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阿拉伯動亂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代理人戰爭。這背后引出的是阿拉伯的碎片化，以及世界秩序變遷的前奏。在這諸多代理人支持下的戰爭過程中，催生出了IS(伊斯蘭國)這支相對具有獨立性的怪獸。IS不像一個傳統的民族國家主權體，而更像是一個松散的游牧帝國。它最終將會對美國當下的中東政策與反恐戰略提出最重大的挑戰，同時也對世界秩序構成一個重要的潛在威脅。

　　本文譯自《外交政策》。這份由重要美國保守主義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創刊于1970年的雜志目前的東家是出版《華盛頓郵報》的格林厄姆控股公司。在2008年轉售之前，該雜志一直是保守派智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機關刊物。可以說，這份“根正苗紅”的雜志，一直都可被看做是美國外交事務發展的風向標與深度計之一。

　　本文作者伊麗莎白•迪金森一直關注著敘利亞內戰背后復雜的金主網絡。從阿拉伯動亂一開始，各國內部的不同政治軍事力量便得到了大量來自海灣國家或官方或私人的資助。這種政治血錢的網絡異常復雜，而其復雜性的根源，則體現了長久以來阿拉伯碎片化的狀況。現代意義上的海灣“國家”大多出現于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這以前，該地區的政治基礎來源于部落或松散的部落聯盟，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帝國。部落、教派、宗族之間的差異與沖突如今又融合進了國家之間的地緣平衡，因此加劇了該地區復雜的碎片化狀況。今天阿拉伯地區的問題，來源于二戰后去殖民建國運動及強人政府的崛起。在這一時期，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完成了國家機構層面的現代化改造。然而，這種體制上的現代化運動并未真正伴隨中國式的社會革命現代化過程。其中重要一點，是作為傳統主義基礎的伊斯蘭教并未能經歷徹底的現代化改造。這是所有發生徹底內亂的阿拉伯國家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而在海灣君主制國家里，這一現代化過程僅僅發生于基礎設施建設的物質層面。意識形態上，它們仍舊停留在建立于部族習俗基礎上的伊斯蘭教。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伊斯蘭教派的沖突，與部族認同密不可分。

　　2010年末出現的阿拉伯動亂實際上存在幾個重要前提。首先，是強人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主權的喪失，以及海灣君主制國家在石油美元支持下的迅速強大。其次，是奧巴馬政府中東戰略的收縮與其亞洲轉向。再次，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的區域階層不平等，以及作為對抗力量的伊斯蘭主義的擴張。最后，則是海合會國家對地區與伊斯蘭事務領導權的爭奪。

　　本文以卡塔爾為例，描繪出美國在該地區通過其不同代理人，進行其所謂“反恐戰爭”的布局。這實際上延續了英國殖民時期針對阿拉伯地區的傳統戰術。“反恐戰爭”在這一策略中的重要意義在于對“恐怖組織”的具體界定。這一權利掌握在美國手中，而這一名單內容，則毫無保留地為實踐美國“代理人”戰術服務。因此，讀者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嘗試去理解“反恐戰爭”策略在執行層面對國際關系造成的直接影響，并也可以試圖理解為何今天中國在進行打擊恐怖暴力活動時，不應輕易地、不加批判地使用“反恐戰爭”這一概念的原因。

　　最后，讀者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阿拉伯動亂持續了3年，美國一直通過各類代理人打壓該地區的各類“不民主”的力量。甚至也可以說，這些代理人為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爭”也多少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今天《外交政策》此文，幾乎是扯下了這一“代理人”制度的底褲，這一舉動究竟是背后有什么“深意”呢?還是因為異軍突起的IS造成了更讓人擔憂的影響?我們認為，后者的可能性顯然更大。當然，“代理人”制度還沒完全走光。卡塔爾所為，僅僅是冰山一角。畢竟小國卡塔爾這些年的動作太過狂妄，大有取伊斯蘭、阿拉伯霸主沙特而代之的架勢。它所支持的穆斯林兄弟會，更是對沙特、阿聯酋、巴林這些君主制國家的統治造成了直接的危害。今年年初，沙特和阿聯酋重兵壓境卡塔爾邊界，目的是要逼卡塔爾停止支持兄弟會，解散支持兄弟會的智庫卡塔爾國際安全研究學會(QIASS)，甚至還要半島電視臺轉變口徑，儼然一副眾多土豪們支持的軍閥教閥們互相踩到了腳，不依不饒的架勢。代理人難管，這是看看冷戰史就會明白的道理。

　　鏈接: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9/30/the_case_against_qatar_funding_extremists_salafi_syria_uae_jihad_muslim_brotherhood_taliban

　　這個小而富有天然氣的酋長國已經通過隱秘的資金渠道資助了敘利亞的強硬派叛軍和伊斯蘭極端分子數以億計的美元，構建的外交政策超出自己能力所能掌控。在幾年的默許之后——甚至對這個盟友的上下其手加以利用—美國最終或許會發動反擊。

