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民主萬能”的神話一直廣為流行，非西方國家似乎只要開啟西式民主，便能擺脫落后，實現繁榮發展。但在現實政治中，“民主帶來繁榮”的成功案例甚少，“民主引發動蕩衰落”的失敗案例卻很多。中東民主轉型是最新案例。中東地區22個國家中，除土耳其和以色列，基本都是威權和半威權國家。因此，過去不少人很自然地將“民主化”視為中東困境的“萬能靈藥”。但2011年開啟的民主轉型，并未使相關國家情況好轉，反而深陷民主化困境，以致使軍人干政重新抬頭。這一重要話題值得深入探究。

　　一、中東民主轉型遭遇困境

　　2011年中東劇變本來是包含多重訴求的全面變革，但在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卻被簡化為“民主反對獨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國在政權更替后，相繼開啟民主轉型進程(多黨選舉、三權分立、大眾參政等等)。然而，三年多的實踐表明，相關國家情況并未好轉，反而陷入政治動蕩與經濟惡化的惡性循環。

　　一方面，民主轉型導致政府掌局能力普遍下降，由此導致政局動蕩。此前，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基本都奉行的是威權政體，當權者掌控著軍隊、警察等強力部門，有能力為民眾提供安全穩定等“公共產品”。然而，2011年中東劇變后，威權政權垮臺以及啟動民主化轉型，導致相關國家不同程度出現權力分散化乃至“權力真空”。穆巴拉克下臺后短短幾個月，埃及就涌現出近四百個政黨，參加下院選舉的政黨超過50個，候選人超過6700名。突尼斯有100多個政黨，利比亞有142個政黨。黨派間權力紛爭此起彼伏，由此導致政治內耗和權力空轉，進而引發安全形勢惡化，恐怖勢力蔓延。如埃及政壇劇變以來，活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分子紛紛回國，加上境內被關押的伊斯蘭分子恢復自由，埃及國內恐怖組織網絡從無到有，國內安全隱患越來越多。據統計，2013年埃及共發生416起恐怖襲擊，其中西奈半島北部的襲擊次數較2012年驟增6倍。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利比亞政壇一盤散沙，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內耗，政治重建進展緩慢。2012年8月8日，利比亞就成立國民議會，并被授權在18個月內完成制定憲法、選舉總統等工作。根據時間表，國民議會本應于2014年2月7日移交權力并解散，但政局動蕩導致制憲、總統選舉等重建日程一拖再拖。同時，中央權威喪失導致各種民兵組織擁兵自重，極端勢力乘勢壯大，出現了“利比亞伊斯蘭戰斗團”、“伊斯蘭王國”、“利比亞伊斯蘭改變運動”、“班加西伊斯蘭教法虔信者”、“德爾納伊斯蘭教法虔信者”、“謝赫奧馬爾阿卜杜勒拉赫曼旅”等諸多極端組織。這些組織活動肆虐，利比亞綁架、暗殺和搶劫等事件頻頻發生。連總理扎伊丹都遭遇綁架。2014年4月13日，就任剛幾天的臨時政府總理薩尼就因遭受死亡威脅辭職。也門安全形勢本來就很嚴峻，2011年11月薩利赫下臺后，該國安全形勢更趨嚴峻，“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甚至一度宣布建國。突尼斯在本·阿里下臺下，民主轉型情況相對較好，但該國在2013年2月和7月先后發生反對黨領導人巴萊德和布拉米遭暗殺事件，導致制憲議會一度停擺。

