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就意味著不平等性嗎?“是的”，《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通過爬梳幾百年的經濟史，給出了這樣的答案。這個簡短的一問一答在全球引起了關于資本主義宿命的激烈辯論，中國的知識界也因之而沸騰。

　　皮凱蒂的回答正確與否很難回答，但歐洲——這個長期以福利國家傲于世界的地方，尋求資本主義與社會公正共存的試驗似乎已經遭遇重挫：債務危機五周年的今天，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社會不平等持續擴大，大量年輕人依然無處就業。皮凱蒂的家鄉法國，更是提供了在福利國家問題上前進還是倒退猶豫不決的活案例。

　　歐洲“不”平等

　　在日前發布的《2014年歐盟社會公正報告》中，貝塔斯曼基金會發現，歐盟28國的社會不公正狀況正在加劇，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青年人嚴重失業、南北差距拉大等問題也困擾著歐盟。

　　貝塔斯曼基金會開發的“歐洲社會公正指數”上，2014年歐盟整體得分僅為5.6分。與歐債危機前的2008年相比，除個別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的社會公正指數在下降，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等重債國家社會不公最為嚴重，希臘得分最低，僅3.57分。

　　經合組織(OECD)官網23日刊文對此評論稱，大多數歐盟國家的社會狀況尤其是貧困和失業，在2009年以后都顯著惡化了，其標志是長期的高失業和嚴重的就業不足以及經濟增長的弱勢乃至停滯。與此同時，歐盟貧困率已經上升了1.7個百分點，達到25.4%，很多國家的失業率已經驚人的高。

　　到現在，為享有受法律保障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法航65%的員工參與的大罷工已持續了近20天，超過一半航班被取消。而在本月初，葡萄牙決定在今明兩年繼續削減月收入1500歐元以上的公務員工資，減薪幅度最高10%。

　　財政緊縮盛行

　　當希臘于2009年10月引爆歐債危機后，福利國家成為世人指責的對象。新自由主義在遭受美國2008年金融海嘯的重擊之后迅速復活。不能輕易否認為走出危機而展開的減債、減赤努力，但這一“華盛頓共識”鐵律的首要受害者便是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

　　OECD認為，歐盟范圍內社會不公正的加劇的確反映了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影響，但歐洲應對舉措的不利影響也不可忽視，比如大多數歐元區國家在危機期間和結構改革中以實現經濟和預算穩定化所施行的財政緊縮就對社會公正產生了負面影響。

　　中國社科院英國問題專家李罡認為，從債務危機到現在，由于失業率飆升，歐洲不平等的加劇已經很明顯了。此外，危機后很多國家實行緊縮政策，減支導致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大幅增加，而增稅和打擊逃稅導致富人將資產轉移至國外，尤其是法國，國內投資和經濟增長從而遭到抑制。

　　一體化的糾結

　　一體化的推進讓歐洲處理福利國家與經濟活力關系更為棘手。

　　在OECD看來，歐盟一直在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并在穩定歐元區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歐洲官員也都痛苦地意識到了在創建一個真正的“社會福利歐洲”上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是管理一個多國聯盟的困難：相比于多國，單個國家在取得民眾支持以共擔風險、轉移福利以及遵守規則上難度要小得多。正如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所說的，荷蘭人在資助希臘上難度太大，但資助其他荷蘭人就完全不一樣了。

　　其次是機構問題：歐盟和歐元區都不是一個能夠果斷決策以解決問題的國家或政府。相反，歐盟在遇到問題需要進行必要的改革時，都必須在各個民族國家的政府和立法機構取得一致同意。這導致歐盟在取得共識上拖沓費時，而各國政府都試圖從協議中尋求最大利益。

　　拋開歐元區，歐盟的社會挑戰可能是可控的。歐盟國家的社會不平等以全球標準來看仍比較低，而且比美國或者金磚國家都要低很多。歐洲雖然社會模式多種多樣，但都關注社會公平以及在團結與自由中間取得平衡。

　　改革兩處遇阻

　　歐洲經濟依舊在低迷處徘徊，但它必須有所行動。然而，這些努力在國內和國際兩方面都遭遇到了阻力。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薛建成認為，不僅在國內，在國際上，主張社會公正的法國遭到主張緊縮政策的德國的抨擊。德法兩國的觀點實質上是兩種路線的分歧，是先減債還是先促進經濟然后再還債。“奧朗德現在意識到應該先促進經濟，于是任命了瓦爾斯做總理，并傾向于通過減稅扶持企業，但卻遭到黨內反對，被指向資本投降，導致支持率跌到歷史最低”，薛建成說。

　　在右派阻撓和左派內部的分歧讓奧朗德無所措施時，極右的國民陣線崛起了。薛建成稱，“如果法國經濟一直沒有起色的話，不排除國民陣線在2017年大選中崛起，甚至是在第一輪投票中勝出”。

　　而在國際上即歐盟層面，挑戰更大。OECD認為，歐洲貨幣聯盟的管理過于復雜，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制定，緊急救助由各國部長一致通過，政府支出的大頭在國家層面，但卻受到歐盟赤字限額的約束，這讓各國政府無所適從。奧朗德曾抱怨，“我感到歐盟日益遙遠，太令人費解”。但由于歐洲懷疑論者正處于有史以來最活躍的時候，賦予歐盟層面更多權力將難以說服選民。

　　事實上，在現有制度之下，歐盟政治領袖在回應民眾經濟和社會需求的時候，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蒙混過關了事。時間就是生命，一旦社會不平等一直惡化，考驗的不僅是政治領袖的宦途生涯，還有歐洲一體化60多年努力的成果，以及彌合資本主義與社會公平分歧的歷史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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