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從經濟大衰退之后的第6個年頭，但是經濟繁榮的景象何在?占人口99%的勞動群眾的福祉何在?即使失業有所減少，工資卻持續不增，就業形勢仍然嚴峻，短暫的改善最終是不能持久的。

　　回顧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經過二戰后20年的恢復和所謂繁榮期。從1970年代初，尼克松取消美元兌換黃金($35/1英兩)的法定義務以來，徑直進入嚴重兩極分化、收入不公的高峰期，現在越演越烈，趨向走入不可挽回的資本主義的晚期和終點。去年占全球(15-64歲)人口(33億)1%的先進資本家擁有48%的財富。預計到明年即2016年，這3300萬人將擁有全球50%的財富。現在世界上每9個人中就有1個人挨餓，超過10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上，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約人民幣10元)。

　　國情咨文反而把美國經濟前景描寫成希望無限好，似乎奧巴馬就任以來就一直處于上升狀態。他當然不會涉及經濟問題的日趨嚴重程度，更不可能提到兩極分化和收入不公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環。尤其不能強求一個資本家階級豢養的總統去認真思考問題的根本原因——世界廣大勞動群眾所創造的剩余勞動價值(到2014年，他們總共創造了全球總價值量263萬億美元)被資本家階級無償全部吞沒，以至使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命運走上自取滅亡的不歸路。

　　瑞士信貸銀行去年10月發布的世界財富報告顯示——美、歐、日、中印各國勞動人民分別創造的總剩余勞動價值——美國：91萬億美元，占全球的34.6%;歐洲：32萬億美元，占12%;日本：28.4萬億美元，占10.8%;中印二國：23萬億美元，占8.7%;總計66.1%。勞動力大小是由勞動量即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時間=為賺取工資和福利的必要勞動時間+為資本牟取利潤的無償剩余勞動時間。無償剩余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是利潤的根本;利潤就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態。

　　由于貧富不均，中產階級的存在與發展受到嚴重擠壓，其財富急劇縮水，新的中產香火欲斷，而舊的中產后繼無人并加速淪為無產階級，從此補充并增大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這就是當前全球性起義、反叛和抗爭力量如火如荼的原因之一。中產階級本來可以作為一個中間階層，擔負起緩沖兩大敵對階級的社會作用，但是由于他們被資產階級所壓迫和剝削而逐漸就要失去其固有的政治地位，使對立階級間的斗爭激烈程度達到一個新的高潮。

　　要想解決階級對立，采取行政、立法或政策上的調節都是無濟于事的。問題的徵結在于制度。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把財富通過國家的強制手段變成社會的集體財富，也就是說，勞動價值社會化，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勞動力不再是資產階級的商品，勞動者不再是他們的奴隸，勞動力創造的財富變成整個社會的集體所有，那時，也只有到那時，階級斗爭才會緩和，并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滅階級。

　　奧巴馬在演講中幾次強調：富人要增稅，有工作的窮人要減稅等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富”措施。明眼人早就知道：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剝削和壓迫基礎上的最后一個私有制，在這里，資本家階級統治一切，均富等于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不要說他們不答應，只怕”把政治變成一種收入豐厚的生意”的”兩大政治投機家”(共和黨、民主黨)也通不過。他這種”有包容性的資本主義”不是白日夢嗎?奧巴馬和其他資產階級政客們的國情咨文給人們的印象猶如神職人員的布道演說，不同點在于：后者祈禱來世幸福，政客們則急功近利，聲稱立即變現幻想。

　　財富不公不是資本家個人操守卑劣或道德淪喪的結果，抑或暗中黑箱作業的表現，從而不能借助說教似的行政法律或經濟政策與金融資源分配等手段來解決，而必須歸結到資本運動的基本規律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的推動作用。由于資本積累建立在剝削(即無償占有)無產階級的剩余勞動上面，為了保持可觀的利潤(即剩余價值的轉化型態)的總量，寧可犧牲利潤率(或資本的投資回報率)，就必須盡量節省勞動力這個特特殊商品的購買和使用，于是必須壓低工資，同時使用自動化生產盡可能地取代勞動力。壓低了工資或長期不予增長而同時增加勞動生產效率乃是增加利潤總量的根本之道。如果勞動力市場出現供過于求(也就是失業)，那是最理想的;如果求過于供，那么自動化生產就會上馬取而代之，保證工資平穩甚至下降。這就決定了工人失業和工資不漲的長期性以及勞動力市場價格走低而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的必然性或必須性。(美國企業勞動生產率自1980到2010年增加了60%)。

