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以國為鏡，可知存亡。人類社會自出現私有制以來，其發展已走過了幾千年的歷史，且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掠奪與被掠奪貫穿了整個私有制社會的發展進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出現，不僅是社會革命的產物，也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開辟了新景象。經濟基礎的公有制也改變了在此基礎上的上層建筑的性質。作為社會革命的產物，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的矛盾和斗爭，也始終沒有停止過。在以私有制為絕對地位的世界里，對公有制的圍堵與進攻始終是尖銳而激烈的斗爭，它對整個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是通過新民主義革命后建立起完整公有制體系的少數社會主義國家，關于兩種所有制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也從來沒有停止過。一部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書寫了兩種所有制的斗爭，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革命和社會矛盾的斗爭史，它為中國兩條道路的發展前景提出了不同的藍圖。

　　第一節、蘇聯解體——中國修正主義前途的鏡子

　　蘇聯是世界上建立起來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幅員最遼闊、資源最豐富、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然而，這個橫跨歐亞大陸擁有著2400多萬平方公里的強大國家， 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在1991年12月頃刻解體滅亡，成為人類歷史上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審視自己的發展前途和命運的鏡子和歷史遺產，是社會主義的政黨接受正反兩方面歷史教育的教科書。雖然，各種國際組織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得出了許多不同的結論，但從蘇聯解體的過程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訓：

　　1、思想蛻變與意識形態的斗爭

　　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取得了蘇聯的國家領導權，以他為首的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列主義，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后，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對斯大林的錯誤無限擴大化，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運動，進而全面否定列寧、否定蘇共的歷史和蘇聯的國家歷史。從那時起，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開始了，并愈加尖銳。否定歷史就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生，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必然導致思想領域的混亂。意識形態的蛻變對蘇聯年輕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成為西方世界爭奪接班人的對象，最終成為瓦解蘇聯國家的主力軍，葬送蘇聯社會主義的掘墓人。西方世界對蘇聯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利用大眾傳媒宣傳西方社會的“成就”、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詆毀和丑化蘇聯社會主義。將報刊私有化合法化，導致社會主義及其政黨喪失了輿論陣地，也就喪失了自己的道德話語權，最終也就喪失了自己的社會道德地位。它如同推倒了第一張多米諾骨牌，社會主義及其政黨，不僅失去了道德的制高點，還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及其政黨的歷史清算創造了輿論環境，并奠定了社會的思想基礎。

　　清算歷史的思潮是蘇聯意識形態質變所導致的結果，把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極權主義”的萬惡之源，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一些報刊趁意識形態的批判邪風盛行之機，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公然打出向資本主義方向改革的旗號。在文化領域，大量的所謂揭露歷史、解密故事、反思小說等誘導、誤導和騙導民眾，在情感上、認識上、甚至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徹底否定蘇聯和共產黨。在教育上，取消學校中的馬列主義必修課，中學的馬列主義課改為《社會與人》，在根本上切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承與傳播。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機構和研究會變成了宣傳西方意識形態的陣地，急進的反對派控制電視臺扇動顛覆社會主義，進而達到在政治上、組織上全盤否定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目的。

　　意識形態質變是社會質變的開始，蘇聯的解體首先是從意識形態開始的，西方世界在蘇聯通過宣揚以個人利益為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來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相抗衡。美國總統里根提出：“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的斗爭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核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中國社會的私有化改革也是先從意識形態開始的，在私有化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否定歷史、清算歷史的思潮。在宣傳上，私有化讓資本占領了社會的重要宣傳媒體，鼓吹私有化、全盤西化和西方價值觀的內容充滿了輿論陣地，使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喪失了話語權。在文化領域，傷情文學替代了革命文學，用娛樂精神代替了理想信仰。在教育上“去意識形態化”，實質就是去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化，導致一代人理想和信仰的缺失。社會出現借否定文化大革命來否定共產黨的歷史，用脫離“文革”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成因的批判，來全面否定社會主義，鼓吹全盤西化。意識形態的質變必定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2、政治多元化與組織滲透

　　社會主義的政治就是由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統治。但是，蘇聯共產黨在執政70多年后，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人卻自動放棄了對國家的領導權。戈爾巴喬夫認同西方的意識形態，贊賞西方議會民主，追求效仿西方式的三權分立，在推行蘇聯政治體制改革中確立了多黨制和總統制。不僅在法律上動搖了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還剝奪了蘇共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權。軍隊是國家機器，也是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軍隊的“非政治化”、“非黨化”，最終是蘇共失去了統治國家權力的保障。從那一刻起，戈爾巴喬夫成為徹底背叛蘇共的叛徒，是他出賣了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恰恰證明了一個道理，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復辟資本主義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在共產黨內部，就在無產階級的領導集團內部！

　　所謂“政治多元化”，也是上層建筑的多元化，就是讓執政的蘇聯共產黨放棄絕對領導權，與其它政黨分享權力，最終的結果就是讓反對黨上臺，讓共產黨下臺。西方世界的所謂“政治多元化”，準確地講是“政治多源化”，他們具有共同的階級基礎。“政治多元化”粉碎了社會上層建筑的統一性。政治為誰服務成為最根本的原則問題，政治多元化不僅是不同利益集團代表的多元化，也是不同階級利益代表的多元化，政治更成為了矛盾斗爭和博弈的旋渦中心。政治對立必然是路線對立和道路對立。1991年8月19日蘇聯發生的“八月政變”，又稱“八一九事件”，是多元政治勢力圍繞捍衛蘇聯和解體蘇聯展開的政治斗爭。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蘇共開始蛻變。“政治多元化”動搖了執政黨的組織基礎，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政治勢力滲透到蘇共黨內，并不斷侵蝕著蘇共的機體。戈爾巴喬夫讓親西方分子進入各級干部管理層和軍隊領導層，把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等人拉進蘇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使蘇聯共產黨不再是一個純潔的隊伍，結果是摧毀了蘇共的組織基礎。官僚腐敗，脫離群眾，也使蘇共逐漸喪失群眾基礎，越來越失去群眾支持。

　　在中國，鼓吹走西方式民主政治道路，宣揚“軍隊國家化”，推動政治多元化的“改革”，都是為了分享和剝奪共產黨的權力。拋棄馬列主義，否定毛澤東思想，淡化和混淆階級概念，推動“憲政”，其根本目的是要動搖共產黨執政的合法地位，最終結果只能是自掘墳墓。

　　3、經濟改革與私有化

　　“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展開了軍備競賽。軍備競賽影響了蘇聯的經濟發展，但這不是蘇聯解體的經濟根源。因為，軍備競賽可能導致經濟畸形發展，但卻不會摧毀經濟基礎。自蘇聯社會歪曲斯大林時期的經濟成就開始，就為埋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打下了基礎，也為摧毀蘇聯的政治制度打下了伏筆。

　　私有制隨著原始社會瓦解而誕生，已貫穿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發展歷史。而“私有化”則是在有了公有制之后出現的社會思潮，它要革命的對象正是公有制。所以，私有化是私有制發展的逆運動，私有化的改革，就是對公有制的革命。中國的私有化改革，并不是中國所獨有，而是從蘇聯時期就已開始了。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指責公有制“經濟壟斷”，計劃經濟沒有效率，歸咎為造成經濟改革窘境的原因。為了實現政治改革的目標，徹底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大力推行公有企業非國有化和私有化。私有化的實質，就是把本來屬于國家即全民的資產乃至財產的所有權“重組”、“明晰”、“量化”給少數新貴。“私有化”的這種進程在中國得到了重演。

