾遜(Woodrow Wilson)這兩位繼任者也沒有對大公司進行大的手術。尤其是威爾遜，他是個民主黨人，表面反對托拉斯，但在總統競選期間他卻接受了摩根、洛克菲勒等親共和黨財團的政治資金;與共和黨人相比，威爾遜跟他們打得更火熱。“改良主義并不像通常所認為的是小企業針對大寡頭的勝利，而是一個大公司在政府經濟合理化運動中地位進一步加強的過程。”[14]

　　這一時期之所以被稱作“進步時代”( Progressive Era)，是因為那些針對壟斷的限制性立法，這些法律雖被大肆宣揚但卻成效甚微。憲法修正案第十六條確立了累進制征稅原則，修正案第十七條保證參議員直選產生。除此之外，許多州立法規定每天最高工時和給予工人工傷補償。還有幾個州規定了最低工資法案。更有38個州通過了規定雇用工人年齡下限的法令。在某些州，工人還贏得了八小時工作日的權利，以及超時加班應付1.5倍工資的福利。

　　這些成果體現了工薪階層的長遠需要，而在經歷了與既得利益者太多悲壯的血淚斗爭后，這些權利的獲得更是顯得彌足珍貴。即使如此，這些法律的執行也并不是那么順暢。數百萬人每天仍然工作12 -14小時，一周工作6到7天。據聯邦政府統計，仍有200萬兒童為了維持家庭生計而被迫做工。1914年的工人實際工資(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比1890年甚至還略有下降。1916年，數百萬人的工資水平尚不能養家糊口。每年因工傷事故而死亡35000人，另有70萬人因工致殘。[15]

　　第一次世界大戰推動了政府與企業界的進一步聯合。經濟界領導人依照政府政策將經濟迅速轉入戰時軌道。戰爭通過強調德國野蠻種族的威脅，成功地將人們的視線轉移到國外從而暫時弭除了國內斗爭。我們的公民被勸導為戰事作出犧牲。與此同時，聯邦軍隊偷襲和洗劫了全美工會總部并囚禁了眾多有激進行為嫌疑的工人。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18年，國會通過了社會治安法案，規定如有對政府、國旗和憲法的違逆和褻瀆行為，將被處以20年監禁，對工會組織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審判也更加嚴厲和不近情理。在那一年末，美國司法部長略帶自豪地向國會報告稱：“我們的國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秩序井然。”[16]

　　在戰后1919-1921年的“赤色恐慌”(Red scare)年代，聯邦政府繼續推行管制，嚴厲禁止罷工行為并粗暴地對待罷工工人。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逮捕、放逐和政治審判，并對政治激進者進行司法調查。公眾被灌輸一些有關布爾什維克(俄國共產黨)聳人聽聞的報道，包括他們如何虐待國內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以及將要入侵美國的傳聞。[17]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領導者都將俄國1917年革命視作一場夢魘：那里的工人和農民不僅趕走了沙皇，而且將擁有工廠、土地和自然資源的資本家打入死牢。正如國務卿蘭辛(Robert Lansing)所言，這場革命對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普通民眾來說是一個極壞的負面示范。[18]與英國、法國及其他11個資本主義國家一道，美國也參與了對新生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這次干涉意在顛覆新生的革命政府，戰斗十分慘烈但并不成功。這段歷史也許大多數美國人都聞所未聞。

　　20年代的美國“爵士時代”(Jazz Age)，是美國經濟的又一黃金發展期。股票投機風起云涌，人們擠破了頭想跨入富裕行列，并幻想著一夜成名的迷夢。但是，大多數民眾都還是要面對生活必需品缺乏的現實。1928年，國會議員拉瓜迪亞(Fiorello LaGuardia)在“參觀—了紐約貧民區后向國會發表感言：“我承認我事前并沒有做最壞的心理準備，可是眼前那些人的窘困真是讓人難以置信，以至于現在我也開始懷疑我們國家富裕的真實性。”[19]

