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貿易”是大航海時代的最賺錢的航路，帶有殘酷的原始積累性，為西方諸強以后的殖民及文化擴張奠定了經濟基礎。

　　▲靠著掠奪和販賣黑奴，殖民者完成了資本的積累，工業開始發展起來，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制度開始流行開來，并被輸出國外，成為殖民主義不可或缺的“幫手”。圖為歐洲殖民者組織的“捕奴隊”。

　　▲鴉片貿易依靠自由民主人權開言、堅船利炮開火，為西方人帶來了巨額的財富，為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圖為東印度公司的鴉片倉庫。

　　▲在整個殖民時代，印度到處都充滿著這樣的景象：一邊是宗主國資本的自由民主人權，一邊是殖民地人民的眼淚鮮血苦難。圖為殖民地時期英國殖民者與低賤的印度“首陀羅”。

　　美國學者福山曾經認為，人類400年來歷史發展的方向性就是指向自由民主，他說：“事實上，自由民主制度的發展，連同它的伴侶——經濟自由主義的發展，已成為400年來最為顯著的宏觀政治現象。”其實，更準確地說，400年來最為顯著的宏觀政治現象就是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在為殖民主義搖旗吶喊、竭力辯護中發展起來，一部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發展歷史就是充滿殖民主義硝煙的歷史。

　　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本質上是資本的權利，并與殖民主義相伴相隨，它不斷為資本輸出經濟利益與進行貿易掠奪提供輿論支持

　　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從出現之日起就帶著資本天生的印記

　　英國17世紀的思想家洛克被很多人看作是現代自由民主人權理論的開創者，似乎一開始西方人就站到自由民主文明的制高點上。但作為美國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的麥克弗森卻指出了一個事實：洛克的理論本質上是有產者的理論。他指出，人們習慣于從洛克的政治思想中讀出很多自由主義民主的假設，如基于同意的政府、多數統治，等等，但這些都是誤讀，因為這些假設都屬于后來的時代，而不屬于洛克所生活的17世紀的英國。麥克弗森分析指出，洛克強調了多數統治的原則，但他這里所說的大多數不包括人數占一半以上的無產者，是指有一定財產同時擁有完全公民身份和完整的政治權利的有產者，多數統治的本質是有產者的多數統治。處于統治地位的永遠是有產的少數，而占人口多數的勞動階級只能被迫接受永久被統治的“正義狀態”。麥克弗森認為：“洛克的驚人成就就是把財產權建立在自然權利和自然法之上，然后把所有對自然權利的限制從這種權利中清除出去。”麥克弗森強調，洛克把勞動階級看做一個政治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但由于他們并不真正關心財產的保存(因為他們沒有財產)，而且他們沒有也不可能過一種完全理性的生活，因此不是政治體的完全成員，亦即不享受完整的政治權利，特別是沒有選舉權。顯然，洛克的民主理論是為資本服務的，同樣，他的自由理論也是如此。洛克說：“……人類確實具有一種‘天賦的自由’。這是因為一切具有同樣的共同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從本性上說都是生而平等的，都應該享受共同的權利和特權……”這種天賦的自由就是要保護資產者的財產自由、貿易自由、剝削自由。所以，馬克思在談到自由時說道: “先生們，不要受自由這個抽象字眼的蒙蔽! 這是誰的自由呢?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個人對待另一個人關系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壓榨勞動者的自由。”

　　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是資本生存與發展的思想土壤，自由民主人權的背后是資本的奴役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占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馬克思接著分析說，真正樂園的背后就是失樂園，自由背后是奴役，平等背后是階級特權，人權背后是資本的財產權，“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揉。”

　　西方自由民主人權輸出是資本利用最小代價、獲得最大利益的重要條件

　　西方自由民主人權與殖民主義相伴相隨，它不斷為資本輸出經濟利益與進行貿易掠奪提供輿論支持，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民主人權的本性所要求的。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指出：“私有財產這一人權是什么呢?”“這就是說，財產權這一人權是任意地、同他們無關的、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這一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財產問題就是資產階級的切身問題。”當然，輸出自由民主人權就是輸出資本的財產權，輸出其用最不平等的手段來獲取利益的權利。馬克思在1858年寫道：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自由貿易就是英國人的壟斷貿易，就是英國資產者的特權。

　　靠著殖民掠奪和奴役貿易，殖民者完成了資本的積累，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制度開始流行開來。從18、19世紀開始，殖民主義者以傳播自由民主人權的西方文明為名，依靠軍事擴張，占領世界市場、傾銷本國商品

