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總統奧朗德首次赴華訪問前夕，我曾擬文認為，中國應重視法國在國際上的作用，特別是法國的“軟實力”。當時我寫道：“法國仍然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仍然是一個核大國，仍然是歐盟兩大軸心國之一、仍然在非洲有著重要的政治與軍事存在(包括駐軍)、仍然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有著重要影響力、仍然是一個擁有先進科學技術的發達國家。法國是七國集團成員、也是G20集團的主要倡導國。法國在國際關系領域歷來發揮著超過其實際國力的作用：2003年法國在聯合國領頭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2011年率先介入利比亞并用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權、今年法國獨家出兵馬里，都在不斷地證明這一點。因此，我們有必要重視法國……”這段話我認為迄今依然有效。

　　我之所以寫下這段斷語，是因為國內有一種觀點，認為歐洲已經徹底衰落了，成為“一批小國與另一批不知自己是小國的小國”，法國被歸入后者……我甚至親耳聽到一位外交官在巴黎如此奚落法國!顯然，這種看法是膚淺的，其反射的潛意識是傲慢與無知。

　　然而我沒有想到的是，當時法國《費加羅報》在評論我的這篇文章時，居然認為我的這段話是“對法國的諷刺和挖苦”;也就是說，潛意識里甚至連法國人自身對法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自信心也已岌岌可危。

　　“法蘭西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為法蘭西了!”戴高樂將軍的這句話，曾經是法國大國心態最忠實的寫照。今天的法國可以說是偉大與衰落同行、自尊與自卑共存。在某些領域，法國人依然保持著某種驕傲的“大國心態”，事實上他們也確實有保持這種心態的本錢，特別是在某些“精神領域”;但與此同時，法國的衰落也是有目共睹、甚至是公認的。

　　歷史上法國曾經極為輝煌。太陽王路易十四曾使法國成為歐洲即當時全球頭號強國。拿破侖攜法國大革命之余威曾橫掃歐洲，甚至一度攻陷莫斯科。法國曾是僅次于“日不落帝國”英國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但我早就發現，法國人似乎在刻意回避或者淡忘自己的歷史。可能一方面法國思想上正在否認自己的這一段歷史;而另一方面則是避免歷史對現實形成反差太大的沖擊。

　　不久前法國《解放報》一篇文章對未來五年的世界做了番描述。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法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平價購買力計算)屆時將落到世界排名的第9位。對于世界排名存在著一個心理位置，即前十名。當法國在第十名位置上下徘徊時，再加上高達10.2%的失業率、4.1%的預算赤字、超過600億歐元的貿易赤字和高達國內生產總值94%的公共債務……這不能不腐蝕法國人的“大國心態”。剛剛從法國傳來最新消息，法國今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率為0，這再度說明這個昔日的工業發達國家目前所面臨的處境。

　　當二戰結束后戴高樂將軍高呼“偉大的法蘭西”時，法國手中是有王牌的。“法國制造”曾一度極為耀眼：在“光榮三十年”時代，法國制造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鐵、世界獨一無二的超音速客機和世界最先進的核電站。但今天世界年輕一代說起“法國制造”，腦海中出現更多的則是奢侈品，是舌尖上的法國，是以創意、優雅、時尚為特征的法蘭西的生活藝術。這令人聯想到的是古羅馬從強盛走向糜爛的歷史。造成法國制造業和創新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今天法國年輕一代的頂尖工程師們往往選擇離開法國前往世界其他國家進行創業。因為法國人引以為自豪的“法國模式”今天已經成為禁錮創業和創新的代名詞。種種行政和法律規定嚴重限礙了“法國制造”的自我更新。過高的成本導致近年法國經濟競爭力在全球化進程中步履蹣跚。

　　然而恰恰是這個阻礙了法國工業發展的“法國模式”迄今為止為法國人帶來了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世界上時間最長的休假權利……以及獨樹一幟的法蘭西文化。于是，法國人一方面懷念“法國模式”，千方百計地試圖維護它;但另一方面則因其難以為繼而不得不疾呼改革。這正是法國人今天矛盾心態——“偉大與衰落”共存——的真實寫照。