　　1929年股票市場的崩潰，標志著延續五年的大蕭條拉開了帷幕，同時也導致生產能力急劇萎縮。生產的下降遠比不上消費者需求的劇跌。雇員們手頭拮據數月沒有工資，買不起本廠制造的消費品。隨著存貨不斷積壓，企業主必須大幅裁員以降低成本。這只會加劇民眾購買力的下降，進而導致更多的商品積壓，這種積壓反過來又導致更多的失業。這是一個夢魘般的惡性循環：更多的企業破產倒閉，更多的銀行被掃地出門，更多的投資無處落實，最終結果就是整個市場全面崩潰。在大危機的五年里，1500多萬工人失業，數百萬人的全部積蓄毀于一旦。然而更糟的是，當時還沒有覆蓋全國的失業保險和救濟金計劃。

　　那些在大危機中僥幸保住飯碗的工人，面對的是愈加具有壓迫性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工資被無情地削減、工時被無緣無故地加長。而且雇主越來越傾向于雇用開價低但肯賣力的勞工，這使他們之間的競爭變得愈加激烈。除此以外，雇工必須忍受言語的諷刺挖苦和對他們言論自由的嚴苛限制，他們在工廠里除了一些專業技術指導外從不多說一句話。他們經常對工資單上的單方面扣減保持緘默，因為多說一句話就會被炒魷魚。此外，他們還經常遭到企業雇用的暴徒和打手的威脅和打擊，并會遇到公司人員以尋找廠房被偷物品為由上門搜家。[20]

　　新政——艱難的時代與難產的改革

　　1932年，民主黨參議員布萊克(Hugo Black)評論說：“勞工價值現已被嚴重低估，資本剩余已成為普遍現象。這是現在危機如此深重的重要原因……你不能讓雇工面黃肌瘦地在工廠里做工同時又仰仗他們去購買產品。”[21]甚至銀行家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也承認：“我們的資本被無情地閑置，而我們的雇工卻連基本生活品都難以滿足。”[22]但是與之相反，絕大多數富豪都將危機歸因于危機的實際受害者。他們中的代表福特( Henry Ford)說：“如果你問這場危機的起因，我要說是由于我們的大多數工人沒有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如果人們真心去做工作，崗位還是有很多的。”說完此話沒過幾周，福特就裁掉了75000名工人。[23]

　　在那些風雨如晦的日子里，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忍受饑渴與絕望，他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所，生活對他們來說已經全無希望。隨之而來的是漫及全國的罷工浪潮。1936 -1940年間，新建立的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組織了數百萬工人的罷工，要求企業提升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而且成效顯著。不過在爭取權利的過程中，許多罷工者都被列人黑名單，被逮捕審訊甚至被殘酷殺害。另有一些工人被警察、士兵和公司雇用的打手打傷。[24]雖然成就斐然，但是代價高昂。羅斯福總統頭兩個任期的政策被稱作新政，這是一個被大多數人認為對美國社會變革最大的時代。實際上，新政的首要目的是恢復商業和工業運轉，而不是積極推進社會改革。聯邦經濟恢復總署最先建立，這一機構的代表多由企業界領導組成，旨在限制全國工業產品的生產總量并設置最低價格——由此帶來的益處更多都落到了大公司而不是中小工商業者手里。[25]在后來刺激經濟重建和工業生產的過程中，財政部單給大公司的撥款就超過了150億美元。

　　聯邦的住房開支主要補貼了建筑企業和依靠房貸保險的銀行家——數以百萬計的家庭從中獲益甚少。與此類似，新政農業方面的措施，包括價格支持和生產限制，也是對大企業更為有利。那些佃農則因聯邦剛出臺的土地出租法案而慘遭驅逐。[26]

