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十年之亂：誰應為伊拉克負責

　　跌宕起伏：失衡的中東

　　ISIS：“基地”變異

　　“基地”組織卷土重來

　　十年之亂：誰應為伊拉克負責

　　徐菁菁

　　被釋放的魔鬼

　　今年2月的一天，《紐約客》記者在巴格達拜訪了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在那間出于安全考慮而沒有一扇窗子的總理辦公室里，馬利基臉色蒼白，不茍言笑。他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說起話來聲音單調，面無表情。那時，他正被安巴爾省的局勢所困。

　　去年12月，由于政府逮捕一些遜尼派議員，安巴爾省爆發抗議活動。在安全部隊清空一個遜尼派抗議營后，當地的部族民兵憤而開戰。為了緩和與地方的關系，馬利基做出讓步，選擇將軍隊撤出安巴爾。誰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組織借勢攻打費盧杰和拉馬迪。反馬利基政治聯盟、安巴爾省部落革命委員會旗下的遜尼派武裝和政府軍彼此拆臺。兩座重鎮就此失手。

　　面對記者，馬利基堅持，軍事行動不會讓國家走向分裂。他信誓旦旦：“首先，我們必須保證伊拉克的統一。”仿佛是一種回應，總理說話間，密不透風的辦公室突然搖晃了起來，茶杯發出叮叮當當的撞擊聲音。在辦公室百米開外，一輛汽車爆炸了。那是當天巴格達發生的8起汽車爆炸襲擊之一。34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辦公室里，人們沉默了一陣。馬利基轉向一個助手：“去看看發生了什么。”

　　2011年底美軍撤出伊拉克后，巴格達對國家的控制力日漸衰弱。2013年對馬利基來說尤其難熬。拉馬迪和費盧杰失守前，當地數萬反政府游行者走上街頭。在巴格達，遜尼派穆斯林最神圣的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清真寺里，周五禱告后，寺內人聲鼎沸，人們高喊：“馬利基滾蛋!我們受夠了!”

　　ISIS危機的爆發，被視作伊拉克遜尼派和什葉派沖突激化的衍生物。接受什葉派馬利基的政府，還是接受遜尼派極端武裝的治理?在遜尼派聚居的北部，許多人默認了后一種選擇。這是ISIS得以迅速擴張的重要原因。如今，ISIS打算在這個國家最脆弱的神經上痛擊一拳。6月中旬，該組織的一名發言人說，他們對什葉派政權的復仇不會通過攻占巴格達來實現，他們要征服納杰夫和卡爾巴拉。那是整個穆斯林世界的什葉派圣城。伊拉克什葉派大阿亞圖拉·阿里·西斯塔尼已經向什葉派發出“圣戰命令”。

　　伊拉克戰爭11年，國家的和解與秩序的重整愈發渺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中東問題權威學者法瓦茲·吉爾吉斯(Fawaz Gergess)說，伊拉克權力分裂已成定局，無論總理馬利基如何挽救，都不可能再回到以往的中央集權。

　　大多數西方媒體和分析家將歷史歸結為伊拉克持續動蕩的根源。1916年，英、法以黑箱操作的方式簽署《賽克斯-皮科協議》，在奧斯曼帝國的中東土地上創造了現代國家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約旦和英國托管的巴勒斯坦。國家邊界的劃分沒有考慮該地區復雜的民族和宗教現實。奧斯曼帝國的巴格達、巴士拉和摩蘇爾三個省被捏合成了今天的伊拉克。在奧斯曼帝國治下，這三個省有不同的行政管理機構，彼此往來十分有限。北部摩蘇爾靠近敘利亞，那里的阿拉伯人和敘利亞的阿拉伯人更為親近。巴士拉主要由什葉派穆斯林組成，巴格達的主導是遜尼派。而摩蘇爾的北邊則是庫爾德民族的地盤。簡而言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伊拉克在國家建構上有天然的缺陷。

　　建立現代國家后的伊拉克歷史，特別是薩達姆的執政，常被演繹為占國家人口20%的遜尼派對占人口60%的什葉派的殘酷壓制：薩達姆出生于遜尼派農民家庭。他執政后，遜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團獨攬大權，政府大規模逮捕和處死以什葉派宗教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反對派組織成員。許多西方媒體和分析家認為：今天伊拉克教派沖突正是薩達姆政策的惡果。

　　但這種歷史敘述并不能解釋一切。舊金山大學中東研究項目主席史蒂夫·祖內斯(Stephen Zunes)指出，在神學上，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差別并不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差異更大。過去，“伊拉克教派混居的村莊里往往只有一座清真寺，遜尼派和什葉派在一起禱告”。

　　伊拉克活動家拉伊德·賈拉爾(Raed Jarrar)出生在巴格達。在他的記憶中，教派并不是伊拉克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內容。“事實是，伊拉克的遜尼派和什葉派在一個國家里已經共同生活了很長時間，從沒有發生過彼此屠戮的情況。人們混居在一起，通婚非常常見。我就是半個遜尼派半個什葉派。教派并不是國家意識的組成部分。我在伊拉克出生，從來沒人問我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我也不知道我的親戚、鄰居、同事們的教派是什么。這并不是說大家彼此包容，而是人們并沒有意識到教派背景會是個問題。這就像是在美國，你不需要知道你朋友屬于基督教的哪個派別。”

　　《伊拉克宗派主義：統一的對抗性視角》一書的作者、新加坡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法納爾·哈達德(Fanar Haddad)告訴本刊：“今天伊拉克呈現的教派斗爭結構是2003年之后的產物。在伊拉克歷史中，教派身份認同與教派關系的政治化并不是持續存在的。事實上，在伊拉克93年的歷史上，教派與政治是分隔的。民族、種族和地區身份也同樣如此。”

　　從現代國家建立之日起，伊拉克各屆執政者都在努力建立國家的統一文化身份，以抵抗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的民族身份、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教派身份，各地方部族的歸屬情結都可能帶來的離心力。

　　1968年，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開始長期執政。他們的策略是從伊拉克地區的輝煌歷史中尋找文化資源來構建新的國家認同。伊拉克是兩河流域的核心地區，有3000年的文明歷程，蘇美爾人、阿卡德人、亞摩利人都曾在這里創造輝煌的文明。復興黨試圖推廣這樣一種概念：兩河流域文明的創造者是當今伊拉克人的共同祖先。用薩達姆的話說：“阿拉伯民族的歷史并不始于伊斯蘭時代。”那么教派之間的分歧也就不應當成為民族團結的障礙。

　　1969年4月，政府在摩蘇爾恢復了新春儀式這一古老節日。摩蘇爾是歷史上著名的亞述王朝古都尼尼微古城的所在地。在新春儀式上，游行彩車上供奉的是阿拉伯帝國的大地圖和阿拉伯歷史上的杰出英雄人物。巴格達的尼布甲尼撒空中花園、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新巴比倫的空中花園都得到了展示。在20世紀70年代，伊拉克政府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振興和恢復包括舞蹈、音樂、詩歌在內的傳統文化。用古代兩河流域和中世紀伊斯蘭的名字來命名現代伊拉克的行政省份和行政機構成為一種時髦。巴比倫、尼尼微和伊斯塔爾、吉爾伽美什、卡迪西亞這些古老的名字都重新出現在地圖上。

　　薩達姆上臺后，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被進一步強化。1980年，他成為第一位出席摩蘇爾新春慶典的總統。1981年，他親自選定兩河流域時期的古都巴比倫作為慶祝他打響兩伊戰爭一周年的地方。當時的副總統馬魯夫在慶典中發表講話，將兩伊戰爭稱作薩達姆的“卡迪西亞”戰爭。發生在636年的卡迪西亞戰爭是阿拉伯聯軍與波斯之間的一場決定性戰役。戰爭將波斯軍隊趕出伊拉克，并最終使波斯薩珊王朝覆滅。

　　復興黨對什葉派反政府組織的殘酷鎮壓是歷史事實，但這是基于穩固政治權力的考慮，而非宗教意識形態的選擇。1979年，伊拉克開始在什葉派圣城卡爾巴拉舉行烏卡達爾(Ukhaydar)節，宣傳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同源性。在1984年節日的開幕式上，伊拉克副總統說：“今天阿拉伯人的英雄薩達姆對敵人(伊朗)拔出的寶劍，和伊瑪目阿里的劍是相同的。”這顯然也是在向什葉派民眾大獻殷勤—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繼承人問題上，什葉派只效忠第一代伊瑪目阿里及其后裔。這是他們和遜尼派在神學上的主要分歧。在整個兩伊戰爭期間，薩達姆政權都在支持什葉派清真寺的修建。

　　這種政策的效果是不可否認的。1921年，統治伊拉克的費薩爾一世曾感慨伊拉克人充斥了宗派觀念，毫無愛國之心。60年后，在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中，有大量伊拉克什葉派士兵投身于與伊朗的戰斗，盡管當時霍梅尼建立的是一個什葉派伊斯蘭國家，并愿意為伊拉克什葉派的奪權提供幫助。

　　拉伊德·賈拉爾記憶中教派身份模糊的伊拉克社會正是基于這樣的國家認同。但在過去10年里，巨大的變化已經發生。“我們經歷了地區歷史上最大的宗派和民族‘凈化’運動。500萬伊拉克人被卷入大遷徙。我所居住的巴格達社區逐漸演變成了一個純粹的遜尼派社區。什葉派不是死于襲擊就是遷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而在我居住過的另一個地方，同樣的情況發生在遜尼派身上。”

　　在首都巴格達，兩派分居被實體化了。在居民區里，美軍和伊拉克政府為抵擋爆炸修起了三四米高、40厘米厚的鋼筋混凝土防爆墻。不同街區的入口處設有檢查站，全副武裝的士兵或警察對可疑車輛進行盤查。作為安全措施，巴格達居民一般都持有注明居住街區的特殊證件，安全人員往往只允許居住在該地區的居民或者相熟的人員、車輛進入。

　　教派對立像被釋放出牢籠的惡魔，與國家重建中的政治權力斗爭糾纏在一起，將伊拉克拖向深淵。問題是：潘多拉魔盒是怎樣被打開的?