　　阿布扎比和多哈——在靠近多哈市中心一個閃閃發光的商場后面，有一家安靜的酒店，胡薩姆(Hossam)曾在這操控他的敘利亞叛軍組織。在2012年到2013年間，組織達到巔峰，在東部城市代爾祖爾市(Deir Ezzor)附近，有13000人聽命于他。“這是敘利亞自由軍(FSA)的一部分，他們忠于我。”這個春天他說道，面前擺著甜茶和放糖的糕點。“我曾有一支能征善戰的隊伍。”

　　胡薩姆是一位敘利亞人，年已中年，亡命國外，在多哈和卡塔爾擁有幾家飯店，主要為這個國家的上流社會服務。食物很精美，一到晚上桌上就擠滿了穿著講究的卡塔爾人、西方人和阿拉伯人。他仍然用部分的利潤來支持叛軍組織和給平民提供人道主義物資——毯子、食物甚至香煙。

　　他堅稱自己目前已經停止輸送資金用于作戰。他說，他手下叛軍組織的資金至少部分來自于卡塔爾，得到了當時的外交部長哈立德·本·默罕默德·阿里·阿提亞(Khalid bin Mohammed Al Attiyah)的允許。但是資金的注入是特別的：幾十個像他的組織那樣的叛軍組織接受了啟動資金，然后只有某些組織隨著時間的推移仍繼續接受卡塔爾的援助。當資金在2013年中用盡時，他的戰士們尋求其他方面的援助。“錢對于自由軍至關重要，在那條戰線上，我們沒錢。”他解釋道。

　　卡塔爾營造了巨大的伊斯蘭主義傾向代理人網絡，胡薩姆是這個網絡的外圍人員。該網絡覆蓋了前敘利亞將領、塔利班叛軍、索馬里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和蘇丹叛軍。由于他對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同情，遭受來自敘利亞當局的壓力超過十年，此后他在1996年離開敘利亞。他的很多朋友死于1982年由當時的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所主導的哈馬省屠殺。他最終逃到卡塔爾，緩慢地建立起他的生意和人脈。大多時候，他很低調;多哈曾經很歡迎年輕的總統巴薩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和他優雅的妻子。在叛亂爆發的2011年之前，他們常常現身于高端時尚精品店。

　　當敘利亞內戰爆發，卡塔爾放棄支持阿薩德，胡薩姆加入了一個不斷壯大的中間人隊伍，由多哈召集起來以施行它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外交政策。因為當叛亂開始的時候并沒有現成的叛軍組織，卡塔爾就支持逃亡者和商人的啟動計劃，而他們答應找來戰士和槍。胡薩姆就像很多最初的叛軍支持者那樣，原本打算用自己的積蓄來支持反對派。卡塔爾的原則讓他們能有更大的計劃。

　　最近的幾個月，胡薩姆這樣的卡塔爾中間人大軍對美國而言有好有壞。一方面，當有需要的時候，美國并不會羞于拜訪多哈的聯系人：卡塔爾主導了戰俘交換，美軍士兵博威·貝里達爾(Bowe Bergdahl)被釋放，以交換關塔那摩基地中的五個塔利班囚犯。而且卡塔爾還主持了與勝利陣線(al-Husra Front)的談判，這是基地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八月釋放了美國作家彼得·特奧·柯蒂斯(Peter Theo Curtis)。“搞定，”放人后，卡塔爾的情報主管哈尼姆·哈利法·庫巴斯(Ghanim Khalifa al-Kubaisi)做報告似地給一位中間人發短信——還加上一個大拇指表情。

　　但同樣是這個卡塔爾的網絡在該地區每一場沖突的爆發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且加快了極端勢力和圣戰組織的成長。接受了卡塔爾援助的國家，結果很糟糕甚至是災難性的有：利比亞陷入了代理人資助的民兵組織間的內戰，敘利亞反對派被內斗困擾、被極端分子把持，哈馬斯的不妥協或許延長了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困境。

　　數年來，美國的官員們對多哈的代理人網絡不予理睬——或者一次次地加以利用。然而卡塔爾的鄰國不是如此。在過去的幾年，其他的海灣國家像沙特、阿聯酋和巴林都曾因為卡塔爾支持政治化伊斯蘭分子而公開指責它。這些國家威脅要關閉陸上邊境或者暫停卡塔爾的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成員國資格，除非卡塔爾收手。在施壓近一年后，卡塔爾首次妥協的跡象在9月13日出現，當時7名資深埃及穆兄會人員在卡塔爾政府的要求下離開多哈。多哈和它的批評者們都努力讓華盛頓在海灣的內部爭斗中站在自己的一邊。懸而未決的是這個地區未來的政治方向以及這些國家的導向角色。