　　消費的急劇衰退和產品的大量積壓，導致市場價格大幅下降，其中農產品價格下跌最快。為了保證價格，新政以補貼的形式要求農民減少1000萬英畝的棉田、麥田和畜牧農場。產品過分富余與遍地餓殍的強烈反差，使人們禁不住懷疑起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弊端：“為什么食物非要被丟棄才能拯救市場?為什么不散發給窮人?”[27]全國范圍的疾呼，促使白宮成立了聯邦濟貧署，該署的職責是買入全國富余的農產品以救濟那些龐大的失業人群。

　　面對大范圍的慌亂與不安，聯邦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救濟計劃來賑濟貧民。可是當新政的便民舉動觸及私人企業的核心利益時，商業階級對政府善行的支持就變成了敵視。在詆毀羅斯福這位資本主義制度拯救者的同時，出乎他們所料，他們的敵視反而間接提升了羅斯福在人民心目中的改革者形象。

　　新政在人民心中的美好形象與新政實際效果的反差，是羅斯福時代的一大特點。比如，在此期間建立的一大批民間資源保護隊(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只為1500萬失業者中的300萬人安排了工作。在它達到峰值時，聯邦就業指導署也只安排了900萬人，而且工作大多屬于臨時性的，工資僅夠填飽肚子。在數百萬僅夠養家糊口的工薪者中，只有50萬人在聯邦最低工資法案的保護之列。1935年通過的《社會保險法》也僅僅覆蓋了全國一半的工薪人口，而且所提供的補助還不包括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失業保險也僅僅覆蓋了某些特定職業。決策權與政策制定權都在政府手中，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制訂這些改革覆蓋的范圍和標準。[28]

　　盡管這些聯邦政府項目對于窮乏者來說遠遠不足，它們還是極大地沖淡了彌漫全社會的怒氣和憤懣。但是，一旦政治不安的硝煙全然散去，聯邦救濟開支就被無情地砍掉了，最終大多數窮人還是被拋進了已被失業人群充斥的就業市場。[29]羅斯福當局的稅收政策事實上還是延續了其前任胡佛政府的所為：對于富人無比慷慨，對于窮人卻苛求有加。在防務開支空前膨脹的二戰期間，稅收的主要負擔落在了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肩上，然而他們遠不應作為意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個人所得稅的征稅對象。[30]

　　所有這一切并不否認，面對全國范圍的民權運動的高漲和極端主義分子(法西斯分子)的威脅，羅斯福總統的確大大推動了民主進程，這其中包括遲到的《社會保險法案》，一些環保和公共工程項目，一個遍及全國的農村電氣化方案，以及將失業率由250降到19%。兩極分化的收人分配結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主要因為工會組織日漸強大);工業生產規范條例增多;針對公司利潤和高收入人群收入及遺產所得的累進稅的征收。在《社會保險法案》下，工人不僅可以拿到全額退休金，還可拿到全額工傷保險和幸存者保險(針對死去工人的孩子)。

　　在新政措施下，全國的許多公路都被翻整一新，此外，眾多工程項目像新學校、公園、球場、飛機場等也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居民就業保障公司共修建了52000英畝的露營場所、13000個人行便道，整修了約4000座具有歷史意義的著名地標和紀念碑。它在城市水道放置了數百萬尾魚苗，并為減少獵殺動物、保護水資源、防止土壤污染作出了貢獻。除此之外，新政還建造了成百上千的醫院、郵局、橋梁、水壩及法院大樓。數萬名失業的作家，演員、音樂家和畫家，由此重獲新生。

　　在羅斯福時代之前，工會組織總是被法院強橫無理的判決所干擾，隨之而來的還有巨額罰款和殘酷鎮壓。新政通過了一系列法案，諸如《瓦格納法案》(WagnerAct)和《諾里斯—拉瓜迪亞法案》(Norris-LaGuardia Act)，以強化工會存在的合法性，使工人能夠團結起來集體與公司談判要價。管理層控制的公司工會被取消，最低工資和每周四十小時工時的制度得到確立。1935年國會通過的《全國工會組織法案》允許成立全國性的工會監察組織，它擁有諸如懲罰侵犯工人權利的雇主等廣泛的權力。此項立法大大促進了工會組織在美國的發展壯大。[31]