　　失效

　　“冷戰”結束后，伊拉克和美國之間爆發了兩次戰爭，這兩次戰爭都將伊拉克國家命運的轉折和地區力量的重塑捆綁在一起。

　　1988年，兩伊戰爭結束。在這場兩敗俱傷的戰爭中，伊拉克和伊朗的國家經濟實力都受到重創。薩達姆并非一無所得。在國內，伊拉克的軍備大為擴充，擁有了地區一流的軍事實力;在地區舞臺上，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義在與伊朗的對抗中被抬到了最顯著的高度。薩達姆聲稱要遏制霍梅尼輸出伊斯蘭革命，保衛阿拉伯民族的東大門。這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全面響應。自1978年埃及、以色列講和后，阿拉伯世界進入群龍無首的時代。對于兩伊戰后的薩達姆來說，趁余威并吞科威特，可以緩解戰后的經濟困頓，擴充國家實力，坐實地區的第一把交椅。

　　但“冷戰”結束這一更大的棋局打亂了薩達姆的算盤。維持一個穩定和安全的海灣是美國的一貫原則，這關系到讓中東石油穩定地流入世界市場的這一關鍵國家利益。在“冷戰”時期，美國一方面與態度溫和的海灣君主國保持合作關系，另一方面在兩伊之間制造并維持均勢，避免和蘇聯進行對抗。為此，在兩伊戰爭中，美國恢復了與伊拉克中斷20年的外交關系，以向伊拉克提供貸款、出口補貼、戰場情報、出售軍民兩用產品和提供軍事技術，對蘇聯支持的伊朗實施武器禁運的方式平衡戰場上的戰局。

　　1990年，當薩達姆決定吞并科威特時，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蘇聯解體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在海灣，美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地區格局，同時應對兩伊的挑戰。這時，一個作為地區領袖的伊拉克的出現是不被允許的，海灣戰爭在所難免。

　　海灣戰爭對薩達姆的統治是一次全面打擊，直接牽動了伊拉克政治結構的變化。薩達姆提出，科威特在歷史上曾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個縣，吞并科威特是實現阿拉伯統一的一個重要步驟。但實際上，多年來，阿拉伯世界各國已經建立了強烈的主權意識。這種泛阿拉伯主義的解釋不但沒有發揮號召力，而且1990年海灣危機爆發后，多數阿拉伯國家都對伊拉克投出了反對票，卡塔爾、沙特等國家直接參加多國部隊對伊作戰。在國內，復興黨鼓吹多年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身份認同變得難以自圓其說。執政黨必須找到新的途徑來整合國家。

　　在兩伊戰爭時期，政府對伊斯蘭的強調主要是為了安慰國內的什葉派。90年代以后，伊斯蘭已經成為復興黨形象的組成部分。薩達姆在講話中對《古蘭經》的引用越來越長，占領科威特也被賦予宗教意義的象征。這種宣傳在1991年1月初的巴格達峰會上達到頂峰。一些伊斯蘭激進分子稱薩達姆為穆斯林的哈里發。1994年以后，政府開展禁酒運動，關閉了電影院鼓勵清真寺組織“回歸信仰”運動。政府在清真寺、神職人員身上花了大量的錢，讓人們在各級學校甚至復興黨內部接受義務的宗教課程。清真寺逐漸成為社會的中心，神職人員的地位日漸提高。

　　與此同時，為保持國家機器的忠誠，薩達姆強烈依賴家族來掌握國家實權。他的兄弟掌管著內務和安全部門，和他有親戚關系的馬吉德家族控制著工業、國防和軍工。在這個不得不依靠血緣關系控制的伊斯蘭化的權力堡壘中，遜尼派的主導地位不可避免地變成了一個越來越顯眼的問題。

　　兩伊戰爭結束以后，與戰前伊拉克外匯儲備350億美元相比，伊拉克的經濟實力比戰前的1979年差了1000億美元。海灣戰爭后10年的國際制裁使伊拉克經濟一蹶不振，進一步促進了伊拉克社會結構的瓦解。過去，復興黨政府自上而下地分配充裕的石油財富，直接為民眾提供工作崗位、補貼和各種公共服務，這保證了中央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傳統的部族體制被邊緣化。但90年代以后，執政黨的經濟基礎被瓦解，薩達姆越來越依賴于部族的網絡統治，中央權力不斷向地方讓步。

　　為籠絡部族，復興黨將從前沒收的土地重新交還到部族首領手中。同時恢復了部族法，其中包括允許對為保持家族榮譽而殺死不貞妻子的男子采取寬大的處理方式這樣的條款。部族可以公開使用部族名字，可以與復興黨、軍隊和政權人物有聯系。這在過去都是違法行為。

　　在1995年，大約有60%的國民大會代表是部族領導人及他們的代表。高層領導中幾千人的特別保護部隊幾乎都來自于阿爾布·納塞部落。一半的共和國衛隊都來自阿爾布·納塞部落或者其同盟部落。這些部族力量被重新武裝，在某些地方甚至擁有運載火箭發射臺。

　　民主泡影

　　在整個90年代，美國并不急于推翻薩達姆政權。海灣戰爭后，美國在中東一家獨大。以軍事存在為例，美國在海灣擁有一支航空母艦和兩棲作戰部隊，在阿拉伯半島建立了軍事基地。對于克林頓政府來說，只要推行“東遏兩伊、西促和談”的政策，維持現狀，就足以達到美國國家利益的四個目標：確保石油以合理價格穩定流向世界、確保以色列的安全、防止敵對大國的出現以及遏制伊斯蘭極端勢力。

　　但“9·11”的驚雷使得美國對中東政策進行了顛覆性的檢討和反思。在掌握國家管理權的新保守主義者看來，穩定壓倒一切的傳統中東政策已經不再能夠保證美國的利益。不少學者認為，中東專制主義統治創造了有利于基地組織和其他極端主義勢力獲取支持的環境，政治自由的缺乏破壞了和平和繁榮。要根除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就必須在中東推動民主化。由此，民主從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上升到與美國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的重要地位。

　　針對那時的局面，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回憶說：“我真的認為，此時此刻與1945到1947年那個時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時期……今天國際政治的結構板塊已經發生了巨變。最重要的是要抓住這一機會，重新界定美國的利益和對國際機制的立場，所有這些均是從前難以實現的。”2002年，在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的一次講演中，布什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計劃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回應了賴斯的想法，提出應該以“整合主義”取代“遏制戰略”，將其他國家鎖定在反恐，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支持自由貿易、民主、市場經濟這些政策中，用基于這些議題的機制來進一步將它們更加緊密地規制起來。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在中東尋求推進民主化的突破口，白宮不再有耐心讓搖搖欲墜的薩達姆政權自生自滅。

　　隨著巴格達市中心廣場上巨大的薩達姆雕像被推倒，蓋在宗教、部落矛盾之上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外衣被徹底揭開了。2007年，伊拉克陷入內戰后，美國內布拉斯加韋斯里安大學政治系教授凱利·伊頓反思說：“推翻薩達姆政權實際上釋放了這個殘暴的獨裁曾經扼制的分裂勢力，不是為伊拉克的自由民主革命掃清道路，不是帶來和平與穩定，而是導致無政府和混亂的出現。”

　　在舊金山大學教授史蒂夫·祖內斯看來，美軍在占領伊拉克之初的一些政策，加劇了伊拉克的持久混亂。為了徹底清除舊政權的影響，戰事結束后，美國立即開展政治清算，宣布取締復興黨，解散伊拉克政府機關、軍隊、各種情報機關、安全部隊和警察力量。盡管這一做法將一小撮薩達姆骨干分子掃地出門，但是也使成千上萬伊拉克人失去工作。他們當初加入復興黨只是因為黨員身份在薩達姆時期是在公共部門就業的前提條件。大清洗造成的結果是整個伊拉克必須從頭開始建立國家機器，管理國家所需要的專業和技術人員大部分被排除在公共服務之外，軍隊的解散又為反叛者提供了現成的兵源。更重要的是，復興黨建立的國家機器依然是以世俗觀念和原有國家認同為基礎的，它的解散，為教派黨派和武裝留下了大量政治真空。

　　2003年9月，美國文職行政長官布雷默管理的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公布了伊拉克臨時政府25名部長人選，這些人選包括13名什葉派穆斯林、5名遜尼派穆斯林、5名庫爾德人、1名土庫曼人和1名基督教徒。這份名單看似公平卻埋藏下了巨大隱患。祖內斯評論說：“美國占領下的當局鼓勵按教派、民族，而非能力和其他政治意識形態分配席位。這使得每一個政治問題的爭論焦點都不再基于其對于國家的價值，而是哪些政治團體會有損失，哪些會得益。這在政治黨派、議會團體和政府部門之間造成了巨大的不穩定，迅速劃定了宗派的界限。”

　　拉伊德·賈拉爾回憶，臨時政府成立后，宗教和民族差異徹底擺到了臺面上。政治組織開始打起了這張牌。“在人們真切地感受到他們居住的地方發生變化之前，他們先在政治宣傳和新聞報道中看到了這一點。”

　　在隨之而來的民主選舉，人口數量占優的什葉派聯盟毫無懸念地獲得勝利。但即使是什葉派聯盟內部也同樣派別林立。對國家未來的權力構架，各派都有不同的想法。2005年，在一場全民公決中，伊拉克人投票修訂了2005年憲法。為了平衡各個派別的利益，這份憲法極為柔性。人們同意安全部隊理應由文職政治領導人掌握，但卻沒有提出防止武裝派系化的方案。憲法規定石油產業理應惠及全體伊拉克人民，但對于由誰來決定石油權益的分配卻語焉不詳。憲法規定伊拉克是一個聯邦國家，卻沒有對聯邦制的類型和權力范圍進行有力的界定。憲法115條甚至規定，每個省份都有權在地方委員會內部組織公投，如果得到2/3的贊成票，該省就能夠宣布自己獲得“聯邦地區”自治地位。2011年，遜尼派主導的薩拉丁省就曾借此宣布自己成為“聯邦地區”。

