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 / 英國埃克斯特大學

　　“恐怖主義”背后的國家意識形態

　　阿拉伯動亂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代理人戰爭。近些年，阿拉伯半島上冷戰時期形成的強人政府在各種力量影響下紛紛倒臺。而今天影響了伊斯蘭世界的“伊斯蘭國”(al-Dawlah al-Islāmīyah fil 'Irāq wa ash-Shām，即ISIS)便在這種地緣政治變化的環境下誕生。如果簡單地在美國“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的語境下將其看做“恐怖組織”(Terrorist Group)，便無法真正理解它對今天國際秩序以及未來國際地緣政治結構所造成的巨大挑戰。

　　在美國“反恐戰爭”的語境下，“恐怖主義”被大致界定為非國家組織(non-state actor)針對政府與社會進行的以制造恐慌為目標的暴力活動，其目的一般為政治的、宗教的或意識形態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恐怖主義僅僅是一種破壞性的行動，而稱之為“主義”似乎也在暗示其終極目標是創造一種無政府及混亂的世界圖景。但是在這個思維框架中，我們無法真正理解今天在敘利亞與伊拉克戰亂中興起的“伊斯蘭國”對世界秩序的深層次挑戰。作為一支武裝力量，“伊斯蘭國”與一般意義上以破壞為目標的恐怖組織不同，它有明確的建國目標以及治理行動。在政治目標上，它們與以驅逐西方入侵者為目標的反抗游擊式的基地組織(al-Qaeda)決裂，進而宣布自己的領土目標與治理理念。在政治行動上，它們在控制的領土內維持社會基本秩序，依照其詮釋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模式，有意識地在其控制的領土內實行社會改造，恢復奴隸制度，創立奴隸市場等。

　　“伊斯蘭國”不像現代民族國家主權體，更像是一個松散的游牧帝國。它沒有明確邊境，內部的認同基礎在宗教層面上是極其單一的，但從其民族成分上來看，卻又非常多樣。“伊斯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其政治上提供的那種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大同想象開始談起。ISIS組織名中所使用的“??????”(al-Dawlah)發源于公元10世紀的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其本意有回轉、時間段的意思，與現代民族國家秩序中的“國家”(State)概念不同，“al-Dawlah”更接近“王朝”(Dynasty)的意義。同時，這個詞還強調了一種政治合法性在政權更迭過程中的交替，阿巴斯王朝的政治學家用“dawlah”來描述自身這種旨在替代伍麥葉王朝，繼承伊斯蘭“天命”的行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詞也非常接近中國傳統政治敘述里“湯武革命順乎天”中“革命”一詞的意義。恰是在19世紀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浪潮中，這一概念中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理想政治想象漸漸消失，被西方概念中的“國家”所取代。

　　跳出當前簡單的“反恐戰爭”話語來看ISIS，便可以發現在地緣政治訴求之外其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政治目標。ISIS所要求建立的所謂“哈里發國”除了是一個伊斯蘭政教一體的理想“烏瑪”(Ummah)之外，更是一個復古的帝國企圖。其所希望繼承的，便是阿巴斯王朝建立的那個中心在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的哈里發帝國。與之前的薩拉非主義(salafism)原教旨組織相比，ISIS同樣也以對伊斯蘭教法的狹隘詮釋為基礎，并對(西方的)物質生活方式及其在阿拉伯世界進行的霸權主義侵略進行暴力對抗。然而， ISIS的政治想象超出了一般意義上19~20世紀阿拉伯與中亞伊斯蘭國家旨在驅逐外來侵略者的武裝“圣戰者”(?????, mujahedeen)運動，而變成了一種主動向外擴張的阿拉伯帝國主義。隨著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基地組織作為一種極端力量，對美國全球霸權以及背后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秩序進行了全球性的挑戰。這在美國保守主義觀察家看來，代表了“宗教的東方”(religious East)對“世俗的西方”(secular West)進行的挑戰。這種文明沖突式的表述預設了西方語境下的“文明”概念的普遍性，將這種暴力對抗簡化成了對現實“美國利益”的挑戰，將暴力本身歸結于伊斯蘭作為“前現代”(pre-modern)宗教與“現代”秩序之間矛盾的結果。這樣一來，這種暴力“圣戰”(????‎, jihad)得以在伊斯蘭世界中生長發展的社會意識形態基礎便被忽略。進而造成諸如9·11一類的暴力恐怖襲擊事件被看做是一群人主導下的“突發事件”(an event of surprising disproportion)。

