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會議正在北京召開，這場匯集亞太地區諸多領導人的會議，也成為步入“后美國時代”的中國思考、實踐新戰略的契機。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式體系衰落的趨勢難以逆轉，美國追求排他性利益將導致中國脫美化。這一背景下中美新型大國的關系內涵將如何界定落實，新一輪“習奧會”牽動著全球的目光。而中俄領導人簽署了17項內容豐富的雙邊文件，也表明了中俄之間戰略合作的互補性更高、穩定性更強。面對正在發生巨變的全球局勢，中國領導人及時提出“一帶一路”區域戰略構想，加速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表明中國有參與重建全球秩序的抱負和行動。中國應選擇“共同體戰略”，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自信、內修民生、外引資源、制造為本，順應世界的變化趨勢。本文由鳳凰衛視出版中心主筆瑪雅采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后整理成文。】

　　美國的全球霸權走向“終結階段”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場終結美式全球化的體系危機，甚至可能是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走向衰落的整體性危機。在危機的沖擊下，美式全球化體系出現了全面瓦解的態勢。以關貿和后來的WTO為基礎的全球貿易秩序開始向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協議)的小圈子轉變，顯現美國已無力控制全球貿易，卻還想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窘狀。曾經不可一世的世界銀行成了食之無味的雞肋，難以發揮世界性的影響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歐洲所控制，成為另外發聲甚至是向美國貨幣霸權叫板的機構。長期堅挺的美元貨幣體系漸失信用，因債臺高筑和財政懸崖而風雨飄搖。聯合國安理會常常議而不決或決而不行，其權威受到普遍質疑和挑戰。美國的軍事力量雖然強大，但是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長久以來沒有打贏一場戰爭。美國逐漸失去傳統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為2014年全球第一大風險。產業外移導致美國逐步失去產業標準的制定權，金融危機使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受到廣泛質疑。

　　從美國國內情況看，高失業率正在成為“新常態”。美國主導的文化、教育、傳媒體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來移民并不認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領華爾街”運動更暴露出美國社會在99:1財富結構中的深刻裂痕。

　　王湘穗

　　更為關鍵的是，在體系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利用世界貨幣體系的美債本位制，推出QE政策，向全球貨幣市場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動性。過去幾年，全球金融市場經過四輪量化寬松——美、歐、英、瑞士等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膨脹了3倍。最近美聯儲決定減少QE，并非意味美國經濟復蘇;反而證明，繼續使用寬松政策刺激經濟的空間已經到了天花板，使用貨幣杠桿的成本已超過了收益。

　　這說明，美式體系已經進入生命結構的退變期，美國衰落的趨勢難以逆轉。

　　以前曾經有許多人多次預言美國即將衰落，結果不是說早了，就是說錯了。而這一次，素有“天定命運”意識的美國政治精英們反應卻不一樣。著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去年10月在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時坦承，美國的全球霸權正在走向“終結階段”，未來的世界將在“無序和混亂”中形成多邊主義。為此，美國必須學會與其他大國相處，需要“尋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來共享在經濟和社會穩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2013年12月發表一份報告，《全球趨勢2030：變化的世界》。報告指出，從危機發生到退出杠桿的時間推測，此次危機還將持續至少10年。危機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種前景：一是美歐轉向國內，導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滯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為經濟嚴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現非國家行為體主導的世界。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看來，“‘單極時刻’已一去不復返，國際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即將結束”。這句話與一百年前“英國治下的和平”終結遙遠呼應，可見，美國的戰略家們已經感到，帝國衰落周期律的死神在敲門了。

　　世界變化趨勢：三分天下

　　未來世界格局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從美國一超獨霸，經過目前的兩洋格局，走向天下三分，形成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經濟圈。

　　目前美國對未來世界秩序的設計，是希望鞏固并維持以它為核心的“兩洋格局”。也就是，以北美自貿區為核心，一邊是跨大西洋的TTIP，把歐洲整合起來;一邊是跨太平洋的TPP，把西太、東亞整合起來。從世界地圖上俯視，有點像一只巨大的蝴蝶：北美那個長帶為蝴蝶的中間部分，左邊一個翅膀，右邊一個翅膀，形成兩洋格局。這兩洋不是平均布局，據美國的判斷，亞太這邊分量更大、更重要——這就是希拉里說，要締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原因。一百年前美國偏重于大西洋，側重于太平洋。美國希望一肩挑兩洋：左右逢源，亞歐通吃。

　　這就是美國的設計，是它對未來的希望。核心是美國繼續主導世界，控制全球核心地區。問題是，美國還有力量主導世界嗎?它已經越來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它想通吃利益，搞小圈子，卻又沒有冷戰時期當大哥一擲千金的實力與魄力。TTIP是什么?是它想利用歐洲的短板——軍事與政治，在經濟和安全事務上控制歐洲，建立傳統發達國家俱樂部來影響世界。同時排斥俄羅斯，因為歐洲澡盆裝不下俄羅斯。可是歐洲不聽它的，自己抱團。特別是德國，利用全球危機對歐洲進行全面深度整合。歐洲從上世紀50年代的煤鋼聯盟開始，到1970年利用空中客車搞產業聯盟，再到1985年的申根協定、1999年的歐盟，已經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圈，內部貿易占80%，歐系貨幣體系占世界貨幣量40%。地緣上也在靜悄悄擴張，逐漸納入中東歐和非洲。歐洲想擺脫美國，成為世界獨立的一極，而美國還想繼續主導和控制歐洲，美歐的戰略目標難以調和。推進跨大西洋合作，需要美國讓渡更多的權利，這是日趨困難的美國越來越難做到的事。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就難以形成緊密、一體化的共同體，所以美歐之間只能是相互競爭和博弈。總的趨勢是，雙方從貌合神離到漸行漸遠，最后歐洲脫美，成為歐洲人的歐洲。