　　今年，伊拉克進行了戰后第三次選舉。在民主外衣之下，政治派別之間的丑陋斗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在美國撤軍后的第一天，總理馬利基就下令逮捕遜尼派副總統哈希米，罪名是他曾領導著一支暗殺小組，刺殺警察局官員和政府官員。一位西方外交官告訴媒體，事實上，“在內戰時期，很多政治領導人都有自己的暗殺小組”。

　　砝碼

　　中東政治版圖的特征之一，是各國的國家利益訴求在宗教和民族紐帶的糾纏下形成極其復雜的關系。一個國家的政權更迭，即可產生廣闊的地區效應，而地區格局的任何變動又會對具體國家的內部政治構成牽制。伊拉克位于海灣地區的核心，同時擁有龐大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人口，它既是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對立前沿，又是中東什葉派和遜尼派陣營力量天平的決定性砝碼。這都意味著，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伊拉克現行政治的穩定性將受到更多外部因素的影響。

　　小布什政府的“先發制人”和大中東民主化政策極大地改變了阿拉伯國家的外交心態。與海灣戰爭不同的是，美國在這次戰爭中并沒有能夠組織起一支多國部隊，阿拉伯國家并沒有派部隊參戰。包括埃及和沙特在內的長期盟友都對美國的民主化用心充滿疑慮。而伊戰后，地區局勢的發展也并不如同美國的戰略預期。

　　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沙特、伊朗和伊拉克在海灣地區呈現鼎立的三足。伊拉克可靠的軍事能力，一直被沙特視作地區抗衡伊朗的戰略支柱之一。隨著美國解除復興黨武裝力量，沙特與伊朗之間微妙的戰略平衡實際上被打破。從沙特的角度看，伊拉克的孱弱意味著對抗伊朗的前沿堡壘被美國移除了。沙特駐美大使費薩爾(Saud al-Faysal)親王一直反對美軍撤離伊拉克，他說：“沙特王國一直認為美國未被邀請就來到了伊拉克，同樣它未被邀請將不應該離開那里。”這顯然是在擔心美軍撤離伊拉克所留下的權力真空會被伊朗填滿。自伊拉克戰爭后，2003到2005年，中東的軍火貿易急劇上升，武器進口從29.32億美元急劇攀升至59.81億美元，增長了一倍。

　　伊拉克戰后什葉派的掌權是沙特不愿看到的。直到2007年，利雅得還未在巴格達建立使館。沙特王子奧費薩在2009年4月4日訪問約旦時坦率地說：“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的結果，是使伊拉克臣服于伊朗。”這一擔心并非子虛烏有。2007年，伊朗前總統內賈德在德黑蘭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占領者的政治勢力將很快崩塌，很快我們將看到一個很大的權力真空。當然，在伊拉克的協助下，我們準備與鄰國以及地區伙伴，如沙特，一起來填補個空缺。”

　　確保伊拉克的親伊朗立場是伊朗宗教地緣戰略的至關重要的環節。伊拉克是僅次于伊朗的第二大什葉派國家。伊拉克的外交取向在教派層次上關乎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力量對比，在國家層次上關乎伊朗與地區對手的力量平衡。由于在地理上處于什葉派之弧的核心地帶，伊拉克外交上親伊朗還是親海灣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直接關乎什葉派地緣板塊的完整性。

　　伊拉克戰爭后，伊朗在伊拉克共設有5座使領館，分別設在巴格達、巴士拉、卡爾巴拉、埃爾比勒和蘇萊曼尼亞。巴士拉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南部石油化工重鎮和最大的港口城市，是石化產品海路出口的咽喉;卡爾巴拉是什葉派的宗教圣地;埃爾比勒是北部庫爾德自治區的首府;東北部的蘇萊曼尼亞與伊朗毗鄰。

　　早在2007年，就有學者描述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在納杰夫，這一什葉派穆斯林最神圣的城市，伊朗的旅游車每天載著1200名朝圣者來到擁有黃金屋頂的伊瑪目阿里的圣壇。在此，一個較大規模的主要由伊朗資助的翻新改建活動正在進行。一個伊朗代表團正在該市訪問，希望將每日朝圣者的數量提升到5000。當地市場上充斥著伊朗的產品，從磚頭到襪子，什么都有。街道攤販已開始倉促地學習波斯語，以便同旅游者交流。”2006年伊朗對伊拉克的出口達到18億美元，僅次于土耳其。伊拉克南部是伊朗之外唯一一處使用伊朗貨幣里亞爾的地方。那里的自由貿易區吸引伊朗的貨物大量涌入巴士拉的商店，其中包括煤油和煤氣。

　　伊朗與伊拉克什葉派宗教和政治派別之間有歷史深遠的聯系。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曾在伊拉克駐留十幾年。當前伊拉克什葉派領軍人物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出生于伊朗東部省份呼羅珊。現任伊拉克總理馬利基曾在德黑蘭留居8年，在2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里，他始終與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保持密切關系。

　　伊拉克什葉派武裝巴德爾組織(Badr Organization)和薩德爾派(Sadrist Movement)一直受到伊朗伊斯蘭政府的支持。巴德爾組織由伊朗革命衛隊訓練和武裝，兩伊戰爭期間就曾與伊朗軍隊協同作戰。2003年后，有大約1.6萬名民兵以個人身份直接加入伊拉克軍隊、警察和安全部門，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歸國的巴德爾組織成員。

　　在沙特看來，伊朗的滲透已經直接影響了伊拉克的政治局勢。2008年3月，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什葉派武裝“邁赫迪軍”與伊拉克安全部隊展開武裝對抗。4月，在科威特召開的“伊拉克鄰國間會議”討論中，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質問伊朗外交部長莫塔基(Manouchehr Mottaki)：“你們對于巴士拉的干涉要到什么程度?”莫塔基針鋒相對：“比你們的程度輕。”

　　2012年之前，由遜尼派阿拉伯國家掌控的阿拉伯聯盟一直拒絕將阿盟峰會的舉辦權授予伊拉克，其根本原因則是伊拉克在地區政策上與伊朗相近。伊拉克是少數在敘利亞問題上追隨伊朗、反對顛覆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中東國家之一。2011年11月，阿盟峰會暫停了敘利亞的成員資格，伊拉克投了棄權票。2013年3月，阿盟峰會授予敘利亞反對派成員席位，伊拉克也提出了反對意見。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沙特國王阿卜杜拉曾警告美國前副總統切尼，如果美國從伊拉克撤軍，沙特將在財政上資助伊拉克遜尼派組織任何針對伊拉克什葉派的戰爭。沙特還宣稱，如果發現有德黑蘭支持下的什葉派武裝使伊拉克遜尼派陷入危險境地時，沙特將進行軍事介入來保護伊拉克的遜尼派組織。

　　事實上，在美軍撤離伊拉克以前，沙特并沒有采取可見的行動支持伊拉克遜尼派組織，其主要考慮是避免陷入資助美國敵人的尷尬境地，與美國發生沖突。但2011年底，在伊拉克局勢并無好轉的情況下，奧巴馬從伊拉克撤出全部美軍。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在中東地區實施戰略收縮已是難以扭轉的趨勢。此后，中東各國對地區出現的權力真空的爭奪會日益激烈。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梅赫蘭·卡姆拉瓦指出，在敘利亞戰場上，沙特、卡塔爾為推翻巴沙爾政權，不斷向敘叛軍提供人力、資源和財政援助，“這直接促成ISIS的崛起”。

　　〔參考資料：海德(伊拉克)：《美國撤軍伊拉克后伊朗和沙特的抗衡》，《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1月;韓志斌：《伊拉克復興黨民族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

　　跌宕起伏：失衡的中東

　　徐菁菁

　　西方世界賦予“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的意義。但實際上，與伊拉克類似，當專制政權被推翻后，這些國家并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過渡。缺乏現代政黨政治經驗的社會，在社會矛盾激化和舊秩序破裂時，轉而投向了根深蒂固于傳統的宗教和部族力量。原先專制但較世俗的共和政體被消解，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政黨和地區武裝占據了政治舞臺，激化了國家內部地區之間、民族之間、宗教派別之間、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持續對抗。

　　地區的絕對主導力量美國在這場“民主革命”中秉持了實用主義的策略。與撤軍伊拉克相應，它不再直接干預各國局勢。對利比亞的空襲也是在法國領導的名義下進行的。它一面幫助利比亞軍閥打垮卡扎菲，另一面默許沙特出兵巴林鎮壓什葉派示威;在埃及，它在民眾運動的大勢所趨之下放棄了盟友穆巴拉克，在軍方將自由選舉產生的執政者穆斯林兄弟會趕下臺時，它又拒絕承認這是一場軍事政變。

　　奧巴馬政府種種表現說明，在不涉及維護以色列安全、遏制反美勢力、打擊恐怖主義、維持穩定的石油供應這些根本利益的情況下，美國不愿再為中東背負更多的包袱。美國力量的后撤意味著，在中東變局的再平衡過程中，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地區大國之間的相互之間博弈將更為激烈。而在決定性力量缺席的情況下，多種均勢力量的對抗意味著更大的變數，更長期的動蕩。敘利亞的3年內戰證明了這一點。

　　利比亞

　　2011年10月20日，在利比亞戰事爆發8個月后，卡扎菲及其子穆塔西姆遍布傷痕的尸體被放在蘇爾特一家肉鋪的冷庫里任憑好奇民眾圍觀拍照。卡扎菲時代就此落幕。

　　盤根錯節的部落力量是推翻卡扎菲政權的主要內部力量。利比亞的部落傳統可以追溯到1951年利比亞聯合王國建國前，當時由的黎波里塔尼亞、昔蘭尼加與費贊三塊地區組成的利比亞還只是一個地理學上的概念。這些地方由140多個部落組成，人們用忠誠交換物質利益和安全，所有人無條件地服從首領。

