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深陷經濟危機的歐洲各國激進左翼力量表現活躍，一些激進左翼政黨出現了歷史性突破。但同時，歐洲激進左翼也表現出力量分散、起伏大的特點，顯示出其發展的不確定性。本文擬在簡要介紹歐洲主要國家激進左翼政黨現狀的基礎上，著重從政治意識形態分布、社會支持結構以及影響其發展的重要問題的角度，分析歐洲激進左翼政治上不確定性的深層原因。

　　一、歐洲激進左翼政黨的基本構成

　　歐洲左翼本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傳統的左翼泛指所有尋求對既有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變革的力量，它包括了各國社會民主黨以及比之更為激進的各種左翼。過去30年，歐洲左翼的構成出現了兩個大的變化，一是社會民主黨普遍出現了中間化道路趨向，即在政治戰略方面以尋求中間階級的支持為主要戰略目標，在政治意識方面力圖擺脫傳統“社會主義”的束縛，在思想意識方面更為接近于自由主義。因而在一些傳統左翼力量看來，社會民主黨已經越來越失去其“左”的特征。二是一些新的激進主義政黨尤其是綠黨的崛起，其政治上的主要特征是尋求一種生態主義的替代政治，而并不專注于傳統左翼政治事務。本文所說的“激進左翼政黨”指那些自認為非社會民主主義或非綠黨的政治左翼，或者說在左右政治光譜上站在社會民主黨左邊的政治力量。這一家族在歐洲總共大約有60個政黨[1]。這里主要以歐盟國家中非東歐地區國家的激進左翼政黨為分析對象。表1是目前在歐洲有影響的激進左翼政黨的一些基本情況。

　　表1顯示了歐洲激進左翼政黨構成的兩個顯著特點。

　　第一，這些激進左翼政黨的構成復雜，包括了傳統的共產黨組織、托派組織、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政黨以及其他一些新激進主義團體，后者主要是隨新社會運動發展起來的，包括持生態主義、和平主義、女權主義等觀念的激進組織。從黨的歷史淵源來看，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共產黨或由前共產黨演變而來，它們大多有較長的歷史，除了法國共產黨、奧地利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希臘共產黨、英國共產黨這些依然保持其稱號的共產黨外，瑞典左翼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德國左翼黨以及丹麥的社會主義人民黨也都是一些前共產黨的繼承者或從中分離出來的，荷蘭社會黨是一個毛派組織發展而來。第二類是由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左翼力量分化出來的，如法國左翼黨和挪威社會主義左翼黨。第三類則是傳統左翼力量與隨新社會運動發展起來的新的激進團體聯合而成，它們大多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成立，如芬蘭的左翼聯盟、丹麥的紅綠聯盟、冰島左翼綠色運動、英國的Respect黨、葡萄牙左翼集團、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等。

　　第二，這些政黨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不等，且起伏很大。有些政黨長期保持穩定的地位，并成為左右政治平衡的關鍵力量，如丹麥社會主義人民黨，挪威社會主義左翼黨等;但有些政黨在現實政治中的影響力則十分有限，如奧地利共產黨1959年以來從未在國家議會中獲得席位，2008年得票率只有0.8%;有些政黨的發展歷史則是大起大落，如法國共產黨以及曾經的意大利共產黨和現在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危機以來的表現也各不相同。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在金融危機期間迅速崛起，而意大利重建共產黨卻因為黨內分裂影響力迅速下降。冰島左翼綠色運動、葡萄牙左翼集團的起伏也很大，得票率迅速上升又急劇減少。顯然，這些政黨更容易受環境變化的影響。

　　二、歐洲激進左翼的意識形態分布

　　歐洲激進左翼政黨不同的歷史背景及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是造成其政治上的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大致將歐洲激進左翼的政治意識歸為三類。

　　第一類為各種共產主義。一些還堅持共產黨稱號的政黨保留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堅持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態度和分析方法，在對待金融危機的問題上它們也更為強調它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集中體現。不過，這類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態度也不盡相同。戰后歐洲共產黨曾有過兩條道路之爭，即堅持親蘇立場和堅持走歐洲共產主義自己的道路。這一歷史分歧的痕跡依然表現在目前歐洲共產黨的強硬派別和溫和派別之間。它們之中，有的堅持以靈活、創新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上相對溫和，有的堅持正統、甚至教條的馬列主義，并帶有強烈的革命意識。法國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屬于前者，而希臘共產黨、英國共產黨以及一些托派組織屬于后者。