　　另一方面，政局動蕩反過來加劇經濟狀況惡化。政局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尤其埃及、突尼斯等國是典型的地租經濟(外匯收入依靠旅游、運河、僑匯、石油等)，經濟收入更加依賴穩定的政治秩序。中東民主亂象使這些國家的經濟陷入意想不到的的持續惡化狀態。目前，埃及已陷入建國60年來最糟糕的時期。據埃及央行統計，2013年外國在埃及投資比2012年下降32%，旅游者數量下降85%，蘇伊士運河輪船通過量連年下降，國際信用等級降低16位，外匯儲備從劇變前的360億美元降至160-170億美元，如果沒有海灣產油國援助，埃及外匯只能維持幾周。有分析稱，埃及政治變局使該國社會倒退至少15-20年。埃及正緩慢變成“失敗國家”，變成“沒有香蕉的香蕉共和國”利比亞情況同樣糟糕。在中東劇變前，利比亞本來是非洲生活水平最富裕的國家，但卡扎菲倒臺引發的政治混亂，使該國民眾生活狀況每況愈下。2012年，利比亞石油出口一度恢復到戰前日均160萬桶水平，但2013年以來，由于政治和安全局勢動蕩，該國石油生產驟降，出口量降至不足產能10%，利比亞每天損失1300萬美元。敘利亞持續內戰使該國經濟大幅下滑，經濟恢復到2010年水平，可能需要30年時間。

　　民主轉型三年來的實踐表明，民主化并未給中東相關國家帶來繁榮穩定，反而引發了更為嚴重的政治衰朽和經濟惡化。阿拉伯民眾越來越不滿意國家的發展方向(突尼斯78%，埃及62%)，認為國家經濟狀況更加糟糕(突尼斯83%，埃及76%)。有阿拉伯學者感嘆，目前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它將使更多的阿拉伯國家繼索馬里、伊拉克和蘇丹之后，淪為失敗國家。阿拉伯國家盲目引進的西式民主正屬于這類制度。

　　在民主轉型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埃及等阿拉伯國家不同程度出現了“去民主化”傾向。阿拉伯民眾日漸認識到，國家最需要的不是無休止的抗議和爭吵，而是井然有序的政治秩序。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開始懷念穆巴拉克時期(實際是懷念穆巴拉克時期的穩定秩序)，“許多埃及人認為，只有強硬守律的軍事領導人，才能將國家從危機中拯救回來。”正是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埃及軍方在2013年7月乘勢推翻了執政剛滿一年的穆爾西民選政府，這意味著埃及民主轉型遭遇重挫，同時也意味著西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運轉失靈。此后，埃及加大高壓集權，其制定的法律明顯加強了對抗議、游行和公開集會的條件限制。2013年7月至12月期間，共有21317名親民主抗議者被逮捕。截止2014年4月，超過16000名政治犯被關押。4月28日，埃及一家法院宣布判處683名穆兄會成員和支持者死刑，包括穆兄會最高領袖巴迪亞。而2014年5月26日和27日埃及重新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剛剛脫下軍裝的前國防部長塞西高票當選，這意味著埃及正重新回到強人政治的老路上。利比亞也出現了軍人干政苗頭。2014年5月18日深夜，利比亞軍隊軍事警察部隊司令穆赫塔爾·費爾納納宣布解散國民議會，并由制憲委員會代行議會職權，并聲稱這是為了承擔肅清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國家責任”。中東劇變以民主轉型發端，卻向重新集權方向演變。這從側面說明，中東民主轉型已經陷入巨大困境。

　　二、民主化為何不能拯救中東

　　有人或許認為，中東民主轉型遭遇的困境只是“改革陣痛”，只要民主制度建立和運行起來，一切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但這種想法是站不住腳的，民主“藥方”有其局限性，加之中東國情復雜，因此，即使從中長期看，“民主化”也無法幫助阿拉伯國家實現民族復興。

　　(一)中東需要真正的革命以解決結構性問題，但民主轉型非但無法完成 該任務，反而會掩蓋這些問題。

　　2011年中東劇變實際是“阿拉伯綜合癥”長期積累的總爆發。透過現象看本質，導致這些癥狀的“病根”則是若干結構性問題。穆巴拉克、本·阿里等人的統治，不僅僅是個人獨裁這么簡單，冰山之下還有龐大的政治經濟結構在發揮作用。