　　世界政治的碎片化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歐洲為中心的殖民世界秩序衰退。美國的興起及其建立的世界秩序繼承了歐洲19世紀國際法體系構建的民族國家秩序，并試圖將其邊界延伸到歐洲之外的世界中去。一次世界大戰歷史性地挑戰了維也納體系的合法性及其效率，其殘酷性也動搖了這種歐洲的世界秩序的道德普遍性。在歐洲國家大戰正酣之際，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卻在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的積極宣傳下，漸漸成為一個新的“普世道德權威”(universal moral authority)繼承人。他用“權力的社群”(community of power)替代維也納體系強調的“權力的平衡”。這種世界秩序的基礎來自于對民族自決的支持，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全球自由貿易(free trade)。威爾遜認為，通過民族自決而獨立建國的政府，其正義性必須建立在人民共識基礎上(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如此形成的國際秩序不單單符合自由和平的人類道德目標，也符合美國利益(American interest)。作為美國挑戰歐洲殖民秩序貿易壟斷的普世性話語，“民族自決”在一戰時期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非西方國家想象平等政治的有效途徑。然而，作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民族自決背后的支撐力量則是軍事干涉主義。威爾遜時期，1914年美國干涉墨西哥獨立戰爭，通過武力向韋爾塔將軍(General Victoriano Huerta)施壓，迫使其下臺。1915年，威爾遜又授權美國武裝入侵海地。這種在槍炮下推行的民族自決自由主義激起了拉丁美洲民族主義者們的反抗。而在亞洲，在CPI的不懈宣傳努力下，中國知識分子中那種對威爾遜新國際秩序的樂觀主義，在巴黎和會的失敗之后，很快也被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所替代。

　　從本質看來，20世紀初期美國興起時被作為全球戰略提出的“民族自決”觀念，并未真正走出19世紀歐洲維也納體系中那種建立在軍事力量基礎上的貿易差序霸權。其對世界問題的認識仍舊停留在歐洲民族國家興起時，在絕對主權觀念與自由貿易基礎上形成的對“國家利益”的認識。這種認識框架下的“國家利益”本質上是一種財產所有權(property right)。從財產所有權出發的西方自由主義(Liberalism)政治，實際上是基于現實主義(Realism)結構框架下的。這種實際上的現實主義政治也使得自由和平等從一種真正具有普遍性的話語蛻變為一種世界范圍內對所有權的爭奪，以及對于政治體制排他性的認同方法。在此基礎上實踐的“民族自決”最終必然無法承擔平等政治的大同任務，反而會進一步造成世界政治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危機。在意識形態政治方面，這種危機的表現便是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以“9·11”為里程碑，成為美國新自由主義政治的軍事威脅，并進而對全球新自由主義政治及治理提出挑戰。美國“反恐戰爭” 這種冷戰式的觀念，便是這種意識形態沖突的具體化表現，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更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內部所蘊藏的結構性問題的直接體現。民粹主義(populism)在全球的迅速崛起，種族意識復燃，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一體化市場努力的阻撓力量，也直接對新自由主義的精英政治提出了巨大挑戰。這種碎片化的傾向體現為一種在種族主義話語遮蔽下的階級沖突，進一步展現了“后冷戰”時期希望政治消亡的深層次影響。