　　第二類堅持各種社會主義，尤其是民主社會主義。在歐洲社會民主黨的主體力量走向中間化、為此淡化其傳統的社會主義色彩以后，一些激進左翼政黨(包括一些作為前共產黨力量延續的左翼黨)依然堅持社會主義的理念，并突出自己作為社會民主黨的“替代力量”。激進左翼所持的社會主義形形色色，但從上述一些有影響力的政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及其政治主張來看，它們實際上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個時期歐洲社會民主黨所持的傳統民主社會主義。在危機的問題上，它們著重于譴責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堅持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推進改善社會中下層地位的改革，強調加強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調控，尤其強調對福利國家的保護。在階級利益上更為強調對傳統工人階級的保護，和對工會的支持態度。瑞典左翼黨、丹麥社會主義人民黨、挪威社會主義左翼黨、德國左翼黨、法國左翼黨、荷蘭社會黨在基本觀念和政治主張上更為接近這類觀念。

　　第三類屬于新激進主義，即與新社會運動相關的一些激進主義觀念，包括生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平主義等。傳統左翼思想著重于對物質生產領域的干預和調節，其主要社會基礎是傳統的產業工人。與之不同，伴隨新社會運動發展起來的新激進主義則專注于一些非物質領域的事務，其社會基礎則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較高、性別特征明顯的群體。過去幾十年，新社會運動的影響已經滲透到了歐洲各種政治力量之中，紅綠聯盟也已成為歐洲的一個普遍政治現象。但在激進左翼看來，作為傳統左翼主流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已經既非“紅”、也非“綠”。而它們則是真正的“紅綠政黨”，即既堅持傳統的社會公平目標，也強調保護環境、男女平等、和平主義等新的進步要素，實際上就是將傳統左翼思想(社會主義)與新激進主義結合起來。意識形態上的紅綠結合目前已成為激進左翼的一個普遍特征，不過從政黨組織結構及社會支持結構來看，這一特征在北歐地區國家的激進左翼政黨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如挪威社會主義左翼黨、芬蘭左翼聯盟、冰島左翼綠色運動、丹麥紅綠聯盟。

　　上述意識形態分布顯示了激進左翼在政治行動和政治訴求方面的多樣性：從激進的“革命”要求到致力于選舉政治，從致力于一些高尚遠大的目標，到致力于微薄的日常具體政策，乃至專注于地區事務。而且，一些激進左翼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特征明顯。如作為曾經的毛派組織，荷蘭社會黨現在實際上奉行民主社會主義。而丹麥社會主義人民黨則從早期堅持“大眾社會主義”(popular socialism)轉向了現在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生態主義的結合。不同的意識形態也并存于一些政黨之中，一些政黨的分化組合往往即是不同意識形態之爭的結果。這種現象在一些左翼聯合型政黨中表現得較為突出。如芬蘭的左翼聯盟本身主要是兩種力量，即親蘇的芬蘭共產黨和遵行歐洲共產主義路線的人民民主聯盟的結合。前者表現出更大的不妥協態度而后者則尋求改良。作為這兩種力量妥協的產物，該黨稱它站在“工人一方、和平和裁減一方、自然一方和人類被壓迫的多數一方”[3]。

　　政治訴求的多樣性意味著激進左翼對其發展方向的不同認識，而這種意識形態的差異也直接影響到了相關政黨對一些基本政治問題的立場差異。

　　三、歐洲激進左翼的社會支持結構變化

　　歐洲激進左翼的多樣性及其變化也通過其社會支持結構反映出來。共產黨和其他社會主義政黨是傳統激進左翼的主體力量，其主要支持隊伍是傳統的產業工人。一直到今天，歐洲大多數激進左翼政黨的主要社會基礎依然是這些集中在城鎮尤其是大城鎮的產業工人，特別是養老者、失業者。但在過去的30年，傳統產業工人隊伍在產業結構的變化中萎縮，其中一部分弱勢群體在全球化競爭加劇過程中被邊緣化，而他們是一些傳統激進左翼的主要社會基礎。與此同時，白領階層隊伍尤其是公共部門雇員隊伍在擴大，他們中間同樣存在著分化現象，大量受過較高教育但收入較低的群體成為激進左翼新的支持對象。此外，在社會觀念方面，環境、女權、和平和民主意識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和群體中，尤其是中青年群體中。此外，新自由主義對歐洲政治的滲透和社會民主黨日趨中間化導致了傳統左右翼政治空間的變化，社會民主黨的部分傳統支持隊伍在流失，而他們成為來自左右兩端的激進力量(即激進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力量)的爭取對象。