　　上周末，在9月25日，格蘭·格林沃德的《攔截》(The Intercept)記錄了一個總部在華盛頓的阿聯酋持有公司是如何與一位記者接觸的，而這位記者似乎寫文章詳細記錄了勝利陣線和哈馬斯等組織的籌款人是如何在卡塔爾的首都多哈公開活動的。《外交政策》同時獲得了來自于坎穆斯托集團(Camstoll Group)的文件，這個集團由前任美國財政部官員馬修·愛普斯坦(Matthew Epstein)掌管。本文引用了這份開源信息中的一部分，但報道的絕大部分內容來自于在當地的幾個月調查。

　　在持續幾個星期遭受壓力之后，卡塔爾也開始反擊。“我們沒有資助極端分子，”在他首次作為卡塔爾的領導人在9月25日接受采訪時，埃米爾塔米姆·本·哈馬德·阿里·薩尼(Emir Tamim bin Hamad Al Thani )告訴CNN的克里斯丁尼·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僅在一周前，卡塔爾頒布了一項新的法律以規范慈善組織，防止他們涉足政治。在9月15日，多哈與華盛頓的公關公司波特蘭公關公司(Portland PR Inc)為期六個月的新合同開始執行，合同可能包括游說國會以及向記者提供簡報。

　　到目前，華盛頓貌似不愿意直接面對卡塔爾。除美國財政部以外——這個部門上周認定了第二個支持敘利亞和其他地區的基地組織的卡塔爾公民——沒有高級美國政府官員因為卡塔爾招惹麻煩的客戶而公開指責它。

　　國務院說沒人能夠評論此文，但是在8月26日發布了情況說明書，里頭說卡塔爾“是美國的有價值的伙伴”并且稱贊它“在這一地區的巨大轉型時代發揮了有影響力的作用”。

　　問題是，正如讓-路易·巴斯蒂所說，如果卡塔爾沒能阻止它的人去支持極端組織，美國打算做些什么。巴斯蒂是前任歐盟與美國財政部恐怖分子金融聯合追蹤計劃主任，現居巴黎。“美國有能力監控國家以及與國家有聯系的流向極端組織的匯款。但是情報是一件事，怎樣反應是另一件事，”他在電話里告訴《外交政策》，“美國究竟能拿出什么樣的政治決定來對抗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

　　卡塔爾之友

　　沒有什么能比多哈的出租車司機時常迷路這一點能更生動地顯示卡塔爾的野心了。到處都在搞建設——為2022年主辦世界杯做準備的一千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造計劃的一部分——建筑開張以及工程上馬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城市的出租車司機們都跟不上了。

　　在世界舞臺上，卡塔爾自視甚高。在多哈五星級酒店大廳高高掛起吊燈的天花板下，全世界來的代表們，急切地想要得到援助。政府、政黨、公司和叛軍組織來了又走，急急忙忙，緊緊張張，花一杯熱茶的功夫，等待著他的提案被卡塔爾的相關部門考量。來訪者們呆在哪一家酒店，顯示他們得到支持的前途。四季酒店和麗佳酒店向來受到青睞;哈馬斯領導人哈立德·梅沙爾(Khaled Meshaal)住在前者，敘利亞反對派住在后者。W酒店是一個時髦的新來者，客人大多是急切想得到投資或者天然氣的歐洲代表們。喜來登酒店——多哈最早的酒店之一——已經過氣，達爾富爾的叛軍頭子和蘇丹政府談判期間就住在此處。每個人都想進圈子，原因正如一個在多哈的敘利亞人所說：“卡塔爾有錢而且卡特爾能聯系到錢。”

　　熙熙攘攘中，勝者通常是那些和這個小小的、富產天然氣的國家聯系最長的人—來自世界各地穆兄會的群英匯集于此。早在新世紀伊始，當政府資助的智庫和大學中充斥伊斯蘭主義思想家，多哈就已經開始變為極端分子的中心。政府資助的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在整個地區生長，為整個中東的穆兄會人士提供正面的媒體關注，同時統治家族的很多頂層顧問曾經是和穆兄會有聯系的僑民——就像是具有爭議的埃及教長約瑟夫·卡拉達維(Yusuf al-Qaradawi)這樣的人，他是來自多哈的國際穆斯林學者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Muslim Scholars)的主席。

　　多哈視穆兄會為能與自己相提并論的宗教與效率之結合。并且，卡塔爾的統治家族致力于把自己與君主國競爭者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區別開來，這兩者都不贊同政治化伊斯蘭，視之為危險的權力追求。半島電視臺研究中心主任薩拉·愛丁·伊萊恩(Salah Eddin Elzein)辯稱，這是實用主義。這個研究中心是和那個卡塔爾所掌控的衛星電視新聞網絡有聯系的智囊團。“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伊斯蘭主義者來到中東，卡塔爾當時就試著與他們結盟。卡塔爾視之為未來最有可能的主導力量。”

　　但是全球穆兄會不是卡塔爾唯一的——或甚至最重要的——網絡。統治家族本身也沒有向穆兄會捐款。往往被忽視的是向卡塔爾的官方扶植對象薩拉菲運動(Salafi movement)相接近的第二條脈絡。