　　號稱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度發源于殖民掠奪和奴役貿易，是以世界人民的血淚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發展是以屠殺印第安人、販賣黑人奴隸為基礎的。16世紀，西班牙人對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是十分殘暴的。瑪雅人寫道：“白人老爺們來到我們的土地上，他們帶來了恐懼，使花兒凋謝。為了讓自己的花朵開放，他們摧殘了別人的花朵。”“他們的君王虛偽，暴君僭位，愛財如命。他們是白日的強盜，黑夜的罪犯，世界的兇手!”殖民主義在非洲販賣黑人奴隸，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行徑。這種野蠻行徑來自于資本對利潤的渴求。販奴商人出航一次，一般可以獲得100%-300%的利潤，有的利潤甚至高達1000%。一本萬利、無本萬利的奴隸貿易使資本敢于踐踏人世間一切法律、一切人權。據黑人著名歷史學家W·E·B·杜波依斯估計，被殖民主義者從非洲販賣到美洲大陸的黑人奴隸，16世紀為90萬人，17世紀為275萬人,18世紀為700萬人，19世紀為400萬人，共計約1500萬人。這只是活著到達美洲大陸的奴隸的人數，在運輸過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數更是達到活著人數的數倍，很多學者認為奴隸貿易使非洲至少損失了五千萬以上的人口。美國著名的歷史學教授斯塔夫里亞諾斯在1981年出版的《全球分裂》一書中就悲憤地指出：“販賣奴隸令人觸目驚心之處在于從非洲內陸最初劫掠的奴隸幾乎是最后在南、北美洲登陸的奴隸的4倍。算來一共糟蹋了4800萬人，差不多全是生產力旺盛的青壯年。”這使非洲的發展陷入了幾百年的停滯狀態。靠著掠奪和販賣黑奴，殖民者完成了資本的積累，工業開始發展起來，民主政治也開始完善起來，自由民主人權制度開始流行開來。資本并不滿足于此。從18、19世紀開始，殖民主義者以傳播自由民主人權的西方文明為名，依靠軍事擴張，占領世界市場、傾銷本國商品。

　　號稱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度對印度的傾銷棉紗帶給印度累累白骨。1818至1836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紗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國對印度的棉紡織品輸出占英國棉紡織品輸出總值的65%。殖民當局規定，英國輸入印度的貨物只收極低稅，甚至免稅，印度紡織品在本國銷售，卻要交極高的內地稅。在英國控制下，印度棉織工業急劇衰敗，著名紡織業中心達卡，人口從15萬減少到3萬-4萬人，無數手工業者因此破產，掙扎在死亡線上。當時的印度總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為了使白骨累累的印度平原顯出一些溫情脈脈，殖民主義者口里念念不忘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他們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權的“圣杯”來喝下已經摻入殖民地人民鮮血的“甜美酒漿”，另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權來保護殖民者在殖民地攫取的各種特權和法外治權。馬克思說：“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當他們在歐洲大談國債神圣不可侵犯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是同時就在印度沒收了那些把私人積蓄投給東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印度王公)所應得的紅利嗎?當他們在印度大談自由民主人權的時候，他們是在制造現代種姓制度：英國人是享有著無數特權的“婆羅門”、“剎帝利”，印度人則成為了低賤的“首陀羅”。英國著名作家福斯特在1924年出版、被稱為20世紀最后一部成功的現實主義傳統小說的《印度之行》中開篇就告訴我們：昌德拉普爾在莫臥兒帝國時期是印度北部通往海上的必經之地，幾所漂亮的住宅便是那個時候修建的，之后兩百年的殖民主義使這里凋敝：“街道鄙陋，寺廟冷清;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應邀而來的客人之外，無人不望而卻步。”“與之相反，城內卻是另一番景象。從這兒來看，昌德拉普爾卻完全像另外一個地方，簡直就是一座花園之城。特別是雨季之后，無論什么東西從樹下走過，都能被遮蔽起來，無論何時，甚至在它枯萎或落葉的時候，都是為居住在這個高地上的英國人美化著這座小城。”其實，在整個殖民時代，印度到處都充滿著這樣的景象。一邊是宗主國資本的自由民主人權，一邊是殖民地人民的眼淚鮮血苦難。

　　號稱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度對中國的鴉片傾銷帶給中國人民悲慘命運。英國為了獲得中國的茶葉，從19世紀初開始對中國進行鴉片傾銷。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是2000箱，1820年為5147箱，1824年為12639箱，1834年為21785箱，1837年為39000箱，1856年已經超過56000箱(總值3500萬美元，是英國政府1856年財政收入的1/6)。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引用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的話說：“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但鴉片貿易這兩點都做到了。鴉片貿易之所以能夠做到這兩點，依靠的就是堅船利炮和自由民主人權，自由民主人權開言，堅船利炮開火。馬克思在1857年撰寫的《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中講到了英國說的人權完全就是英國資產者的財產權，他們把中國人根本不當做人來看待，馬克思說：“廣州城的無辜居民和安居樂業的商人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這一切都是在‘中國人的挑釁行為危及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這種荒唐的借口下發生的!”從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中，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都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活動，幾乎都是以自由民主人權等口號為掩蓋、以享受條約所賦予的種種特權為特征的。它們通過表面上平等、實質上極為不平等的條約在中國取得種種特權，如設立港口、自由進出中國的內河，設立租界，開礦設廠，修筑鐵路，設立銀行、商行，駐扎軍隊，建立教堂、傳播宗教，劃分勢力范圍，享有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控制中國海關等。回顧近代以來中國喪權辱國、外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的悲慘歷史，真是令人感慨萬千。在今年6月9日召開的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同志說，回首我國近代史，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