　　蘇聯解體后，所有新獨立的國家都急速推進了私有化。私有化的實質是解決政治問題，在根本上摧毀了社會主義政權留下的經濟基礎。正如擔任過俄羅斯副總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員會主席、有“私有化之父”之稱的丘拜斯所說那樣：“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里奪出來就好。”私有化就是強盜對國家的劫掠，其結果不僅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喪失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及以此為基礎的話語權、決策權、決定權和支配權，還使勞動者失去當家作主的權利，并造成了大批工人失業和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1992年初，新獨立的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發起了一場以全面私有制為改革目的的“休克療法”，全面放開物價，實現市場化。結果是盧布大幅貶值，物價全面暴漲。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生產總值比1991年下降了52%，超過了從1941年至1945年戰爭期間的22%，同期工農業生產減少60%，盧布貶值5000多倍。貧富差距加劇，到1998年，20％的居民掌握了一半以上的國民總收入。此外，社會陷于混亂，犯罪大量涌現，俄羅斯全國出現了八千多個有組織的大型犯罪團伙，葉利欽在其1996年的國情咨文中無奈地承認：現今的俄羅斯已超過了意大利，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黑手黨王國。

　　在私有化改革步俄羅斯后塵的中國，貧富差距已遠遠超越了俄羅斯，并且為中國私有化的前途作了更進一步地驗證。俄羅斯的新權貴們大量廉價收購國有企業和銀行股權，迅速完成了資本集中和對國民經濟的控制，成為俄聯邦的金融和工業寡頭。私有化的惡果在中國得到了復制，大量的國有企業在轉制中被廉價的轉讓，權貴們侵吞了人民用血汗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產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在中國同樣被不斷激化，社會治安前所未有地惡化。這些都足以證明，私有化必定是中國社會主義的不歸路。

　　4、敵對勢力的顛覆與“和平演變”

　　顛覆政權是敵對勢力慣用的手段，它不同于直接的軍事干涉，而是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手段、各種形式對他國進行滲透、扇動策反、破壞，支持他國反政府勢力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從來沒有停止過，西方國家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通過金融、貿易、科技手段進行誘壓;通過文化、娛樂、輿論手段進行誘導;通過政治、軍事、外交手段進行誘降，以“和平演變”的方式顛覆了蘇聯的國家政權，推翻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

　　文化顛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用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替代社會主義價值觀，為自己尋找代言人，在蘇聯內部制造思想混亂和思想對立，從而達到內部分化和瓦解的目的。經濟顛覆是利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關系，通過扶持、資助、培養和收買代辦人，制造經濟危機，破壞經濟秩序，以經濟矛盾促政治裂變。政治顛覆是針對國家權力機構尋找和創造現政權的反對派，通過政治誘降、利益誘騙樹立代理人，甚至武裝代理人通過軍事政變推翻現政權。“和平演變”是一場全方位、多層面、深層次，以西化、分化、轉化為手段的沒有硝煙的全面戰爭。在1991年3月舉行的蘇聯全蘇人民公決中，贊成保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票數占76.4%，反對的占21.7%。但格魯吉亞、立陶宛、摩爾多瓦、拉脫維亞、亞美尼亞和愛沙尼亞6個加盟共和國拒絕進行公投，實質是不敢公投。說明絕大多數蘇聯人民是反對解體的。為了維護蘇聯統一，發生了“八一九事件”。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蘇共內部反叛勢力與西方敵對勢力里應外合，扇動軍隊包圍了克里姆林宮。蘇聯解體后，葉利欽還炮轟議會逼迫自己的政敵投降，用行動證明了西方價值觀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的虛偽性。

　　“和平演變”是由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艾倫·杜勒斯所提出的，他在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之際，就詳細勾勒了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的演變：“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步抹去他們的存在”；“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針對中國的“和平演變”，美國中央情報局從1951年就開始擬訂并逐步完善的一套內部代號為《十條誡令》的行動計劃，試圖通過思想文化、傳媒工具、政治經濟、民族和宗教矛盾、武裝策反等方面動搖中國年輕一代的傳統價值觀，進而達到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目的。從中國紛繁怪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亂象中，可以看到蘇聯“和平演變”的影子，且是如此的相似。

　　5、民族矛盾與國家分裂

　　“民族矛盾說”是蘇聯解體的解釋之一，對不可回避的是它在蘇聯解體中發揮了作用。大俄羅斯主義播下了蘇聯民族關系日趨緊張、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見增長的種子。民族矛盾不僅在各個加盟共和國內部，也存在于各個加盟共和國之間。蘇聯的私有化改革使國家和利益整體瓦解成各個利益主體，官僚特權階層為一己之私利的集體背叛，使利益整體進一步碎片化。戈爾巴喬夫的一系列錯誤路線，破壞了黨群關系，進一步瓦解了蘇聯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面對國內經濟狀況惡化和民族矛盾尖銳的狀況，蘇共在喪失民心的同時，也喪失了團結民眾克服困難應對挑戰的凝聚力。政治碎片化更加劇了民族矛盾，據蘇聯《真理報》披露，1987年蘇聯的非正式社團有3萬多個，到1990年急增到9萬個，其中政黨約500個，全國性政黨20個。他們都在干著反蘇反共的勾當。

　　敵對勢力的滲透和顛覆是無孔不入的，蘇聯的民族矛盾問題是他們決不會輕視的，且也是絕不會放過的。插手蘇聯的民族問題，破壞蘇聯的民族關系，在蘇聯內部制造動亂，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重要手段。不僅趁蘇聯出現民族矛盾和民族沖突之機，西方國家趁火打劫，蓄意推波助瀾，還主動破壞蘇聯的民族關系，挑起民族矛盾。如1986年蘇聯改革之初，一些美國議員就跑到拉脫維亞公開宣布美國從未承認蘇聯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占領”，波羅的海人民有權決定是否獨立，赤裸裸地公開挑撥蘇聯民族關系。1989年春，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義活動勢如潮涌之時，美國駐蘇大使主動接見分裂勢力的代表，公開支持他們的分裂訴求，并直接促成了意在強化分裂主義勢力意志和決心的 “波羅的海之路”運動，兩百萬人手牽手，并喊出了“打倒蘇共”和“脫離蘇聯”的口號。波羅的海三國分裂勢力的成功得手，推倒了蘇聯解體的多米諾骨牌。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千方百計支持蘇共內部的反叛勢力，大力扶植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掘墓人，最終讓這個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頃刻間轟然倒塌。

　　與蘇聯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正因為民族矛盾有極其深刻的殺傷力和巨大的破壞力，西方國家顛覆中國也決不會輕易放棄這種戰略手段。所以，他們也會千方百計扇動民族仇恨，制造矛盾。西方國家支持“臺獨”、“藏獨”和“港獨”，公開支持達賴喇嘛分裂勢力的活動，對“疆獨”及宗教極端勢力在新疆制造的暴力事件實施“雙重標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分裂中國。200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總統國情咨文時痛心地感嘆：“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說，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蘇聯修正主義的失敗，就是中國修正主義的鏡子。

　　第二節、朝鮮問題——中國社會主義艱難行進的影子

　　朝鮮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中國的鄰國，不論在歷史淵源、民族關系、地緣政治，都與中國有割不斷的聯系。朝鮮半島雖然面積不大，但其軍事對抗程度、國際矛盾的復雜程度卻是世界上少有的，這與其地緣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朝鮮問題是“冷戰”的產物，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朝鮮問題和朝核問題。

　　1、朝鮮問題的由來

　　朝鮮國家雖小，卻很古老。考古研究發現，在朝鮮有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朝鮮歷史幾乎與中國歷史并行發展，在各個歷史朝代都有相互往來和聯系。朝中之間文化相近、相通和相融。近代朝鮮與中國一樣，也是一個倍受外族侵略和蹂躪的國家，歷史上朝鮮曾是古代中國的藩屬國，1895年因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而脫離宗藩關系，1904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朝鮮被日本徹底控制，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鮮，并實行了殖民統治。朝鮮人民為爭取國家獨立與日本占領軍展開了英勇斗爭，并在1919年成立了臨時政府。太平洋戰爭爆發，朝鮮臨時政府向日本宣戰，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同盟中的一支抗日力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根據協議，在第一號指令中宣布，以北緯38度線為界作為美蘇兩國軍隊分別在朝鮮南北接受駐朝日軍投降和對日開展軍事活動的臨時分界線，俗稱“三八線”。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條不以自然地理走向和行政隸屬關系劃分的分界線。1948年，在“三八線“以北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南成立了大韓民國。朝鮮被分裂成隸屬兩個不同陣營的國家，朝鮮民族的南北雙方同室操戈，相互對立。

