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拉美經濟狀況近期急劇惡化，中國對于拉美經濟的托舉作用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而這使得中拉合作的遠景規劃，也變得比以往更具現實性。

　　2014年，拉美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1)國際原油價格和大宗產品價格持續下滑;(2)中國等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3)美聯儲頻繁釋放加息信號，大量資本撤出新興市場。這導致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等依靠原材料出口為主的拉美國家出現了“滯脹”局面，出口萎縮、貨幣貶值、通脹高企，增長乏力。2014年，委內瑞拉通脹率達到64%之巨，其次是阿根廷，達到23.9%，而巴西也達到了6.41%，為2011年來最高水平。而從增長率上來說，經合組織公布的《2015年拉丁美洲經濟展望》報告稱去年拉美經濟增長率低于1.5%，今年不會有明顯提高。拉美第一大經濟體巴西的中央銀行預測今年本國經濟將面臨零增長。在“滯脹”局面下，保增長和治通脹目標相互沖突，宏觀經濟調控面臨兩難。

　　在這一背景之下，近期中拉之間經濟交流頻繁。新年伊始，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共同體論壇(中拉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對未來五年的中拉合作做出規劃。1月30日，第三屆拉共體首腦會議通過的《貝倫政治聲明》重申了中拉論壇“北京會議”的成果，強調要立即貫徹執行。2月初，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坐著輪椅訪華，與中國簽署了大量的投資協議;自從2007年以來，中國已向阿根廷貸款140億元。一個月之內，從中國獲得利好的還有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前者獲得了75億美元新增貸款，使其所欠中國債務累計超過100億元;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感謝中國向委內瑞拉投資200億美元的承諾;自2007年以來，中國對委的貸款和投資累計總額可能逾500億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拉美的借貸極少附加政治條件，只是要求拉美國家在房地產建筑，鐵路和其它基礎建設項目上與中國企業多加合作，或者以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來償還。

　　至此，中拉合作關系，已經進入了一個比較平穩的發展階段。思及近年來中拉關系的高開高走，2014年7月份習近平主席訪問拉美所提出的“1+3+6”的合作新框架，無疑起到了關鍵性的指針作用，折射新世紀的“南南合作”正在譜寫新章。

　　“一個規劃”的地緣政治含義

　　“圍魏救趙”凸顯“拉美再平衡”

　　大國之道，要在謀勢。出于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習慣性思維和對“離岸平衡”戰略近乎迷信的尊奉，近年來美國將相當大的實力資源投入到歐亞大陸以應對中國崛起，其中尤以“亞太再平衡”為烈。針對美國的戰略包圍，中國迅速提出了構想更為宏大的“一路一帶”：“一路”旨在整合歐亞大陸，瓦解原國務卿希拉里2011年提出的“新絲綢之路”;“一帶”則總攬東南亞，輻射中東、歐洲和非洲，并以拉美為其進一步延伸，從海路打破“亞太再平衡”。在耐心經營周邊的同時，中國落子拉美，在向來被認為是美“自家后院”的地區進行“反包圍”，實乃“圍魏救趙”、攻敵之所必救，緩解美國對華戰略壓力。因此所謂“一個規劃”，即制定《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2015-2019)》，其戰略意義絕不局限于中拉之間，而應從中國整體地緣戰略運籌布局以及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調整來考慮。

　　中拉合作不僅僅是中國對拉美的投資和資源能源進口，刺激雙方貿易增長，更有推動建設“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題中之義。從拉美自身的角度看，作為拉共體輪值主席國的哥斯達黎加總統里韋拉在2015年1月6日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中拉論壇的成立恰逢其時，以全球化為標志的新時代已經到來，拉丁美洲現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推動國際合作的同時也積極捍衛地區的安全與繁榮。其實，拉共體的運作本身就說明了全球化和地域性的矛盾。為了在全球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降低本地區國家交往成本，增強抵御外部風險能力，各個地區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興起的同時也都不同程度地開啟了區域集團化的道路，東盟、北美共同體、歐盟等即為耳熟能詳的明證。拉共體之成立，能夠使拉美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集中抱團，對沖美國的政治經濟壓力，而與中國之合作，更有遠交近攻，平衡美國的意味。中國充裕的資金投入、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援助建設，都有助于拉美經濟的內生性增長，從而擺脫對美國的單向依賴。