　　上述歐洲社會和政治的變化在沖擊激進左翼的傳統社會基礎的同時，也促使其尋求更廣泛的社會支持，主要表現為一些激進左翼政黨把發展的空間轉向新的激進主義力量，這部分力量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更為關注生態、男女平等等新的激進主義事務，更為年輕化，女性的比例更大，許多是來自公共部門的白領底層。例如，丹麥社會主義人民黨的主要社會基礎已經是城市和大市鎮中具有較高教育水平的中產階級，從低等教育的工人階級中獲得的支持相對較少，黨員中女性比例大于男性。挪威的社會主義左翼黨的主要支持者來自公共部門雇員，其中白領和學生的比率大于藍領[4]，選民隊伍中女性比例大于男性。而作為小型的大眾型政黨，長期以來荷蘭社會黨一直面向社會各個階層。但近年來其支持結構也變得更為年輕化、受教育程度更高、女性比例更大。許多政黨雖然依然以傳統型的激進左翼支持力量為主，但也在更多地吸收一些受過較高教育、收入和工作不穩定的人群，如學生、藝術家等，如瑞典左翼黨、芬蘭的左翼聯盟等。在德國左翼黨和意大利重建共產黨中，這種變化是以地區性結構的變化體現出來的。德國左翼黨的傳統基礎主要是前東德地區藍領工人、失業者、工會成員和養老金依靠者，但近年來，西部地區的黨員數量和比例都在上升。意大利重建共產黨傳統基礎在北部工業地區，尤其是一些前“紅色地區”，近年來，這些地區的黨員隊伍在收縮，而在中南部則有發展，并出現年輕化傾向。另外，由于激進左翼對邊緣化群體的更大關注，一些政黨在移民中獲得更大比例的支持。當然，不同國家和不同政黨的趨勢不盡相同。例如在丹麥，與以市鎮中產階級為主要基礎的社會主義人民黨不同，丹麥紅綠聯盟的社會基礎依然是傳統的產業工人和工會成員。對于那些傳統支持力量占主導的激進政黨來說，黨員及支持隊伍的老化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以芬蘭左翼聯盟為例，該黨目前絕大部分黨員都在50歲以上，其中70歲以上的占近1/3，50-60歲和60-70歲的又各占1/4，50歲以下的不到20%[5]。一些傳統型的激進左翼政黨普遍存在這種社會支持結構老化的問題。

　　激進左翼的支持結構變化影響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發展方向，因為新的激進主義力量與傳統力量之間在價值觀和政治訴求方面不盡一致，后者更為關注物質領域的事務，強調保護具體的利益，而前者則更為關注一些非物質領域的事務以及一些更為抽象的價值。

　　四、影響歐洲激進左翼發展的重要問題

　　除上述因素外，歐洲激進左翼以下方面存在的問題也顯示了其政治上的不確定性。

　　1.對待資本主義的不同態度

　　激進左翼共同的特點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態度。但它們之間具體的立場差別很大，既有強硬的革命者，也有在資本主義框架下尋求改良的改良者，而且，從目前在歐洲有影響的激進左翼政黨的意識形態分布來看，后者占據了主導。從此次危機中激進左翼的態度中也可以看出，雖然它們都在譴責資本主義，但有些是在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尤其是積累機制上來分析其根源，而有些則主要是從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惡果的角度來看待危機。從后者出發，一些激進左翼主張重新強化被新自由主義政策削弱的福利體制，保護工人及工會的權利，加強國家的主導作用。這些更為接近于傳統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主張。不過，面對20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左翼陣營也在重新反思自己過去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其中有一種意識明顯加強，即不再簡單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被馴服了，甚至懷疑它能否被馴服。例如在網絡組織“改變歐洲”(Transform! Europe)[6]中，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整個20世紀的改良主義道路提出了質疑，認為危機證明這一道路的不可能[7]。不過，對于許多已經經歷轉型的激進左翼來說，它們很難退回到從前那種激進的革命立場。對于這種立場分歧，各政黨間的態度也不一致。一些政黨以求同存異的寬容態度對待相互的立場差異，并呼吁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加強聯合，但有些政黨卻并不包容其他政黨。