　　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不但來自工人體格健壯，健康情況良好，尤其在于其腦力和知識程度的提升。腦力勞動者的工資一般會比同級別體力勞動者多些，又因為競爭性比較小，失業的機會也少些。但是，當自動化或計算機控制生產機器大量取代勞動力，來增加利潤，一般性的腦力勞動也一樣被機器淘汰殆盡——經濟學工作者稱之為勞動力市場空洞化。教育程度提升并不能保障工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不下降。只有極少數尖端腦力勞動者——負責自動化生產機制、作業流程與設備的設計、組裝、控制、維修、研發、更新等軟件與硬件科技工程人員才得以獲得短暫的職業保障——一直到新科技產品出現在市場上為止。奧巴馬在報告中提出讓大多數學生可以免費就讀社區大學，增加政府對教育、兒童保育的投入。這不過是為資本家增加利潤所采取的一箭雙雕措施——一方面討好沒錢上大學的百姓，另一方面又暗中加大了腦力勞動者彼此在市場上的競爭性，從而壓低了他們的工資平均水平。問題遠不止此!

　　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迫使工人把他們大部分的勞動時間投入到生產剩余勞動產品，即生產利潤上面，而只使用很少的勞動時間去為社會創造商品內含的新價值。不僅社會的經濟剩余因此而蒙受損傷，而且高勞動生產率使商品、因此市場價格、資本以及貨幣一并貶值。新近遭受危機的歐盟和不可自拔的日本就陷入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之中。

　　現在讓我們關注一下全球失業潮這個難題。

　　美國不能根除這么頑固的失業率的真正原因是：第一，一般企業不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做更多的工作。一般制造業工人在機械及自動化的幫助下，現在可以做大量的工作，大概每17年一個工人可以取代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工人。第二，工人階級因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生產力，生產供過于求經常出現，因此阻止雇用更多工人來從事的擴大再生產。第三，由于雇用的工人少了，企業必須投入比工資加福利更大的資本額到機械及自動化上面，從而導致平均利潤率即投資回報率下降。舉一個例子，從1980年到2010年，美國總計勞動生產率增長了60%，但是從1979年到2009年，其利潤率已經從35%下降到25%或按線性近似在30年里減少了10%。美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更為可觀，制造業工人的生產率自1993年以來的17年中增加了一倍，并使美國損失了超過1100萬個就業崗位。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下跌中的利潤率已經成為不利于經濟的重要因素，并影響經濟的復蘇。世界正在親眼目睹一場較輕的長期大蕭條。

　　失業不但在數量上升級，而且幾乎長期地波及到所有部門。一切事物都相互聯系在一起，失業影響了經濟增長、商品生產過剩、資本過度積累和很多其他問題，反之亦然。

　　經濟危機包括債務、金融、赤字、信貸等等危機，可以把它們歸結為一個根本性危機，即價值危機，也就是貶值危機。這里的價值特指勞動價值或勞動時間，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因為只有活勞動能重新創造價值，機器及自動化只能保留著作為物化價值的死勞動而不能創造新的價值。除少數的天然資源，如空氣和水，給人類提供了天然的價值，所有的價值來自花費在自然上面的人類勞動力。我們強調價值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價值只能在一種社會的過程中，也就是說在交換中實現。價值不是絕對的，更沒有普遍性可言。作為資產階級社會里的勞動群眾的價值不同于社會主義里的勞動群眾的價值，前者的價值是一種特定的、作為雇傭勞動力商品的、物的價值，與資本家階級作為人格化了的資本的價值是完全對立的，也是互相沖突的，除非我們把社會理想化，也就是抽象化。