　　“三大引擎”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貿易、投資、金融三管齊下

　　提及拉美的政治經濟，“依附論”和“進口替代”往往會第一時間映入眼簾。二者固然都指向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邊緣”格局的不公正因而要求與發達國家“脫鉤”、自主發展經濟，但工業基礎過于薄弱、國內市場狹小，加上政局動蕩種種因素則往往導致越“脫鉤”越“落后”，而一旦“接軌”，則造成被剝削受壓制，僅得到以初級產品-工業制成品“剪刀差”為代價的一時繁榮。如今，不少拉美國家大多嚴重依賴大宗初級產品出口，本土所需的眾多工業制成品乃至農產品等方面完全無法自給，像委內瑞拉、古巴等國甚至連生活必需品都出現了嚴重匱乏，而由于出口商品的國際定價權不在手里，拉美各國的經濟只能被動受制于國際形勢。就拉美各主要國家而言，缺乏石油定價權的委內瑞拉在油價上升階段并未培育起活躍的制造業，油價大跌之際，其經濟體系顯示出低效和僵化的特征，發展乏力;巴西經濟過早的“去工業化”導致國家失去競爭力，而過分依靠初級產品部門的貿易結構也無法經受得住風吹草動;阿根廷過于保守的貿易政策和落后的基礎設施則導致其國民經濟發展后勁顯著不足;而墨西哥作為工業制成品輸出國，其對北美南美的出口往往面臨著中國同類商品的競爭，且國內就業、腐敗和管理落后等問題突出，只能算作“潛力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把貿易、投資和金融合作作為中拉關系的三大引擎，就值得玩味了。

　　拉美增強對華貿易毫無疑問有利于其國家利益：擴大出口則分散風險，降低美國和歐盟傳統市場需求下降的影響;擴大進口則有助于抑制通脹，為國民提供更多廉價消費品的選擇。中國增強對拉美投資，一則得益于國內產業升級的客觀要求，推動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二則提高拉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切實改善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從而優化中拉經濟合作模式，實現“包容性增長”，這些都是美國對拉貿易所難以達到的。而在當前背景下推動中拉金融合作，則反映出中國布局全球，試圖逐漸擺脫“美元綁架”的努力。有創始國包括巴西在內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在先，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后，中國規避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制度而另起爐灶、整合相關區域的戰略措施日益鋪展開來，此前對委內瑞拉、阿根廷等國數目不菲的金融借貸，已經為我們在相關領域的運作積累了經驗。向拉美國家提供巨額貸款，以換取對方未來供應大宗商品或與中國企業簽訂合同，從采礦、農業到食品、建筑，形成一個越來越大、為貿易路線和大宗商品供應提供保障的區域基礎設施網絡。可以想見，在中國金融杠桿的助力下，拉美經濟無疑又增加了一份雄厚的經濟擔保，其可持續性將獲得實質性提升。正如《華盛頓郵報》2月4日的文章稱，如果拉美國家用從中國得到的貸款促進可持續增長并解決長期存在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問題，持續提供貸款對“南南合作”而言可能是好事。

　　“六大領域”夯實基礎

　　產業對接打造命運共同體

　　天下事必作于細。中拉經貿的互補并不意味著兩者不存在矛盾。據統計，在當前的中拉貿易中，拉美對中國出口產品80%屬于原材料，而中國商品幾乎全部為工業制成品;而越來越多的廉價、常通過走私而來的中國產品定價過低，使拉美國家當地的生產商無法與之競爭，從而令大批工人失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等中拉貿易合作大國不惜頻頻發動反傾銷。目前為止，最易遭受反傾銷措施波及的是鋼鐵、紡織、家電、鞋、輪胎、陶瓷、玩具、餐具、零配件等中國的優勢制造業門類。因而，減少大宗商品出口依賴并改變現有失衡的貿易結構，以及重新啟動“再工業化”，努力提升拉美本土的制造業競爭力成為了實現拉美內生性發展的關鍵。因此，在中拉合作的六大領域——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制造業、科技創新、信息技術中，我們必須更加重視基建、制造、技術創新等門類與拉美相關產業的對接。2015年1月21日，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專門指出，美國的制造業管理者正在并應積極把工作機會從中國引回國內。這表明，美國將會在制造業等領域重新發力，尤其在生命、材料科學、信息技術、航空航天等尖端領域。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出于對“后院”的再關注，美國重振實體經濟的追求，將帶動增加在貿易、投資領域對拉美的投入。我國應盡早謀劃，更加細致地做好工作，在新興產業領域搶占拉美市場，打造國際品牌。而在農業、畜牧、能源等傳統合作領域，須深挖其加工價值，以期盡可能地提高早傳統領域的合作層次。

　　盡管同龐大的美拉貿易相比(8500億美元，其中約5000億是同墨西哥的貿易)，但中拉經貿互補性強、可持續性大，“授之以漁”而非“剪刀差”的貿易理念更使中拉關系行能致遠。從根本上說，中國秉持“政者正也”“計利當計天下利”的原則，以“國家駕馭資本”，則雄厚資本為政治服務，推動我國和他國利益深度融合、實現共同發展(即“包容性增長”);美國秉持“自由放任”“守夜人政府”的原則，以“資本駕馭國家”，則華爾街大鱷依然我行我素，迫使政府停擺，踐行合作亦必須處處“對我有利”，進一步捆綁他國(TPP落實后即便盟國日本的農業亦將受到嚴重沖擊)。如果說美國深刻地影響了拉美的過去和現在，那么中國更有可能是拉美夢想的承載者與合伙人，屆時長期被世界政治舞臺忽視的拉美也將因中國這種“再平衡”而發揮其獨特的作用。而這，則足以為新時期的“南南合作”和“國際新秩序”的構建樹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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