　　美國重返亞太，把太平洋地區視為“美元湖”，體現了它對當下及未來世界中心的看法和利益認識。美國推進TPP有三個目的：一是阻止亞洲形成統一的貿易集團，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二是全面介入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確保美國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三是重塑并主導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這些目的能否實現?我認為，美國的環太戰略——利用TPP搞經濟小圈子，再加上美日澳等安全同盟來主導環太區域，最大的問題是，這個設計忽略了中國和其他東盟國家的利益，使這些國家成為環太區域的邊緣國家，這就可能產生離心力，導致這些國家脫離美國主導的體系。

　　從東亞來看，自2010年中國和東盟形成自貿區，開始貨幣互換，內部貿易量大幅上升，已經到50%左右。中日韓在談自貿區，也在談貨幣互換，內部貿易量也在逐步上升。這種情況下，東亞就逐步形成了一個雖然沒有脫離美國，但是內部貿易量越來越大、整合越來越多的經濟圈。美國因為經濟能力退化，已經難以用經濟手段扭轉這一趨勢，而只能憑借過人的軍事能力來攪局，挑起主權爭端，利用安全議題在亞太地區扮演“隔岸平衡手”的角色。這樣做的結果，可能促進中國和部分東盟國家的脫美化進程，導致環太平洋區域分裂為東亞與北美兩大經濟圈。

　　上述這個“天下三分”的趨勢可以概括為，從一超到兩洋，再到三圈。以前是美國一超獨大，經過一個過渡期，變為兩洋戰略，現在正在向三圈過渡：北美一個圈，歐洲一個圈，東亞一個圈。“三生萬物”，世界將走向多極化。

　　北美經濟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經濟26%。歐洲圈包括歐盟28國、歐元區18國，內部貿易80%，占世界的25%。東亞和西太圈(中日韓、東盟) 占世界23%。目前這三大經濟圈已經占世界經濟的75%。2001年以后，北美、歐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都顯著下降，只有東亞地區在穩健發展。如果東亞圈把俄羅斯、印度、伊朗以及中亞和中東資源圈整合進來，將達到世界GDP的40%以上。

　　隨著美式全球化終結，全球化將進入一個退潮期。在老霸主開始退隱，新體系尚未建立的過渡階段，世界缺少一個能夠再次推動全球化的中心地帶，所以出現全球化退潮。所謂退潮，是指世界將從倡導和推進全球經濟分工，全球產業鏈，全球價值鏈，全球貿易體系，全球貨幣體系，全球政治協商與協作，全球安全框架，全球科技、文化的交流與交融的趨勢中轉向，各國及各地區在經濟、政治與安全事務中，更多地依賴自身，而不是依賴全球合作。具體到這一次的全球化退潮，是指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失去了維持運行下去的力量，將會出現“去中心化”或多中心的世界。

　　隨著美式全球化終結，全球化將進入一個退潮期。

　　有人會說，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走完了，是不是輪到中國主導的全球化周期了?我覺得不是。首先，我們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在全球化的退潮期，就憧憬著當弄潮兒。更何況，中國目前還沒有主導新的全球化的力量。中國的目標，是推進多極化世界，因此不是一個與美國競爭全球權力的新興大國。中國的任務，就是當好東亞區域的核心，把東亞發展成為能與歐洲、北美比肩的經濟圈。只有當這三大經濟圈或更多區域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再進行一體化的整合，進入新一輪的全球化。新一輪全球化將是一種什么方式、由誰來主導，現在還看不太清楚。

　　可以確定的是，未來世界的大趨勢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多極化和世界體系發展的多元化。不只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多極化，也包括發展路徑和模式上的多樣化。沃勒斯坦在最近一次訪談中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很快會崩潰。對這一預言可以繼續觀察，但至少說明資本主義不會成為唯一的模式，還會有社會主義模式或其他模式成長的空間。人類文明將進入一個百花齊放的階段，不光是歐美的西方文明，還包括中華文明、歐亞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等。這些文明不會總處于邊緣地帶，而將成為世界體系中平等的一元。從一超獨霸到兩洋格局，再到三大經濟圈，這是世界大勢，中國應該順勢而為，積極推進多極化，而不是幻想自己去當老大。這一點極其重要。誰爭當老大，結局定是全球共擊之。也就是曹操說的，是自己用火烤自己的蠢舉。

　　美國追求排他性利益將致中國脫美化

　　美國有些理智的政治家已經認識到，美國主導世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前面說到布熱津斯基，他認為，美國要學會與非盟國的大國共同管理世界，學會和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打交道，尤其是中國。基辛格也有類似的看法。

　　怎么判斷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說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可如果畫一張太平洋地區的圖，再畫一個美國的利益圈，你會發現，太平洋很大，美國占了99%，留給中國不到1%。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圈是這樣的：日本是盟國，韓國是盟國，臺灣它要保護，有《對臺關系法》，然后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一直到澳大利亞。這種情況下，怎么想象兩國能夠合作呢?何況在這個合作體系中，中國做的工作肯定不止1%，美國恨不得90%的工作都交給中國來做。總是說你得承擔更多的責任，但是幾乎沒有利益分享，對中國的統一和領土、領海主權也要指手畫腳。這就是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的天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排他性的利益。趙汀陽在《天下體系》書中說，現在世界體系的問題就在于，主導國家追求排他性利益，而且是最大化的利益。這樣的情況下談什么合作呢?一看太平洋地區美國的利益圈就知道了，中美很難合作，更何況還有兩國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合理。這是從空間結構和份額來講。

　　從法理上講，二戰后根據雅爾塔協定等，中國的合法權益如臺灣、釣魚島，包括南海，是國際法規定的。這是高于《舊金山合約》的法，規定中國有合法權益，美國也不承認。我的合法權益你非法占有，占到99%，那你說跟中國合作，這叫口惠而實不至，甚至是口惠而行惡。所以我認為，中美如果想合作，美國必須改變態度和行為。關鍵不在有沒有合作的表示，而在于在一種平衡權利與義務的框架下，以分享利益的機制去穩定地推行合作。沒有利益分享，就沒有合作。

