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無論美國將戰略重心置于中東還是亞太，其都會內心充滿焦慮。

　　近些年，美國不斷加大中東戰略收縮，同時加快戰略重心東移。然而，中東熱點問題頻發，令美國的戰略部署一波三折。尤其2014年6月以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并將整個中東攪得雞犬不寧，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這無疑給美國出了個大難題，美國明顯到了是“中東收縮”，還是“重返中東”的重新抉擇的十字路口。

　　美國的全球霸權夢始于中東，也熄滅于中東

　　中東地緣與資源“合二為一”，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從地緣角度看，中東是溝通歐亞非三大洲的樞紐地帶;從資源稟賦看，中東是國際最主要的能源供應中心。與此同時，中東至今沒有形成穩定的地區體系，其內部矛盾重重，難以自行排解各種問題，有時甚至主動求助于外部支持，這就為大國在該地區進行折沖樽俎提供歷史契機。巨大的戰略回報與微小的反霸抵抗相結合，誘使外部大國競相進入該地區，并將其作為歸屬未定的霸權名利場。尼克松就曾說過，“‘誰在波斯灣和中東控制著什么’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誰在世界上控制著什么’這一問題的關鍵。”

　　對美國來說，控制中東一直是其全球稱霸的重要一環。而且，美國實力越是接近巔峰，控制中東的欲望就越強烈。冷戰時期，美國由于顧忌蘇聯掣肘，不可能在中東全力投入，其政策主導面是促進和維護該地區穩定。在國家層面，推行“代理人政策”，避免干涉中東內部事務;在地區層面，推行相互制衡的均勢政策，使美國可以用有限的力量，防止該地區出現威脅美國利益的地區性大圈。這種不乏實用主義色彩的政策，很大程度沿襲了老英國的外交精髓，使美國在中東這一最為復雜敏感的地區，較為有效地維護了美國的霸權利益，并保持了一定的戰略靈活性。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稱霸世界的野心也日趨膨脹。而1991年發動的海灣戰爭，正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第一場戰爭。此后，美國幾乎每隔幾年就發動一場地區戰爭，仗越打越順，心態卻越來越浮，全球稱霸的野心更是日益膨脹。“9·11”事件發生后，當時的小布什政府以此為借口，徹底改變美國以往現實主義為底色的政策，轉而在中東推行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政策：一是通過發動“反恐戰爭”，用武力手段在中東推行政權更替;二是對親美國家推行“民主改造”，直接插手中東國家的內政。但這種政策造成兩大問題：一是接連發動戰爭使美國深陷戰爭泥潭。阿富汗戰場和伊拉克戰爭成為消耗美國國力的“地緣政治黑洞”;二是黷武戰爭使中東脆弱的力量平衡遭到極大破壞，美國在中東的夙敵由此“相對崛起”;三是美國推動“民主改造”使伊拉克等國出現教派矛盾升溫、安全局勢惡化等一系列治理難題。

　　在歷史上，美國經濟繁榮乃至霸權地位的獲得，很大程度上是與對外戰爭的勝利分不開的。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使美國經濟實現了飛躍式發展，并最終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但戰爭失敗(如越戰)則會使其經濟迅速衰退，并使國力下降。“勝利—增長”和“失敗—衰退”已成為考察美國經濟發展走勢的基本線索。而長達十年的“反恐戰爭”使美國軟硬實力嚴重受損，美國財政狀況日趨惡化，并出現了增長放慢、美元貶值等一系列問題。美國全球霸權由盛轉衰。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美國在中東鎩羽而歸，使其獨霸世界的單極世界夢由此日益熄滅，不得不考慮從中東泥潭脫身。

　　想要撤離不容易：美國在中東戰略收縮引發新問題

　　事實上，從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國就出現中東戰略收縮的跡象。當時，小布什向尼克松時期的高層智囊基辛格請教，是“尼克松主義”抬頭的先兆;撤換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則是政策轉折的風向標，這與美國當年在朝鮮戰場撤換麥克阿瑟、在越南戰場上麥克納馬拉辭職異曲同工;將伊拉克安全部隊推向前線，實行“伊人治伊”，這與當初在越南戰爭中推行“越南化”政策如出一轍。2009年奧巴馬上臺后，美戰略收縮的幅度更趨加大：2009年6月初，奧巴馬在開羅發表緩和與伊斯蘭世界關系演講，完全可與1969年尼克松在關島發表“尼克松主義”比擬。

　　數年來，美國中東戰略收縮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降低反恐調門，并在2011年從伊拉克撤軍，準備于2014年從阿富汗撤軍。二是在2011年中東劇變后，美國雖在敘利亞、利比亞等國策動政權更替，但主要采取經濟制裁、資助反對派等“文斗”方式，拒絕直接軍事介入。如2013年8月敘化武事件曝光后，奧巴馬無視“使用化武就動武”的承諾和盟友慫恿，接受了“化武換和平”方案。三是在伊朗問題上，美國不顧地區盟友反對，積極回應魯哈尼“魅力攻勢”。兩國總統最終實現首次通信、首次通話，僵持十年多的伊核危機首次出現降溫趨勢，各方先是于2013年11月24日達成初步協議，2014年2月又啟動一攬子解決核問題的直接談判。