　　然而，新政時代對于普通大眾來說還是實惠太少。他們希望能有一個全國性的銀行系統、一個不再口惠而實不至的就業計劃、一個全民性的醫療系統。對于廢止種族歧視、獲取公平的就業機會、廢除私刑和賦予黑人選舉權，新政也無所作為。在《社會保險法案》之下，保姆行業與農場工人階層不在優惠之列，而這兩種工作卻是非裔美國人的傳統職業。所以大部分黑人都無法享受到公正的社會保險待遇。此外，非裔美國人接受政府財政補貼的份額遠小于他們在美國所占的人口比例，而他們的工資也往往在聯邦法定最低工資之下。[32]在美國1941年12月卷入二戰后，國內工業企業設施利用率提高了一倍。以國民生產總值(GNP)來考量，1940年是880億美元，四年后迅速躥升到1350億美元。得利最多的依然是那些工業巨頭和軍火商。一部分民用產業受到擠壓。接近870萬失業者要么入伍從軍，要么加入如火如荼的工業生產，但這還是人手不夠，最后婦女也被動員起來進入工廠做工。也只有在戰爭期間，美利堅合眾國才真正地減少了失業。總體來說，政府對于經濟生活的全方位干預，并不是那些愛管閑事的華府精英們一拍腦瓜后的決策，它是美國公司制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一般來講，地方政府處理小的勞工沖突不得力，隨后發展為大規模的階層反抗——最后只能由聯邦政府出面處理。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政府必須提供那些維持商業競爭必需的補貼、服務和庇護。所以，商業經濟本身需要一個商業帝國來支撐。盡管大眾贏得了正式的普選權，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強力機構還是掌握在富有階層手中。然而，工人階層并非就軟弱無力，他們能夠利用罷工抗議和抵制等方式干擾那些貴胄們資本積累的美夢。這種反抗使得掌權階層不得不作出一定讓步。這些勝利并不表明他們已畢其功于一役，但卻為工薪階層掙得眾多重要的民主權利。

　　就像我們的歷史表明的那樣，那些左傾的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一總是為尋求機會均等和民主進步而戰。他們否定私刑的合法性，推動禁止童工法案的通過。他們力促取消選舉的財產限制和選票稅。他們支持反壟斷法令的執行，主張給予婦女選舉權，給予工人自愿建立工會的合法權利，廢除種族歧視，加大失業保險普惠力度，加強環保，增加聯邦退休金的發放和對貧困家庭的補貼，允許不同意見的自由表達，推動和平運動進程，并堅持政教分離。

　　在幾乎每一項他們所爭取的權利中，富豪與財閥們都是極力反對并橫加阻撓(也有極少時例外)。他們主張實行累退稅和加大對大公司的補貼，而對于“尋釁滋事”的工會組織他們則要求嚴懲不貸。我們將會看到，在現實社會中，事情總會是這樣。

　　注釋：

　　[1]Andrew Lipscomb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G.P Putnam's, 1897), vol. ls,112; and Edward Pessen, Riches, Class and Power Before the Civil War (D.C. Heath, 1973), 278, 304.

　　[2J John Spargo, The Bitter Cry of the Children (Quadrangle, 1968, originally 1906); Edward Pessen, The Many Faceted Jacksonian Era (Greenwood Press, 1977), 7-31; Otto L.Bettmann, The Good Old Days-They Were Terrible (Random House, 1974), 152-153.

　　[9] Dale Van Every, Disinherited: The Lost Birthrigh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von Library, 1967); and David Stannard,American Holocaust: The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Oxford, 1993).