　　美國現在的問題是，想通吃安全與經濟利益，但它債臺高筑，已經不像以前財大氣粗了。它靠什么來通吃呢?軍事力量。美國唯一一個強大的杠桿就是軍事力量。因此它就對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進程進行了一種反設計，我稱之為“制造并維持可控的緊張”——利用亞太地區原來缺少安全框架的設計，制造主權爭端，在安全問題上拉偏架，使它這個“隔岸平衡手”獲得干預的可能。當然也不能讓局面完全失控，那樣也會沖擊美國的利益，所以最好維持可控的緊張局面，制造矛盾爭端，阻斷東亞的合作進程，再通過安全杠桿讓東亞整體處于美國的控制之下。

　　美國目前在亞洲地區所做的就是不斷挑事兒，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包括利用釣魚島問題。釣魚島是怎么回事?基辛格非常清楚。當時是一個大家有意擱置的問題，現在美國把這事兒挑起來，看起來得計，結果很可能導致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安全事務上脫美化、去美化。你不跟我玩兒，我還不跟你玩兒呢!美國對待中國，不過就是開放一般商品市場和國債市場，其他方面，高技術不轉讓，政治上不斷指責，網絡上實施監視，軍事上拉偏架，還老在周圍耀武揚威，施加軍事壓力，利益還不讓渡，那中美之間還可能合作嗎?基本成了緣木求魚。

　　如果美國不跟中國合作，可能一段時間后，中國的美國市場份額會越來越小。但是中國不用太擔心，無非就是一個3億人的市場。中國沿海發達地區5-6億人口，消費水平、消費能力已經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果我們把13億人的大市場開發好，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統一的單一市場。13億人的市場相當于什么，比一個3億人的美國市場 + 一個5億人的歐洲市場人口總和還多。如果再加上俄羅斯和中亞，包括阿拉伯地區，還有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這是新時代的亞歐大陸合作網絡。歷史上，這個網絡維系了這一區域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時代再現輝煌。

　　中俄戰略合作的互補性更高、穩定性更強

　　中俄存在共同利益，這是雙方成為戰略伙伴的基礎。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下，中俄具有相似的命運，這是雙方互信合作能夠長期化的關鍵。當然，領導人的共同認識和相互信任也是一個重要條件。

　　中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原本對中日合作看得很重。因為從產業鏈的角度看，中日存在互補關系;從地理看，兩國一衣帶水，日本也曾經有脫美入亞的想法。然而，在美國的鼓動下，日本一些政治家想通過充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代理人”來制衡中國，以實現日本的正常國家化，這使得中日合作的東亞圈難以實現。但這卻促進了中俄之間的戰略合作;中俄都受到美國的打壓，共同命運使兩國走到了一起。

　　其實仔細分析，中俄戰略合作的互補性更高、穩定性更強。中國是制造業大國，最缺的是資源，而俄羅斯是世界最大的資源國家，兩國合作對雙方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從最近中俄簽訂的天然氣協議看，雙方在能源領域形成了相互保障的背靠背關系——俄羅斯為中國的能源供應提供長期的保障，中國為俄羅斯的能源提供穩定的市場。這就是說，今天中俄之間是互補互助、合作發展的關系，不是沙俄與滿清的領土競爭關系，也不是斯大林與毛澤東時期中心與邊緣的關系。

　　特別是，中俄在與美歐日等金融國家的幣緣政治競爭中具有共同利益。中國的制造業體系和俄羅斯的資源及工業體系合作，可以在金融國家、制造業國家、資源類國家的全球幣緣政治博弈中形成強大競爭力，對處于總體優勢，因而傾向于利益通吃的全球金融資本集團形成有效反制。而俄羅斯的人口結構與中國和平傳統的內在制約，可以從根本上避免雙方間的矛盾走向戰略沖突，因此有可能在持續合作的互動中成為應對海權國家、金融資本國家壓力的“命運共同體”。因此，中俄合作可以走得長遠。

　　我認為，美國如果不抓緊，它跟中國合作的機會就會失去——目前正在失去。這是美國的戰略家們需要反省的。最近因為網絡安全問題又來起訴中國軍人，也太健忘了!你自己斯諾登事件鬧得天怒人怨，還沒完呢，這樣下去的結果，中美互聯網都能斷開，不跟你連接了。大家合作，合作什么?先不講別的，就講利益。如果美國想通占利益，始終把別人作為小伙計壓著，不能平等待人，人家就會用腳投票，自己去抱團。到那時，你美國還能主導世界嗎?甚至還能主導太平洋地區嗎?沒有了中國的配合，沒有了東南亞，還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嗎?再說，為什么不能是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太平洋世紀呢?為什么讓你美國獨占，利益通吃?通吃，就找不到真正的合作伙伴。

　　所以，美國的戰略家們需要反省。美國利用東海、南海爭端遏制中國，在烏克蘭事件中排斥俄羅斯，幻想通吃利益，結果只能是眾叛親離。如今美式全球體系已經丟掉了半個歐元區，現在又失掉了俄羅斯，如果再失掉中國的合作，或許日后還會有印度、土耳其、沙特等中東國家甚至是韓國、日本的背離，美式全球化體系就土崩瓦解了。

　　中美之間，以博弈求合作則合作存

　　美國目前的對華戰略，還是兩面下注的對沖性戰略。這讓中國也只能兩手對兩手——你想合作，歡迎;你要遏制，反對。以前我們的外交戰略總說以美國為重中之重，現在提出新型大國關系。表面看是強調不對抗，實質上更深層的含義是，中國在追求實現平等的中美關系。以前的重中之重，在某種程度上把美國放在一個不可替代的地位，而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提是咱倆得平等。這是重大的戰略改變。美國要認識到中國的這種變化，不是你美國打壓中國，中國就會服你。中俄戰略接近，就是中國采取的戰略對沖，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約美日破壞雅爾塔格局的舉動。當年尼克松拉中國合作對抗蘇聯，獲得了大三角關系中的有利地位;如今美國把中俄逼到了一起，這絕對是美國地緣政治的夢魘。中俄通過產業鏈整合，形成東亞圈的核心，并發展與區域國家間的資源、制造和金融等多層次合作，這也將成為美元幣緣政治體系的夢魘。

　　我說過，通吃無法合作，獨占沒有伙伴。中國和美國的關系老是講“伙伴伙伴”。伙伴是什么?伙伴要一塊干活，分享成果。你不分享成果，卻使絆子，制造矛盾拉偏架，誰跟你合作?這個問題美國不改變，中美很難保持長期合作。