　　正是當代國際政治普遍主義話語中存在的這種邏輯困境，使其無法對當前國際社會已有的主權體及制度形式作出有包容性的合理闡述，也無法對諸如“伊斯蘭國”這類“反現代化”的政治方式作出有效批評，更無法對由私有企業、國家或各類經濟貿易體壟斷形成的霸權及不平等作出回應。這種差序且排他的普遍主義話語一方面把“邊疆”僵化為財產所有權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將其視為霸權擴張的暫時邊界。而發生在這種“邊疆”內的種種問題，被冠以“文明沖突”的標簽，人為的將其與“中心”發生的不平等政治下的對抗區別開來。不可否認，伊斯蘭成為一個問題是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興起的。今天的文明沖突論述，企圖將新自由主義霸權及其在全球范圍內促生的對抗合理化為本質性的差異。正如“新疆問題”一樣，更廣大的中亞第三世界國家在今天重新走回了世界全球化的視野當中，只是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三世界不再是全球政治想象的可能性空間，而成為需要被治理的全球安全漏洞。這種安全在反恐戰爭的話語中，成為美國政治意識形態霸權的武器。而通過對反抗問題的反思，本文希望提出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為什么20世紀后半葉第三世界解放浪潮中反抗霸權的平等政治大同關懷，到了今天卻被原教旨主義及民粹主義這種分裂的政治所替代?

　　今天阿拉伯地區的問題，來源于二戰后去殖民建國運動及強人政府的崛起。在這一時期，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完成了國家機構層面的現代化改造。然而，這種體制上的現代化運動并未真正伴隨中國式的社會革命現代化過程。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作為傳統主義基礎的伊斯蘭教并未能經歷徹底的現代化改造，這是所有發生徹底內亂的阿拉伯國家中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在海灣君主制國家里，這一現代化過程僅僅發生于基礎設施建設的物質層面。意識形態上，它們仍舊停留在建立于部族習俗基礎上的伊斯蘭教。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伊斯蘭教派的沖突，與部族認同密不可分，2010年末出現的阿拉伯動亂實際上存在幾個重要前提。首先，是強人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主權的喪失，以及海灣君主制國家在石油美元支持下的迅速強大;其次，是奧巴馬政府中東戰略的收縮與向亞洲的轉向;再次，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造成的區域階層不平等，以及作為其對抗力量的伊斯蘭主義的擴張;最后，則是海合會國家針對地區與伊斯蘭事務領導權問題的爭奪。

　　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形成

　　現代意義上的阿拉伯國家大多出現于20世紀初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解體之后。在這以前，該地區的政治基礎來源于部落或松散的部落聯盟，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帝國。19世紀，又在歐洲殖民秩序中，誕生了一批殖民托管國家。在20世紀后半葉西方的政治表述中，這一過程被簡單化為一個線性的過程，現代化被看做是阿拉伯世界脫離宗教的蒙昧，走向世俗社會的簡單過程。然而，這類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現代化的線性闡釋卻無法對今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作出合理解釋。新一代學者重新從殖民主義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歷史出發，對這個問題進行有價值的反思。他們超出了一般性西方中心現代化敘述的單一視角，以伊斯蘭律法與西方式的現代法律體系之間的沖突為基礎，對伊斯蘭內部的變革話語進行了梳理。但是，這類從土耳其現代化進程出發的討論卻忽略了一個基本的現實，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實際上來自于奧斯曼帝國的邊疆。

　　今天影響世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絕非是文明沖突與西方基督教中心眼光下的“伊斯蘭化”或者是“伊斯蘭極端化”，很大程度上今天的問題應當被看做一場伊斯蘭的“瓦哈比化”，即一場以阿拉伯半島沙漠地區游牧民族貝都因人習慣法為核心的對世界伊斯蘭信仰的改造。瓦哈比主義出現于18世紀的內志省，這種基于貝都因部族習俗的伊斯蘭教法宗派是今天ISIS的理論基礎，其創始人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1703~1792)明確希望通過這樣的教法改革，清除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給伊斯蘭教內部帶來的神秘主義、求智主義傾向。1744年，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與穆罕穆德·本·沙特(Muhammad bin Saud)結盟，沙特家族為瓦哈比派提供武力保護及經濟支持，而瓦哈比信眾則為沙特家族對抗奧斯曼統治、統一阿拉伯部族及穆斯林信仰、行使政治權利、清除基督徒猶太教徒、進行領土擴張等“圣戰”行動提供意識形態論證。在約翰·伯克哈德(Johann Ludwig Burckhardt)看來，瓦哈比教派信眾類似于基督教中新教清教(Puritanism)。他記錄到自己在敘利亞境內遇到的貝都因瓦哈比教徒無一對伊斯蘭教有任何“真正”的理解(true knowledge)。他們依照村落部族為單位，聽從教長的指示，嚴格遵守伊斯蘭教形式上的規定。在這種瓦哈比主義的社會結構里，個人與教權最重要的聯系體現在繳納天課(????‎，Zakat)的義務上。與奧斯曼帝國的官方伊斯蘭信仰相比，他們一方面拒絕承認奧斯曼“哈里發”(khilāfa)的宗教權威，另一方面，卻嚴格遵循分散各部族教長的權威，以《古蘭經》為唯一真理，進而形成了一種多中心的教權結構。