　　2.黨內紛爭

　　黨內紛爭是制約歐洲激進左翼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黨內紛爭，一些激進左翼政黨出現政治上的大起伏，甚至走向衰落。如意大利重建共產黨一度擁有13萬黨員和200萬選民支持隊伍，是影響意大利左右政治平衡的關鍵性力量，但黨內不斷的權力之爭以及多次的分裂導致其逐漸衰落，以致目前失去在國家議會以及歐洲議會中的所有席位。在導致黨內紛爭的多種因素中，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帶有普遍性。

　　首先是黨內的權力之爭和不同價值取向。在一些國家，不同的激進左翼力量通過聯合實現了合并，西班牙的左翼聯盟、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最初都只是出于選舉的需要而結成的松散的選舉聯盟，后來才正式注冊為政黨。但這類政黨往往更容易受到兩個方面的內部紛爭的困擾，即權力之爭和不同力量間價值取向的不同。以丹麥的左翼聯盟為例。該黨最初是由親蘇聯的芬蘭共產黨(CPF)和堅持歐洲共產主義道路的人民民主聯盟(DLFP)聯合組成，合并后，過去的兩個政黨之間的競爭演化為了黨內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競爭。另外，合并后該黨將自己界定為“紅綠政黨”，可兩種力量，即以傳統的產業工會為基礎的工會人士和強調國際性和環境價值的積極分子之間的不同價值傾向常常導致黨內的緊張關系。前者更為強調保護具體的利益，如平均工資、社會救濟和服務等，其平等意識中帶有強烈的階級意識，而后者更為強調不同取向群體之間的平等和容忍，即更為強調種族、性別之間的平等，也更為關注環境事務。不同價值取向間的競爭導致黨不斷地分化組合，這種現象在歐洲激進左翼中并不少見。

　　其次是因參政問題引起的內部分裂。在參政的問題上，一些傳統的激進左翼政黨依然堅持不參與資產階級政府，包括社會民主黨領導的中左政府。但面對新自由主義對歐洲各國政治議程的滲透，越來越多的政黨轉變了態度，希望通過參政來擴大激進左翼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同時促進歐洲政治的左轉。一些政黨通過這種轉變改變了形象。可參政往往也會給這些黨帶來消極影響，這些政黨內部對參政的立場也并不一致。參與政府同時也就意味著要背負政府政策失敗的后果，尤其是為了參政，激進左翼政黨往往要作出妥協，而在一些力量看來，這種妥協是以犧牲黨的原則立場為代價的，會導致部分支持力量的流失。法國共產黨、芬蘭的左翼聯盟、冰島的左翼綠色運動、意大利重建共產黨等都曾因為參政問題引發黨內的嚴重分歧甚至分裂[8]。因此，面對參政的可能，激進左翼政黨常常要作出尷尬的選擇，這取決于黨尤其是領導層如何平衡黨的不同需求。

　　3.左翼聯合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面對嚴酷的生存環境，歐洲激進左翼之間加強了聯合趨勢。一些過去相互競爭的黨派開始合作甚至合并，激進左翼政黨在歐洲層面的合作也得以加強，除歐洲議會中左翼黨團的合作外，“改變歐洲”網絡組織、歐洲左翼黨也相繼出現。通過這些聯合，進入新世紀后歐洲激進左翼整體力量有所恢復。此外，面對歐洲政治右傾化傾向，左翼之間有加強聯合的需要，一些激進左翼對大左翼聯合——即激進左翼與社會民主黨的合作——的態度發生改變，如冰島的綠色左翼運動改變了過去的不合作立場，2009年與社會民主聯盟組成了第一個左翼聯合政府。然而，激進左翼之間的聯合常常受制于相互間的立場分歧，而大左翼的聯合更受制于激進左翼與社會民主黨的相互不信任。