　　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薩拉菲積極分子融合了沙特神職機構的純粹主義思想和穆兄會的政治目標。其中某些思想家可能成為基地組織的首批化身，同時其他人在解放后的科威特求得一個強有力的立足點，第一個薩拉菲政黨在此地建立。

　　在卡塔爾，薩拉菲積極分子找到了金主。特別是在過去的15年里，多哈事實上變成了居住在卡塔爾以及沙特、科威特、巴林和其他地方的內部緊密聯系的薩拉菲團體的活動中心。政府部門款待教長們，并召集他們讓其對重要的事件發表意見。慈善機構成為其吹鼓手——例如，謝赫·埃德·本·穆罕默德·阿勒薩尼機構(Sheikh Eid bin Mohammad al Thani Charity)，由卡塔爾勞工和社會事務部掌控，“可能是在世界上由薩拉菲積極分子所掌握的救濟組織中最大的以及最有影響的”，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一篇最近的報告。

　　早在2003年，美國國會就注意到設在卡塔爾的慈善組織在幫助轉移資金和洗錢，而這些錢和基地組織有關，慈善組織雇傭這些行動中的關鍵人物，并為他們提供證明文件。與此同時，卡塔爾的國際影響力在上升：國家支持的卡塔爾航空在2007年狂買飛機來為它的大步擴張添磚加瓦，把這個曾經在偏遠角落的酋長國同世界各地聯系起來。在2010年前，半島電視臺已經成為阿拉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每年收到的巨額援助多達6億5千萬美元。

　　阿拉伯之春為中東各地的反對派注入活力時，也使卡塔爾的政治客戶網絡活躍起來。

　　代理力量投放

　　卡塔爾是唯一一個沒有感受到從2011年起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變化潮流所帶來的憂慮的海灣國家。美國如此快地拋棄了它在埃及數十年的盟友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這讓沙特震驚了。當國內占多數的什葉派群眾上街要求更大的政治影響時，巴林震動了。阿聯酋跟卡塔爾一道支持北約打擊利比亞，但是對此處和埃及的穆兄會的崛起保持相當的謹慎，害怕這個團體會激活自己國內的伊斯蘭主義同情者。

　　同時，卡塔爾打了一個長期賭，認為政治化伊斯蘭是下一個將會取得成功的大事。“卡塔爾相信兩件事情，其一，多哈不想讓沙特成為中東遜尼派地區的主要或唯一勢力，”科威特的政治學家阿卜杜拉·阿里·沙-吉(Abdullah al-Shayji)說，“第二，卡塔爾想要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勢力。”

　　但與它的宏大野心不相符的是，卡塔爾的對外政策受到一個關鍵的限制。國家人口只有三十萬，而且政府的決策集中在少數幾個官員手里。在缺乏基礎的情況下，卡塔爾尋求通過其穆兄會和薩拉菲盟友圈子來放大它的影響。

　　“卡塔爾通常通過找出他們認為意識形態上志同道合的人來展開工作，”倫敦國王學院副教授、卡塔爾軍隊顧問安德阿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說,“本身沒有審查措施，只有‘這些是我們信得過的人。’”

　　對卡塔爾的代理人鏈的首次戰場測試是在利比亞，在此處大家達成廣泛的一致——同時美國支持——去推翻當時的領袖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卡塔爾伙同阿聯酋同意了西方對卡扎菲政權的空襲。但是多哈同時希望幫助加強戰場上叛軍的能力。

　　“他們必須翻開通訊錄，說‘在利比亞我們認識誰?’”克里格說。“這就是他們如何協調指導在利比亞的行動的。”多哈組織起一支包括商人、穆兄會的老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叛離者的隊伍，用《華爾街日報》日后估計的上億美元和2萬噸的武器裝備把他們粘合起來。在幾個月的戰爭后，叛軍占領了的黎波里，卡扎菲死了。多哈的客戶們發現他們成為新利比亞最有權力的政治掮客之一。而在北約的空襲停止后很久，一些卡塔爾支持的民兵仍然在接受支持，巴斯蒂說。

　　在阿拉伯之春最初的興奮中，很多人期待在敘利亞剛剛發端的夏日抗議很快就會顛覆阿薩德政權。畢竟，突尼斯和埃及的總統在辭職前只堅持了數周，而且世界很快就團結起來推翻了更加穩固的卡扎菲。到了八月，華盛頓敦促阿薩德下臺。此后不久，卡塔爾開始其以在利比亞的冒險為藍本的敘利亞行動。

　　就像是合同招標，多哈要求投標人來協助改朝換代。“當我們的隊伍開始運作(在2012年)，卡塔爾人說，‘把你們成員的名單發給我們。發個單子列出你們想要什么——薪酬和必需品，’”敘利亞酒店老板胡薩姆還記得這。他和其余幾十名可能的叛軍領袖提交了一份單子。他沒有說他的隊伍拿了多少，但是說他自己為人道主義物資籌款的努力產生了幾十萬里亞爾。