　　直至今天，沙特，特別是來自沙特境內的個人，仍舊是這類瓦哈比主義組織重要的資金來源。然而這種看似極端排外的原教旨主義到了今天，特別是在ISIS的進一步詮釋下，卻被裝扮成了全球穆斯林的新希望。據西方媒體報道，至今為止有超過500名的ISIS成員來自法國、英國。另有消息說，ISIS戰士里先后有超過2000名歐洲人及100多名美國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ISIS迅速興起得益于伊拉克及敘利亞的內亂，前者主要是以反對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動為核心，后者則表現為對阿薩德政府的武裝對抗，ISIS在敘利亞的活動借助了西方政治話語中“反專制”、“反極權”，以及“人權”等普遍主義概念，成功地吸引了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西方社會的成員。ISIS意識形態話語非常強調通過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生活方式的推廣來對抗西方影響下的物質主義。

　　除了瓦哈比本人之外，ISIS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資源還有其他兩名古典伊斯蘭教法學者：伊本·塔米亞(Taqî ad-Dîn A?mad ibn Taymiyyah)和其弟子伊本·卡亞米(Ibn Qayyim al-Jawziyyah，即Muhammad ibn Abu Bakr)。兩人均屬保守主義罕百里教法學派(Hanbali School)的信徒。伊本·塔米亞出生于13世紀蒙古入侵時期的哈蘭(Harran)，在他看來，積極對抗蒙古人對阿拉伯的入侵是伊斯蘭的一種圣戰。這種“圣戰”是穆斯林得以獲得最終幸福的道路。在伊本·塔米亞看來，伊斯蘭的本真理解僅體現在所謂“伊斯蘭原初三代”(Salaf)中。當然，即便是對“原初三代”的教法解釋在薩拉菲派內部也并不統一。今天以沙特為主導的瓦哈比主義，其作為意識形態政治的特色，是希望通過對瓦哈比主義團體的支持，進而達到統一教法解釋權的目的，而ISIS的活動，從武裝上為這一教法統一的努力提供了幫助。這一點，從ISIS所謂的“哈里發” Abu Bakr al-baghdadi的名字中便有很明確的體現，用地名而非家族名作姓體現了罕百里學派及瓦哈比主義的重要特點。而Abu Bakr則是薩拉菲主義者強調的正統四大哈里發時期第一位哈里發、先知穆罕穆德的岳父阿卜杜拉·伊本·阿比·庫哈法的通俗稱謂。這種認主獨一、反對奢侈生活的原教旨主義教法訴求實際上成為了今天ISIS對抗新自由主義普遍話語的有效武器。

