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開始的這場由北非到西亞、不斷泛濫的內戰(zhàn)、恐怖與破壞，以最近伊拉克政府軍的節(jié)節(jié)敗退為標志，于近日達到新的高潮。由于伊拉克的局勢潰爛是從美軍撤出開始的，一些人將“美軍撤出”視為動亂之源。其實，這是倒果為因，同時也是在幫美國推卸戰(zhàn)爭責任。

　　今日西亞和北非的連綿亂象，真正的源頭是兩個。遠而言之，是2003年美國發(fā)動的伊拉克戰(zhàn)爭;近而言之，是2010年底由突尼斯開始的所謂“阿拉伯之春”運動。眾所周知，2003年美國發(fā)動戰(zhàn)爭入侵伊拉克，打的是“伊拉克擁有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招牌，實質是欲推翻對美國中東利益構成重要威脅的薩達姆政權。因此，盡管戰(zhàn)爭之前即遭到包括歐洲傳統(tǒng)盟友在內的國際力量之反對，戰(zhàn)爭過程中“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理由又被證偽，但美國始終我行我素，硬著頭皮將戰(zhàn)爭進行到底;直到事情結果未如所料，伊拉克的骨頭并不好啃，美國包袱變得越來越重后，才嘎然為止：美國宣布撤軍，“撂挑子”，放任伊拉克陷于今日亂境——吃了就跑，只拉屎不擦屁股，只占便宜不承擔責任，這就是美國。

　　當時的伊戰(zhàn)，在美國國內曾獲得很大支持。支持者除了從自我“絕對安全”的狹隘利益出發(fā)外，有一些人也確實是出于“義憤”，認為像薩達姆這樣的“邪惡政權”，不符合“普世價值”標準，不應該讓其繼續(xù)存在下去。中國國內支持美國發(fā)動伊戰(zhàn)的“精英人士”，也大多持此觀點。

　　那么，薩達姆政權究竟是如何“邪惡”的呢?答案無非是：以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壓制什葉派等國內反對勢力。這些做法當然不好，但是，如果將薩達姆執(zhí)政時看起來相對壓抑卻穩(wěn)定而有序的伊拉克，與今日內戰(zhàn)、恐怖、破壞與死亡無日無之的伊拉克相比較，究竟哪一個“更不壞”呢?相信答案不言而喻。由此亦可見，薩達姆的威權統(tǒng)治或許確有其“邪惡”成分(事實上，誰又沒有“邪惡”成分，包括被“精英人士”奉為金科玉律的美國國內政治?)，但它的存在，卻阻止、壓抑了另一種更大的“邪惡”之出現(xiàn)。所以，相對而言，薩達姆政權之于伊拉克，就是“精英人士”贊揚西方民主制度時所喜歡說的“最不壞”。由于具體國情的約束，伊拉克人并沒有條件在理想型民主和薩達姆政權之間進行選擇，而只能在薩達姆政權與內戰(zhàn)、恐怖亂象之間進行選擇。本來，伊拉克人已經選對了，但由于美國這一外部因素的強力介入，結果又導致選錯了。美國為一己之私發(fā)動的伊拉克戰(zhàn)爭，其結果不但是給伊拉克人帶來了數(shù)以百萬人計的死傷，而且打斷了伊拉克社會本身的自發(fā)演進過程，釋放了“潘多拉魔盒”。

　　伊拉克如此，整個西亞、北非的亂象亦然。對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等國而言，“阿拉伯之春”取到了類似伊戰(zhàn)的效果，打斷了這些國家內部社會本身的自發(fā)演進過程，釋放了“潘多拉魔盒”，導致連綿不斷的內戰(zhàn)、恐怖和破壞。“阿拉伯之春”之初，由于理念原因，從中國國內到海外，“精英人士”一片歡騰。然而，當看到這些國家后續(xù)的變化和今天的狀況，看到“阿拉伯之春”蛻變成“阿拉伯之冬”后，那些曾經歡騰不已的人，是否也會有所反思?是否能夠認識到，西方民主絕非他們所鼓吹的那樣是萬應靈丹。反之，對于那些在具體國情的限制下(這種約束既與內部的人均經濟收入水平、社會矛盾積累程度有關，也與外部環(huán)境的寬松程度有關)，沒有條件在理想型民主和現(xiàn)狀之間進行選擇，而只能在現(xiàn)狀和普遍性失序之間進行選擇的國家而言，選擇民主就是選擇動亂，就是把原來被緊緊關在瓶子中的惡魔釋放出來。

　　威權體制雖然難以避免一定程度的社會緊張，但它阻止、壓抑了更大的“惡”出現(xiàn)，維護了秩序與穩(wěn)定，使社會能夠獲得漸進改良與發(fā)展的機會，這就是權威主義政體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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