　　資本家使用較少的勞動力在所有經濟部門進行生產，他們投入較少的資本在勞動力上面(稱為可變資本—活勞動擔當價值生產任務)，而投入較多的資本在工廠、材料、機器及自動化上面(稱為不變資本—隱藏著物化或死勞動)。很顯然，改進了的勞動生產率，降低了投入到生產商品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而增加了通過磨損、折舊及其他相關的提取過程，來提取凝結在固定資本的死價值。最終，必要勞動時間微不足道，使工人不再把他們的勞動時間投入到商品生產上，而是使用機器和自動化把工作日投入到剩余價值即資本或利潤的生產上。(勞動時間=為賺取工資和福利的必要勞動時間+為資本牟取利潤的無償剩余勞動時間。)馬克思認為”由于再生產停滯，可變資本就減少，工資就下降，使用的勞動量就減少。這些又反過來重新影響價格，使價格繼續下降。”

　　在極高的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產品包含著可以忽略不計的花費和物化在產品里面的必要勞動力，或可以忽略不計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因此凝結在內的新價值很少。此外，來自固定資本的產品價值只是一小部分舊價值或物化在產品內的死勞動價值。

　　為生產花費的必要勞動力與工資水平相當，高生產力的工人的工資水平是和利潤率一起下降的，因為資本家把太多的投資捆綁在購買非價值生產的固定資本上。同時，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幾乎所有的勞動時間成為剩余勞動時間，以犧牲失業人員為代價，利潤于是不斷騰飛。

　　價值減少而剩余價值或利潤卻在膨脹，價值危機于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產品價格圍繞著價值上下波動，而創造的價值較低或可忽略不計，因此價格緊縮。在西方，價格緊縮是正常的，而在發展中市場里，物價上漲是正常的，因為他們通過雇傭更多的勞動力比西方創造更多的價值。然而，這些市場在競爭的壓力下急于發展勞動生產率，到那時它們看起來更像是西方，而不再像先前的的自我了。事實上，2014年的中國經濟已經處于價格緊縮之中。勞動價值危機不但威脅著美日歐，也在緊逼著新崛起的資本主義國家。

　　商品生產相對過剩爆發

　　“在世界市場的危機中，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矛盾集體爆發;在特殊的危機中(按內容和范圍來說是特殊的)爆發只是間歇性的、孤立的和倒向一邊的。”

　　由于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危機要素的產生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商品的再生產價格比先前生產的低廉。因此，市場上的商品發生貶值”。

　　生產(相對)過剩、價格緊縮(deflation)的危險在于：

　　1.由于商品價格下跌，勞動人民延遲消費，以美國為例，其經濟產出的75%來自消費;以中國為例，產出的46%來自消費。延遲消費使經濟增長受到威脅。

　　2.企業于是延遲投資和雇工，使擴大再生產下降，甚至取消。

　　3.由于失去提升商品價格的賣方優勢地位，企業增加利潤日益困難。為了繼續擁有和擴大市場份額，不得不降價促銷。這種通貨緊縮惡性循環不已。

　　4.企業利潤下降，導致稅收、利息、租金等財政金融來源下降;企業對可變資本的投入減少，工人的工資不增反降;于是消費市場更為蕭條，經濟更為惡化。

　　5.由于價格下降，(個人和公司)債務人于是資不抵債，導致毀約甚至破產。

　　6.降低利率到零點之后，就只剩下量化寬松一條門徑可循。如果量寬措施無效，經濟”黑洞”就來臨了，也就是革命的號角響了。所謂量化寬松(QE：Quantitative Easing)主要是指中央銀行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的干預方式，以鼓勵開支和借貸，也被簡化地形容為間接增印鈔票。QE在日本是失敗的;現在歐盟正在試驗;美國已有過兩輪，但是其經濟起色很不顯著。

　　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訴人們，無產階級的解放必然是自己的事業。那種把自己的革命事業假手于別人或異己的”精英”組織的代理策略被證明是錯誤的。美國先進社會主義者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 1855-1926)說道：”很久以來，全世界的工人一直在等待先知來帶領他們走出奴役…如果你能被領出來，你就能被領回去。”(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回顧中國反革命資產階級團伙在鄧小平這位”先知”的領導下是怎樣使中國從社會主義復辟為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的)。自己的階級如果不能掌握政權的話，奪取政權就形同白費。無產階級革命主要不在于奪取，而在于訓練和獲得自己掌握、保有和鞏固政權的能力。

　　美國十萬元大鈔早已經出籠了。感謝國際資本，它們用鈔票加零法倒是赦免了不少樹木的死刑。

　　(顏鑄于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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