　　說的一套，做的一套;國內一套，國際一套;此時一套，彼時一套;白人一套，非白人一套;主流社會一套，弱勢群體一套。嚴格說來，自由民主人權并不是西方國家全體認同的價值觀，而是具有很多利益動機的口號

　　西方價值觀是帶有狼性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制度，助長了西方國家對勞動者的貪婪剝削和對殖民地國家人民的災難性劫掠

　　如果站在有產者的利益上，就會得出結論說：西方國家的繁榮發展是由于這些國家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是由于資本對勞動者的貪婪剝削和對殖民地國家人民的災難性劫掠，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制度助長了這種剝削和劫掠，資本試圖用自由民主人權一類溫情脈脈的話語來掩蓋其昭彰的罪惡。被稱為市場經濟理論鼻祖的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指出：專制性質的殖民地政府會比民主共和政府更能保護奴隸的利益，民主共和更有利于資本的統治。斯密指出：“法律，就其能給予奴隸一些微弱的保護使之不受主人虐待而言，在一個很大程度上是專制政府的殖民地，比在一個完全自由的殖民地執行得更好一些。”“在共和制下，沒有一個地方長官有足夠的權威去保護奴隸，更不要談懲罰主人。”也就是說，自由民主人權制度恰恰是最適合資本進行殖民剝削的制度。如果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就會得出結論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國家從來就沒有想對中國進行殖民統治，只是想在自由民主人權制度的基礎上與我們平等地做生意。有的學者說，1840年，列強最初來到中國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并沒有想用強盜的邏輯征服中國，“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理解市場的邏輯，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主動開放門戶，改革體制，再有一個合適的外交戰略，中國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完全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如日本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但我們拒絕了市場的邏輯，最后被強盜的邏輯征服了。由此，我們有了現在所知道的這200年的中國歷史。”這本身就是強盜邏輯。西方來到中國絕對不是要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教給中國，讓中國強大起來，而是讓中國永遠成為他們自由掠奪、任意欺凌的殖民地。

　　有些人忘記了歷史思維，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制度當作是天然的東西。實際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制度發展得十分緩慢

　　有些人忘記了歷史思維，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制度當作是天然的東西，不去研究這些制度在400年前的歷史狀況、300年前的歷史狀況和200年來、100年的歷史發展，認為西方自由民主人權一產生就長成了“巨人赫拉克勒斯”或者“力士參孫”。看待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列寧的思想有重要指導意義。列寧在《論國家》一文中講：“要非常科學地分析這個問題，至少應該對國家的產生和發展作一個概括的歷史的考察。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必需的，對于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實際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制度發展得十分緩慢。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后，英國選舉制度規定農民擁有年收入40先令以上者的田產才有選舉權;過了近200年，1867年的改革進一步降低了選民資格，法律規定，各郡凡年收入5英鎊者均擁有選舉權，城市中租用不帶家具的住房在12個月內付租金達到10英鎊者也有選舉權;又過了50多年，英國1918年的《國民參政法》才讓30歲以上的婦女擁有了選舉權。法國在1791年確立的選舉制度，把公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所謂積極公民就是擁有一定財產和納稅的人，積極公民只占所有公民的25%，只有他們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過了半個世紀，在1848年革命中，由于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展開了爭取普選權的斗爭，同年3月2日，臨時政府頒布法令，決定實行男性公民的直接普選;再過了近100年1944年，法國婦女才獲得普選權。美國在1787年費城制憲期間，是把奴隸制度包含在所謂民主人權之中的。美國學者鮑恩在《民主的奇跡：美國憲法制定的127天》中說：經過爭論，制憲會議代表“最后，大家協議，憲法繼續允許奴隸進口，直至1808年為止，以后就予以禁止。”實際上，美國到了20世紀60年代依然存在著嚴重的種族隔離制度這一現代奴隸制度的變種。1964年，美國第二十四條憲法修正案才取消了選民人頭稅及其它稅種的限制。

　　一些人把西方學者描述的理念上的自由民主人權當成了現實，以為現實也是如此。實際上，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理論與其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幾百年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理論有了長足的發展，各種各樣的思想層出不窮，讓人眼花繚亂。一些人把西方學者描述的理念上的自由民主人權當成了現實，以為現實也是如此。實際上，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理論與其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的：“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西方學者高喊的自由民主人權大多還是觀念上的，是無法企及的烏托邦，理論上美妙的東西在現實政治制度中經常會被資產者給予廢除。

　　幾百年來，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制度吸吮著殖民主義掠奪來的巨額財富的“乳汁”成長起來，為殖民主義堅船利炮提供著思想火藥，成為殖民主義不可或缺的“幫手”。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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