　　相互間的競爭、對聯合目標以及對其他一些重要事務的理解不同常常影響激進左翼之間的聯合進程和效果。以法國為例，2009年以后，一些激進左翼力量以“左翼陣線”選舉聯盟的形式參與歐盟以及國內的競選。但作為該聯盟兩大力量的法共與左翼黨之間對聯盟的主要競爭目標理解不同。左翼黨強調作為左翼替代，左翼陣線主要應該是與其他左翼運動尤其是社會黨競爭，而法共則持實用主義立場，既強調要顯示自己作為左翼替代的價值，也強調要促進法國政治左轉的趨向，因而在總統選舉候選人問題上主張第一輪投票提出自己的候選人，第二輪應該以左翼聯合起來贏得多數為目標，實際就是主張在第二輪投票中支持社會黨候選人[9]。

　　法國左翼陣線面臨的實際是歐洲激進左翼普遍面臨大左翼聯合問題。對此歐洲激進左翼大致分為兩派，一派堅持傳統的立場，拒絕與各國社會民主黨合作。葡萄牙共產黨、荷蘭社會黨、希臘共產黨等持這種立場。而另一派則支持大左翼聯合，至少是不拒絕這種聯合。瑞典左翼黨、丹麥社會主義人民黨、芬蘭的左翼聯盟、冰島的左翼綠色運動、意大利重建共產黨、挪威的社會主義左翼黨、法國共產黨等都支持或曾參與過這類聯合，德國左翼黨原則上不拒絕與社會民主黨的合作，但有條件即要求后者放棄市場自由化政策。但在一些國家，兩個方面的因素限制了這種大聯合。一方面，激進左翼和社會民主黨在一系列問題尤其是在一些原則問題上的政策差異限制了這種聯合，其中最突出的是市場化政策、歐盟問題以及和平主義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往往背離了激進左翼的一些原則立場。另一方面，激進左翼與社會民主黨間的互不信任。這有其長期的歷史淵源，尤其是許多激進左翼的共產黨背景。由于這方面的原因，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寧愿選擇綠黨和其他中間力量而不愿意選擇激進左翼作為聯合對象。最突出的例子是德國社民黨對前民社黨和現左翼黨的態度。

　　4.歐盟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問題日益成為影響歐洲各國政黨的一個重要政治問題，尤其是在此次金融危機期間，對歐盟的態度更是成為各國不同政治力量間博弈的一個焦點問題。總體來看，作為歐洲反全球化浪潮的主體力量，歐洲激進左翼態度與各國主流政黨形成對照，即普遍持消極態度，歐洲懷疑主義甚至成為一些激進左翼的標志性政治特征。但各國黨之間的立場不一，出發點也不同。瑞典左翼黨、丹麥的紅綠聯盟、冰島的左翼綠色運動、挪威的社會主義左翼黨、荷蘭社會黨、希臘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雖然都屬于歐洲懷疑主義派，但其立場和出發點有明顯的區別。在一些傳統的共產主義力量(如希臘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等)看來，歐盟是現代帝國主義的代表，因而它們主張退出直至瓦解歐盟。但有些政黨(法國共產黨)只是反對歐盟的進一步一體化，在歐洲政策上它們主張保護工人收入水平和社會權利的政策，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它們主要是反對歐盟的緊縮政策要求。這種觀念在歐洲大陸激進左翼中居多。而北歐國家的激進左翼政黨反對各國加入歐盟主要是擔心歐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傾向會侵蝕北歐的社會福利體制。一些激進左翼政黨的態度出現過明顯的變化，如奧地利共產黨，最初反對加入歐盟，后轉為批判性的立場，而這一轉變主要是針對奧地利的極右翼民粹主義渲染民族主義而作出的。而丹麥的社會主義人民黨也從過去的對《馬斯特里赫條約》說“不”到后來說“是”，再到后來支持歐洲憲法，告別其歐洲懷疑立場。也有一些激進左翼政黨在歐盟問題上持積極態度，如德國左翼黨雖然反對歐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并不反對歐洲的進一步一體化，甚至指責現右翼保守執政黨的消極立場。即便是在北歐國家，激進左翼內部不同的力量之間也有分歧，如支持歐盟者中年輕人比老年人居多。

　　危機以來歐洲社會圍繞歐盟問題的分化顯示，不同的社會群體從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受益不等。激進左翼的立場贏得了一部分弱勢群體的支持，但從長遠來看，隨著歐洲逐步走出危機陰影，這一因素的長期影響力是未定的。而且，在此問題上，激進左翼政黨還面臨來自極右翼的競爭，因為后者也是以反各國現行的歐洲政策為突出特征的，但卻將矛頭對準移民政策;相反，激進左翼則更多是以保護移民權利為政策目標。從選舉結果來看，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同樣在那些社會邊緣化力量中贏得很大的支持。