　　卡塔爾在國外的朋友們也沒閑著。在整個2012年和2013年初，科威特的薩拉菲積極分子伙同敘利亞的逃亡者建立、資助以及支持極端軍事組織，而這些組織最終成為勝利陣線或者其盟友敘利亞自由軍(Ahrar al-Sham)這樣的組織。利用社交媒體來宣傳他們的主義以及與科威特商人深度交往的圈子，教長和其他的科威特遜尼派重要人士為他們的客戶募集了數以億計的美元。他的工作毫無拘束，這要歸功于科威特寬松的反恐金融法律和言論結社自由。

　　年輕的科威特薩拉菲教長哈查吉·阿里·阿杰米(Hajjaj al-Ajmi)是這樣的捐助者中的一位。他在8月6日被美國財政部認定為恐怖主義資助者，因為他支持勝利陣線。阿杰米經營著所謂的“支持敘利亞革命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mmission for the Support of the Syrian Revolution)，他們在推特上的大多數活動海報講的是慈善工作——給窮人和無家可歸者食物和藥品。但是回溯到2012年的六月，卡塔爾的捐助和伊斯蘭事務部邀請他在離多哈三十英里的海濱城市艾爾克爾(Al Khor)演講，其間他宣傳光是人道主義原則不能推翻敘利亞政府。

　　“知道么?扳倒大馬士革所需的不會超過100億美元!”他幾乎是唱出來的，在椅子里擺動著手指，身后放著革命者們收為己用的敘利亞舊旗幟。“當務之急是支持圣戰者們，為他們提供武裝。”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阿杰米在科威特的大多數活動和卡塔爾的募捐活動同時舉行。根據活動海報，捐款由一位名叫穆巴拉克·阿里·阿吉(Mubarak al-Ajji)收集管理，海報宣稱他在阿杰米的“監督下”。阿吉的推特賬戶信息說他熱愛仇恨“什葉派和異端”的遜尼派圣戰者。他的時間軸全是對本·拉登的贊揚。

　　一位阿杰米的科威特同事，一個叫默罕穆德·阿里·奧維漢(Mohammad al-Owaihan)的教長同樣把卡塔爾當做基地，在八月的一條推特中稱它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在最近比如四月，奧維漢游說卡塔爾為敘利亞海岸的戰斗幫助準備兵員。“我們的圣戰是敘利亞的金錢圣戰”，一張海報如是說，上面提供在科威特和卡塔爾的電話號碼。

　　籌款的努力十分到位，比如，根據不同的捐款金額把捐助者們編入不同的特殊類別。“金牌捐”是一萬卡塔爾里亞爾(合2750美元)，而5000里亞爾則得到“銀牌捐”。當特別慷慨的捐款到賬時，阿吉和其他人就在推特上推出，比如擺出交來資助他們行動的珠寶的照片。

　　在那些心存感激、上傳視頻來感謝科威特教長奧維漢的叛軍組織中，有一個是敘利亞自由軍(Ahrar al-Sham)。這個薩拉菲組織將一名基地組織分子視為其最高指揮官之一，直到他今年被殺。“啊，卡塔爾的善人啊，啊，海灣的人民，你們的錢已經到了。”一個2013年10月來自該組織的視頻如是宣告。在9月9日的一條推特中，阿杰米展示了當他被美國財政部指定為支恐者并且受到制裁時該組織的領導發給他的一條私人網上信息，以吹噓他和自由軍關系緊密，

　　所有的這些籌款活動都由私人——而不是政府——主持，正如卡塔爾在其最近幾周的自辯中所說。但這同樣切中要害：通過依靠中間人，多哈把融資的工作和融資的責任一同外包出去。而且甚至當它沒有直接介入時，卡塔爾也并非對其網絡所作所為一無所知。

　　像阿杰米一樣，薩拉菲運動的很多教長已經公開表達過他們對諸如敘利亞勝利陣線的組織的支持——在政府支持的組織中找到了一個受歡迎的聽眾。沙特教長默罕默德·阿里·阿勒費，武裝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圣戰分子，在2012年3月和2014年1月受卡塔爾捐助和伊斯蘭事務部的邀請，在卡塔爾的大清真寺主持了一場周五布道并發表演講。科威特的薩拉菲分子納布爾·阿里·阿瓦西(Nabil al-Awadhy)——為與勝利陣線關系密切的組織籌款的著名人物——2014年7月4日在卡塔爾齋月節日活動上發表演講，活動由與政府關系密切的慈善援助組織主辦。

　　代理人的人質

　　在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群眾中，卡塔爾的阿拉伯之春戰略在孕育它的地方顯出頹勢。2013年6月3日，示威者們歡呼埃及軍方罷黜伊斯蘭分子領導人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卡塔爾已經資助了其政府50億美元。幾天之內，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對軍方支持的新政府表示歡迎，并許諾合計130億美元的援助。幾天后，沙特通過安插自己喜歡的政治領袖來控制了對敘利亞反對派的支援。早秋，利比亞也完全陷入內亂，例證是其總理在2013年10月被短暫綁架。在33歲的新埃米爾剛剛上任之際，多哈溫順地發誓說要專注于內部事務。