　　病癥決定藥方。阿拉伯國家要想真正擺脫困境，需要對現行階級結構和政治經濟路線進行全面變革的革命。具體地說，就是在掌權政權后，先改變上層建筑，再變革生產關系，最后實現生產力發展。然而，中東劇變后的政治轉型并未沿著這一軌跡前行。中東劇變初期，盡管抗議民眾提出旨在全面變革的“面包、自由和社會公正”口號，不僅反對獨裁和政治壓迫，也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但他們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導，也沒有奪取國家的計劃、組織、領袖、戰略遠見，更談不上規劃未來發展藍圖。獨裁者倒臺給很多人造成“革命已經結束”的印象，下意識地將民主轉型視為革命勝利成果的體現和延伸。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等國在政權更替后，相繼選擇了民主轉型道路。

　　然而，民主轉型非但無法解決阿拉伯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妨礙了真正變革的發生。原因有二：一方面，民主轉型與生產關系變革實際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實現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就需要強行打破現行階級特權，變革不合理的社會生產關系，而完成這些任務又需要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而要實行憲政民主，前提就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對現行經濟和階級結構進行根本性變革。正如亨廷頓所說：“改革到來的代價就是以專斷政府來壓制意愿的表達和歷史悠久的國家制度;而維護自由的代價就是繼續保留已經過時的老一套特權、財產、專權、階級結構和教會參與國家政治。”因此，阿拉伯國家“民主化優先”的轉型路徑，反而掩蓋了這些國家的真正難題和解決路徑，使生產關系變革的任務變得幾乎不可能。另一方面，“民主化”無法實現階級更替，因而沒有抓住政治變革的癥結和本質。政治的本質是政權問題，政權的關鍵又是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就此而言，國體問題(即政權階級基礎)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民主只是遴選領導和政治運行的機制，它只解決所謂“程序合法”問題，不涉及“階級更替”這一根本性問題。民主重建進程看似熱鬧，實則是在“政體變革”等次要問題上打轉轉，很難實現統治階級更替，更難觸及經濟結構變遷。指望通過民主選舉改變不合理政策路線，無疑是緣木求魚。

　　從實踐來看，中東民主轉型實際是“只開花，不結果”，突尼斯、埃及等國除了更換領導人外，社會經濟結構基本沒有被觸動。它既沒有推翻舊的體系，也沒有改變統治精英，打破原有制度或改變社會環境。以埃及為例，民主轉型以來，該國政治經濟結構基本沒有改變：軍隊仍然占據主導地位;銀行家、投資者和企業領導人、媒體老板、軍事領導人和安全官員仍然在位;政府組織機構和官僚體系仍然保持;安全力量沒有改變。穆兄會掌權時期，穆爾西政府仍然倡導的是自由市場的陳詞濫調。穆兄會領導人沙特爾曾向美國承諾，穆兄會治理下的埃及，將是美國資本在埃及和中東的更好的戰略盟友。即便是2013年7月推翻穆兄會統治的“6·30革命”，也很難說就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有學者指出，埃及革命更像是“輪流坐莊”(regimeexchange)，而不是“政權更迭”(regimechange)。還有學者直言，中東劇變不是一場革命，歷史沒有向前發展，而是已經偏離航向。

　　沒有真正的革命，就談不上階級更替和生產關系變革，也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生產力發展。沒有經濟發展和經濟平等，政治民主和政治平等也就成了空話。這就像一個人得病，發燒只是癥狀，發炎才是病根，要想藥到病除，除了退燒，還必須消炎。將“民主化”作為解決“阿拉伯綜合癥”的藥方，就是只退燒不消炎，結果只能使病情更加嚴重。

　　(二)阿拉伯國家解決諸多難題更需要“強政府”，但民主化卻導致政府權威弱化和政府失靈。

　　政治制度有“集權”與“分權”兩大類，選擇哪種政體主要取決于國家的發展階段和面臨的主要任務。相對而言，第三世界由于同時面臨工業化、壯大中產階級、國族整合等諸多難題，因此，建立具有較強資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強政府，應該是這些國家政體“頂層設計”的基本方向。事實上，當年西方列強在崛起過程時，幾乎都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占統治地位，而且不約而同地將建立“強政府”作為強國的政治保障。幾乎所有第二輪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幾乎都是在威權體制下完成的現代化。