　　國家關系中，歷來是實力決定地位。地位決定利益份額的大小，也決定在產業鏈和消費鏈上支配與從屬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經濟依存關系中誰騎馬和誰被騎。實力一旦轉化為制度，就很難改變;當出現重大實力變化或嚴重危機必須對制度進行調整時，難免會出現殘酷的競爭。2013年美歐等6國建立的“貨幣互換網絡”，就是試圖通過 “金融泡沫國家”間的抱團合作，提升與實業國家和資源國家競爭的能力。在TPP等新貿易談判中，有意將中國這樣的國家排斥在外，就是想用新的制度性安排迫使中國出讓更多的利益。這也說明，在圍繞改變制度和體制的競爭中，發達國家很難改變“贏者通吃”的觀念，更不愿意放棄“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這樣只會加劇各國擺脫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體系的努力，“脫美化”將成為一種長期趨勢。

　　中國要成為美國的朋友，首先要當美國打不敗的敵人——不打不成交。打，主要不是軍事交鋒，而是戰略博弈，是精神、物質、行動的博弈，在博弈中實現合作。這樣可能促使美國對中國采取第二種選擇，即承認中國的崛起，以分享的姿態重新跟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如果是這樣，中美還能走得更遠，在太平洋共同發展。為什么呢?美國已經不走工業化的路了，它對資源的需求不大，不會跟中國爭資源。它爭的是制成品后面的利潤，是金融配置。那中國可以繼續把美國作為市場，可能還繼續持有它一部分國債，用它的金融杠桿來做一些投資。但前提是，美國必須改變，讓渡一部分利益。像現在這樣99：1是不行的，必須往70：30、60：40、50：50的比例讓。中國13億人，美國3億人，即使50：50，美國也比我們多得多。

　　如果以強硬的方式對付中國，中國的脫美化會越來越快，最后徹底斷纜。但如果以拉的方式、合作的方式，就能走得更遠，甚至形成新型大國關系。中國與美國是有不同戰略利益的兩個國家，絕不是“夫妻”。中美之間，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就可能出現，因為他認為你是合格的對手。如果你退讓，結果就是不斷被他欺負。就像毛澤東當年談統一戰線，以斗爭求合作則合作存，以退讓求合作則合作亡。中美之間，如果我們以退讓求合作，就沒有合作;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可能會存在。中國的戰略家們要看到這一點，堅持博弈論和辯證法，所有的利益都要靠博弈來獲得。通過不斷博弈，來爭取利益，實現合作。

　　中國經濟要自主，要脫美化，不要再依賴美國。作為戰略，長期來講要脫美，擺脫美國控制。作為策略，脫美，美國會拉中國，再跟他討價還價;如果求他，他就會吊起來賣。在資本主義全球危機的背景下，美國一定轉嫁危機，這時候再接軌，就會見鬼。中國要準備脫鉤，不要對美國的市場、技術抱太大希望。不報希望，也許還有點希望，這就是辯證法。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當然希望繼續跟美國合作，能走多遠就走多遠，但是決不能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去委曲求全。中國現在是在底線上跟美國進行利益博弈，美國再不讓，中國也不可能再讓了——你不能指望我把臺灣給讓了!美國如果繼續不讓，一個可能是雙方發生對撞;一個可能是僵持下去，慢慢漸行漸遠，最后分手。目前來看，后一種趨勢越來越明顯。美國現在還占據著合作的主動權，再折騰下去，中國就不指望與美國合作了，而是集中力量與周邊合作，形成東亞合作圈。將來的中美合作，就是東亞的中國與北美的美國合作，是更為平等的合作。

　　中國的選擇：共同體戰略

　　如果看清了這個大勢——美國體系周期將告一段落，中國的大戰略就應該根據局勢的變化，做出新的選擇。

　　中國領導人最近提出，要建設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是審時度勢的戰略判斷，應該把“建設共同體”作為中國的大戰略。既然判斷美式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世界未來可能走向區域化，形成若干個經濟圈，那么順理成章就應該推進共同體建設。因為只有在共同體的基礎上，才能形成鞏固的經濟圈。所以，“共同體戰略”應該成為中國的戰略選擇。

　　推進“共同體戰略”必須堅持兩個原則，一個是“自立”,另一個是“合作”。自立是說，中華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是世界體系中的平等一員，是多元文明中的一元，是國際政治中的重要一極。這里面有兩個意思：第一，我是誰?要有清醒的主體意識。第二，要有自信。我就是我，我要自立。

　　合作是說，既然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必須學會跟其他民族、其他國家、其他文明共處。尤其在今天，面對人類共同的全球性大問題，環境、氣候等，單一文明是解決不了的，必須有多文明的生存智慧才能解決。所以必須相互尊重，還要利益分享，這一點很重要。因此，要尊崇文明多樣性原則，尊重世界各國，開展全球合作，構建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在這當中，中國不要試圖當老大，而要守己一元，安于一極;自立而不自閉，更不能自傲;合作而不失本。要有主體意識、責任意識，樂于為人類做更大、更多的貢獻。堅持這兩條原則，有利于推進共同體的建設。

　　中國在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時，正值全球化景氣周期。中國經濟要發展，必須納入全球體系，那時如果不開放，就會喪失機遇。但到2008年危機后，全球化進入退潮期，此時還指望發達國家開放市場，寄望于全球化的解決方案，就是一廂情愿了。時移境遷，再刻舟求劍，就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在危機時刻，要有斷纜的準備。就像在冬天要知道關窗，以免感染風寒，在全球化退潮期，要適時調整原來的戰略。選擇“共同體戰略”，正是適應變化了的全球形勢的需要。

　　在危機背景下，需要加強全球合作，以鄰為壑對誰都不好。但經過幾次G20峰會后，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口惠而實不至，由于一些擁有國際貨幣主導權的國家大量發鈔，特別是美國通過QE等方法向外轉嫁危機，迫使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選擇抱團取暖，通過國際合作來保障自身利益。