　　“三八線”原本是美國阻止蘇軍南下的政治折中分界線，是美蘇兩個大國強加給朝鮮的，并沒有得到朝鮮南北雙方的認可。如今，“三八線”也成為朝鮮民族分裂的分界線。1950年6月25日，朝鮮在蘇聯的默許下對韓國發動了名為“朝鮮祖國解放戰爭”，這是一場以民族統一為目的的朝鮮內戰。在朝鮮軍隊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際，美國為了自身的戰略目標和朝鮮的地緣政治利益，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入侵朝鮮，支持韓國軍隊進行反擊。美軍在三百多艘軍艦和五百多架飛機的掩護下在仁川成功登陸，切斷了朝鮮軍隊的補給和退路，朝鮮軍隊全線潰敗。中國政府曾警告美國軍隊不要跨過“三八線”，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無視中國的警告，決意要將共產主義逐出整個朝鮮半島，把戰火燒到了中國黑龍江邊，美國飛機還轟炸了中國丹東。一個與中國有一千多公里邊界的朝鮮，落入資本主義陣營將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威脅。出于對國家戰略安全和現實的國際形勢考慮，中國政府被迫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

　　1950年10月8日，中國人民志愿軍正式入朝參戰，朝鮮戰爭全面升級，除朝韓之外，十八個國家卷入了戰爭，雙方投入軍隊都超過百萬人;美軍對中朝軍隊實施了“絞殺戰”和細菌戰，成為“二戰”以來規模最大、最慘烈的戰爭。1951年7月，聯合國軍方面與中朝方面為停戰展開談判。但美國在談判中進行政治訛詐，出現了談談打打的復雜局面。美軍為了逼迫中朝方面接受其談判條件，從1951年8月開始，連續發動了“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最終都被徹底粉碎，25萬名聯合國軍成員被消滅。聯合國軍又在1952年10月發動了“上甘嶺戰役”，雙方對表面陣地反復爭奪，多次易手，人員傷亡慘重，山嶺平均至少被炸翻3米，是朝鮮戰爭中最激烈的一場戰役。聯合國軍到此已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也已無望越過中朝防線，最終被打回了談判桌。1953年7月27日，朝鮮、中國和美國三方在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雖是停戰，但戰爭狀態直到今天始終沒有被改變，這導致朝鮮問題一直不能得到最終解決。由于美國的介入，朝鮮的解放戰爭沒能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統一，中國也沒有收復臺灣實現國家統一的夢想。

　　2、朝鮮的地緣政治

　　朝鮮半島處于東北亞地區，面積22萬多平方公里，人口7400多萬，被分割成南北兩個國家，“冷戰”期間分屬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不同的國際陣營。北方的朝鮮與世界兩個大國中國和蘇聯(今日的俄羅斯)接壤，南方的韓國與日本隔海相望。而戰后的日本是美國的盟國，美國是世界上軍事力量最強的大國，在日本有駐軍。因此，朝鮮在地緣政治上包含了三個層面：一是朝鮮處于大國勢力的夾縫中，大國間的博弈都可能牽連上朝鮮;二是朝鮮自“冷戰”以來一直處于意識形態斗爭的旋渦之中，社會主義朝鮮一直是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眼中釘”;三是朝鮮一直被綁上大國軍事斗爭的戰車，大國間的軍事對抗常會把朝鮮作為“擋箭牌”。

　　朝鮮與中國的關系是唇齒關系。朝鮮與中國的東北相鄰，社會主義朝鮮對于中國具有重要的安全戰略意義。新中國的起家就是在東北，這兒有全中國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如果朝鮮是美國領導下的朝鮮，中國的經濟命脈都在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的炮火威脅之下，對中國的國家全安意義不言面喻。如果朝鮮成了美國進攻中國的前沿堡壘，中國經濟的全部家當都將成為美國的攻擊目標。即使是沒有戰爭的軍事對峙，中國也必須有百萬軍隊應對倒向美國的朝鮮軍隊，不僅在中國的頭上懸著一把政治和軍事利劍，而且還要伴隨著軍事對抗每年消耗中國巨大的軍費開支。建國之初，中國在經濟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毅然出兵朝鮮作戰，為自己贏得了寶貴的和平發展期，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此外，朝鮮戰爭的勝利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斗志，也為中國在國際上贏得了話語權和應有的地位。

　　朝鮮是大國博弈的棋子。小國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本身是一種悲哀。雖然朝鮮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然而夾在大國中間的朝鮮深陷國際棋局之中，更是無法避免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在“冷戰”期間，朝鮮在兩個陣營的斗爭前沿，大國之間的對抗很容易就牽連到朝鮮。朝韓對抗或發生武裝沖突，都是兄弟相爭，手足相殘。朝韓之間有意和解，1972年7月4日，朝韓雙方發表《北南聯合聲明》，確認了祖國統一的三項原則。但朝韓關系始終沒有停止過對抗，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似乎“身不由己”。朝韓之間的和解并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韓國的軍事指揮權也在美國手中，韓美針對朝鮮的軍演年年不停，阻礙了朝韓關系的緩和。中國和蘇聯關系對立之際，朝鮮又被夾在兩個關系密切的大國之間，如履薄冰。“冷戰”結束后，中美相互走近，朝鮮似乎成了中國的政治包袱。中美之間的矛盾博弈也會把朝鮮問題牽出來，成為兩國關系的政治砝碼。中國國內出現意識形態的斗爭和矛盾，也往往會拿朝鮮說事。美國是朝鮮問題的始作俑者，然朝美之間并沒有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朝美之間要解決問題又把中、俄、日拉上關系。尤其是朝鮮核問題，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國家安全關系密切。日本是美國的東方代理人，日本為了爭取所謂的“正常國家”身份也在頻頻制造和利用地區矛盾。朝日關系除了所謂朝鮮綁架日本人質事件，對日本否定歷史的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日本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慰安婦事件，與韓國、中國有著共同的關系。因此，朝鮮在上述問題上，對中國與日本、韓國與日本之間的外交斗爭和博弈中表現出的微妙態度，都是朝鮮的自身利益與大國間在此的矛盾糾結密切相關。

　　朝鮮是美國瞄準中國的靶子。社會主義的蘇聯被解體了，社會主義的中國也是美國不能接受的。隨著中國的崛起，遏制中國的意圖越加明顯，美國“重返亞洲”和“亞洲再平衡”戰略都是針對著中國。因此，朝美矛盾的實質就是中美矛盾，朝鮮只是夾在中美之間的犧牲品。然而，美國政府掩耳盜鈴拿朝鮮說事。美韓、美日進行大規模的軍演，明則提防朝鮮，暗則針對中國。美國要在日本，甚至要在韓國部署反導系統，打著應對朝鮮導彈威脅的幌子，實則針對中國和俄羅斯。朝鮮半島保持一定的緊張局勢更有利于美國的戰略利益，首先可以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提供借口;其次可以緊密美日韓的同盟關系，并有利于對韓日的控制;三是有利于保持長期對該地區穩定的武器軍售;四是在與中國、俄羅斯的外交博弈增加政治籌碼;五是為美國國內兩黨的競爭增加政治要素，也為轉移國內矛盾和緩解經濟問題創造機會。

