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提出、實施和調整都是為了實現兩個目標，短期目標是為美國的經濟恢復與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長期目標是繼續維持其全球霸權地位，享受霸權利益。然而這兩個目標的實現需要符合國際環境，特別是亞太環境的戰略原則———霸權均勢的指導。

　　一、霸權均勢的界定：霸權困境中的選擇

　　推行并維持全球利益是美國制定國際戰略的根本所在，維持全球霸權是美國對外戰略的支點。世界多極化和全球化的縱深發展，使美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受益良多，但也成為制約美國霸權目標實現的重要因素。

　　第一，具有地區影響力的新興大國不斷出現，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綜合實力的上升，逐漸約束和削弱著美國的地區性選擇和戰略影響。這與美國的優先戰略即防止任何國家和地區崛起并構成對美國霸權的威脅產生了沖突，美國不得不放棄全球擴張而將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它的重點發展區域即亞太地區。第二，“全球化發展所導致的威脅的非對稱性也日益困擾著美國政府”。[1]21全球化背景下，復合型相互依賴的國際體系使國與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錯綜交叉，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關系，美國的霸權目標受到了這種客觀利益交叉現實的制約。

　　第三，最掣肘美國霸權目標的因素是應對各種威脅的國內資源的有限性。到目前為止，美國仍在努力擺脫經濟衰退的局面，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府稅收下降、巨額財政赤字和高額國債，同時黨派斗爭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掣肘了美國調動資源的能力。這種內政形勢迫使美國運用均勢外交采取收縮戰略，想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

　　實力與目標不平衡的“霸權困境”，霸權很難再通過“先發制人”、“單邊主義”等手段來實現，隨著時代的變遷霸權增添了“制度”、“以退為進”和“均勢外交”等內涵，即霸權均勢。“它既不同于傳統的霸權戰略，又有別于傳統的均勢戰略，其目的在于遏制地區強國，防止地區威脅性挑戰國的出現。”[1]19

　　首先，新時代背景下的霸權更側重于制度霸權而非軍事霸權，這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現實應用與發展。“霸權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種合作體系，在霸權國權力的絕對影響下的合作。這種合作的實質就是其他國家不得不接受霸權國家制定和推行的國際規則”。[2]142

　　制度霸權的獲得與制度的非中性特點緊密相關，制度的非中性特點是指規則總是由經濟技術實力相對強大的國家主導的，經濟技術力量的不平衡反映在制度體系內就是話語權分量的大小。于是霸權國總是力求建立和維護以自己為中心的規則和規則的解釋權，同時通過制度體系的擴張性將全世界納入其制度體系中從而謀求霸權。

　　其次，新時代背景下制度霸權表現為一種以退為進戰略，在全球范圍內表現出來的“節制”是為了實現在亞太地區更具張力的戰略部署。世紀之交的全球擴張牽制了美國在多極化趨勢下構建亞太區域內規則體系的戰略機遇，相反亞太地區新興國家積極融入國際體系并試圖增加在其中的話語權從而收益良多。擴張戰略的效微及相對實力的下降客觀上增強了美國“以退為進”的霸權意識。在美國歷史中就有以退為進實現霸權的實踐，20世紀70年代，在嚴峻的國際國內背景下，美國總統尼克松與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采取了看似無力卻更具張力的全球收縮戰略，它的成功運用解救了美國的霸權困境。當前經濟危機的陰影，地區新興大國的崛起，實力與目標之間的差距，充分利用經濟技術實力構建制度霸權體系成為美國實現戰略力量重點部署的最優選擇。

　　再次，以退為進的霸權實踐客觀上要求運用均勢外交。從客觀層面來講，任何形式的均勢狀態，都是國際體系內互動過程趨于平衡的產物;從主觀層面來說，作為一項國際政治原則，均勢原則是作為牽制別國、左右國際或地區形勢發展的工具。很明顯，作為客觀層面的均勢與霸權是具有矛盾性，而作為主觀層面的均勢與霸權具有內在同一性。換言之，均勢外交本身就蘊含著爭霸的目的，二者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均勢外交作為獲得霸權的手段在18世紀的英國已經得到巧妙的運用，如今美國霸權目標的實現同樣不能缺失均勢外交的運用，巧妙利用亞太國家間的隔閡與矛盾分歧使其相互制衡形成地區均勢是實現霸權的必要手段。