　　建設共同體是一種國際合作方式，利益與共的就是利益共同體，命運與共的就是命運共同體。“共同體”是以合作解決自身發展和安全問題為主的國家聯合體，不強調針對第三方，但如果第三方搞破壞，也要聯合發聲，團結應對。從這個意義說，共同體是一種新的“盟”，但沒有傳統盟國的排他性特征。它超越了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軍事同盟，占有道義高度，更符合當下與未來世界局勢的發展。這是中國在國際關系領域的創新，我們應該積極推進。

　　“生存發展一體”的國家安全戰略

　　如果說，共同體戰略是中國的大戰略選擇，那么中國在面對全球危機和自身發展問題時，還應該有國家安全戰略，以應對這些挑戰。習近平主席4月15日在國家安全會議上提出，“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我認為，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出了“生存發展一體”的國家安全戰略。

　　“生存發展一體”的國家安全戰略，核心是生存與發展并重，把發展與安全作為整體來把握。保證國家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但不能與發展分離。在今天的世界上，國家不保持發展，就難以生存，特別是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努力發展固然少不了挨罵、挨整，若一松勁落后了，還會挨打。所以，必須要做到生存發展一體，或發展與安全一體。要正確認識兩者的關系，在實際施政過程中做到相互協調、統一運行，一體化推進。不僅要軍力強大、懾止入侵、防止顛覆，還要遏制腐敗、社會安定、輿情平穩、生態良好。在持續發展方面，要保障資源、維護市場、優化環境、通道暢達，還要軍民融合、民心安定、化解危機。

　　概言之，面對正在發生巨變的全球局勢，中國的國際戰略應該選擇“共同體戰略”，國家安全戰略應該是發展與安全一體。如果做這樣的選擇，就能適應世界大勢，就是在一超、兩洋之后，出現天下三分或多分的局面，形成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國在這個多極世界中應該有自己的地位，中國文明應該占有一席之地。當然，這需要中國自己先做好準備，朝著這個方向走。

　　以前我們在國際合作中比較講經濟，不太講政治和安全，現在看來，任何國家的安全觀、發展觀，都是發展安全一體的問題。在全球化時代、區域化時代，中國的安全戰略，一方面要守住自家的安全邊界，保證生存;同時對可能的經濟利益圈有所拓展。具體講，陸上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是海陸兩棲的國家。中國背靠昆侖山，面對太平洋——這是毛澤東以前就講過的，所以必須倚陸向海。從地緣的角度看，中國沒有美國的兩洋之利，卻有陸海兩通之便。

　　中國沒有控制全球海洋的目標，我們只需要有限的海權，主要是周邊海域的安全和航路的通暢。這對中國的安全和發展極為重要，我們要有能力控制與中國重大利益攸關的海域。

　　陸上安全與通道建設應該成為重點。但這不是只靠中國一家的力量來完成，可以開展國際合作。亞信是非常好的合作機制，區域的發展安全一體也應該通過合作來解決。“一路一帶”戰略，就是合作發展和合作安全的設想。習主席上任后特別強調周邊，很多闡述都體現了一個精神：中國愿意合作，愿意與周邊國家共同發展、共同安全。大國仁而小國智的亞洲，應該是比在美國強權體制下更安全也更繁榮的亞洲。

　　建立自信、內修民生、外引資源、制造為本

　　中國要堅持先謀不敗而后求勝的戰略思想。中國的戰略原則應該是，狠下內功，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目前最重要的，是丟掉春天很快就會到來的幻想，做好應對危機冬天的長期打算和準備。主要是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自信，二是內修民生，三是外引資源，四是制造為本。

　　十八大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自信激發獨立自主，或者說，能否自立取決于是否自信。以前我們的現代化話語是，西方先進，我們落后，所以要接軌。前幾十年我們都是這么想的，人家也確實展示出輝煌的發展成就。但是走到今天我們發現，人家那兒也出了問題，難以為繼，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堪稱奇跡，我們起來了。這種進步體現了中國道路、發展模式和思想理論上的先進性，或者是適應性，是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節的結果。我覺得，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最大成功就是適應變化。

　　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行不行?我們自己要有判斷，不能被人忽悠。13億中國人要照搬西方式的現代化、走西方的路肯定不行。奧巴馬說了一句實話，中國人過美國的日子，世界支撐不了。我們說建立自信，核心是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中國文化能不能適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戰?能不能成為人類發展、文明延續的一種選擇?以前西方認為中國經濟不行，現在承認中國式市場傳統與全球化的混合很有競爭力。事實證明，兼顧資本與勞動、效率與公平、市場與政府、實業與金融、中心與邊緣、當前與長遠的混合模式，推動了中國這樣巨大人口規模的國家快速發展，形成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盡管這種模式存在諸多問題，但它為處在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路徑，也為抑制全球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痼疾提供了一種新的制度模式選擇。

　　有人說，中國政治不行，軟實力不可能趕上西方。那我要問，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單一政治體，已經運行了數千年，難道沒有它的合理性嗎?《禮記·禮運》中記載著關于“大同”的思想，證明中國的政治理念長期領先于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里面包含民本思想、政治制度、福利社會、和諧社會，等等，都體現了政治智慧。比如天下為公，是很好的政治理想;選賢與能，這是官員選拔方式;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不是現代福利社會的標志嗎?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這既是綠色生活理念，又有公共道德的要求。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這就是和諧社會。我們的歷史文化中有這些好的價值理念，如何今天就不行了?