　　卡扎菲及其率領的“自由軍官組織”在1969年的“九月革命”中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在整個70年代，卡扎菲不斷對利比亞政治體制進行調整，但從來不以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為方向。在這里既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憲法，也沒有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和部委機構。為鞏固權力，卡扎菲依靠自由軍官組織，將卡扎法、瓦法拉、馬卡哈部落整合為自己的親信。部落成員占據了各類權力機構的重要職位，部落政治不但沒有消除，反而更為強大了。

　　卡扎菲對國家政治控制力的下滑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外交上，利比亞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美國關系惡化。從1982年起，美國就以利比亞支持恐怖分子及在國外搞顛覆活動為由，宣布對利比亞石油實行禁運，并對除食品、藥品和醫療設備的所有出口到利比亞的美國產品強加出口許可證，從利比亞撤出2000名石油技術人員，并要求西歐盟友參與制裁。

　　戰爭的緊迫感令利比亞不斷花費巨資從蘇聯等國家購入武器。但從1986年初開始，由于石油價格從每桶3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利比亞的石油總收入從一年前的220億美元跌到80億美元以下，赤字達到20億美元。

　　在四伏的危機中，卡扎菲本能地在部落政治上走向極端。瓦法拉部落在與卡扎法部落的權力爭奪中被排擠，由政權的支持者變成為昔蘭尼加的反對派。

　　2011年2月15日，班加西人率先走向了街頭后，示威游行活動在利比亞多個城市蔓延開來。8天后，東部就基本脫離利比亞政府的控制。隨后，交戰雙方陷入拉鋸戰。由于利比亞持續的動蕩將對世界原油市場產生不小的影響，北約軍隊決定出兵干預，在3月19日發起了以“奧德賽黎明”為代號的襲擊。8月，反對派武裝全面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

　　卡扎菲垮臺后，利比亞進入國家重建。雖然以班加西為基地的“國家過渡委員會”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為利比亞人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推翻卡扎菲政權的重要力量—民兵武裝組織及其背后的部落力量在新政權建立后并未解散，勢力反而迅猛發展，同時控制了領土和經濟資產，并且試圖永久保持掌控權。

　　2014年5月16日，班加西爆發了自2011年戰爭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沖突。退役將領哈夫塔爾以“根除恐怖主義”為由，對當地多支伊斯蘭民兵武裝發起大規模打擊。在持續動蕩中，利比亞于6月25日舉行了自2011年卡扎菲政權倒臺以來的第二次議會選舉。選舉后利比亞安全局勢急速惡化。全國已處于再度爆發內戰邊緣。美軍軍方6月21日表示，美國從利比亞撤出公民的準備工作已完成，美軍艦艇和海軍陸戰隊正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軍事基地待命。時隔3年，又一場內戰似乎正在步步逼近。

　　埃及

　　2011年初穆巴拉克的辭職揭開了埃及動亂的第一個謎底，但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此后，由原執政黨“民族民主黨”演變而來的“新民族黨”，由穆斯林兄弟會組建的“自由和正義黨”，由各種分散、多元力量構成的自由派三大政治勢力不斷分化組合，以謀取對埃及未來的主導權。

　　在埃及的各派政治勢力中，作為連續存在時間最長的現代伊斯蘭團體，穆斯林兄弟會的實力最為強大。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的成員人數曾一度達200萬之眾。1952年，納賽爾將軍建立共和國。世俗的軍方與穆斯林兄弟會主張的伊斯蘭法治理理念發生沖突。1954年，穆斯林兄弟會數次試圖暗殺總統納賽爾，最終導致政府的殘酷鎮壓。

　　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們從這一經歷中得到了迥異的教訓，包括埃及現代伊斯蘭主義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卜在內的一些人走向了極端主義，認為對抗現代國家強制力的唯一手段就是伊斯蘭圣戰。而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人班納的繼承人哈桑·胡代比則做出了更為明智和謹慎的決策。他的繼承人烏瑪爾·蒂爾米薩尼宣布放棄在國內戰略中使用暴力。這一讓步使得薩達特總統允許穆兄會作為社會組織而存在。穆兄會對埃及社會的持續影響得以保存下來。

　　2002至2004年間，穆斯林兄弟會加入了反對派組成的“變革運動”，抗議對巴勒斯坦人的壓制，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并迅速轉向國內政治領域，提出包括對選舉進行司法監督、停止緊急狀態法、改革總統選舉流程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在穆巴拉克下臺后，穆斯林兄弟會成為埃及社會最具有組織性和政治經驗的政治組織。2012年6月17日，代表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與正義黨”主席穆罕默德·穆爾西得以在總統選舉中擊敗代表世俗派的前總理艾哈邁德·沙菲克，成為埃及歷史上首位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

　　穆爾西上臺后的最大懸念在于埃及軍方是否能夠向其移交權力

　　穆爾西于2012年12月26日頒布總統令，宣布前日在全民公投中獲得通過的憲法正式生效，這部帶有伊斯蘭教法色彩的憲法的出臺引爆了強烈抗議。世俗民主派和自由派認為，穆兄會可能利用投票箱上臺，劫持民主，建立實行“沙里亞”的伊斯蘭國家。

　　與此同時，穆巴拉克政權垮臺后，本來滿目瘡痍的埃及經濟再遭投資銳減和旅游業衰落的雙重打擊。穆爾西未能制定出可行的解決方式，經濟困境更加嚴峻。根據埃及國際合作部的統計數據顯示，該國的年經濟增長率從2011年革命發生前的7.2%直降至2012～2013年的2.1%，失業率卻從8.4%上升至13.2%，貧困率從2010年的19.6%上升至2013年的25.2%。

　　2013年7月4日，在反政府動亂持續數日后，埃及軍方解除了總統穆爾西的全部職務。國防部長塞西宣布廢除臨時憲法，提前舉行總統大選，并委任最高憲法法院院長曼蘇爾為過渡總統。此后，伊斯蘭力量和埃及軍方之間長期存在的敵意驟然激化，國內暴力沖突不斷升級。2013年7月16日下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8月15日，埃及經歷了“阿拉伯之春”開始以來最為血腥的一天。埃及軍方在開羅阿達維耶清真寺外廣場和復興廣場對前總統穆爾西的支持者展開了武力“清場”，導致數以千計的人員傷亡。

　　據統計，從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末，共有3143名埃及人在各類政治暴力事件中喪生，1.7萬人在超過1100場示威和沖突中受傷。同時，極端組織也加大了對埃恐怖襲擊的力度。截至2014年1月底，共有281名埃及人死于恐怖主義襲擊。

　　軍方以高壓回應動亂。2013年8月17日，臨時政府總理貝卜拉維要求解散穆斯林兄弟會，并將其從法律上定為非法組織。10月9日，埃及社會團結部部長宣布，將穆兄會從非政府組織名單里刪除。

　　2013年12月1日，埃及修憲委員會完成并通過了最終修訂版的新憲法草案，臨時總統曼蘇爾向全體選民發出公投倡議。當月中旬，埃及政治過渡路線圖的重要一步—新憲法草案以98.1%的高支持率通過，這是埃及自2011年發生政治動蕩以來的第二部憲法草案。

　　新憲法草案由247項條款組成，相較2012年憲法有較大改動。在政黨制度方面，新憲法草案明確禁止以宗教為基礎成立政黨;在議會制度方面，草案決定改“兩院制”為“一院制”，取消協商會議(議會上院)，且取消議會中工人和農民代表比例不得少于一半的強制性規定;在司法制度方面，則允許軍事法庭審判平民等。草案還規定，國防部長的人選必須是軍人，并需得到最高軍事委員會同意。新憲法草案強化了國家機關的執政地位，軍方、司法機關和警方可以聯合起來對付穆兄會。實際上，被賦予自治權的軍方是新憲法的最大贏家，而伊斯蘭主義者是新憲法的最大輸家。

　　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及其支持者的大規模抓捕，在埃及全境展開。2014年3月起，審判陸續在明亞、蓋勒尤卜等省份進行，逾千人被判處死刑。6月3日，埃及最高選舉委員會宣布，前軍方領導人塞西以96.91%的得票率戰勝左翼政治家薩巴希，贏得總統選舉。革命3周年后，埃及重回軍人總統時代。

　　面對埃及局勢，美國在戰略利益與現實政治主張之間進退維谷。在穆爾西民選政府被推翻后，美國國務院以防止埃及國內沖突為由，于2013年10月9日宣布暫停對埃及15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包括暫停交付一些大型軍事裝備及對埃及政府的現金援助，直到埃及在民主過渡方面取得“可信的進展”。之后，美國繼續釋放混合信號，一面對新政權的高壓統治予以譴責，一面又宣稱希望結束雙邊關系危機，更新援助力度。

　　在阿拉伯世界，沙特是埃及軍方重新奪權的最堅定支持者。前總統穆爾西被罷黜后，沙特國王便成為第一個向埃及軍方發來賀電的外國元首。此后，沙特聯手阿聯酋、科威特等海灣國家向埃及提供了累計超過12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埃及內閣去年底將穆爾西所屬的穆斯林兄弟會定性為恐怖組織后，沙特亦追隨埃及將其列入恐怖組織名單。6月初埃及總統選舉結果出爐，沙特國王即在十幾分鐘后向塞西發去賀電，并呼吁埃及的援助國召開國際會議，幫助埃及度過當前的經濟危機。沙特的積極響應既是出于鞏固傳統的盟友關系的需要，也是出于對地區伊斯蘭主義政治崛起可能威脅本國君主統治的擔憂。