　　美國獨霸中東固然是導致中東動蕩的淵藪，但中東已出現“功能紊亂”，美國在此關鍵時刻加速從中東收縮，使中東出現極大的“不適應癥”，各種新舊矛盾日趨迸發。

　　一是教派沖突矛盾日趨公開化。中東遜尼派與什葉派間雖然有矛盾，但長期處于“潛伏期”。2011年中東劇變后，該矛盾被明顯“激活”，敘利亞內戰升溫使該國成為教派矛盾的“輻射源”，以沙特為代表的遜尼派，以及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都將敘利亞視為主要競技場。伊拉克教派矛盾本就十分突出，而2014年6月“伊斯蘭國”攪局，使該國教派矛盾更加激化。而敘伊兩國地處中東教派斷裂線的中心位置，地區輻射效應明顯。中東各國大多是遜尼派與什葉派雜居，如果任由中東教派矛盾升溫，將會使這些國家內耗加劇甚至元氣大傷，并對地區和整個世界構成持續威脅。

　　二是極端恐怖勢力空前壯大。美國撤軍和中東劇變，使地區權力真空增多，持續十年的反恐戰爭功虧一簣，此前一度收斂的恐怖主義勢力重新壯大。一方面，過去鮮少恐怖活動的國家，成為恐怖主義“新天堂”。敘利亞由“和平綠洲”變成“全球圣戰”的大本營;利比亞極端勢力漸成氣候，“利比亞伊斯蘭戰斗團”死灰復燃，并涌現出不少新的極端組織;埃及變局后，活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分子紛紛回國，境內被關押的伊斯蘭分子也恢復自由，該國恐怖襲擊增多。另一方面，也門、伊拉克等國恐情更加嚴峻。尤其是“伊斯蘭國”攻城略地并公開“建國”，意味該國反恐形勢已經從量變演變到質變階段。

　　三是地緣版圖碎片化趨勢日趨明顯。當前中東地緣版圖主要是當年英法殖民者為“委任統治”而人為劃定的，各國內部部族、教派、民族矛盾突出，地區秩序基礎并不牢固。2011年中東劇變后，中東強人政權紛紛被推翻或遭削弱，致使潛在的部族、民族矛盾公開化，促使分離主義抬頭。也門南部重新出現分離呼聲，北部胡塞武裝擁兵自重。利比亞在卡扎菲政權倒臺后，日趨分裂為的黎波里塔尼亞、昔蘭尼加和費贊三部分，要求實現聯邦制等分離主義傾向日益增強。伊拉克局勢在伊戰后，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之間的教派矛盾日趨升溫，使該國一分為三可能性日增。這種地緣分裂苗頭，無疑是導致中東局勢動蕩長期化的禍根。

　　而2014年6月以來異軍突起的“伊斯蘭國”則是這種動蕩源的總代表，而該組織的興起與美國戰略收縮政策直接相關。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此前在美國和伊拉克安全部隊打擊下，本已元氣大傷，42位高級領導人中有34人被殺或被擒。但美國撤軍使其重新壯大起來。2014年6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詹姆斯·阿莫斯認為，如果美軍沒有在2011年全部撤出伊拉克，ISIS就不會占領伊拉克中部，馬利基政府和遜尼派之間的政治分歧就不會日益加劇。

　　“戰略收縮”還是“重返中東” 美國處在兩難境地

　　當前，美國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花大力氣搞好國內經濟，同時還要集中精力應對中國崛起對美國帶來的傳統安全挑戰。在此背景下，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戰略興趣”日趨下降，中東戰略收縮步伐不斷加快。但美國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的前提，是中東局勢不失控，尤其不能威脅美國的利益和安全。2013年七八月間，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受命謀劃美國未來中東政策。賴斯等認為，美國應避免讓中東熱點事件左右美國外交議程，除非出現美國盟友遭入侵、石油供應中斷，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否則美國將避免在中東使用武力。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當前中東日趨陷入大亂局：利比亞陷入混戰、埃及轉型艱難、敘利亞內戰僵持、伊拉克瀕臨崩潰、巴以沖突難以平息、伊核談判遲遲難以突破。所有這些，都迫使美國不得不時時“牽掛中東”，難以安心進行戰略收縮。尤其是異軍突起的“伊斯蘭國”，其政策血腥極端，戰斗力強大，攻擊方向飄忽不定，且政治野心極大，宣稱將建立地跨西亞北非的“哈里發帝國”。“伊斯蘭國”的膨脹和擴張態勢，不僅威脅伊朗、敘利亞等美國的地區對手，也威脅沙特、約旦等美國的中東盟友。而該組織近期斬首美國記者，以及此前揚言血洗美國，意味著該組織對美國公民和本土安全也在構成威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14年8月以來，美國開始對該組織持續發動空襲。

　　中東壞消息不斷，令美國決策者面臨艱難抉擇：繼續堅持戰略收縮，容忍“伊斯蘭國”壯大;還是加大重返中東，全力圍剿伊斯蘭極端勢力。在特定時空內，美國不可能駐足東亞與西亞兩個“戰略重心”，沒有能力在應對中國傳統安全挑戰的同時，應對來自伊斯蘭極端勢力的非傳統安全挑戰。這種“選邊”對美國無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事實上，無論美國將戰略重心置于中東還是亞太，其都會內心充滿焦慮，擔憂其認定的另一個威脅源頭進一步壯大。這種“按倒葫蘆起來瓢”的戰略窘境，歸根到底是美國咎由自取的結果。(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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