　　3、朝鮮問題

　　朝鮮問題是由于半島局勢高度緊張和激烈對抗而形成的地區安全問題，它是因朝韓對峙、朝美對峙，也包含了朝日對抗而引發的朝鮮生存危機問題。

　　美國試圖顛覆朝鮮政權的意圖是一貫的，也是堅定的。美韓和日本一直對朝鮮保持軍事高壓態勢，尤其針對朝鮮的核問題加強了對朝鮮的制裁與封鎖，試圖通過以壓促變，實現朝鮮政權更迭的目的。朝鮮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國，且經濟落后，在美國的長期制裁下發展艱難，其面臨的生存壓力和威脅是嚴峻的。這也使得朝鮮在生存與發展之間必須作出痛苦的選擇，為求自保，所以不遺余力地發展軍事力量。從朝鮮的生存狀況看到了當初中國在遭受帝國主義的封鎖與制裁下，艱難發展的影子。

　　美韓在不斷強化針對朝鮮的軍演的同時，還把韓國拉入美日韓安全同盟 。2009年5月26日，韓國正式宣布加入“防擴散安全倡議”。激起了朝鮮方面的強烈不滿，指責美韓違反了《朝鮮停戰協定》。朝鮮一直希望與美國進行直接對話，但美國方面始終不與接觸。2013年3月，朝鮮就美韓軍演，宣布退出《朝鮮停戰協定》，武裝力量進入全面對決戰狀態。面對美韓軍演，朝鮮方面也通過譴責、軍演、炮擊或發射火箭，甚至進行核試驗強烈回應，導致局勢輪番升級。朝鮮方面也在特定的時間點做出出奇的舉動，試圖為改變現狀創造機會。

　　朝韓關系的起起伏伏有歷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因素，同時與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也密不可分。然而，朝韓之間因海上分界線引發的沖突是主要的對抗之一。自停戰以來，朝鮮和韓國海上界線的劃定一直未能取得進展。韓國設定的海上北方分界線與朝鮮主張的南方警戒線分歧巨大，朝方始終不予承認，雙方的界線也均未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從1990年末至2000年初，兩方軍隊以擁有此海域的主權為理由，在雙方主張的分界線中間有爭議海域活動，引發了二次延坪海戰。2009年11月，朝韓雙方海軍在大青島海域發生海戰。2010年在此海域附近發生了天安號事件，由于韓美等國認定該艦是被朝鮮微型潛艇擊沉，從而使此海域的緊張對峙全面升級。這與中國的大陸與臺灣之間有相似之處，只要美國從中攪局，兩岸關系也會在某些方面出現問題。

　　4、朝核問題

　　自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和經濟水平大幅倒退，中國與朝鮮的敵對方美國和韓國不斷走近，越加密切。中朝關系隨著冷戰格局的打破，兩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同一陣營也被改變。中國在實施改革開放之后，兩國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和社會意識形態都發生的質的變化，準確地講是中國發生了質的變化。為了與美國發展關系，迎合美國的要求，中國不惜犧牲朝鮮利益，甚至加入了對朝鮮的制裁。朝鮮失去了大國的保護和支持，要獨自面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最強大軍事集團的威脅，生存壓力驟然增加，國家嚴峻的安全問題前所未有。朝鮮把“先軍政治”作為國家安全戰略思想，貫徹一切以軍事工作為先，一切以軍事工作為重。朝鮮領導人說：“沒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沒有子彈不能生存。”這樸實的語言詮釋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真理同也反映了朝核問題的真實現狀。朝鮮在發展軍事實力的同時，也在努力研發導彈和核武器技術。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堅定了朝鮮開發核武器的決心。中國在道義上的背叛讓朝鮮認識到，靠別人是靠不住的，必須有自己保衛國家的利器，才能保衛自己的生存權。金正恩接班后，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反對派武裝推翻了利比亞卡扎菲政權，這激發了朝鮮新的領導層堅持走“發展核武與經濟建設并舉”的路線，以及清除領導層內的蛻變分子。由此可見，“朝核問題”在根本上是關于朝鮮的生存戰略問題。

　　朝核問題的焦點在于朝鮮的擁核與棄核。朝鮮的周邊國家出于自身的國家利益，無一例外都要求朝鮮棄核。中國與朝鮮曾有盟邦之約，但中國在要求朝鮮棄核的情況下卻從來沒有給予朝鮮核保護。而美國則給予了朝鮮的敵對方韓國和日本的核保護。日本雖然是戰敗國，當下沒有核武器，但日本儲備了生產核武器的技術和能力，而且日本暗藏的能生產核武器的核材料是全世界最多的國家。在弱肉強食和帝國主義野蠻橫行的國際環境中，如果社會主義沒有核武器，拿什么來抗衡帝國主義的核武器?“和平”如同“天平”，沒有實力的平衡，拿什么來保持平衡，失去力量的平衡，也就毫無和平可言。為應對美國的核訛詐，中國在最為困難的時期，再窮也要發展核武器，核武器為中國帶來了安全紅利，對朝鮮具有示范作用。只要帝國主義有核武器，社會主義的朝鮮必定不會輕易主動放棄核武器。

　　朝鮮火箭問題也是與朝核問題緊密關聯的問題，對朝鮮火箭問題的“雙重標準”，充分反映了霸權主義的強盜邏輯。朝鮮曾于1998年8月宣布成功發射了首顆人造衛星“光明星1號”。2009年4月5日，朝鮮發射“光明星2號”試驗通信衛星，遭到聯合國安理會主席聲明的譴責。據朝中社2012年4月，朝鮮以迎接金日成主席誕辰100周年，發射了“光明星3號”實用衛星。美國和日本都指責朝鮮借此發展遠程彈道導彈，揚言進行攔截和摧毀。美國還推動聯合國對朝鮮進行制裁。這又一次激怒朝鮮，朝鮮認為國際法、國際機構、集體安全、軍備控制和其它集體合作安排是不合乎需要的，是削弱其國家安全的陰謀。于是，在2013年2月進行了第三次地下核核驗，以對安理會懲罰朝鮮的強烈反映。這導致了對朝鮮制裁的進步升級，中國也加入了對朝制裁的行列。

　　發展本國經濟，和平利用宇宙空間是每個國家的權利，朝鮮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和科技，發射衛星也是他的權利，聯合國從來沒有禁止哪個國家發射衛星。外太空是沒有國界的，也是全人類所共享的，發達國家發射了數百上千顆衛星，美國是擁有衛星最多的國家，為什么就不允許別國發射衛星，就是州官放火不許他國點燈。認為朝鮮發射衛星就能發射核彈，給東北亞的和平帶來威脅也是一種借口。憑美國的實力和能力，朝鮮很難對美國構成直接的威脅，美國完全有能力提前發現，提前摧毀。核武器對韓國構成威脅，也是不準確的，因為朝鮮的常規火力可以覆蓋韓國，而且比核武器更為高效有力。對中國而言，就是讓日本和韓國發展核武器有了借口，也為美國在東來部署反導系統提供了機會。可見，事實是朝鮮半島的對抗并不是因為朝鮮要發射火箭的原因，而是大國背后的博弈所導致的。中國的發展也是在最艱難困苦的歲月中獨立自主發展起來的，朝鮮發射衛星是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就，這是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朝鮮必然不會聽命于他國，也不會成為他國棋盤上的棋子。

　　第三節、中東北非革命——肢解中國的板子

　　2010年底，由于經濟不景氣，突尼斯一名大學研究生畢業的26歲青年，因無法找到工作和家庭經濟負擔的雙重壓力，無奈做起街頭小販，卻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對待，便自焚抗議，因傷勢太重而身亡，由此引發了一場“茉莉花革命”，并在北非和中東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國家相繼翻版，出現了政權更迭，被西方媒體稱之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突尼斯的政權更迭是由西方國家借助其國內動亂推波助瀾的結果，也讓西方國家看到了改變阿拉伯世界格局的機會。這是一場介于蘇聯、東歐的“和平演變”，與直接軍事介入推翻阿富汗、伊拉克政權之間的又一種模式。顏色革命應有較高的成功率和低代價，被美國等西方所重視，成為國際矛盾斗爭的新形式。