　　[4) USA Today, series on slavery and reparations, February 2002: http://www,usatoday.com/money/general/2002/02/21/slave-insurance-policies. htm; and Douglas Blackmon,¡°From Alabama's Past, Capitalism and Racism in a Cruel Partnerslup,"Wall StreetIournaL 16 July 2001.

　　[5]Richard Boyer and Herbert Morais, Labor's Untold Story (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1971), 216-221.A comprehensive study is Philip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s. 1-6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7,1955,1964,1965,1980,1981).

　　[6]Boyer and Morais,Labors Untold Story, passim.

　　[7]For these and other examples of corporate state violence, see Sidney Lens, Radicalism in America (Thomas Y Crowell, 1969); Daniel Fusfeld, The Rise and Repression of Radicat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1877-1918 (Charles H,Kerr, 1985);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Boyer and Morius, Labors Untold Story

　　[8]William Preston Jr.,Aliens and Dissen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4; see also 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Harcourt, Brace, 1934), 365.

　　[9]Richard Grossman and Frank:I: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Citizenship and the Charter of Incorporation (Charter Ink., 1993); and Why Do Corporations Have More Rights Than Youl publication of Democracy Unlimited (Arcata, CA), n.d.

　　[10]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395.

　　[11] Josephson, Ihe Robber Barons,52.

　　[12]James s.Allen, Reconstruction: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1865-1876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7);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Harper&Row, 1988).

　　[13] Gabriel Kolko, rl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Quadrangle, 1967), chapters l and 2.

　　[14] Kolko, I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281-284; also Frank Harris Btighton, Woodrow Wilson and Co. (Fox Printing House, 1916).

　　[15]Boyer and Morais,Labors Untold Story, 180-184 and passim,

　　[16]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2 and passim.

　　[17] Robert Murray, Red Scare (McGraw-Hill, 1955), 95-98; Christopher May,ln the Name of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7-1920,”in David Horowitz(ed.),Containment and Revolution (Beacon Press, 1967), 38.

　　[19] Howard Zinn,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per&Row, 1980), 376; see also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tudy ated in Boyer and Morais, Labors Untold Story, 237.

　　120] Charles Eckert,“Shirley Temple and the House of RockefellerJ”in Donald Lazare(ed.),American Media and Mass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174.

　　[21] Rhonda Levin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New Deal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8), 70.

　　[22] Boyer and Morais, Labors Untold Story, 249.

　　[23] Quoted in Zinn,A Peoples History, 378.

　　[24]Irving Bernstein, Turbulent Years,A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33-1941 (Houghton Mifflin,

　　1970); and Boyer and Morais, Labork Untold Story passim.

　　[25] Barton Bernstein,”The New Deal,”in Barton Bernstein(ed.)，Toward a New Past (Pantheon, 1963),

　　269; Levin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New Deal, chapters l and 4.

　　[26]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Regulating the Poor (Pantheon, 1971), 76; also Bernstein, "The New Deal,”269-270.

　　[27]Christopher D. Cook, Diet for a Dead Planet (New Press, 2004), 101.

　　[28]Piven and Cloward, Regulating the Poor, chapters 2 and 3;Paul Conkin,Ihe New Deal (Crowell, 1967).

　　[29] Piven and Cloward,Regulating the Poor, 46.

　　[30] Gabriel Kolko,Wealth and Power in America (Praeger, 1962), 31; and Conkin, The New Deal, 67.

　　[31] Michael Goldfield,“Worker Insurgency, Radical Organization, and New Deal Labor Legisl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December 1989, 1258; also Art Preis, Labor's Giant Step (Pioneer,1964); Roger Keera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uto Workers' Union (L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1).

　　[32)Ira Katznelson, When Aflirmative Action WasHrhite (Norton, 2005); and Bernstein,“The New Deal,”278-279.

本文節選自《少數人的民主》第五章《企業帝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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