　　“關于卡塔爾對外政策，值得一提是接連不斷失敗后整個政策失敗的徹底程度，”美國巴勒斯坦特派小組資深人士胡賽因·伊比西(Hussein Ibish)說。“除了這點，由于(卡塔爾)都是依靠代理人，所以沒有壞事發生在卡塔爾自己身上。”

　　在利比亞和敘利亞，卡塔爾幫助資助國際支持的保護傘組織——但是他同時引導支援直接流向個人和民兵組織。比如，在利比亞，卡塔爾通往叛軍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多哈支持的教長阿里·沙拉比(Ali al-Sallabi)，他和受到西方支持、當過臨時總理、在2011年10月辭職的穆罕默德·賈布里勒(Mahmoud Jibril)發生嚴重沖突，后者警告說各派爭奪控制權將會造成“混亂”。今天看來，他的警告的確有先見之明，隨著利比亞陷入越發慘烈的內戰，參戰的各個民兵組織你爭我搶，互不相容，在宗教和意識形態上涇渭分明。從八月中旬開始，阿聯酋使用美式戰機在埃及之外行動，據報道已經進行了數輪空襲，以期擊退卡塔爾資助的伊斯蘭分子。

　　但是是在敘利亞，卡塔爾的網絡敗得最慘。卡塔爾和沙特客戶間的爭斗讓政治反對派軟弱無力，在當地被人看做外國勢力的手下。同時從2012年到2013年，新的叛軍組織雨后春筍般冒出，為了經費爭斗不休。某些卡塔爾的客戶成為叛軍的主力——如統一旅(Liwa al-Tawhid)，其領導人在爭奪阿勒頗的派系斗爭中統一了叛軍組織。然而其他的如胡薩姆的組織，不是徹底失敗就是日薄西山，專注于自己的理想和目標。

　　換句話說，這里沒有贏家。卡塔爾和其他的國際勢力對數十個叛軍組織予以危險的支持，讓他們自相殘殺，來看誰能得到更多的經費。沒有東西激勵他們在作戰時合作，更別說戰略協同了。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也沒有推動他們合作的想法，因為這樣做也許會侵蝕自己對叛軍的影響。

　　同時，隨著中間人開始在當地夸大他們的能力和與多哈金主的聯系，卡塔爾的支援招標系統很快誘發了腐敗， “通常，組織可能會上交3000個名字，但是實際上可能只有300到400人，”酒店店主胡薩姆說。“多余的錢去了不該去的地方。他們在作戰時如法炮制。如果實際的需求是一百萬美元，他們可能就會說五百萬。然后其余的四百萬就不見了。”

　　混亂將戰士們不斷地推向某些看起來對他們的資金和目標掌控能力更強的組織——像勝利陣線甚至最終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這樣的組織，后者在2014年初脫離了基地組織。去年發生了一連串從溫和組織變節加入極端組織的行為。比如，在2013年12月，代爾祖爾的前任敘利亞自由軍指揮官薩達姆·賈邁勒(Saddam al-Jamal)在一個視頻中宣布他加入了伊斯蘭國，因為據他說“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意識到(敘利亞自由軍)是外國尤其是卡塔爾資助的項目”。

　　卡塔爾政府——或者任何海灣國家——不大可能支持伊斯蘭國。這個組織如今盯上了所有的在阿拉伯半島和美國結盟的君主國，同時也拉到了他們的仇恨。但是正如賈邁勒的例子，某些從卡塔爾的資金中受益的人的確帶著他們的經驗和武器投奔更加極端的組織去了。

　　“卡塔爾和叛軍組織建立關系比較早，而這些叛軍組織后來變得極端，加入了薩拉菲圣戰組織行列，包括勝利陣線以及可能還有(伊斯蘭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資深中東安全專家艾米麗·霍卡耶姆解釋道。“本質上，敘利亞的叛亂不斷地發展變化，如果有時利益糾纏到一起，經常造成意想不到的問題。”

　　即便敘利亞反對派被極端組織吸引而去，卡塔爾在2012年末仍辯稱這個世界不該過早地擔心極端分子的問題。“我非常反對在這個階段把誰排除在外，或者把他們等同于恐怖分子，或者把他們視作基地組織，”時任外交部長的哈立德·本·默罕默德·阿里·阿提亞，在當年12月的一個安全會議上爭辯道。

　　上周，塔米姆埃米爾接受CNN采訪，聲言把所有在敘利亞的傾向于伊斯蘭主義的組織混在一起視作極端分子是一個“大錯誤”，這引發了不滿。事實上，在它最近所有排斥極端主義的聲明中，多哈提到了伊斯蘭國，卻沒有點名勝利陣線。