　　ISIS的政治想象

　　仔細分析ISIS及其重要前身組織如基地組織伊拉克分部(Tan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即Organization of Jihad's Base in Mesopotamia)，和伊拉克圣戰舒拉議會(Majlis Shura al-Mujahideen fi al-Iraq，即Mujahedeen Shura Council Iraq)的政治話語，我們便能發現它展現的是一套完全與現代西方新自由主義政治話語不同的普遍主義邏輯。首先，與當代觀察家們描述的不同，ISIS宣告成立的“哈里發國”實際上是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哈里發”制度的反叛而非繼承。1299年成立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雖然繼承了伊斯蘭教傳統里的哈里發制度，然而在其邊疆省份的阿拉伯人看來，這一突厥人建立的帝國實際上是對阿拉伯人的入侵。因此，ISIS建立的“伊斯蘭哈里發國”從其形式上，極大地模仿了公元13世紀滅亡的最后一個阿拉伯帝國王朝——阿巴斯王朝。其黑底白字的標志性旗幟便直接讓人聯想到阿巴斯王朝的純黑色軍旗，黑旗是阿巴斯王朝時期重要的戰爭隱喻，通過對中世紀教法學者伊本·馬賈(Ibn Majah)整理的《圣訓》(Hadith)中一段神秘主義表述的重新闡釋，阿巴斯王朝借此賦予其領土擴張戰爭以神圣意味。這段圣訓中最被今天原教旨武裝圣戰支持者引用最頻繁的一段話是：“從東方會升起黑旗，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殺死你。……如果你看到了從呼羅珊來的黑旗，要排除萬難加入那支軍隊，因為這是馬赫迪(????‎ ，mahdī即救世主)哈里發的軍隊，它會長驅直入到耶路撒冷，無人可擋。”在這段隱喻中所指的呼羅珊(Khorasan)含混地指代今天阿富汗及周圍廣大的中亞地區。 近來愈發受到美國反恐戰略重視的敘利亞內戰武裝組織“呼羅珊集團”(Khorasan Group)，其成員據稱也大量來自于該地區的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內。

　　在ISIS公布的其領土范圍內，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世界”則統一被稱作“呼羅珊”。正是在這種基于瓦哈比主義的原教旨版圖想象，而非簡單的對中國穆斯林群體的認同，“伊斯蘭國”才得以將中國納入其建國宣言中。從其假想的行政區域來看，ISIS構想的新阿拉伯世界帝國是以阿拉伯半島，特別是瓦哈比主義誕生的內志地區為中心的。然而，這種地緣政治上的差序結構卻被一種暫時的穆斯林統一想象及在此基礎上的“民主”話語所掩蓋。2006年，ISIS前身伊拉克圣戰舒拉議會發布了一則視頻，視頻中6名武裝分子發表了一段被稱作“沐香者誓詞”(?ilf al-Mu?ayyabīn，Oath of the Scented Ones)誓言。誓詞表示，要“團結一切受什葉派和十字軍壓迫的遜尼派兄弟，幫助所有受壓迫者(the oppressed)重新獲得他們的權利，即便付出我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將安拉的語言在世上重奉為至上，復興(restore)伊斯蘭的榮光。”而再看2004年1月本拉登在半島電視臺上發表的講話，也非常明確地批評了猶太--西方聯盟的十字軍(Zinoist-crusader chain of evil)對伊拉克的占領，將西方對穆斯林世界的戰爭稱為“宗教經濟戰爭”(religious-economic war)，并將對這種占領的武裝反抗稱為“圣戰”(jihad)。這份宣言與其說是宗教的，不如說是一份調動伊斯蘭傳統資源反對西方普遍主義的政治宣言。宣言中充滿了對各類標簽的感情式使用與對伊斯蘭教法詞匯的策略性含混。他聲稱，穆斯林兄弟們當前苦難的境遇，源自于“我們……缺少對伊斯蘭宗教系統與正確的認識”，他批評了阿拉伯世俗政府受到西方影響，而將矛頭對準了他們的穆斯林兄弟。這些人實際上與西方執政者們(ruler)一樣，均在議會政治與民主話語的掩蓋下(use the guise of parliaments and democracy)謀求個人利益。本拉登號召，解決這種困境的根源來自于伊斯蘭本身，他遵循傳統的瓦哈比主義，號召一種多中心的對抗模式，在他看來，各個群體都應當有一個他們所支持的領袖，而這些領袖主要來自于教法精英(Ulama)。這種多中心的組織模式在意識形態層面又是統一的，其目的通過精英組成的議會(Majilis)來實現，他們不但是教法權威，更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伊斯蘭政治權威。這一結構，構成了今天ISIS基本的政治系統，而哈里發的存在，無非是在其之上添加了一個象征性的神圣權威，回應了那種延續阿巴斯王朝阿拉伯哈里發帝國的歷史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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