　　當然，我們不是說中國現在已經很好了，沒有改善之處。恰恰相反，中國今天面臨很多問題，需要認真加以解決。“倉廩實而知禮儀”，文化要有基礎，要積累，中國的現代文明也在積累中。西方人不要小瞧了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中華文明完全可以提供一種在現代條件下，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和生存方式。我們有這個自信，也有文化自覺、文明自覺。

　　中國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內修民生，共同富裕。這樣做有糾偏的意義。過去30年是經濟起飛階段，起飛階段的特點是，要把一切阻礙飛行速度的重物都扔掉。但是飛了30多年，已經積累了大量問題，比如貧富分化、腐敗、污染等，這時候需要很好地進行清理。前30年的改革相對重效益、親資本，使得資本在中國社會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強勢;現在的政策應該轉向重公平、偏民生，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現在做的一些惠民的事很得人心，要繼續內修善政、內修民生，實現共同富裕理想。

　　這和經濟是連在一起的。把民生修好，13億人的大市場是世界最大、最具競爭力的統一市場。這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維護中國的統一和13億人社會的穩定是發展之本，也是最重要的安全目標。由此一條，假以時日，中國一定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能夠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三件事是外引資源。中國的現代化要進一步發展，資源制約是現代化進程的最大瓶頸。作為國家的基本政策，應該更多地引進資源，因為制造業國家離不開資源。這也體現了中國的國際戰略方向，重點是陸路通道。要跟資源國家建立戰略同盟關系，包括俄羅斯、中亞國家、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可以把中國的周邊戰略概括為：西聯東固、南融北合。與周邊國家開展經濟合作，建設東亞經濟圈，繞開金融國家和海權國家的干擾和阻擊。

　　現在中國需要做的，就是把陸路通道建起來，利用現代運輸技術，高速鐵路、重載鐵路、管道、電力線等，把能源通道建好。這樣中國就能立于不敗之地，內修民生就有所依持，否則家里就會斷頓。

　　當然，建設陸路通道不僅僅是修鐵路、建管道的工程，而是涉及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安全事務的復雜社會工程，甚至是重構世界政治經濟地理中心的重大歷史事件。對此，我們不要看輕了，更不要看簡單了，而應該作為重大國策來規劃設計。要跨部門、跨地方通力合作，不可當成一般的工程項目、經濟項目。現在我們遇到的許多問題，就是因為自己想簡單了，以為和在國內修鐵路、管道、電站是一樣的，沒有考慮到復雜的國際政治背景。結果經常碰壁，卻并未真正接受教訓。

　　總體上看，陸上通道的建設我們還能控制，陸權可以分割，我們與資源國家、通道國家的共同利益更多，也相對容易實現合作。與海權國家控制的海上通道相比，主導權更好把握一些。所以即使有困難，也要積極去做。不然就會把戰略主導權交給海權國家，或受其制約，或被迫與之正面交鋒。對中國來說，海路與陸路的選擇既是利害相權，也是有備無患，有備則可利取其重，害取其輕;若無第二手準備，就只有被扼殺一途。

　　第四件事是制造為本。實現工業化是中國長期的奮斗目標，中國要堅持以實業為本，金融改革要為發展實業服務。中國擁有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全”是中國制造業的最大特點。按聯合國的制造業標準，24個大項、39個中項、幾百個小項，中國全有。可以說，是從造鐵釘到登月車，一應俱全。但問題是我們低級的多，高端的少，航空發動機、芯片，這些真正屬于現代工業制造皇冠上的明珠，我們還沒摘下，還要繼續努力。盡管如此，中國已經具備成為東亞經濟圈核心的關鍵條件——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有這樣的體系，別人就會來為你配套，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制造業是中國的立國之本，也是東亞經濟圈之本。

　　近幾年，中國經濟發展減速，除了國內因素之外，更多是全球危機傳導的結果。前幾十年中國的高速發展，與處于全球化景氣周期密切相關。中國大規模制造，通過海外市場的需求拉動，實現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全球進入危機時期，海外市場已經很難恢復到以前的水平。這是一個基本事實，無論如何進行調整，都很難迅速形成一個替代市場，因此，經濟減速難以避免。在全球危機的背景下調整結構是必須的，只有盡快形成國內和周邊市場，替代海外市場，才能為已經形成的龐大產能找到出路，實現就業與增長。

　　在國內需求中，寄希望于消費的快速增長是不現實的，應該主要在國家中長期發展的需求上找出路。有經濟學家提出通過城市化或城鎮化來拉動需求，基本方向是對的。以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還有很大的潛力。只是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資源，包括土地、水源以及礦產等資源，這是重大的制約瓶頸。更何況，城市化會加劇土地、水資源、就業崗位緊缺，使得推進城市化的過程困難重重。也有人提出加強水、土、沙的治理，通過國土整治“再造中國”，改善經濟地理環境，改善能源結構，擴大中國宜居空間。還有就是傳統的加強“鐵公基”建設，加大基礎建設投資，拉動經濟發展。

　　采取綜合性思路、把這幾種辦法結合起來，也許更具可行性，而且有相互推進的效果。我的建議是，可以把國土的“全域治理”作為綱，把水土沙、鐵公基、城鎮化有機結合起來，通過水土沙治理、鐵公基建設，為城鎮化創造土地資源、水資源條件，改善河流流域環境，擴大就業;通過城鎮化，使水土沙治理、鐵公基建設具有經濟性并保持長期需求。這樣做，既能避免造空城或鐵公基的弊端，又能發揮其有利創造需求的作用。長遠來看，這一做法還可以推向周邊，形成新的更大的統一市場。歷史上，幾個先后主導世界體系周期的國家，都經過長期的大規模基礎建設的過程，才形成了遠高于其他國家的經濟規模。中國要成為東亞經濟圈的核心，成為對世界經濟有影響的國家，必須要有堅實的根基。經過良好的規劃整治，中國960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能成為支撐經濟起飛的基地，這才是讓13億人休養生息的美好家園。

　　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更好地服務于制造業

　　經濟學界很多人認為，中國應該發展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我認為，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應該堅持完成國家的工業化，不能去玩錢。對主要從事實物生產的中國來說，只要有糧食、能源等基礎資源在手，保持從事實物生產的能力，全民同心同德，維護好13億人的統一大市場，要渡過危機冬天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防止已經高度金融化的國家，通過貨幣體系和金融杠桿來掠奪甚至洗劫中國的實際財富，讓中國的實體經濟迅速衰落，使中國失去依持，造成人心混亂、社會動蕩。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制造業整體的利潤水平很低，3%都不到，金融利潤很高。比如上市公司，幾大銀行的利潤率超過幾百、上千家其他上市公司。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因為每一分的銀行利潤率都在侵蝕制造業的利潤率。前面談到美國的實業春天、產業盛夏，我們必須把中國的實業春天、產業盛夏迎來，而不要在早春的時候就把果子掐下來，提前進入秋天了。這是一種短視的行為。