　　今天壓迫在法蘭西頭頂的“三座大山”是失業率、公共債務和缺乏經濟競爭力。統計證明，法國年輕一代在這“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對自身前途憂心忡忡。多達200萬法國人選擇出國就業，這一數字達到法國就業人口的7%以上。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法國人心態的變化。左翼社會黨政府上臺并未使法國失業率出現任何決定性的好轉傾向。在公共債務問題上，法國也面臨困境：法國每年國家預算的最大一筆開支——超過高等教育和國防——是支付公共債務的利息。這還僅僅是利息。最后，在提升法國經濟競爭力問題上，由于法國人拒絕任何觸及其利益的改革，因而成為一個難以逾越的難關……法國是否會成為歐洲的“病夫”，這一過去不可想象的話題，今天正在國際輿論頻頻出現。

　　事實上“偉大與衰落”這一矛盾心態不僅僅表現在經濟。戴高樂帶給法國的“偉大”除了“法國模式”以外，就是世界聞名的“法蘭西獨立外交”。事實上法國除了拿破侖和殖民主義時代，其風靡全球的并非戰爭機器或經濟實力，更多的其實是法蘭西思想與文化。我在法國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法國人的獨立不羈的精神。反映到外交層面，就是法國戴高樂將軍力主的獨立外交。

　　在中法共同紀念兩國建交五十周年時重溫戴高樂將軍的外交理念，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戴高樂將軍會成為法蘭西歷史上獨樹一幟的人物。正是這種獨立外交理念，構成了法國大國地位和形象的支柱。法國外交近年最為世人稱道的，不正是前外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2003年在聯合國安理會所做的著名的反伊戰演講嗎?法國的“反美主義”在法國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獨立的象征，正如美國學者理查德·庫索爾在其《法蘭西道路》一書中所寫的那樣，遏制美國和實現獨立外交，是法國成功和身份認同的標準。然而問題是，法蘭西的這一“偉大”今天也同樣被“衰落”所困擾。

　　從自稱為“法蘭西美國人”的薩科齊總統上臺，到今天法國“獨立外交”日益為中東以巴沖突所綁架，法國外交已經失去了往昔的銳利。無論是空襲利比亞、出兵馬里或向伊拉克提供武器，法國外交越來越像華盛頓的先鋒。難怪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執行來訪的奧朗德總統的記者會上居然情不自禁地將法國(和英國一起)喻為他的“兩個女兒之一”……盡管法國外交自希拉克之后依然有著可圈可點之處，但從總體上來說，已經偏離了戴高樂將軍制定的獨立外交方向。這一點可以從法國的中東政策(從戴高樂的親阿拉伯立場退回第四共和國的親以色列立場)和重返北約(在北約沒有進行法國所期望的改革的情況下)上即可看出端倪。

　　法國的外交歷來以其創意和想象力著稱。作為西方現代思想和政治體系的發源地之一，法國對世界的貢獻在思想領域更引人注目。從三權分立到人權宣言，法國曾經如此活躍。從強國領袖圍坐壁爐討論世事的G5至G7峰會，到金融危機降臨召開G20峰會，都是法國人首倡的。我曾評論過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的歐盟憲法草案設想，則是中另一個有力的例子。建設一個多達27個國家的超國家聯盟，如何才能制定一個適用所有人的憲法，實在是一個智力挑戰。吉斯卡爾·德斯坦和他的伙伴們設計出“雙重多數制”(即國家多數及其所代表的人口多數)確實是一個天才的設想。這正是法蘭西民族偉大之處。但這一草案被法國選民在全民公決中所否決。而否決的原因正是緣于法國選民的心理恐懼：恐懼法國被“外國”所吞噬。這種恐懼恰好反映了法國作為一個曾經輝煌的民族的衰落。

　　法國學者帕斯卡爾·布呂克內在他那篇大大貶損了自己同胞一番的文章“為什么法國人恐懼一切”中稱，“法國人恐懼一切：法國人恐懼世界、恐懼貧窮、恐懼他人、恐懼全球化、恐懼伊斯蘭、恐懼資本主義、恐懼氣候變暖、恐懼自然災害，而像閃電般迅速在他們中間蔓延的恐懼本身則令法國人更為恐懼!”。其實法國人的最大恐懼，就是法蘭西自身的衰落。正是因為體驗到昔日的榮耀和偉大，因而法國人特別擔心未來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衰落。這種恐懼心態則進一步導致了法國的下沉。