　　在地區以外，俄羅斯也積極介入埃及變動。今年3月，塞西遠赴莫斯科，就一份20億美元的軍火協議與公開支持其競選總統的普京展開了討論，被視為對美國“放棄埃及”政策的回應。與此對應，6月22日，美國國務卿克里火速造訪埃及，并宣布將解凍在埃及前總統穆爾西去年下臺時遭到凍結的5.75億美元軍事援助款，并迅速撥款。此外，美國還承諾向埃及提供10架阿帕奇直升機，用來打擊在西奈半島的武裝分子。

　　敘利亞

　　2011年3月初，敘利亞南部城市德拉市的15名小學生在公共場所涂寫反政府標語，遭到警方拘押。3月15日，數十名敘利亞人在首都大馬士革市中心哈米迪亞市場游行，揭開了反政府活動的序幕。3月18日，德拉市爆發了上千人參加的游行，隨后抗議風暴蔓延至敘利亞全境。示威者提出結束國家緊急狀態法，呼吁政治改革，爭取自由權和懲治腐敗等多項政治要求。

　　作為回應，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宣布結束自1963年開始實施的“緊急狀態”法案，保障民眾“游行示威權利”。但政府的讓步反而激起民眾更大的熱情，反對派提出新的要求，如重組安全機構、修改敘利亞憲法等。4月22日，敘利亞出現了最大規模的抗議，政府鎮壓行動也開始升級，爆發大規模流血沖突，此后局勢逐漸由和平抗議轉向暴力沖突。

　　敘利亞此番危機的爆發與國內經濟、政治、宗教問題密切相關，加上外部因素干預，矛盾進一步激化，事態迅速向惡性循環方向發展。

　　敘利亞什葉派占總人口約20%，而遜尼派則占到國內總人口的70%，教派間利益此消彼長。掌握敘利亞政權的阿薩德家族屬于什葉派的分支阿拉維派，只占敘利亞總人口的6%，阿薩德掌權后，被認為是異教徒的阿拉維派開始掌控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并由此成為敘利亞社會的特權派別，以阿薩德家族為核心，阿拉維派形成了掌控敘利亞的利益階層，并控制著該國的安全部隊：巴沙爾的弟弟馬赫爾·阿薩德領導著該國精銳部隊—共和國衛隊和第四裝甲部隊，巴沙爾的姐夫阿瑟夫·沙烏卡特是軍隊的副總參謀長。

　　1976年，敘利亞國內爆發了持續6年的叛亂，1982年2月發生在西部城市哈馬的大屠殺成為高潮事件：哈菲茲·阿薩德將叛亂歸因為哈馬的穆斯林兄弟，派出軍事力量進行了鎮壓，對哈馬的遜尼派穆斯林實施了焦土政策，叛亂者控制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被重炮夷為平地，導致幾萬人被屠殺。2004年，東北部城市卡米什利的庫爾德人發動了反政府暴亂，此后數月，敘利亞警察與當地的庫爾德人和阿拉伯部落之間爆發了激烈的對峙和沖突，造成了至少30萬人死亡。這些過往歷史，都為敘利亞的宗教、民族分裂埋下了火種。

　　而阿薩德家族在40多年的專制統治期間，長期對內實行高壓政策和嚴密監控，積壓了大量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敘利亞民眾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2000年，巴沙爾就任敘利亞總統后曾力圖改革，承諾在政治上，釋放政治犯，放松言論控制，打擊貪腐行為，禁止神化領導人;在經濟上，推行9個五年計劃，提出了改革、發展和現代化“一攬子計劃”，吸引外資，改善民生。但由于受到復興黨內部元老和既得利益層的制約，改革進程緩慢，經濟形勢惡劣，失業率高達20%。同時，政府部門腐敗問題嚴重，巴沙爾的弟弟馬希爾以及他的叔伯兄弟都不同程度地涉嫌貪污腐敗，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風盛行，國內矛盾并未緩和。

　　敘利亞位于中東十字路口，扼守重要的能源走廊，在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力量和以遜尼派為首的阿拉伯力量的角逐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使得敘利亞的政治格局受到了更多外來力量的干涉。

　　從2006年起，美國政府開始秘密資助敘流亡組織“公平和發展運動”600萬美元。借助美國經費，該組織于2009年4月在英國倫敦成立了巴拉達電視臺，利用輿論在敘利亞制造分裂和派系斗爭，用人權、民主攻擊巴薩爾政權，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敘利亞問題爆發后，中俄否決了美國向安理會提出的關于敘利亞問題的決議草案。美國繞開聯合國，孤立中俄，拉攏“反巴沙爾國際陣線”，全方位支持敘利亞國內外反對派。2012年7月，希拉里在華盛頓再次會見敘利亞反對派領導人，要求西方大力培植反對派，向其提供武器，組織海外軍團，當時的總統候選人麥凱恩也曾公開表示：首先支持他們，第二給他們武器，第三與我們的盟國一道建立庇護所，不派地面部隊，使用盟國的空中力量保護那個地區，并幫助這些人進行公平的戰斗。

　　沙特阿拉伯在敘利亞爆發起義后，統治者政策分歧不斷，隨著敘利亞暴力活動加劇，主張采取強硬路線的人勝出，2013年敘利亞危機進入白熱化后，為阻止俄羅斯對敘利亞當局的支持，沙特阿拉伯多次向普京施壓，包括以“會盡量約束伊斯蘭極端分子襲擊俄羅斯”換取“俄羅斯放棄巴沙爾”的暗示。根據阿拉伯國家外交官的說法，沙特和卡塔爾等海灣君主國家已向敘各反對派組織提供了大量資金和武器。

　　作為敘利亞的盟友，伊朗和俄羅斯在危機中充當了阿薩德政權的后盾。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之后，美國可能對敘利亞動武引起伊朗領導層高度重視。伊朗總統魯哈尼、議長拉里賈尼等政要2013年8月31日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應對敘利亞危機的措施。伊朗議會代表團緊急出訪黎巴嫩和敘利亞，向兩國高官通報情況協調立場：伊朗強烈反對任何外來軍事干預，如果美國對敘利亞實施軍事打擊，伊朗不會保持沉默。

　　俄羅斯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對敘利亞的軍事干預。在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爆發后，正是俄羅斯的斡旋使美敘兩國免于直接沖突。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政策目標非常明確：確保俄羅斯的石油利益和軍事基地，保持俄敘兩國的傳統盟友關系。俄羅斯多次邀請敘利亞最大的反對派組織“全國聯盟”到莫斯科會談。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說，俄羅斯從未說過，敘利亞危機的解決必須在保留敘利亞現總統的條件下才能進行。

　　在敘利亞危機之初，政府軍頻頻失利，阿勒頗、拉卡等城市接連陷落，首都大馬士革遭受兩次“總攻”。但隨著局勢發展，政府軍逐步奪回戰場主動權，不但挫敗反對派兩次向首都大馬士革發起的“總攻”，又在中部城市霍姆斯和大馬士革城市周邊的戰斗中接連取勝，基本鞏固了從首都到沿海地區的戰略核心區域，維系了敘利亞政府的生命線。阿拉伯社會復興黨在上世紀60年代上臺后，引導國民強化國家認同，敘利亞民眾反對外來干涉意識很強;過去幾十年里，阿薩德家族的執政維護經濟精英利益，保障民眾基本生活需要，復興黨在敘利亞仍有較好的民意基礎，加上阿拉維派內部的團結，阿薩德政權在最初的搖搖欲墜中逐步站穩了腳跟。

　　而派別林立的反對派內部則在不停分化。目前敘利亞反對派組織大約在100個以上。成立于2011年8月23日的“敘利亞全國委員會”總部設在伊斯坦布爾，由100多位反派團體代表組成，已經獲得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少數國家承認，美國稱其是“唯一合法的對話者”。在2013年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后，在確認美國不會軍事干預敘利亞局勢后，各方勢力重新洗牌。立場較為世俗的“敘利亞自由軍”和宗教色彩濃厚的“支持陣線”、“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等武裝組織之間的對立日趨明顯。反對派陣營自相殘殺情況變本加厲。進一步削弱了其在戰場上的協調作戰能力。

　　沙特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沙特的吉達市街頭涌現抗議人群，在首都利雅得，人們為了爭取婦女權利紛紛走向街頭，網絡上還宣揚要求更多民主的言論。為遏制騷亂的苗頭，2011年3月1日，沙特開始發放總值360億美元的社會福利。3月18日，國王阿卜杜拉宣布了新的社會福利措施，涵蓋漲工資、發放現金補助、新建50萬套住房。在政改層面上，針對婦女權利問題，阿卜杜拉還宣布給予婦女選舉權，允許她們參加2015年的地方選舉，此外還特赦了一位違反駕車禁令的女性，使其免受鞭撻處罰。他還承諾3個月內成立反腐委員會，而且還增加6萬個軍警職位，聲稱“要對任何試圖破壞國家安全和穩定的人給予打擊”。國王這些“軟”功夫，從表面上起到了平撫民生的作用。

　　同時，沙特極為警惕外部的威脅。2011年2月14日，巴林示威群眾聚集首都麥納麥珍珠廣場，與警方沖突升級，最終造成60余人身亡。騷亂初期示威者要求獲得更好的工作，賦予什葉派平等的政治權利，示威后期演變為呼吁推翻遜尼派當權者哈利法王室家族，其王室地位岌岌可危。就在巴林內亂愈演愈烈之際，3月14日，沙特派兵進入巴林，鎮壓了示威活動。這也是中東動蕩以來，首次出現外國出兵跨境干預一個國家局勢。

　　巴林內亂始自什葉派，什葉派示威引發的外溢效應波及沙特東部，使得沙特什葉派問題浮出水面。18世紀伊斯蘭教瓦哈比派創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發起了一場宗教改革運動，試圖恢復伊斯蘭教的本來面目。1740年左右，他投奔了部落酋長穆罕默德·伊本·沙特，雙方結成聯盟。瓦哈卜借酋長的實力傳播教義，而后者則以瓦哈比教義為精神動力，開拓疆土，建立國家。現代沙特王國，也正是在這兩股力量的作用下創建的。