　　在危機情況下，中國在金融開放上必須留一道安全閥門。為什么?不單純是經濟形勢好不好的問題，而在于，當周圍有一大堆投機資本盯著你的實業利益的時候，你一定要看緊了。老虎就蹲在門口，你不能讓小孩出去。只有到沒有這種虎視眈眈的投機資本，或者投機資本受到某種程度抑制的時候，你才可以開放。或者是，當你的小孩長成了武松，拿著梢棍帶著刀，誰敢欺負他，他就敢打誰，這個時候就可以開放了。換句話說，不要把資本看成是中性要素;尤其是在危機時期，資本的快速流動往往是導致危機爆發的誘因。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是沖破主權堤壩的洪流。這一點，只要看看阿根廷的現狀就知道，請神容易送神難。

　　不論是內部環境還是外部環境，如果沒有發生變化，就不可一味地說“為了推進改革”，一切都要依從于環境。現在很多國際金融機構都在誘導中國開放，號稱這就是接軌。我就遇到過美聯儲的人，在北京給中國的銀行家們授課，核心是要中國遵從美國的貨幣政策。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政治家應該對銀行家進行政治約束和思想教育。這種政治性管理的原則是，國家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資本利益至上。

　　有件事很荒唐，就是總說金融開放的時間表。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重大金融政策的公布具有很強的經濟價值，所以美聯儲格林斯潘等人關于升息降息都含混其詞，語焉不詳。而中國金融開放的進度對世界金融市場造成的預期，也可能導致巨量的資金流動，我們為什么要說得那么明白?為什么要在其他國家的壓力下公布時間表，以滿足國際資本的預期?不可控的風險，是對沖國際金融資本投機的制約因素。我們為什么要放棄這個重要的杠桿?在所有國家主權開放的條款中，都有國家安全例外原則，我們在金融開放中也應記得這條原則。

　　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如何更好地服務于制造業，服務于中國的實業發展。中國的實業，是中國金融的根基。片面地講人民幣國際化，你那個國際化怎么能做得過美歐金融化國家呢?現在荒唐的是，我們擁有世界最多的外匯儲備，擁有世界最高的儲蓄率，而中國企業獲得資金的利息卻是世界最高的。這一荒唐現象，把一堆實體企業給搞垮了。

　　這是指導思想問題。國家存錢多，老百姓存錢也多，可以用比較低的利率來給實業去做，實業就能發展，可現在銀行的利息能把私營企業逼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樹都沒有了，你那個金融樹葉往哪長?你又長不到美國那棵樹上。何況美國那棵實業大樹現在也枯了，中國還能走這條路?所以我認為，資本開放不開放，實際上是金融改革和開放的方向問題。為什么開放?為誰開放?為資本，還是為實業?為金融獲得超額財富，還是為中國的長遠發展、為中國人民的根本福祉?核心問題是在這。

　　搞金融、銀行的人都希望放開。為什么?他們以為可以在這中間獲得最大利益。但是別忘了，后面還有真正的禿鷲在那等著，那塊肉不見得是中國人吃到嘴里，吃進去了也可能得吐出來。真到那時候，中國可能會垮掉，陷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地。這一情況，在東南亞國家、南美國家都出現過。

　　金融開放可能帶來一些實際利益，但重要的是，中國不能為“一勺紅豆湯丟掉了長子權”。改革和開放都不能刻舟求劍，不能閉門造車。我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夏季采取開放方針，打開門窗通風，在危機的冬天必須關上門窗避風。所有內政外交，都不能忘記目前正處在全球化的退潮期。在這樣的背景下，應該提倡“自力更生”。這個自力更生當然不是傳統的封閉，而是一種新的自力更生，即重視國家和區域經濟共同體內部的自力更生，在基礎資源供應和基本消費方面實現自給自足，保持金融主權獨立自主。

　　國內改革的方向要變，內涵要調整。不是推進更快發展，而是穩定內部。不光是調整經濟結構，更要調整政治結構，解決利益分配問題。波蘭尼早就說過，自我調節的市場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我們不能片面強調市場決定性，而要加強對市場自發力量的控制和調節。全球危機時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審時則寬嚴皆誤。目前中國最重要的安全措施是保持獨立自主的精神狀態，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政治主權和財政金融主權。

　　先謀不敗而后求勝，行穩至遠

　　魔鬼在細節。任何細微的東西都可能導致中國一盤好棋出現一個不好的結局。具體講，中國在戰略上要防止出現的最大問題是，不要過。過猶不及，中國現在需要“持兩用中”的哲學。實際上三中全會思想的核心就是這個，第一要前進，第二是不過。

　　“不過”是在兩方面：一是不要把以往成功的經驗說過了。就是說，不要把改革開放變成宗教式的信條，變成不可置疑的教義。如果那樣就過了，可能造成顛覆性的傷害。

　　第二個不過是，對取得的成績和擁有的力量不可估計過高，以免采取過急、過激的做法。為叢驅雀，為淵驅魚。我們要搞區域化，區域化是要合作的，把伙伴都趕走了，朋友越來越少，這也是一種過。包括國內政治也是，比如反腐，拿捏好分寸極為重要。該打的絕對要打，蒼蠅老虎，應該以老虎為主，因為老虎威脅大。把老虎消滅掉，沒那么多腐尸了，蒼蠅也會極大減少。現在反腐力度很大，已經扭轉了既往存在的貪腐風氣。下一步，應該向制度化方向發展，把握好治標與治本的關系。總之，無論內政還是外交，在把握大勢上都需要有戰略哲學，就是中庸之道。不要過，過猶不及。

　　十八大以后，內政外交發生了很多新的變化。這樣發展，我認為是能夠適應世界大勢的。

　　首先，在戰略格局上，改變了把美國作為重中之重的做法，提出新型大國關系。這就要求平等待我，符合自立的原則。中國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其中的平等一員。在美國不講平等的時候，中國主動推進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中俄關系在往上走，形成能源聯盟，合作搞大飛機，從資源合作發展到產業合作。雙方在談石油貿易本幣結算的問題，意味著兩國在貨幣上進行整合，形成一種獨立于美國的貨幣。中俄戰略關系在一步步向經濟一體化推進。