　　二、霸權均勢：影響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基本方式

　　繼續維持全球霸權地位是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根本動因，該戰略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都體現了霸權均勢的原則。積極發展亞太地區多邊經濟關系、參與并主導亞太地區的國際組織，是美國在制度化框架內主導亞太經濟政治事務的新嘗試;有重點有步驟的在亞太地區布署軍事力量是美國試圖制衡地區競爭國維持全球霸權的軍事保障;制衡地區崛起國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環節，但與地區崛起國的合作是亞太再平衡戰略巧妙實施的保障。

　　第一，在制度化框架內發展亞太地區的經濟政治關系。過去，建立在開放、多邊的國際規則網絡基礎上的霸權體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在國際社會中具有壓倒性優勢和單邊控制能力。[3]86

　　后冷戰時期，美國將構建霸權體系的重點由全球轉向亞太地區，運用均勢手段維護其制度霸權。

　　首先，改變過去在亞洲單一的政治同盟關系，積極發展并主導制度化的多邊經濟關系，最大化的分享亞洲經濟發展紅利，并達到維持其經濟霸主地位的目標。新世紀的前十年，以東盟為主軸的五個“10+1”協議并行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涵蓋更廣范圍的區域經濟合作。相反美國在WTO及APEC的框架下，難以推進其新的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并且相對游離于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外，亞太區域經濟力量結構發生了不利于美國的變化。在此背景下，美國于2009年11月強勢主導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從而打亂了由東盟主導、中國發揮重要作用的原有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TPP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美國將自己在亞太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集為一體的戰略性舉措，是其在世界范圍內調整貿易投資主張與規則的工具之一，是平衡區域性戰略力量并維系其霸權的重要手段。

　　從TPP的參與國來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文萊、馬來西亞、智利、秘魯等都是在某種程度依賴于美國的國家，而中國、印度、巴西等競爭性地區新興大國目前都被排斥在外。這表明美國運用規則制度的策略相對于過去多元化的鼓勵加入，更趨向于根據自己的標準和需要選擇性的準入原則。選擇性準入原則可以使美國就最廣泛的議題與對其有依賴性的國家達成最廣泛的共識，然后向其他競爭性國家施壓，最后達到控制經貿規則的主導權，將新興大國的發展嚴格限制在美國構建的制度體系之內。從TPP的特點來看，美國主導的TPP是一個高標準、綜合性的協定。雖然它也具有開放性的特點，但其準入門檻很高，目前地區崛起國還沒有達到或接近TPP的規則要求，而且美國對于TPP的戰略考量大于其經濟考量。

　　其次，積極參與并主導亞太的多邊國際組織，形成美國主導的解決問題的制度化框架。亞太再平衡戰略實施以來，奧巴馬提出了“巧實力”外交，積極介入并增加在亞太多邊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東亞峰會、亞太地區安全論壇、東盟首腦和部長會議等組織成為美國實現再平衡戰略目標的工具。美國通過在亞太多邊國際組織中的談判增加政治安全砝碼，從而增加這些國家牽制新興崛起國的力量，利用崛起國與周邊國家的島嶼、海權、資源等糾紛坐收漁翁之利。

　　換言之，美國將自己作為一個平衡者，通過向一方增添或減少砝碼的方式塑造地區均勢，這充分反映了美國霸權均勢原則。

　　第二，開始向傳統安全回歸，強調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在全球軍事部署中的重要性，有步驟有重點有針對性的推行軍事安全外交。奧巴馬任期的軍事安全外交政策，由“高調躍進式”向更為穩健的“漸進式”調整，亞太再平衡戰略趨于協調和成熟。確保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是美國維持其世界霸權地位不可或缺的環節，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軍事目標是“在2020年以前將美國海軍艦只的60%和6個航母艦隊、美國本土以外60%的空軍力量和更多高科技武器及地面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4]22

　　美國希望通過全球收縮性的軍事力量有針對性的部署達到威懾地區競爭國的目標，既是美國財政赤字所引起的一系列軍事開支縮減所造成的，也是崛起國周邊地區國家對美方的期待。他們希望美國不僅在口頭上承諾，而且在實際行動上增加安全砝碼，砝碼偏重或者偏輕都會導致砝碼軍事安全外交的失敗。將軍事力量投放到亞太地區“較弱”的一方，制造地區均勢格局，從而維持美國的地區和全球霸主地位。