　　半島電視臺研究中心的伊萊恩，為卡塔爾在整個中東支持伊斯蘭主義辯護。他形容多哈和其他海灣國家的分歧是“維持現狀和變革的矛盾，而卡塔爾支持本區域內的變革。”

　　“卡塔爾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很多爭議，但也許這就是它本質的一部分，” 他說。“當你在一個出了名的保守地方嘗試新事物的時候，這就注定會帶來那樣的批評和誤解。”

　　的確，卡塔爾絕不是唯一一個其角色在敘利亞和其他地方有負面反響的海灣國家。沙特同樣在敘利亞支持個人和不同的叛軍組織，而且阿聯酋也同利比亞的某些民兵組織站在一起。在埃及，得到這兩國強力支持的政府在其鎮壓穆兄會的行動中肆意大規模侵犯人權。

　　但是仍然很難看到卡塔爾帶來的任何積極變化。它幫助敘利亞人民的本意基本上是真誠的，但其危險手段和支持意識形態代理人的做法兩相結合，將叛軍推向極端化和混亂。

　　華盛頓與多哈

　　在過去的三年中卡塔爾能有這樣的自由來經營其網絡，因為華盛頓盯著其他的東西。事實上，在2011年，美國給予多哈實際上自行其是的權力來干它在中東不想干的事情：干涉。

　　利比亞是一個相關的例子。當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的政府在2011年春天為空襲建立了同盟時，它采取了一個后來被稱為“幕后領導”的措施：法國和英國領導禁飛區的設立，同時卡塔爾和阿聯酋的介入展示了阿拉伯的支持。一位美國前任官員在《外交政策》的采訪中表示，當多哈走上前來幫助組織叛軍時，他們受到了廣泛的歡迎。

　　在敘利亞也是如此。雖然美國政府的某些部門緘默不言，尤其是那些在利比亞工作過的部門，這仍然是最不壞的選擇：卡塔爾，美國的盟友，可以協助針對一場白宮沒有興趣介入的沖突提供區域性解決之道。華盛頓僅僅要求多哈不要送反坦克和防空導彈給叛軍，而卡塔爾仍偶爾為之。

　　與卡塔爾合作所帶來的物流的方便，是最高的政治便利。多哈很快決斷——同時也愿意承擔風險。當沙特行動遲緩地運輸武器到敘利亞，卡塔爾在2012年到2013年間，派出飛機運輸了估計有3500噸的軍事裝備，據報道得到了中情局的協助。“他們的跨部門流程大概有三個人參與，”一位前美國官員說。

　　同樣的情況意味著當它在2011年和2012年尋求和阿富汗的塔利班聯系時，華盛頓找上了多哈。其目的是協助北約部隊從阿富汗撤出，用一個政治性解決方案使這個過程更順利。在時斷時續的通常通過卡塔爾的聯系中，塔利班同意談判——但是首先他們想要一間辦公室。在2013年6月，他們得到了想要的：在多哈使館區的一間大別墅，靠近以彩虹環線(Rainbow Roundabout)為人所知的擁擠交通環線。

　　但是卡塔爾的優勢很快變成劣勢。當多哈的危機接踵而至，卡塔爾人沒有能力來選擇靠譜的代理人或者在資源輸入時控制他們。“我的觀點是卡塔爾的政策制定有點業余。他們介入時，顯得難以持久。”一位美國前官員說道。

　　在塔利班這個事例中，多哈被證實是無能或者不想去阻止這個阿富汗的軍事組織放心大膽地在他們的卡塔爾新別墅上升起他們的旗幟——這個外交的象征性舉動激怒了喀布爾，在談判開始之前就埋下禍根。一年后，事情變得清晰起來，這個失敗的談判過程唯一的好處是一個戰俘交換：美國的博威·貝里達爾中士換了五名關在關塔那摩的塔利班頂層指揮官。卡塔爾打包票說這五個人會在多哈受到嚴密監視——但是考慮到這個國家的歷史，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會對阿富汗的戰場施加影響。

　　同時，在敘利亞，直到伊斯蘭國都名聲大噪了，華盛頓才打算坐直了關注一下。在三月，美國財政部的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次長大衛·科恩(David S. Cohen)，史無前例地為“允許恐怖主義金融活動的環境”而公開傳喚卡塔爾人。反恐專家說，如此不加掩飾的批評通常只是在閉門談話時候才會出口。一個公開宣告也許表明多哈沒有回應華盛頓的私下要求。

　　今年夏天，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沖突也讓人們對卡塔爾與巴勒斯坦極端分子的聯系有了新的認識。哈馬斯領導人哈立德·梅沙爾自從2012年與敘利亞的關系破裂后就以多哈為基地，而卡塔爾從當時起也一直致力于從政治上和財政上重塑這一組織。在當年十月，卡塔爾埃米爾親自訪問了加沙地帶，許諾援助4億美元。