　　1、武裝扶持反對派推翻現政權

　　受鄰國動亂的影響，2011年2月，利比亞出現了反政府示威，遭到政府軍的武力鎮壓后引發起義，進而演變成反政府勢力的武裝力量同利比亞政府軍之間激烈的軍事沖突。反政府勢力組成“全國過渡委員會”，打著推翻卡扎菲的獨裁統治和建立民主政體的旗幟，推動了一場革命。雖然，從表面上看是利比亞國內不同部落和不同派別之間的爭斗而引發的國內戰爭，然而，西方國家其實早已介入了利比亞的國內矛盾，利比亞開始的國內反政府示威讓西方國家找到了推翻現政權的缺口和機會。反政府的“全國過渡委員會”成員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曾流亡西方，并接受西方國家的資助或被收買，他們是推翻現政權的中堅力量。美、英、法等國以保護利比亞平民和平民居住區免受武裝襲擊的威脅為名，操控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決議，赤裸裸地干涉利比亞內政。中國、俄羅斯兩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為一己私利放棄了道義的責任，投了棄權票。此后，西方國家不僅為反政府提供武器、資金和情報，美英法三國還直對主權國家利比亞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打擊。

　　利比亞曾是法國的殖民地，也是重要的產油國，對法國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中東和北非有豐富的能源，控制阿拉伯世界也意味著控制了世界的經濟命脈。控制阿拉伯世界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既定目標，這場由“茉莉花革命”引發的動亂是最好的機會，自然不會輕易放過。利比亞總統卡扎菲和伊拉克總統薩達姆都著力與西方國家發展友好關系，但一旦有機會，西方國家推翻他們的決心沒有一點動搖過，也沒有絲毫的手軟過。這促以說明，西方國家要的不是朋友，而是臣民;要的不是和平，而是利益，這是帝國主義掠奪和霸權的本質。他給世界的警示：想跟資本主義國家“與狼共舞”，不是引狼入室就是羊入狼群，不能變為狼就最終只能被狼吃掉。

　　2、誘逼當權者交權流亡

　　“阿拉伯之春”從突尼斯、利比亞傳到了也門，在南部城市亞丁爆發大規模游行，約三千名示威者走上街頭，表達對南部地區生活水平日益惡化的強烈不滿。警方出動了防暴警察維持秩序，與示威者發生了嚴重的沖突，并造成人員傷亡。又是一場由街頭抗議和暴力引發的國家動亂，而且還蔓延到了中東和非洲其他多個國家。

　　也門是經濟落后的國家，雖然沒有豐富的石油，但戰略位置極為重要。也門位于阿拉伯半島西南端，與沙特、阿曼相鄰，瀕臨紅海、亞丁灣和阿拉伯海，海上交通十分便利。位于也門西南的曼德海峽溝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成為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西歐國家的重要能源通道。

　　在國內亂局不斷發酵之時，正如也門總統薩利赫所指責的：“我要揭發一個秘密，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市存在一個旨在摧毀阿拉伯世界的作戰指揮室，而該指揮室背后的支持者則是美國政府”。美國駐也門大使頻頻會晤其國內反對派領導人。也門執政黨議員在全國人民大會上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其中“總統有權提名自己無限連任”的條款引發抗議者更大的不滿，他們反對總統終身制和政權世襲制。西方國家不斷向薩利赫施壓，擺在他面前的是二條路，一是像突尼斯總統本·阿里一樣流亡，一是像利比亞總統卡扎菲一樣被反對派打死。在內外交困和西方國家的軟硬兼施下，2011年11月23日，在沙特國王阿卜杜拉、也門反對派代表、海合會各成員國外長以及聯合國秘書長也門問題特使賈邁勒·本·奧馬爾的共同見證下，也門總統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在沙特阿拉伯王宮辦公廳簽署了同意放棄權力的協議。

　　3、通過制裁以壓促變

　　伊朗核問題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當時在得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支持下實施了核能開發活動。1980年美伊斷交后，美國曾多次指責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為掩護秘密發展核武器，并對其采取“遏制”政策。伊朗堅稱自己擁有和平開發核能的權利，圍繞制裁與反制裁，伊朗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展開了博弈。伊朗在2003年初宣布成功提煉出能為其核電站提供燃料的濃縮鈾，引起西方國家的嚴重不安，尤其是遭到美國的中東盟友和代理人以色列的強烈反對。美國對伊朗核活動表示了“嚴重質疑”，并多次警告伊朗停止與鈾濃縮相關的活動。伊核問題就此成為可能引發地區戰爭的導火索。在國際社會的積極斡旋下，伊朗做出了相應的讓步。2003年12月，伊朗正式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又在次年4月宣布暫停濃縮鈾離心機的組裝。由于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沒有放松對伊朗的制裁，伊朗在2006年宣布恢復核燃料研究工作，使得伊核矛盾不斷升級。

　　美國對伊朗核問題曾準備以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理由，發動對伊朗的戰爭。但是，因美國深陷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泥潭難以全身而退，又因國際金融危機，國內經濟低迷的影響。此外，伊朗的軍事實力和地區影響力是地區最強的，美國還顧忌戰爭牽連到中東盟國而損害自己的戰略利益，終未敢輕舉妄動。然而，美伊雙方針對對方的軍事演習卻輪番上演，一直沒有停止。美國及其盟國加大對伊朗實施制裁的同時，也在物色并支持伊朗的反對派。2011年敘利亞局勢動蕩，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復制利比亞模式推翻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導致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組織在中東做大，打亂了美國的中東布局。2013年伊朗大選后，魯哈尼當選了總統，并釋放出解決伊核問題和與美國改善關系的信號，但并沒得到西方國家的積極響應。美國通過經濟制裁、軍事威脅、策反扇動等手段以壓促變，企圖推翻他國政權的行動也一直沒有停止過。

　　4、中東亂局的啟示

　　“阿拉伯之春”名義是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但實質還是都沒有離開暴力，只是暴力沖突的烈度有所不同。反政府的運動根本上都有更迭政權的政治訴求，背后都有外部勢力的插手，扇動和蠱惑民眾，制造社會持久的對立和動蕩，給執政者形成強大壓力，以亂促變，以壓促變。制造這些國家的動亂和政權更迭，都有幾個共同的方面：

　　首先，都是出現國家內亂被利用。造成動亂的原因由國內經濟狀況、利益分配、政治矛盾等多種因素的交織，其中經濟因素是關鍵。同時，都是因突發事件為導火線，撕開了矛盾的缺口。而反政府的動亂都是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反對獨裁和擁護國家獨立的旗號，極具欺騙性。

　　其次，這些國家大都與西方國家在能源與安全戰略，以及地緣政治上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也意味著西方國家對涉及自己戰略利益國家，牢牢控制在自己掌中的決心不會動搖。這些國家大多與西方國家有過合作，但這個遵循“叢林法則”的世界沒有道義，更不講情義，在“食物鏈”底端的國家難逃被宰割的厄運。

　　再次，都借著聯合國的名義，打著保護平民和“維和”的旗號干涉他國內政，明里暗里資助反對派，或公開武裝該國反政府組織，甚至直接進行軍事干涉，赤裸裸地踐踏聯合國憲章。可見，聯合國已成為西方列強的傀儡。還控制媒體，制造輿論，混淆是非，慣用顛倒黑白、賊喊捉賊的手法抹黑該國政府，使其失去道德的支持和政權的合法性。

　　其四，為進一步攪亂他國國內局勢，通過加強經濟制裁將他國推入經濟困境。同時還凍結他國的海外資產，甚至把這些凍結的資產提供給反政府組織，或用其償還資助反政府武裝的軍費。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量的美國國債，一旦中國出現亂局，也可能成為顛覆中國的資金。