　　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瓦哈比教與什葉派之間的教義存在嚴重的沖突。沙特是唯一否認什葉派穆斯林身份的國家。政府禁止什葉派編著、印發本派宗教著作，長期不準什葉派宗教讀物進入沙特，從而限制什葉派教義宣傳。此外什葉派的宗教場所嚴重缺乏，什葉派不得自由修建胡塞尼亞和清真寺。什葉派的宗教活動也被限制，不得公開舉行紀念侯賽因死難阿舒拉節。在沙特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中，瓦哈比派主義被尊為正統思想。什葉派的歷史和文化完全排除，甚至還出現詆毀、扭曲的現象。官方教材中公然指責什葉派朝拜的行為，政府還規定什葉派教師不得公開自己的信仰，否則會受到重罰。

　　經濟上，什葉派的生活水平也很低。沙特東部居住了大多數的什葉派，東部地區石油資源豐富，但這些民眾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直到1987年，東部省才出現了第一座現代醫院。阿美石油公司中，有四分之一的員工是什葉派，但極少能進入管理層，大部分什葉派員工都從事體力工作。而在參政方面，什葉派的參政渠道也被限制。國家機關里，頂層官員中也難覓什葉派的身影。什葉派女性的地位更低，什葉派婦女不能在學校長期任教，相較于一般沙特婦女所受的限制更多。

　　正因為如此，中東什葉派力量的任何消長都會牽動沙特王國的神經。1979至1989年，沙特什葉派受伊朗革命的鼓動，舉行示威游行，焚燒汽車，砸毀商鋪，還襲擊了銀行。官方不得不出兵2萬，進行武力鎮壓。

　　“阿拉伯之春”后，沙特一方面需要妥善處理什葉派問題，另一方面還要警惕遜尼派極端主義勢力。沙特與遜尼派極端勢力之間關系復雜而又矛盾，沙特希望在與地區什葉派政權的較量中利用遜尼派極端主義勢力，另一方面，遜尼派極端主義勢力視美國為敵，與美國合作的沙特也可能是他們的襲擊目標。

　　英國《衛報》和德國《明鏡》報道，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國務院內部文件稱：“沙特繼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關鍵性財務基地。”外界猜測，沙特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最大的財主。6月，ISIS與伊拉克政府焦灼交戰，伊拉克局勢陷入混亂時，沙特只是進行呼吁伊拉克建立和解政府。但在7月初，伊拉克邊境撤離2000多的士兵，使沙特邊境防守呈真空狀，沙特國王下令部署一切必要措施保護國家面受潛在的“恐怖分子威脅”。3萬沙特士兵嚴守與伊拉克邊境。此時，沙特不得不重視ISIS對本國安全的威脅，也不得不重新審視中東當下格局。另外如果極端分子公然挑起教派矛盾、激起沙特什葉派與鄰國什葉派里應外合，那么激烈的動蕩勢必震動沙特這個阿拉伯世界的“穩定之錨”。

　　2003年，美國改變“冷戰”后形成的“東遏兩伊(伊朗、伊拉克)，西促和談(巴以)”的外交策略，以一場推翻薩達姆的戰爭打破穩定的中東格局。美國駐軍成為伊拉克權力真空的填補力量，制約著以反美為目標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和地區遜尼派、什葉派力量之間的政治主導權爭奪。小布什政府下臺后，美國全球戰略向亞太地區轉移，在中東的戰略收縮成為定局。

　　2010年底，美國開始從伊拉克撤軍，2011年底，美軍全部撤離。在這一過程中，一場來勢洶涌的政治動蕩席卷阿拉伯世界，在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和也門推翻了政府，在敘利亞掀起了持續至今的內戰。這些國家的共同點極為突出：專制政權長期執政，經濟結構缺乏活力，無法為高比例的年輕人口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以微小的社會事件為導火索，社會群體對政權的不滿被全面引爆。

　　西方世界賦予“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的意義。但實際上，與伊拉克類似，當專制政權被推翻后，這些國家并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過渡。缺乏現代政黨政治經驗的社會，在社會矛盾激化和舊秩序破裂時，轉而投向了根深蒂固于傳統的宗教和部族力量。原先專制但較世俗的共和政體被消解，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政黨和地區武裝占據了政治舞臺，激化了國家內部地區之間、民族之間、宗教派別之間、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持續對抗。

　　地區的絕對主導力量美國在這場“民主革命”中秉持了實用主義的策略。與撤軍伊拉克相應，它不再直接干預各國局勢。對利比亞的空襲也是在法國領導的名義下進行的。它一面幫助利比亞軍閥打垮卡扎菲，另一面默許沙特出兵巴林鎮壓什葉派示威;在埃及，它在民眾運動的大勢所趨之下放棄了盟友穆巴拉克，在軍方將自由選舉產生的執政者穆斯林兄弟會趕下臺時，它又拒絕承認這是一場軍事政變。

　　奧巴馬政府種種表現說明，在不涉及維護以色列安全、遏制反美勢力、打擊恐怖主義、維持穩定的石油供應這些根本利益的情況下，美國不愿再為中東背負更多的包袱。美國力量的后撤意味著，在中東變局的再平衡過程中，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地區大國之間的相互之間博弈將更為激烈。而在決定性力量缺席的情況下，多種均勢力量的對抗意味著更大的變數，更長期的動蕩。敘利亞的3年內戰證明了這一點。

　　ISIS：“基地”變異

　　魏一平

　　一段據稱拍攝于7月4日的視頻里，一位自稱巴格達迪的男子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的清真寺里發表演說，他的語調平靜而謙卑：“我是你們的領袖，如果你認為我是對的，請支持我，如果發現我有錯，請幫我改正。”如果屬實，這將是有關他的第一份公開視頻資料。

　　2011年本·拉登被擊斃之后，巴格達迪被美國反恐部門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人”，他是ISIS組織的領導人。這個全稱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的組織，幾天前剛剛宣布要建立一個以伊斯蘭主義為準則的理想國，“在這個國家中，人們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極端的宗教思想，表達他們對伊斯蘭宗教的設想”。同時，ISIS還公布了一張未來的領土地圖，聲稱要在5年內占領整個中東，非洲東部、中部和北部，歐洲的伊比利亞半島，黑海東部、南部和西部，以及亞洲中部和西部，其“終極控制區”的面積比歷史上的阿拉伯帝國還要廣大。

　　ISIS的攻勢要比以往那些反政府武裝猛烈得多。今年1月份，在伊拉克做生意的華商陳憲忠才從當地媒體上看到有關這個組織的密集報道，很快，它就占領了距巴格達以西只有60公里的費盧杰。“當時新聞上說這個組織在費盧杰只有400人，但是政府軍打不過他們，因為他們和當地的居民混居在一起了。”剛剛回國的陳憲忠向本刊記者介紹，“他們一打進來，政府馬上停水停電，現在伊拉克40多攝氏度的高溫，老百姓能不恨政府么，怨聲載道，就更支持這個組織了。”

　　取得當地民眾支持是ISIS的一貫策略。ISIS聲稱代表伊斯蘭教遜尼派，旗幟鮮明地打出反對什葉派的旗幟，所以，它選擇的進攻地區大多是傳統遜尼派控制的區域。被占領城市的遜尼派老百姓接受電視采訪時說：“恐怖分子進來了以后沒有一聲爆炸、汽車炸彈和槍響，這個城市很安全，但我們現在怕的是政府軍，因為政府軍會用大炮和飛機轟炸我們，所以我們選擇逃跑。”

　　拿下費盧杰之后，ISIS并沒有貿然向首都巴格達挺進，而是以此為基地不斷鞏固勢力。陳憲忠介紹說，ISIS組織很善于破壞伊拉克什葉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他們把幼發拉底河上的水閘關閉，導致洪水泛濫，淹沒了巴格達郊區，當地老百姓怨聲載道，后來政府實在沒有辦法，就另外挖了一條渠，把水引出去，才算解決了這個問題。

　　生活在巴格達市區的陳憲忠起初并沒有切身感覺到危險，直到今年6月上旬，ISIS從北部敘伊邊境發動大規模進攻，輕而易舉就攻下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當地號稱3萬政府軍，結果被800名武裝組織人員打得潰不成軍，在24小時之內紛紛丟下武器，假扮成平民四散逃跑了。陳憲忠他們開始擔心起來。

　　摩蘇爾距離巴格達不足400公里，ISIS加快攻勢，用一天的時間就向前推進了200公里，第二天直接打到了離巴格達僅100多公里的薩姆拉。“當時心里的確有些恐慌，覺得巴格達可能要失陷。”陳憲忠和同事趕緊儲備了食品和汽油，盤算了一下，一旦戰爭打進城里，最起碼可以堅持3個月，汽油也夠開車前往鄰國，才放下心來。執政的馬利基政府馬上發表講話，把所有北部靠近邊境的軍隊調回巴格達，在巴格達形成一個包圍圈，又緊急號召什葉派民兵組織參戰。“現在政府軍、警察部隊、民兵組織把巴格達圍起來，形成三層包圍，還在巴格達北部挖了戰壕，反對武裝一時難以向前推進，雙方僵持住了。”陳憲忠對政府軍防守巴格達有信心，他打算觀察一段時間，等局勢稍微平穩后就返回伊拉克。

　　面對來勢洶洶的ISIS，伊拉克政府開始了全民總動員。摩蘇爾被占領的第二天，政府就通過電視、報紙等媒體啟動了招募民兵的計劃，請出宗教領袖在電視上講話，各個部落的酋長也在禮拜日的大會上號召人們拿起武器，共同對抗反政府武裝。最危急的時候，什葉派最大的宗教領袖號召全體什葉派穆斯林，“只要是能拿起武器的就要上戰場”。同時，馬利基政府承諾給民兵發工資，只要是報名注冊的，就發給400多美元的工資，在交戰區參加民兵組織注冊的，政府的官價是700美元，跟恐怖分子的工資相同。對于連年戰火，失業率極高的伊拉克來說，上戰場也是個不錯的工作。短短幾天時間，就有上百萬人報名參戰，小的只有十四五歲，老的五六十歲。