　　今天奧朗德總統的外交政策充分體現了這種下沉。無論是在以巴沖突問題上，在烏克蘭危機和與俄羅斯關系問題上，在伊拉克內戰問題上，或在“大西洋一體化”進程問題上，法國不僅失去了戴高樂時代的偉大(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與中國建立全面外交關系)、希拉克時代的勇氣(法國挑頭與德、俄、中一起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使法國在阿拉伯世界和全球外交界得到了大量支持)，甚至缺乏薩科齊時代的智慧(至少，在格魯吉亞危機，法國以“歐盟主席國”的身份成功斡旋了俄格沖突)。法國僅僅起到了在華盛頓身邊搖旗吶喊的角色。這是令人遺憾的。很難想象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會在遭到美國間諜竊聽的情況下繼續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巴西總統就因竊聽事件而取消訪美)、也很難想象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會接受美國通過國內法對法國巴黎巴銀行進行的制裁(戴高樂則在美元危機時向美國派去軍艦運回法國存放在美國的黃金)、更難以想象與俄羅斯(以及蘇聯)一向有著特殊關系的法國，會因美國的反對而拖延交付已經出售給俄羅斯的兩艘軍艦……

　　法國人在政治與經濟領域正在失去他們的“大國心態”，但與此同時，法國人仍然為他們在某些“精神領域”的“偉大”而驕傲。如法國力主的“文化例外”。法國在世貿組織談判時面對美國堅持將“文化例外”作為一項條款列入，目的就是為了保持法國獨權一幟的文化：其中包括藝術、時尚和電影。法國歷來以“文化超級大國”自居。事實上法國在文化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上迄今占據著世界前四位的位置。法國所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數量也名列世界前茅，如果我們把諾貝爾視為“成功”的象征的話。

　　但這一領域法國也同樣面臨挑戰。曾幾何時，法國還曾在世界上高舉“第三世界主義”旗號，八十年代初法國文化部長雅克·朗在墨西哥的“反對美國文化殖民”的演講曾引發全球諸多喝彩。然而今天的法國已經失去這種獨立心態。幾年前美國《時代》周刊常駐巴黎記者在一篇長篇報道中宣稱“法國文化已死”，引起大西洋兩岸的一場針鋒相對的激烈筆仗!這場爭論雙方的焦點恰好是“法國還是不是一個文化大國”。平心而論，法國多年來盛行的反美主義曾為法國維護自身文化提供了一道堅實的屏障。然而今天法國更為盛行的卻是“反反美主義”。與此同時，法國拒絕來自除盎格魯—撒克遜以外的文化產品，卻凸顯了法國今天的“新保守主義”傾向。舉例為證：法國作為一個電影大國，曾號稱是“世界上能夠看到最多不同電影的國家”。我也曾為此撰文，以為法國真的是放映世界各國電影最多的國家。回到中國后才認識到，在中國能夠看到的印度、俄羅斯、韓國、泰國甚至德國等國家的電影要比法國多得多。法國的文化寬容正在消失。這是一個文化大國所不應有的心態。好在法國近年來從諾貝爾文學獎、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甚至美國奧斯卡獎那里挽回了不少面子。至少，在文化領域，法國仍然可以自稱——也被許多國家所承認——一個世界性大國。

　　但與其他領域一樣，“偉大與衰落”在文化領域也同樣共存。法國的優勢歷來在于其創造力和想象力。但問題是，法國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目前也遭到嚴重禁錮：一個名叫“政治正確主義”的看不見的“緊箍咒”正在扼殺法國人的思想。如果這一點得不到解脫，法國在“偉大與衰落”的天平上會繼續向著后者傾斜，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內將會如此……

　　今天的法國深受保守主義和平庸主義困擾。極右翼傾向的記者齊姆爾不久前一本《法國自戕》暢銷全法，以日銷15000冊的速度席卷讀書市場，直到目前仍在法國暢銷書榜上;證明這一保守主義情緒已經引起廣泛共鳴。而總統前女友的《感謝此刻》一書被公認為平庸和缺乏文化水準，卻同樣暢銷達60萬冊。從兩本書的暢銷，可一窺法國人今日之失望和悲觀心態……

　　但法國是世界上少數能夠在逆境中再度輝煌的國家。戴高樂在戰后的廢墟和走入死胡同的第四共和國困境中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就是一個例證。今天的法國能否“從衰落中走向復興”，重拾遺忘在全球化路邊的“偉大”，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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