　　第四節、南海東海問題——撬動中國的杠子

　　隨著人類對資源需求的不斷增加，人類把尋找和開發自然資源的目光也轉向了海洋，一些國家把開發海洋資源作為21世紀的發展戰略，中國也不例外。1982年通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其中對海洋專屬經濟區的規定，觸發了各國進一步對海洋的島嶼和島礁的主權爭奪。中國與鄰國在東海和南海中的島嶼和島礁的主權爭端，已成為全世界領海主權爭端最復雜和最激烈的地區。島嶼與島礁爭端本是領土爭端的一部分，而中國的東海和南海問題，已不只限于領土糾紛，還與多個鄰國和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方面糾纏不清，使得東海與南海的矛盾糾紛在國際政治的變化中，在不同的層面引發了不同性質的改變。

　　1、中日東海問題

　　中國與日本在東海問題上的爭端包含兩個方面，一是釣魚島爭端，一是東海劃界爭端。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在明朝時期就已納入中國海防管轄范圍，是中國臺灣的附屬島嶼。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失敗，臺灣被割讓給了日本，日本同時竊取了釣魚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國收回全部被日本非法侵占的島嶼領土。琉球日本稱之沖繩，原為琉球國，是中國的附屬國，中日甲午海戰后被日本吞并。1951年，美日簽訂“舊金山和約”，琉球群島交由美國托管，此后又將中國的釣魚島裹挾其中。1971年美日簽訂“歸還沖繩協定”，又將釣魚島私相授受于日本，中國方面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不予承認。2012年，日本右翼勢力掀起“購島”風波，把釣魚島爭端推向了白熱化。

　　東海海域資源豐富，東海劃界問題不僅是領土主權的問題，還涉及了中日雙方對東海資源所有權的爭奪。東海劃界糾紛，日本方面主張中線劃界，而中方則堅持根據大陸架延伸部分劃界。兩種劃界方法都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中國方面一直希望兩國通過談判解決糾紛。然而，釣魚島主權的歸屬，對日本方面在東海領土上的劃界也是意義重大，由此可見，釣魚島問題中方沒有退路。

　　日本不斷挑起釣魚島事端和東海糾紛，不完全是出于領土問題，這與其國內政治環境和國際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日本政府及其國內的政治環境出現右傾化，中日之間還有日本否定歷史等問題，釣魚島問題成為日本方面轉移矛盾的一種需要。隨著日本的右傾化，日本政府希望通過修憲取得“集體自衛權”，東海爭端和釣魚島爭端，可為日本制造“中國威脅論”尋找借口，博取國際輿論的關注和同情，從而掩蓋其發展軍力和擴軍備戰的真實意圖。此外，作為美國的盟國，日本方面要配合美國遏制中國，把自己牢牢地綁上美國的戰車;另一方面，要借美國“重返亞洲”之機，對中國趁火打動劫。

　　2、南海亂局問題

　　中國是最早發現、命名并持續行使主權管轄南海島嶼的國家，遠在秦漢時代，中國已經有了大規模的遠洋航海通商和漁業生產活動，南海已成為中國重要的海上航路。南沙群島地處越南金蘭灣和菲律賓蘇比克灣兩大海軍基地之間，扼守著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沖和通往非洲和歐洲的咽喉要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20世紀70年代，一些東南亞國家相繼侵占中國的南海島礁，越南先后共侵占了南沙島礁27個，并在所占島礁上加強了基礎建設，完成了軍事控制部署，以增強島礁防御作戰能力和加緊對油氣資源的掠奪，是侵占中國島礁最多的國家。中國政府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希望以和平方式，通過雙邊磋商與相關當事國解決南海爭端。

　　在南海島礁爭端中，與中國沖突最激烈的是越南和菲律賓兩個國家。越南與中國發生南海沖突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而保障所取得利益，需要獲得法律保障或軍事實力的保障。但是，中國從來沒有承認越南取得的南海利益，也沒有得到國際法的承認。所以，既然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越南就千方百計通過加強軍事力量來保障其所得到的南海利益。然而，從中越兩國的綜合實力和軍事實力比較，越南與中國的差距甚遠，無法與中國對抗。因此，越南一方面希望利用中美之間的矛盾來平衡力量;另一方面通過借地區安全拉東盟參與，試圖把南海問題國際化、復雜化，以增加解決南海爭端的難度;此外，越南還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菲律賓、日本，甚至是印度建立同盟，試圖抱團抗衡中國。與此同時，越南政府制造兩國的海上沖突轉移國內矛盾。

　　在南海爭端中，菲律賓與中國交惡的目的與越南略有區別。菲律賓與美國有同盟關系，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實施，菲律賓與中國就島礁爭奪發生的沖突也頻頻發生，其目的：一是為了乘上美國的戰車，并爭取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援助，以增強其自身的軍事力量;二是利用南海問題的復雜性，亂中取利;三是借與中國的對抗而提高其地區影響力。菲律賓在軍事上無法與中國對抗，所以，菲律賓想盡辦法要把中菲南海爭端訴之國際法庭，以借其盟國在國際法庭的影響力取得國際承認，但中國方面也根據國際法的相關規定拒絕應訴，使菲方無處使力。菲律賓還竭力挑動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關系，試圖攪動南海的地區安全達到把南海問題國際化。此外，還拉美國軍事介入，以威懾中國。日本也趁機染指南海爭端，以便牽制中國，減輕其與中國在東海爭端的壓力。在這樣復雜的國際爭端和國際環境中，必須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來保障自己的國家利益。

　　3、牽制包圍中國

　　大國之間的博弈，任何小小的矛盾都可能成為撕開缺口的機會。在國際棋局中，任何小小的機會都可能改變局面形勢。中國的海洋爭端，尤其是南海問題，其重要性、復雜性和廣泛性是無以倫比的，也是從外部擾亂中國周邊環境的突破口，也是撬動中國棋局的切入口。

　　一些國家制造領土爭端，通過攪亂地區局勢，渾水摸魚竊取利益;或挑起地區沖突，推波助瀾妄圖擴大地區矛盾，挑撥離間激化地區國家對立，從中坐收漁利;或四處煽風點火，制造事端趁機干預，使矛盾長期化、復雜化，以便長期在此攫取利益。一些國家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混淆視聽擾亂國際輿論，通過制造“中國威脅論”，讓中國背負國際政治壓力。借機發展軍備，建立遏制中國的聯盟，在戰略上形成包圍中國、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勢態。中國的海洋地理位置十分不利，東邊走向藍海必須穿過琉球群島，而所有的航道都在日本的火力控制范圍內。南海方向東面須經臺灣與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南方須經馬六甲海峽或印度尼西亞。可見，美日從海上包圍中國有這個條件和可能。一些國家用“冷戰”思維挑起地區軍備競賽，從而消耗中國國力，阻礙中國經濟發展，遏制和延緩中國崛起。借助對中國的外部施壓，促進中國內部生變，為瓦解或顛覆中國創造可能的條件和機會。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換而言之，中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只是推動內部變化的條件，而中國內因的變化才是發展的關鍵。造成中國“甲午海戰”的失敗，既有戰場的外部因素，更有清政府腐敗的內部因素。造成中國的國際環境和海洋問題越發嚴峻的原因，包含二個方面：其一，是由中國的內因所造成的，有中國控制南海的能力和實力問題，也有中國對海洋領土的認識問題，還有對維護海洋島礁主權的意志和決心問題。其二，是由針對中國內因的外因所造成的，一些國家針對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社會等方面的矛盾趁機發難，也有一些國家針對中國面臨來自外部的軍事、外交壓力和不利的國際環境趁火打劫，或采取落井下石之舉。所以，如果中國外部出現問題，必定也有內部的問題因素。外因的問題也會導致中國內因發生變化，境外敵對勢力針對中國制造外部矛盾，最終的目標還是針對中國的內政。