　　我們看大局，要有全局在胸。中俄形成背靠背的關系，締造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就真的不怕美國了。以前光靠中國自己，現在中俄聯手，從中亞、印度，到東南亞，整個一個圈就成形了。就像下圍棋，點了這幾個子以后，未來世界的三個經濟圈就儼然成形了。

　　國內政治，包括黨內政治，新一代領導人特別強調三個自信。這很重要。對一個人、一個國家來說，第一位的問題是，我是誰?首先得解決這個問題。三個自信的提出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是中國。然后帶來第二個問題，我向何處去?這就順理成章了。一個從歷史中發展而來的新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愿景。

　　在這個順序上有一種比較透徹的對國內問題的把握，包括一些危及中國整體安全穩定的問題。比如，通過清理整頓網絡，三下兩下就把大V們打掉了。國內輿論環境已經發生變化，消減了顏色革命的因素。此前有人想在中國搞街頭政治，現在不敢恣意妄為了。再比如反腐，一開始誰都不相信能做到目前這種程度，后來發現是動真的。這是毛澤東時代之后還沒有人做到的，是第二個比較清明的政治時代。前段時間有人講，無官不貪，腐敗批量化出現。現在起到了威懾作用，官員們收斂了很多。通過這樣一種新的政治手段，一種撼樹之法，左一下右一下，一棵腐敗大樹的根已經松動了。這也體現了內修善政的決心與智慧。

　　我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比較有信心，原因之一是他們對鄉土中國的理解。這種理解，沒有真正的肌膚感知，沒有真切的血肉相連，是體會不到的。習近平等人年輕時在農村生活多年，接的地氣不是用手摸出來的，而是從腳心生出來的。一個管百家飯的大隊書記，易于形成不浮夸、不作秀的政治秉性，平實而堅韌，像是農民的領袖。這在中國很重要。一個大國的領導人應該是人民的領袖，而不是精英的領袖。精英的領袖代表一派，不是這一派就是那一派，人民的領袖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中國目前就需要人民的領袖，來領導民族與國家的復興偉業。這不是對個體而言，而是領導集體。

　　中國應該有參與重建全球秩序的抱負和行動

　　中國是個主體，一定要有主體意識，不照搬西方是理所當然的。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生命體，想照搬也照搬不了。哪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文明?先不說輝煌不輝煌、歷史上如何如何，就說各種具體條件，你也不可能變成他。中國就是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美國，也不可能成為歐洲。這是第一位的。

　　由于是你，才有向何處去的問題——你向何處去?歐洲向何處去，是從大西洋那邊往這邊看，說我要向東去。你說我也要向東去，不就到太平洋里去了?所以，首先你是一個主體，要確定自己的主體意識，然后才是向何處去。現在我們很多人把第一個問題忽略了，只說向何處去，卻忘記了自己是誰。

　　中國現在應該有比較完整的對未來大勢的認識，確立國家戰略，然后各部門共同去推動這個戰略。要有文化自覺，也要有戰略自覺。目前來看，很多干部還沒有看清這個大勢。

　　我覺得領導人看清了。因為從對中美關系、中俄關系的把握上看，明顯有側重點的變化。這就像下棋，如果下出妙手，步步都主動。習近平任國家主席后首訪俄羅斯，今年再訪索契，就是影響世界格局變化的妙手。中俄戰略接近使得中國的國際戰略這盤棋的大模樣很好，有可能逼著美國對中國崛起由主要進行遏制，逐漸轉向接受這個事實。不否認有些美國政客和軍方人士有打壓中國的極端想法和計劃，但我相信，時日越長，美國越會覺得這些想法太不現實。但是目前看，美國想壓服中國的這種危險并沒有過去。

　　中國在現階段還是區域大國，同時也是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國家。中國的目標應該是成為世界大國，中華文明應該對人類文明發展做出更大貢獻。但如果現在就說中國是世界大國，還為時尚早。現在有一種輿論，認為中國將是與美國爭奪世界主導權的國家。這實際是在捧殺中國。世界是大家的，有事大家來。中國個子大，可以做個兒大的那一部分，但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包打天下。中國現在絕不可能當世界的頭;三分天下，得一而居之，就很好了。目標要定準，對世界事務的努力卻不能松懈。

　　中國有句話，“取法其上，可得其中;取法其中，僅得其下。”俄羅斯就是這樣，據說梅德韋杰夫認為，以俄羅斯的資源和能力可以輕松愉快地當世界二流國家。但是普京認為，俄羅斯必須要做世界大國，他的目標是“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普京是個戰略家，他明白，以一流國家為目標，也許做不成，但是如果甘當二流，很可能是三流。中國是個大國，特別是有文明傳統的國家，應當志存高遠。

　　如果我們看到，資本主義體系利益最大化的問題導致整個生態失衡，帶來全球危機，我們就應該知道，資本通吃利益的全球化走到頭了，少數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已經撞南墻。正因此，再次漲潮的新一輪全球化將與以往不同，所形成的世界體系也一定不同。新的全球體系將不再是單一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而是屬于70億世界人民、體現多元文明、共享合作成果的全球體系。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伊恩莫里斯最近有本書，《為什么西方統治世界——暫時》。核心觀點是說，人類一萬六千年的發展曲線都非常平緩，只是到了西方統治世界的時代才一下子陡然上升。在這種陡然上升的曲線下，我們比祖先的生活好多了，但是陡然上升的曲線是不可持續的，這也說明西方發展模式存在問題。也許以后作為一種新的可持續的文明，它應該是比較平緩的發展曲線，而這可能就是中國文明對人類的責任和貢獻。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有參與重建全球秩序的抱負和行動。

　　目前世界正處于美國體系的危機之中，處于格局、周期、體系交替的多重轉折點。這一變化有可能導致天下三分的局面。只要順應世界的變化趨勢，作出正確的戰略選擇，中國將成為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極，中華文明將成為人類文明中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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