　　阿拉伯國家面臨的問題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為復雜，由此決定了阿拉伯國家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需要集權和強政府。二戰后相當長時期，能夠在中東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的國家，幾乎都是強人政權。據“自由之家”統計，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數的47個國家中，有38個不是民主國家，伊斯蘭世界的國家中只有19%有民選政府。而非伊斯蘭世界有77%國家有民選政府。在中東22個國家中，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其余均為威權國家或半威權國家。換言之，高度集權的政體和梟雄式人物，更適應中東復雜多變的政治土壤。

　　盡管2011年中東強人政權倒臺表明這類政權有弊端，但其真正弊端并不在于“集權統治”本身，而是當權者背離人民，這才使公權力變成為為權貴撈取好處的方便工具。因此，解決這一問題，是通過武裝斗爭或民眾抗議等方式奪取政權后，用“革命者的專政”代替“反革命者的專政”，而不是從“集權”轉向“分權”。打個形象的比喻，一把刀非常鋒利，這本身應是優點而不是缺點，關鍵是“刀把子”握在誰手，因此正確做法是搶奪“刀把子”，而不是將刀變鈍。

　　然而，在中東政治轉型中，阿拉伯抗議者簡單地將問題歸咎于集權本身，為消除“一言堂”和終身制等積弊，摒棄集權政體，轉向用“民主”的優點來消解“獨裁”的缺點。民主政治強調分權制衡、多黨競爭、個人權利等，這些成分使民主制度的維系，從一開始就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換句話說，民主轉型就是將“菜刀磨鈍”的過程。鄧小平當年批評美國“三權分立”制度，“實際上有三個政府，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也坦承，美國民主制度出現了惡性制衡阻礙政府運作等弊端。

　　在沒有民主傳統的阿拉伯國家，這種“民主化導致低效和失序”的弊端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伊拉克“民主改造”失敗是典型案例。伊戰前，伊拉克實行的是阿拉伯復興黨一黨專政，政府具有很強決斷力和執行力，由此使伊拉克能夠成為地區強國。但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后，為該國量身設計的“議會民主政體”，使該國陷入了政黨紛爭和教派矛盾加劇、政府執行力下降等問題。2011年中東民主轉型，同樣使轉型國家從高度集權迅速變成一盤散沙狀態。埃及穆爾西執政一年，埃及共發生7400多次民眾抗議。僅2013年7月埃及就發生1432場示威游行，平均每天46場，每小時近兩場。埃及法律、媒體、政府機構和公共部門，甚至政治反對派都緩慢衰朽，國家瀕于崩潰邊緣。

　　由于民主轉型并非真正革命，因此，阿拉伯國家即使犧牲眼前，承受政治動蕩和經濟惡化之苦，也不會贏得長遠，反而會使動蕩成為常態現象。阿拉伯民眾沒有真正享受到“人民當家作主”好處，反而充分領略了民主政體的弊病和壞處。而且，在“民主化”語境下，使用強硬手腕恢復秩序難度甚大。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從2008年起試圖加強集權，但此舉明顯加劇了遜尼派和庫爾德人的離心傾向，反對者紛紛將馬利基視為“伊拉克諸多問題中的最大問題”。埃及前總統穆爾西曾要求軍隊鎮壓抗議者，馬上被民眾稱為“長胡子的穆巴拉克”，支持率迅速下降。——“民主化”制造出它自身無法解決的混亂局面，要想恢復秩序和穩定，只能靠“軍人干政”等非民主方式。這本身就是對“民主萬能論”的莫大諷刺。

　　(三)實現“好民主”需要具備若干條件，生搬硬套只會導致“壞民主”。

　　歷史經驗表明，民主政治良性運行需要具備若干前提條件，因此民主化是個循序漸進、不斷積累條件的歷史過程。當年美國從獨立到黑人選舉權利實現用了兩個世紀，法國到第五共和國穩定下來花了150多年，英國實現普選花費兩個多世紀。缺乏實現民主的基本條件，又不肯耐心經歷足夠的歷史和物質積淀，急于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實際就是列寧曾批評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最終只會導致“早熟民主”和“壞民主”。中東民主轉型就屬于這種情況。