　　第五節、民族和宗教問題——攪亂中國的棍子

　　中國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統一的國家。民族問題是關乎國家統一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核心問題。一個國家中的所有民族，作為利益的民族共同體，便能促進民族團結，有利于國家統一;一個國家中的各個民族都是利益的競爭主體，必定會產生民族矛盾和民族沖突，甚至威脅國家安全統一和導致國家分裂。種族矛盾也是民族矛盾，種族矛盾也會威脅國家的安定和安全。

　　民族的產生是一個歷史范疇，是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形成的，在民族的劃分上沒有特定的標準。從生物學講，具有共同遺傳體質特征的人類群體，作為同一人種更有理由視為同一民族。但經過人類的長期發展、遷徙及生存和生活環境的不斷改變，產生了不同的民族。不同人種之間的相互通婚與各個民族的相互融合，使得人種不再是區分民族的界線。從歷史看，同一民族都有最初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及共同的文化認同。民族感是人們的一種情感歸宿，與國家的歸宿感相近、相通、相聯、相關。因為，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可能是具有民族的、宗教的范疇。相同的民族可以分屬不同的國家，同一個國家也可以有不同的民族。國家是一個主權主體，也是最高級的主體，民族認同感與國家認同感相統一，是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根本。國家統一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都有維護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各民族作為國家的主人，平等享有國家賦予的權利和利益。縱然，有民族特點、民族差異的長期存在，但各民族能互相尊重，和睦相處。所以，只有社會主義制度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斷鞏固各民族的大團結。

　　宗教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的信仰，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宗教不是自然科學，但也會引用自然現象中的原理來豐富宗教學說。宗教不是社會科學，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解釋著整個社會現象。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把這種宗教學說與一定的社會倫理和道德結合在一起，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影響。所以，宗教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宗教作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種世界觀，是人的思想和精神歸宿。所以，宗教對人們具有號召力、凝聚力和約束力。

　　民族和宗教作為歷史的產物，它們將長期存在，而且是跨越國家、跨越政治，卻又與國家和政治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有著密切的聯系，使得它們都具有長期性、復雜性、敏感性和國際性。宗教和民族相互交織，同一宗教有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宗教和民族的號召力、凝聚力和約束力相統一，能轉變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合力;如果兩股力量相背離，也可能成為影響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的破壞力。因為，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是歷史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矛盾沖突的產物，具有持久性、深刻性、交織性、破壞性。正因為如此，所以應該反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宗教和民族問題本身是極為復雜和敏感的問題，民族和宗教問題與政治糾結在一起，民族和宗教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的一部分，民族和宗教矛盾也可能成為政治斗爭的重要工具。民族沖突和宗教沖突，往往是民族斗爭、階級斗爭或不同政治集團斗爭的表現形式。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團結，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是重要的內容。宗教信仰自由，不能用政治力量消滅或發展宗教。不同的民族之間，在政治上團結合作，在信仰上相互尊重;在代表各民族共同意志和利益的國家法律框架內開展宗教活動，妥善處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共同抵御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共同維護國家法律尊嚴，維護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

　　西藏和新疆問題是中國民族與宗教問題的重中之重，是境外敵對勢力針對中國進行滲透、分裂、挑起民族對立和宗教矛盾的重要方面。尤其是新疆的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最為復雜，成為境外敵對勢力不會放棄的利用方面。新疆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要道，也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處。新疆幅員遼闊，邊境線長，與八個國家接壤，現有47個民族在此共同生活，其中有十多個國際民族和多種不同信仰的宗教匯聚在一起。復雜的社會環境，成為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活動猖獗的地區，“三股勢力”就是從中國內部攪亂國內政治、社會、民族安定的環境。而西方國家對存在于中國的“三股勢力”使用“雙重標準”，就是希望借這三股勢力攪亂中國，在亂中尋機，借亂促變。

　　第六節、底特律的破產——中國地方債務的樣子

　　底特律是美國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美國的汽車工業中心，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的總部曾設在此地。2013年7月，底特律因長期負債超過185億美元，為阻止經濟進一步惡化而申請破產保護，當年12月獲美國聯邦破產法官的批準裁決，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破產城市。由于財政困難，政府被迫減少公共服務項目的開支，導致醫療、教育、公共環境和文化建設等民生質量的下降，社會治安更加惡化;大量人口離開城市，市場和生產蕭條，樓市崩盤暴跌;沒有了投資，企業關門，失業增加，稅收越加減少，官員舞弊，暴力橫行，底特律陷入了多重惡性循環之中。

　　造成底特律破產的原因有不同的說法，但政府缺錢入不支出是不用質疑的。從經濟原因看：產業單一，汽車工業的衰落與金融危機的疊加，嚴重沖擊了底特律的經濟。這與中國東北的老工業基地一樣，在產業結構調整中同樣遇到類似的困難。人口急劇下降，也是勞動力的流失，導致產業復蘇渺茫，更不利于經濟恢復。這與中國很多農村的壯勞力外出打工，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其結果是當地的經濟逐漸沒落。一個僅依靠稅收作為財政來源的地方政府，產業的下滑必然沉重打出其財政來源。同時，市政項目支出依然龐大，讓底特律這個城市不堪重負。在政治上，還有種族矛盾、官僚腐敗等因素也是其中的原因。

　　“負債經營”是中國地方政府為拉動經濟發展、提高政績的主要手段。地方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讓地方政府的信用體系危機四伏，也為中國經濟埋下了“地雷”。據中國國家審計署2013年7月披露的數據稱：截至2010年底，中國政府性債務已達到10.7萬億元，2012年相比2010年增長12.94%。說明地方債務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而政府的財政來源主要依靠“土地財政”，這意味著地方政府的生存方式如果失去了土地的交易已不能自我駕馭，將面臨嚴重挑戰。土地作為特殊的生產資料，出賣了土地也意味著出賣了依附在這種生產生產資料上的權利。中國的土地經濟與樓市經濟緊密聯系。中國的樓市已遠遠超越了經濟的范疇，而是已上升到政治的范疇。土地的征用已在一些地區引發官民沖突和官商沖突，也引發了群體事件和民變，這是社會嚴重的不安定因素。土地的過度開發導致了耕地的銳減，而耕地對于中國的糧食安全具有極為重要而又特殊的意義。樓市價格的大起大落，不僅影響民生，也引發民怨，對經濟沖擊和市場沖擊巨大。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復雜，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引發的危機，其破壞力和影響力必將遠超底特律。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如果出現危機導致破產，其原因不是因為房地產，而是因為失去節制的“寅吃卯糧”、賣田賣地敗家的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底特律的破產，也有其必然性，縱觀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經濟危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而且經濟危機的周期越來越短，危機持續時間越來越長，影響程度越來越深刻。正是經濟危機引發了美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底特律的破產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在全面推行私有化的中國，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持續與深化，經濟危機的發生必然存在，巨額債務導致的地方倒閉可能也同樣存在，其產生的破壞力和影響力，不僅底特律是榜樣，而且必將是比其更嚴重。

　　第七節、泰國政治亂局——中國私有化社會貧富對立的苗子

　　幾年來，泰國首都曼谷發生了多次反政府示威集會，且不斷升級，愈演愈烈，引發亂局。參加示威集會的人群主要來自兩派，即：由農民和底層民眾組成的“紅衫軍”，他們代表了泰國民眾的大多數;由中產階級、地主階級、政府人員、皇室、隊軍等所謂社會的精英組成的“黃衫軍”，他們代表了泰國民眾的少數人。“紅衫軍”與“黃衫軍”的對抗，實際上就是泰國社會兩個階級的對抗。