　　總之，經過20年的努力，歐洲激進左翼力量明顯有所恢復，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后一些政黨保持了良好的勢頭。但意識形態的多樣性、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在一些重要政治問題上的立場差異，使得歐洲激進左翼作為一個整體力量其發展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何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國情來選擇政治戰略，如何加強歐洲激進左翼間的聯合，將是決定歐洲激進左翼未來發展的關鍵。

　　【注釋】：

　　[1]參見Birgit Daiber, Cornedia Hildebrandt and Anna Striethorst(ed.),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p. 7。本書是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和社會分析研究所組織編寫的有關歐洲左翼政黨現狀的報告。本文在介紹這些政黨的基本情況時主要借用了這些報告。

　　[2]成立于1920年的英國共產黨曾經是有影響的左翼激進組織，但20世紀80年代后，英共幾經分化，影響力顯著下降，2005年和2010年大選都只獲得1000左右的選票。相反，2004年新成立的尋求作為工黨替代左翼力量的Respect在一定的范圍內卻成為工黨的主要競爭力量。

　　[3]Birgit Daiber, Cornedia Hildebrandt and Anna Striethorst(ed.),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p. 27.

　　[4]相反，挪威工黨的選民支持隊伍以藍領工人為主。

　　[5]Birgit Daiber, Cornedia Hildebrandt and Anna Striethorst(ed.),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p. 32.

　　[6]“改變歐洲”是成立于2001年的歐洲激進左翼力量的一個論壇性的網絡組織，它致力于促進激進左翼的思想和政治對話，尋求以社會的、女權主義的、生態的、民主的以及和平的價值觀來改變歐洲。

　　[7]CMS Stockholm, The Impossibilities of Reformism, Europe: Democracy at Stake (Transform! European Journal for Alternative Thinking and Political Dialogue, 10/2012).

　　[8]法國共產黨于1997年-2002年參加了若斯潘領導的政府，但黨內一直有力量對其價值表示懷疑。2009年大選后，冰島的綠色運動與社會民主聯盟組成聯合政府，但聯合政府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立場與該黨原有的立場發生矛盾，包括歐盟問題、與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的關系以及在危機中引起巨大爭議的“冰儲協定”(Icesave Agreement)問題。而意大利重建共產黨的多次分裂，包括意大利共產黨人黨(PdCI)、共產主義工人黨先后從該黨脫離，皆因該黨兩次參與普羅迪領導的中左政府(1996年-1998年，2006年-2008年)引發。尤其是第二次參政期間，因為投票支持意大利駐阿富汗軍隊的財政預算案和支持意大利派兵黎巴嫩，該黨遭到歐洲左翼黨的批評，黨內一些團體分離，2008年大選失去議會席位又直接引發了2009年多數派的分裂。

　　[9]法國總統選舉分兩輪，第一輪贏得半數以上選票的候選人直接當選，如果沒有一個候選人過半，第一輪得票居多的前兩位進入第二輪投票。按照目前的法國政黨結構，除特殊情形(如2002年大選極右翼的勒龐得票率超過了社會黨候選人若斯潘進入第二輪)外，一般進入第二輪競選的是社會黨和右翼保守政黨候選人。

　　參考文獻：

　　[1]張契尼、潘琪昌編：《當代西歐社會民主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

　　[2]王學東、張文紅主編：《中國共產黨和歐洲左翼政黨的發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3]Birgit Daiber, Cornedia Hildebrandt and Anna Striethorst(ed.),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4]Europe: Democracy at Stake(Transform! European Journal for Alternative Thinking and Political Dialogue, 10/2012).

　　[5]Gerassimos Moschona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ilemmas of the Radical Left: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Europe-No Future(Transform! European Journal for Alternative thinking and political dialogue, 09/2011).

　　[6]Transform! Newsletter, 01-14, 2012.

　　[7]Die Linke., Newsletter,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8]Vera Glassner, Government and 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Working paper, 2009, 09,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http://www.etui.org/Publications2/Working-Papers/Government-and-tradeunion-responses-to-the-economic-crisis-in-the-financial-sector.

        原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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