　　一是物質條件不具備。民主政體的維系和正常運行(如政黨選舉、議會辯論、三權制衡等)，需要消耗大量物質資源，付出比集權政體大得多的交易成本。因此，只有物質條件足夠充裕，才玩得起民主政治的游戲。因此李普塞特等政治學家一致認為，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正相關性。據統計，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國家幾乎不可能成為民主國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間的國家，雖然有這個可能，但或許仍是不穩定的。只有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3000-4000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實現穩定、民主的發展。近些年，這一民主“經濟門檻”進一步提升到人均6000-7000美元。阿拉伯國家多數達不到這一標準(突尼斯經濟狀況略好些，因而該國民主進程相對平穩)。在物質條件不具備情況下，當前阿拉伯國家匆忙啟動民主化進程，結果導致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原本薄弱的經濟底子更加捉襟見肘(詳見第一部分)。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備。一般來說，政治穩定程度與政治制度化程度呈正比，與大眾政治參與度呈反比。阿拉伯國家長期實行集權統治，國內不存在成熟而強大的世俗政黨，也談不上允許公民參政議政的政治制度建設，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較低。而在沒有政治制度保障的背景下擴大民主參與，一則使新生黨派多如牛毛，但均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和影響能力;二則普通民眾缺乏通暢表達渠道，競相通過工人罷工、學生造反、商人罷市、平民示威、軍人干政等熟悉的方式表達訴求。二者相互疊加，致使政局混亂無序，國家日趨被帶到災難邊緣，最終使民主政體本身面臨威脅。2013年7月埃及穆爾西政府執政剛滿一年就被趕下臺，就充分說明這點。

　　三是缺乏實行“好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游戲要想正常運轉，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各方遵守“游戲規則”(如獲勝者懂得“權力邊界”，敗選者愿賭服輸等等)。然而，阿拉伯國家顯然缺乏這種政治傳統。縱向看，中東自四大哈里發統治結束迄今的1352年歷史中，始終沒有過民主政治。因此阿拉伯世界既無民主理論，也無民主傳統。一位阿拉伯學者感嘆說：“大部分阿拉伯社會缺乏民主文化，民主派如此虛弱，以致根本無法掌權，只有那些不相信民主的政治勢力才能獲得權力。”橫向看，阿拉伯國家信奉的伊斯蘭教不僅僅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還是意識形態、法律體系和政治道路，與現實政治關系密切。但在伊斯蘭傳統價值中，現代性、民間機構、平等、獨立思考、婦女權益等等，均顯得非常陌生。政治伊斯蘭勢力將民主選舉視為合法上臺的新方式，卻不會借其推行“自由民主”。例如，2012年6月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后，大力推動禁酒、帶面紗、男女分開等“伊斯蘭化”政策;突尼斯復興黨掌權后，總統馬爾祖基拒絕把“男女平等”條款寫入憲法，薩拉菲派頻頻襲擊電影院、展覽會和酒吧及世俗政治家。這些主張與世俗民主價值觀格格不入，因此有人將伊斯蘭力量的參政原則，概括為“一人、一票、一次”。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宗教勢力與世俗化力量的矛盾日趨公開化。中東政治轉型的歷史一再表明，民主化經常導致政治伊斯蘭上臺，使民主化變成伊斯蘭化;要維系世俗發展道路，主要靠有違民主的威權專制。要么是“專制的世俗化”，要么是“民主的伊斯蘭化”，惟獨沒有“世俗的民主化”。

　　此外，同質化(共同的國家認同、政治信仰和平等的社會結構等)也是西式民主運行的重要前提。而伊拉克、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的國家建構普遍沒有完成，國內民眾的種族、教派和部落意識，遠高于國家意識。在此背景下啟動民主轉型，勢必導致政治動員沿著教派、種族界限展開，使這些國家教派矛盾凸顯，分離主義抬頭。有媒體甚至擔心，這將會使一戰后由英法外交官劃定的中東國家邊界出現松動和重組。