　　在上次加沙戰事之前和之間，其他的海外國家開始游說華盛頓，希望其對卡塔爾采取強硬政策。根據陽光基金會(Sunlight Foundation)編制的數據，在2013年，阿聯酋花了1億4千萬美元——比其他所有國家都多——來游說華盛頓。與最近的媒體報道有關的坎穆斯托集團，從2012年起一直履行一個合同，披露的文件顯示高達每月40萬美元的費用。2013年上半年，基金會開展活動獲利430萬美元，而披露的文件把這些活動描述為為“非法金融活動”提供咨詢。(披露：《外交政策》的和平游戲計劃(PeaceGame program)，與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共同發表，部分得到阿聯酋大使館的認可。但所有《外交政策》的社論內容都是獨立的。)

　　人們開始在華盛頓聚首。在9月9日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上，證人和國會議員提議了一些可能讓華盛頓和多哈的關系發生戲劇性轉變的措施。在陳訴證據時，民主國家防務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研究機構副主席喬納森·尚澤爾(Jonathan Schanzer)提出了一些可能“對卡塔爾的金融系統產生震動”的措施：指認一些卡塔爾的慈善機構和個人，擱置一項價值110億美元的軍售項目，甚至開始對將美軍基地移出卡塔爾的成本進行審議評估。

　　“好辦法，”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院泰德·坡(Ted. Poe)在回答證人時說。“我們應該全盤接受并且盡量執行。”美國財政部同時也跟進措施來打擊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的資金;9月24日，財政部指認了好幾個與卡塔爾有關聯的人。除了一個卡塔爾人被指認把錢從海灣的金主移動到阿富汗外，指認對象包括塔里克·本·阿里·塔哈爾·本·阿里·法李赫·阿瓦尼·哈茲，此人從卡塔爾收集資助，包括為伊斯蘭國安排“從伊斯蘭國設在卡塔爾的金融服務商手中接收大概200萬美元，這位服務商要求哈茲把錢僅用于軍事行動”。

　　多哈在回應中的反擊只是長久以來海灣國家為蒙華盛頓悅納而爭寵的斗爭中最近的一出。最近幾年，卡塔爾增加了它在華盛頓的存在感，與游說團體巴頓·博格斯事務所(Patton Boggs)、巴伯·格里菲斯和羅杰斯事務所(Barbour Griffith and Rogers)、BGR政府事務所(BGR Government Affairs)簽訂了有效合同。它的慈善分支強而有力，借助其力量卡塔爾贊助了從交換生項目到國會慈善棒球賽的一切項目。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卡塔爾的投資基金也在投資華盛頓、芝加哥和其他地方的資產。

　　卡塔爾的資金運行更加曲折，通過數十個顧問、商人以及他們在一個地方或其他地方雇傭的前任官員。以紹范集團(Soufan Group)為例，這是一個在反恐和情報方面廣受好評的顧問機構。他的建立者，阿里·紹范(Ali Soufan)同時也是多哈的卡塔爾國際安全研究學會(QIASS)的執行理事。研究學會是一個政府資助的機構，為政府和軍隊雇員提供數周的課程。其他的幾位紹范集團的雇員也是學會的雇員——他們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幾乎沒有揭露這層關系。在電話采訪中，集團的通訊專員里拉·高希告訴《外交政策》，公司在美國絕沒有為卡塔爾做任何事情。

　　學會給奧巴馬的前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新開的公關公司激勵機構(Incite Agency)的業務似乎是他們首批業務之一。機構開張短短幾周后，它就為紹范集團和研究學會聯合主辦的一個“反對暴力極端主義”的活動處理會務。印賽特機構沒有回復《外交政策》試圖澄清它和研究學會關系的不斷請求。

　　但是卡塔爾保持華盛頓的青睞最可能的原因不是錢或者影響力，而是需要。當美國想要拉起對抗伊斯蘭國好戰分子的聯盟時，它首先就需要它在卡塔爾的空軍基地，而這個基地在作戰行動中是作為指揮中心的——然后再一次需要阿拉伯支持的覆蓋。

　　敘利亞和伊拉克一片混亂，兩國現在都擠滿了一系列的華盛頓不想與之談判的極端分子。多哈可以干這活。最近，卡塔爾被召來協助談判45個被勝利陣線俘虜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人員的釋放——在9月12日它宣布已經成功地促成了士兵們的釋放。卡塔爾堅持沒有付贖金;也許設在多哈的金主網絡讓政府能對這個組織產生一定的影響。或者也許只是這個基地組織的附屬組織想要其他的更有價值的東西。

　　“我覺得卡塔爾能夠給予他們的是合法性，”克里格說。比如，在勝利陣線關于維和部隊人質的官方要求上，他們要求脫離聯合國的制裁名單。“勝利陣線希望被看做是對抗伊斯蘭國的合法伙伴;卡塔爾也許能在以后給他一個平臺，”克里格說。

　　本質上這就是卡塔爾長久以來提供給它的朋友們的：一個平臺，通向錢、媒體和政治資本。華盛頓到目前為止持合作態度，但是問題來了，美國不會事實上被人給耍了吧?

　　(林梓/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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