　　第三，美國將新型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崛起視為其全球利益的挑戰者和競爭者，弱化和削弱其影響力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應有之議，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冷戰式的圍堵與遏制。美國的意圖是將中國等崛起國的發展限制在美國所主導的制度框架之內，因為崛起國在制度體系內的發展不僅不會對沖美國的霸權利益，反而有利于美國霸權利益的鞏固。美方“對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做出了積極明確的響應，稱‘致力于構建現存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新型大國關系是中美兩國的共同責任，’‘與中國建立并維持積極的合作關系對美國再平衡戰略的成功至關重要’”。[5]86

　　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并不是要尋求與中國的正面沖突，相反缺失了中國的合作，該戰略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中美不僅處于同一世界體系之內，而且對亞洲地區安全與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中國發生正面對抗，要以相當大的成本作為代價，這是急需走出內外困境的美國所無力承擔的，反而在制度體系內中國的發展有益于美國的經濟恢復和社會穩定。如何既得益于中國的發展又限制其進一步崛起，這不是美國單方面力量可以決定的，它取決于中美之間的互動。缺失了中國的合作，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很可能因為對抗成本的增加或缺少平衡對象而流產。

　　三、霸權均勢原則對亞太秩序的影響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所要處理的最棘手的矛盾，就是傳統大國與新興崛起國之間的矛盾。“亞太時代”，霸權均勢原則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進而對世界經濟政治都會產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第一，亞太再平衡戰略實施以來，與21世紀前十年中國周邊穩定與和平的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的周邊環境發生了不利于中國的變化。美國在亞太地區塑造的高標準綜合性的TPP將中國排斥在高門檻之外，試圖壓縮中國的經濟發展空間，削弱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而且美國積極參與并主導亞太地區的國際組織，這使得中國在東亞地區多年的外交努力受挫。同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安全存在導致“部分周邊國家借助外部勢力尋求改變現狀，中國周邊環境的政治對抗性提高”，“多年來擱置爭議的局面被打破以致矛盾升級，長期對峙和膠合狀態難以避免”[6]45。中美之間的大國關系仍然處于不穩定狀態，美國的霸權均勢原則顯然已經將中國置于一個“崛起困境”，如何突破是中國最要緊的戰略考量。

　　第二，霸權均勢原則的應用使亞太地區的眾多糾紛處于懸而不解的困境。在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中國周邊地區，留存著歷史遺留的領土、海權、資源糾紛，這些糾紛在美國重返亞太之后開始異常頻繁的呈現。日本的購島鬧劇、菲律賓對黃巖島的主權要求、韓日之間的竹島之爭等都有區域外大國即美國因素的影響。一方面，美國通過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給部分傳統盟國和伙伴國以安全心理保障，使其敢于提出島嶼主權要求;另一方面，當事態趨于緊張時，美國會出面呼吁各相關方在糾紛問題上保持冷靜以免事態升級突破美國的管控范圍。卡特在訪問印尼時稱“美國在相互抵觸的領土和歷史主張問題上不持立場，但在依據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問題上持有立場”，“呼吁保持克制并以外交途徑解決爭端，反對挑釁、強制施壓和使用武力”[5]85-86。這表明美國對于這些歷史性糾紛的真正立場是維持糾紛現狀，使這些糾紛國處于無止境的相互扯皮的狀態，這樣既牽制了地區新型大國的崛起，又不至于因對盟國毫無原則的縱容激怒地區新興國而導致局面失控。換言之，糾紛的徹底解決或擱置都不符合美國霸權均勢的原則，糾紛的徹底解決會使美國失去插手地區事務的借口，更重要的是美國將因此失去可以牽制地區崛起國的國家力量。中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案使亞洲地區保持了十多年的和平與穩定，亞洲國家都得益于這種和平穩定的環境，有利于中國等地區新興大國的崛起，同時也有力地推動了世界格局多極化的趨勢，這是美國極不情愿看到的局面。

　　第三，影響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變數因再平衡戰略霸權均勢原則的應用而增多，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使整個世界都會受到霸權均勢原則的影響。亞太再平衡的霸權均勢是一種包含目標與手段的概念，由于國際環境中包含了很多不確定因素，所以運用均勢達到平衡的手段本身就是多變的，它隨著國際環境的變遷而變遷。21世紀初亞太地區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經濟發展的動力就像一股洪流從大西洋兩岸奔騰到太平洋兩岸，這個世界由此邁進了亞太世紀。與此同時亞太地區也聚集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國際矛盾，傳統大國與新興國家之間的矛盾，地區主導權的爭奪矛盾，歷史遺留問題的矛盾等。因此，亞太地區形成了經濟繁榮與政治不穩定的非對稱狀態，這種政治穩定的脆弱性會給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亞太經濟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最終使世界經濟發展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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