　　三、余論

　　中東民主轉型陷入困境，看似是阿拉伯國家“自找苦吃”，實則是西方長期進行意識形態“洗腦”的結果。幾十年來，西方大國憑借話語權優勢，將“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包裝成包治百病的萬能靈藥，將“輸出民主”視為控制中東的戰略手段。尤其“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將“在中東推進民主”置于優先地位，“以援助促民主”被當成是反恐主要工具，資助民主的資金由2000年的5千萬美元升至2005年的20億美元。2002年小布什政府拋出倡導民主改造的“中東伙伴倡議”，這些項目在奧巴馬執政后仍繼續延續。2011年3-6月，埃及非政府組織共接受了約1.75億美元的外來援助，是前4年援助總量的近3倍。

　　西方國家的長期灌輸，加上冷戰后各種革命性意識形態的退場，使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大行其道，阿拉伯國家政治和知識精英不知不覺成為西方的思想俘虜，它們沉迷于西式理論和道路，“民主是解決之道”的觀點頗為盛行。2011年中東劇變過程中，阿拉伯民眾幾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并在道路選擇問題上喪失了理論辨別力，既看不到諸多發展中國家“民主導致衰落”的失敗經歷，也沒有考慮自身國情和實際需要，將“西方民主”這一“政治次品”當成了紓解困境的救命稻草。

　　事實上，沒有脫離特殊性而單獨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民主，“民主萬能論”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中東政治轉型的路徑選擇出現了方向性錯誤。實踐證明，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的民主化試驗，并不能解決阿拉伯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反而使國家深陷“民主化陷阱”。埃及在短短三年內在軍人干政與民選政府之間來回擺動，在“分權”與“集權”之間左右徘徊，表明這些國家的理論和道路迷惘是如此之深，以致朝野上下對任何一種政治試驗都喪失了起碼的耐心。

　　在可見的未來，中東政治轉型仍將曲折前行，在弱勢民主與強人集權之間左右徘徊。一方面，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重建仍處在“正在進行時”，其政治能量仍未完全釋放，短短幾年時間的陣痛仍不足使阿拉伯國家徹底放棄這一政治選項。但長遠看，由于民主模式無法解決阿拉伯國家當前的諸多難題，因此這種弱勢民主的影響力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日漸式微，并日漸被各種各種的集權統治逐漸取代。2013年埃及穆爾西民選政府被推翻以及2014年國防部長塞西當選總統，使埃及乃至阿拉伯國家出現了重返強人政治的跡象。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去民主化”趨勢十分明顯。據統計，2000年世界有120個國家(占世界總人口63%)被列為民主國家，但21世紀民主化卻開始退潮，到2013年，“全球自由指數”已連續第8年下降。另一項統計表明，1946-2010年期間，110國家的280個專制政權的民主轉型中，超過半數回到專制統治。這種趨勢說明，無論在中東還是其他地區，“民主化”并非國家治理的靈丹妙藥。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很難完全復制以前的強人政治模式。中東劇變后，高高在上的政府權威被徹底打破，普通阿拉伯民眾不再畏懼官方權威，政治意識覺醒，當權者很難像過去那樣肆意妄為，尤其是再次出現“終身總統”和“子承父業”等現象。更重要的是，高壓統治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恢復秩序，但高壓手段只能抑制、卻無法解決那些曾經導致中東劇變的諸多問題。如果埃及等國回歸集權，僅僅是為了回到“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時代”，將不可避免導致新的反抗與革命。就此而言，中東政治轉型仍未“塵埃落定”，而是個螺旋式上升過程。

　　阿拉伯國家民主轉型的困境表明，衡量政治制度優劣，關鍵是看其能否實現國強民富，而不是削足適履，將是否實現“民主化”。法國思想家盧梭曾指出：“凡是破壞社會統一的，都是毫無價值的;凡是使人們自身陷入自相矛盾的制度，也是毫無價值的。”鄧小平也曾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這一表述至今仍有理論指導意義。中東民主轉型已證明，沒有大局觀的政治轉型只會使國家陷入“民主化陷阱”不能自拔。言必稱“民主自由”和“程序合法性”，卻不顧其適用性和實際效果，實際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的腐儒之見。

　　《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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