　　2001年，代表“紅衫軍”利益的他信取得選舉勝利，擔任了泰國總理，2005年又以壓倒性的勝利取得連任。同時，引發了原本對他信不滿的城市中產階級、地主、皇室、政府同僚的憤怒，要求擺免他信，但在泰國下議院未獲通過。2006年9月他信出訪英國，由黃衫軍所控制的軍隊趁機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他信政府，建立了臨時政府。但紅衫軍不承認臨時政府的合法性，并走上街頭舉行大規模的示威，要求解散臨時政府，重新大選。2008年9月泰國大選，他信的妹夫頌猜及其政黨獲得勝利，頌猜成為泰國新總理。失敗的黃衫軍再次走上街頭，包圍總理府、議會，沖擊機場，要求頌猜政府下臺。數月后，黃衫軍所控制的泰國憲法法院判決頌猜在選舉中作弊，解散了其領導的政黨，并推選阿披實為泰國新總理。2010年，泰國政壇又一個歷史輪回，紅衫軍走上街頭，要求重新舉行大選。2011年7月，前總理他信的妹妹英拉·西那瓦獲勝，成為泰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理。2013年11月，泰國政府的一份特赦法案建議引發爭議，泰國反對黨領袖和前泰國副總理素貼，領導黃衫軍舉行“占領政府”的示威活動，要求英拉下臺。2014年5月，泰國憲法法院公布裁定，英拉濫用職權罪名成立，被解除總理職務。隨后，泰國軍方接管政府。

　　造成泰國亂局的根源，普遍的認為是：“家族政治”缺乏信任，兩派斗爭缺乏約束，利益分配引發對立。然而，這都只是表面現象。首先，他信的“家庭政治”也是經過選舉取得總理位置的，而且得到了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家庭政治”恰恰說明了“西式民主”實質就是“資本民主”。他信家庭擁有巨額的資產，說明翻版西方式民主的泰國，他信的“家庭政治”也是需要經濟基礎作后盾的，反之也說明，沒有經濟基礎的民主是沒有保障的。而最根本的是他信集團代表了底層民眾，也是泰國大多數人的利益。從階級的角度看，他信是一個階級的利益代表，對他信“家庭政治”的不信任，本質上是階級的不信任。這也恰恰說明了泰國的階級矛盾在深化;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并引發激烈的沖突，也說明了泰國的階級斗爭在激化。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斗爭中，泰國的法治已蕩然無存，導致兩派斗爭缺乏約束的，正是掌握著國家司法和權力，擁有財富和軍隊的“黃衫軍”，軍方可以通過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總理建立軍人政府，可以對“紅衫軍”的斗爭使用暴力，而對“黃衫軍”占領政府可以不聞不問。說明西式的民主是資本的民主，西式的自由是權力的自由，西式的人權是剝削階級的權利。也說明了沒有槍桿了的政權是不安穩的。貧富差距是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根本上是剝削造成的不平等，剝削就是最大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利益分配的對立，是由階級地位的不平等導致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

　　泰國亂局既反映了階級利益與階級矛盾的斗爭，也反映了分配制度與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分裂。中國社會的私有化，公有資產的轉制不僅是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且還制造了社會一系列新的不平等。轉制不僅實現了私有化，而且還成就了剝削，一個剝削階級又重新登上了中國的歷史的舞臺。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劇，也是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利益斗爭中，暴力工具和公權力更多的被資本所利用，并制造了社會的不穩定，他們是中國的“黃衫軍”。在轉制、征地、拆遷中被剝奪生產資料的人群，他們的維權卻常被地方權力和資本勢力所壓制，成為中國的“紅衫軍”。社會出現的“仇官”現象和“仇富”現象，是中國的“紅衫軍”與“黃衫軍”矛盾體現的一個側面。在中國意識形態的斗爭中，左右之爭也明顯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已成為意識形態的階級斗爭，它反映了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分裂和對立，當中國的“他信”誕生之時，將是中國社會革命的開始。因為，中國的問題遠比泰國復雜。

　　第八節、烏克蘭變局——撕裂中國的方子

　　烏克蘭是原蘇聯一個加盟共和國，1991年蘇聯解體后，烏克蘭獨立。烏克蘭位于歐洲東部，東連俄羅斯、南接黑海，北鄰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西部相連的是波蘭等五個東歐國家，這些國家除摩爾多瓦原屬蘇聯之外，其余原是“華約”成員國，蘇聯解體后加入“北約”。烏克蘭地理位置重要，是歐洲聯盟與獨聯體特別是與俄羅斯地緣政治的交叉點。烏克蘭人屬于東斯拉夫族，與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的血緣密切。烏克蘭國內所有民族沒有形成對共同國家的認同感，所以在外部勢力的影響下極易產生對國家的離心力。脫離了原蘇聯的經濟體系，烏克蘭經濟明顯衰退，也導致國內各種矛盾的不斷積累。烏克蘭國內的政治斗爭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出于經濟上擺脫困境，急于融入歐洲市場;在政治上追求西式民主，加之有宗教原因和希望擺脫俄羅斯的控制，烏克蘭迫切希望加入歐盟。當然，加入歐盟也是有條件的，且也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而烏克蘭失去了俄羅斯的產業支持，將喪失大部分的工業產能，這是烏克蘭人難以承受的。這加劇了“親歐”勢力與“親俄”勢力之間的矛盾。

　　2013年底，烏克蘭政府宣布暫停與歐盟簽署入歐協定，引發反對派多次示威，進而演變成反政府騷亂。持續到2014年2月，警方與示威者在首都基輔獨立廣場發生流血沖突，造成人員傷亡。隨著基輔地區的暴動騷亂愈演愈烈，議會否決了亞努科維奇總統恢復2004年憲法的要求，此后，下令釋放在“橙色革命”中上臺的烏克蘭前總統季莫申科，還通過了彈劾亞努科維奇總統的議案，得到了烏克蘭武裝部隊的支持。實質就是一場政變，它也撕裂了烏克蘭的統一。烏克蘭獨立之后，俄羅斯和烏克蘭就因黑海艦隊的分割問題產生很大矛盾。一方面烏克蘭不希望俄羅斯在烏有駐軍，另一方面的俄羅斯，失去了克里米亞也就將失去黑海艦隊，也就等于失去在黑海的控制權。由于克里米亞大多是俄羅斯族，歷史上與俄羅斯聯系緊密，促使克里米亞通過全民公決脫離烏克蘭而加入俄羅斯，俄方很快通過法律程序，宣布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邦。烏克蘭東部親俄的頓涅斯克和盧甘斯克兩個地區也同時要求獨立，2014年5月作為獨立候選人的波羅申科當選總統，一邊通過終止議會權力清除親俄勢力，一邊對東部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烏克蘭進入了內戰狀態。

　　由于烏克蘭的地緣政治對于俄羅斯極為重大，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進一步遏制和擠壓俄羅斯安全空間的戰略要地。所以，烏克蘭實質是俄羅斯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博弈的棋子，也是雙方矛盾斗爭的戰場。馬來西亞的一架波音777客機，在烏克蘭東部靠近俄羅斯邊境的戰亂地區被擊落，沖突各方就此相互指責，并把國際棋局的兩個重要對弈者，俄羅斯與美國推到了對抗的前臺。烏克蘭也在親歐派與親俄派之間的選邊站隊中撕裂了國家版圖。在中國，要求全盤西化的人大量存在，他們對西方的熱情與烏克蘭西部的親歐人士同樣的狂熱;而反對全盤西化的人也大量存在，他們的堅守與烏克蘭東部的親俄人士一樣的堅定。全盤西化與反對西化的斗爭從開放之日起就開始了，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還變得更加尖銳。全盤西化給經濟造成的影響，在中國加入WTO之后就已顯現出來，經濟上的矛盾將加劇社會的斗爭，而且，這兩種力量斗爭得越激烈，撕裂中國的進程就越快。烏克蘭亂局就是西方為中國準備的“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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