　　不過，ISIS在心理戰方面似乎更有經驗。他們統一裝扮，黑衣黑褲或者一身迷彩服，套著黑色頭罩，只露出兩只眼睛，扛著黑色的旗幟，旗子中間用白字寫著“真主是最偉大的”口號。“沒人見過他們的臉，也幾乎沒有人見過他們步行，除非是打巷戰的時候把車停下，平時一直都是坐著皮卡車，架著機關槍或三七高射炮，在路上疾馳。”陳憲忠介紹說。這種符號化極強的面目更渲染了其恐怖氣氛。

　　6月13日，ISIS把一段屠殺俘虜的視頻傳到了自己的網站上，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他們用推土機推兩個大坑，都不深，人綁好了，排成兩排，頭朝外腳朝里，趴在地上，武裝分子就拿著沖鋒槍把他們一個個打死，直接埋到坑里，地上的土都被子彈打得飛起來了。”看過這段視頻的陳憲忠回憶說。虐殺俘虜的視頻一出，對政府軍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很多政府軍士兵紛紛棄械逃散。

　　能夠把伊拉克政府軍打得落花流水，ISIS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組織?我們只知道它擁有1.1萬～1.3萬核心武裝人員，其中3000人是外籍士兵，加上搖擺不定的部落附從武裝總共兩三萬人;它控制的地區跨越伊拉克和敘利亞，在伊敘邊境兩側占據近20萬平方公里土地，所轄省(市)數量據稱已達16個，人口近400萬，已經具備了一個國家的規模。可是，有關它的起源、內部結構、領導層，以及資金來源等核心信息，外界仍所知甚少。

　　但從翻譯上就能看出這一組織的復雜性。ISIS，英語即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Sham，如果直接翻譯，應該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可是，為什么要翻譯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這還要從中東的歷史和教派之爭說起。

　　其實，“沙姆”和“黎凡特”指的都是同一片地方，從地理上看就是圖魯斯山脈以南、地中海東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達米亞以西的一大片地區，大致就包括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約旦五國。如果再加上伊拉克，地緣政治學又常常用“肥沃新月地帶”來稱呼他們。生活在那里的人最早培育出了小麥，因為小麥擁有更多的碳水化合物，能夠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熱量，促使人的腦容量變大，肥沃新月地帶成為古代文明繁盛之地，也伴隨著各種戰爭。到了近代，又因為豐富的石油儲藏，這一地帶成為列強紛爭之地。

　　“沙姆”和“黎凡特”的稱謂，背后所折射的就是“文明的沖突”。在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之前，這一地區在羅馬官方語言里一直用“敘利亞”(Syria)來指代，是一個希臘名詞。伊斯蘭教興盛之后，阿拉伯世界將之改稱“沙姆”(Sham)，意指“北邊”—以阿拉伯半島為基準，外遷人口到敘利亞地區是向北。而在中古法語里，又稱作“黎凡特”(Levant)，“東方、日出之地”的意思—以意大利為基準，地中海東岸泛指中東。雖然兩者所指相同，但是，“沙姆”代表了阿拉伯半島的語境，那是遜尼派極端主義的發源地;而“黎凡特”則代表了西方世界的語境，是外部世界對這一地區不帶感情色彩的中性稱謂。因此，雖然名字中ISIS組織使用了“Sham”一詞，但在西方強勢的語境內，還是通常將之翻譯為“黎凡特”。

　　翻譯之爭折射了ISIS的誕生土壤，即伊斯蘭世界對西方世界的對抗，但是現在，組織的頭目巴格達迪決定舍棄這一爭論。6月29日，在宣布建國的同時，他宣布要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直接改名為“伊斯蘭國”，并向全球穆斯林發出號召，聲稱自己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唯一的合法繼承人”。該組織發布的一份錄音聲明中說：“聆聽哈里發的指示并服從他，支持你蒸蒸日上的國家吧。”第二天，“基地”組織北非分支和“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分別通過互聯網向ISIS表示祝賀，稱其是“英雄”—“你使我們這些信仰者心花怒放，你使我們高昂起自豪的頭。”

　　“基地”組織

　　雖然各地分支表示支持，但是，“基地”中央組織卻遲遲沒有表態。甚至，早在今年2月3日，“基地”中央組織就發表正式聲明，宣布和ISIS斷絕關系。“基地”領導人扎瓦西里甚至不承認ISIS與“基地”有瓜葛。

　　“基地”切割的原因，表面上是不認同ISIS的極端恐怖手段，尤其本·拉登死后，“基地”推舉的新領導人扎瓦西里是一個埃及外科醫生，一直以來被稱為“基地”的宰相和首席戰略師，以策劃轟動性的爆炸行動著稱，并不推崇手段殘忍的斬首等行為。而ISIS卻是以公開斬首為標志性宣傳方式。今年3月初，網絡上開始流行一段視頻，就是ISIS直播了一名男子被剁手的畫面。ISIS組織宣稱這個“小偷”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并且自己要求剁手來洗清罪惡。畫面上，一個眼睛被蒙住的男人，右手被壓在了桌子上，圍觀的是全副武裝的叛軍，一個穿著傳統白色長袍的男人站在桌子前面似乎是宣讀什么，接著一個戴著巴拉克拉法帽的拿著長刀的男人揮刀砍掉了“小偷”的右手，鮮血噴濺，“小偷”昏倒。

　　除了在恐怖手段上的分歧，ISIS的運行也與“基地”組織有很大不同。“基地”組織一直以來奉行嚴格保密的封閉式運行，其籌款和招募等活動都是“黑箱操作”，外界不得而知。而ISIS則采用了類似于跨國公司那樣的運行方式，甚至像上市公司一樣，發布年度財政報告，詳細記錄每次襲擊活動的內容及其參與者信息，方便領導人了解每位參與者的家庭狀況，以便在他們死亡或者被捕時支付賠償金，同時也是為了向捐款者展示“業績”。根據ISIS的“年報”，2013年ISIS在伊拉克發動過近萬次行動，其中包括1000次暗殺、安裝4000枚土制炸彈，釋放了數百名激進囚犯。

　　中國社科院中東研究室主任唐志超向本刊記者分析，兩者更根本的分歧是目標，"基地’組織以攻擊美國代表的西方世界為主要目標，而ISIS以攻擊什葉派穆斯林、推翻現有什葉派政權，建立伊斯蘭主義國家為主要目標”。換言之，本·拉登創建的“基地”組織，更強調破壞性，以顛覆和打擊為主，卻沒有提出明確的建設方案;而ISIS除了顛覆，還提出了明確的建國方案，對獲取政權更感興趣，“目標更具體，更明確”。

　　但是，兩者的分歧并不能抹殺他們的關聯，從歷史淵源看，ISIS仍是“基地”組織圣戰思想的產物。從組織看，ISIS也是在與“基地”組織的合作中壯大起來的。

　　最近的源流可追溯至1979年。這一年發生了三件大事，對阿拉伯世界和中東地區影響深遠。首先是埃及和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埃以開啟和平進程;其次是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成立了霍梅尼領導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斯蘭教進一步復興;第三則是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美國打出反抗共產主義占領伊斯蘭的旗號，利用伊斯蘭的反抗精神，扶持了圣戰組織。中國社科院西亞非研究所研究員殷罡向本刊記者分析：“不同于埃以沖突是民族沖突，阿富汗戰爭是文明的沖突。”蘇聯撤軍后，阿富汗的圣戰組織被美國拋棄，失落感增強，但其圣戰意識已經成型，轉而對西方世界的利用產生憎恨，便選擇對抗美國為新的目標。創建于1988年的“基地”組織，就是當年的阿富汗圣戰組織之一。

　　民族沖突與文明沖突混雜，催生了復興的伊斯蘭主義運動。不過，典型的伊斯蘭主義運動側重地區和國家斗爭，但是本·拉登早期的精神導師阿扎姆指出，許多所謂的國界是歐洲殖民者強加給伊斯蘭世界的。“不幸的是，當我們想到伊斯蘭主義的時候，我們總是從國家的角度進行思考。我們沒能讓我們的視野跨過異教徒迫使我們接受的地理邊界。”這一思想奠定了“基地”組織圣戰的全球性質。

　　學界一般把上世紀80年代反蘇的“基地”組織前身稱為第一代，而把反美的“基地”組織稱為第二代。整個90年代，“基地”組織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庇護下，對美國展開一系列的恐怖襲擊活動，到2011年9月11日，以攻擊紐約世貿雙子塔達至巔峰。

　　“9·11”之后兩個月，“基地”組織的軍師扎瓦西里出版了名為《先知旗幟下的騎士》一書，仔細規劃了“基地”組織的長期目標，提出首先是要創立一個以教法為基礎的國家作為基地，然后從這里出發，收復伊斯蘭失去的榮耀，重建哈里發。但是，此時，美國已經開始對庇護“基地”的阿富汗開始猛烈轟炸，“基地”不僅無法實現創立國家的計劃，還要面臨尋找新出路的挑戰。

　　上世紀80年代，為了反抗庫爾德地區的薩達姆世俗政權，在伊拉克北部，伊拉克與伊朗、土耳其交接地區，誕生了幾個伊斯蘭運動組織，其中一個名為伊斯蘭游擊隊的組織脫穎而出，迅速壯大。美國對阿富汗的轟炸開始后，許多阿富汗的阿拉伯人紛紛通過伊朗和土耳其進入伊拉克北部，尋求伊斯蘭游擊隊的保護。

　　在這些離開阿富汗進入伊拉克的組織中，有一個人叫扎卡維，他是一個名為“認一論和圣戰”組織的創建者和頭目，本來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建有自己的訓練營，負責協助歐洲和阿拉伯各國的圣戰者偷渡進入阿富汗并訓練。在伊斯蘭游擊隊的據點，為了躲避轟炸而來的扎卡維遇見了更多約旦老鄉，他們都是之前去阿富汗參加過反蘇的早期圣戰者。很快，在伊斯蘭游擊隊的支持下，扎卡維在伊拉克北部站穩腳跟，建立了直屬訓練營，培植自己的支援網絡，為迎接阿富汗“基地”組織的大撤退做準備，也為后來ISIS的建立奠定著基礎。

　　扎卡維

　　有“恐怖主義戰略專家”之稱的扎卡維是個化名，意思就是“薩卡來客”。其真名叫艾哈邁德·法迪勒·卡赫拉伊拉，1966年10月出生在約旦首都安曼北部城市薩卡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這是一個巴勒斯坦難民和貝都因部落相互混雜的混亂地區，當地人說，只有強盜才敢走上這里的街頭。扎卡維的部落是一個來自沙漠的貝都因小部落，扎卡維的個性或許與其部落淵源有關。由于沙漠嚴酷的生存環境，貝都因人以實用主義精神支配下的合作與慷慨而聞名，他們毫不留情，無論傷害過去多久，都要立志復仇。貝都因人流傳一句諺語—“如果一個人等了40年就報仇，不免過于草率了。”

　　扎卡維出身貧困，他本人有7個姐妹和兩個兄弟，父親是民間游醫，母親患有白血病。扎卡維的堂兄扎瓦拉曾回憶道：“他個子不算高，卻是個打架不要命的家伙。”幼年喪父的扎卡維很快淪落為街頭小混混，他酗酒、文身、打架，還曾因為“持小刀傷人”和強奸而被控犯罪。上世紀80年代末，伊斯蘭極端主義開始在鄰近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里興起，扎卡維開始經常光顧清真寺，思想發生轉變。1989年，在剛剛與自己的表妹結婚后不久，他就不辭而別，踏上了赴阿富汗參加圣戰的路。

　　在阿富汗，他結識了兩位對其日后思想塑造起關鍵作用的人—一位是本·拉登的早期精神導師阿扎姆，另一位則是著名的薩拉菲學者邁格迪西。薩拉菲是伊斯蘭教的一個極端主義教派，主張信奉未刪改的伊斯蘭原教義。扎卡維與邁格迪西打得火熱，兩人回到約旦后建立了一個叫“認一輪”的新組織，開始召集年輕人，籌辦武器訓練，目標是發動圣戰。

　　1994年，約旦政府將邁格迪西和扎卡維逮捕，各自判處15年監禁，送到沙漠深處的斯瓦蓋監獄服刑。正是在這個監獄里，扎卡維成了名副其實的圣戰組織領導人。

　　為了防止鼓動其他犯罪分子，獄方把所有伊斯蘭極端分子集中關在一座大型牢房里，這在無意中為他們之間的聯合創造了條件，形成了一個地下的酋長國。在監獄里，扎卡維醉心于全面學習《古蘭經》，與邁格迪西熱烈討論組織的神學和意識形態，他在自己的鋪位周圍掛上毯子，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用于私人學習和思考的帳篷。

　　扎卡維知道，一個成熟的伊斯蘭圣戰組織必須要有一位強勢的領導，扎卡維的彪悍性格幫助他迅速在獄友們中間樹立了威望。獄醫薩卜哈在接受采訪時評價他“非常危險”：“獄友們崇拜他，又懼怕他，他只需輕輕一瞥，就可以管理那些家伙。”更關鍵的是扎卡維的自律，他每天長時間工作，使用桶裝石塊舉重，鍛煉身體，早上拜訪因為民事或者刑事指控而被羈押的獄友，向他們宣揚狂熱的宗教精神。

　　很快，邁格迪西發現，扎卡維取代了自己的地位，成為監獄里真正的領導。但他并不高調，而是有一種避世態度，一位獄友回憶扎卡維“冷酷、自律、惜字如金，只有在演說的時候才講話”。獄友給他起了個“陌生人”的綽號，他很喜歡這個稱呼，往家里寫信或者郵寄賀卡的時候也使用這個簽名。

　　1999年，約旦新國王宣布大赦，扎卡維獲釋。出獄后的扎卡維也曾試圖過一種普通人的生活，當時他的妻子已經給他生下了至少兩個孩子，扎卡維曾想過做批發蔬菜的生意。但是，約旦安全部門頒布了一項政策懲罰伊斯蘭好戰分子，扎卡維無法獲得工作，也不能從事任何生意，他決定重返阿富汗。

　　回到阿富汗的扎卡維去拜訪了“基地”的訓練營，但是他并沒有向本·拉登宣誓效忠，而是選擇自己單干。在塔利班政權的保護和支持下，他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建立了自己的訓練營，將之前的“認一論”組織改為“認一論和圣戰”組織。“9·11”后他去了伊拉克。

　　居住在英國的“基地”恐怖分子馬薩里透露，早在2001年美國開始轟炸阿富汗之后，薩達姆就已經主動聯系過“基地”組織，因為他相信，塔利班政權一旦崩潰，伊拉克將成為美國的下一個目標，因此，他希望能夠與基地達成一種合作，共同對抗美國。2003年伊戰打響，伊拉克成為四散逃竄的“基地”組織的理想戰場。這時候，先期兩年抵達的扎卡維在伊拉克的苦心經營終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協助“基地”組織打通了通往伊拉克北部的通道，并積極提供后勤支持。

　　與此同時，扎卡維開始在伊拉克大肆進行恐怖襲擊活動，以此鞏固自己的地位。2003年8月，他一口氣策劃實施了兩件大案—先是讓一輛載滿爆炸物的貨車沖進了聯合國在巴格達的辦公室，造成23人死亡;10天以后，又讓自己的岳父駕著裝有大量爆炸物的汽車沖入什葉派穆斯林的圣地伊瑪目阿里清真寺，導致85人死亡。經此兩案，扎卡維成為事實上在伊拉克圣戰者的頭領。

　　先知穆罕默德歸真后，圣裔主要有兩個分支：一是從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傳承下來的派系，另一個是從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阿里延續下來的派系。阿拔斯系曾建立了阿拉伯帝國，但對阿里一系采取高壓政策，最終形成了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分野。

　　身為遜尼派的扎卡維認為，襲擊什葉派穆斯林比襲擊美國人要重要得多，這也是他和本·拉登的分歧所在。2004年初，在伊拉克戰爭接近一周年的時候，扎卡維在網站上發表一封信，號召遜尼派穆斯林站在他一邊。他不僅僅要他們打擊美國佬，還要打擊什葉派。扎卡維認為，如果遜尼派和什葉派團結起來，將使反美戰爭變成一場民族抵抗運動，這不是他所想要的“圣戰”。

　　2003年8月到2004年12月之間，扎卡維和本·拉登之間多次通信，內容主要是討論究竟什么是圣戰的基礎。起初，本·拉登反對襲擊什葉派目標，并敦促扎卡維盡量避免平民傷亡。但扎卡維在回信中明確表示，如果本·拉登不支持他的想法，他就退出“基地”。最終，似乎本·拉登做了讓步，因為這時候的“基地”組織失去了塔利班政權的保護，急需開辟新的戰場。而此時的扎卡維知道自己羽翼未豐，仍需要本·拉登這樣的符號化領袖。

　　于是，兩人開始合作。2004年10月，扎卡維表示“效忠”本·拉登，并把自己組織的名字改為"基地’伊拉克圣戰分支”。作為報答，本·拉登號召去伊拉克進行“圣戰”的穆斯林遵從扎卡維的指揮，他甚至稱扎卡維是基地組織在伊拉克的“王子”。美國國家反恐中心認為，扎卡維的網絡延伸至40個國家，與全世界24個武裝組織建立了聯系，扎卡維已經后來居上，超過了他的“前輩”本·拉登。扎卡維表現出極端殘忍的一面，成為“恐怖”的象征。2004年5月11日公布的一份錄像資料中，用刀砍下美國人質伯格頭顱的戴面罩恐怖分子，就是扎卡維本人。

　　“基地”二號人物扎瓦希里曾致信扎卡維，對砍頭、襲擊平民等行為提出警告。此后，扎卡維做出讓步，停止使用砍頭手段，至少不再公開使用。但是，他不放棄挑起伊拉克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矛盾。整個2004年，利用伊戰后混亂的國內形勢，扎卡維策劃實施了一系列針對什葉派穆斯林的大型爆炸案，死傷慘重。

　　巴格達迪

　　2006年5月，扎卡維公開了一段自己的視頻，不同于以往“基地”領導人的視頻都是在封閉的屋子里，扎卡維拿著一把沖鋒槍，在野外朝天空射擊，他背后的巖石和植被出賣了他。對此分析后，美國反恐情報部門很快就發現了扎卡維的蹤跡。2006年6月7日，美國總統小布什發表演講，宣布通過空襲定點清除了扎卡維。同時喪生的還有他16歲的新妻子和18個月大的兒子。

　　與本·拉登同樣懸賞2500萬美元的扎卡維被殺，是美國反恐戰爭一次標志性勝利。分析認為，扎卡維的死，與“基地”組織有關。由于兩者在目標上的分歧，“基地”組織與扎卡維貌合神離，實際上已經拋棄了他。

　　扎卡維死后，伊拉克“基地”分支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面，與“基地”中央組織越發疏遠。當年10月，由“認一輪”、伊拉克圣戰大會等組織聯合組成的一個圣戰組織聯盟，在伊拉克北部宣布建立“伊拉克伊斯蘭國”(ISI)，其主張是建立一個像塔利班那樣的政教合一的政權。根據“基地”中央指揮部的建議，該組織應該由一名伊拉克國民指揮。現在，這位指揮的化名就是巴格達迪。

　　巴格達迪的真名是易卜拉欣·巴特利·薩馬拉伊，他1971年出生于伊拉克薩馬拉城的一個宗教家庭，是巴格達伊斯蘭大學的伊斯蘭學博士，其家族兄弟及其他男性親屬都是教士或古阿拉伯語的教授。巴格達迪行事十分低調，他從不公布自己的照片，目前僅流傳出兩張他的照片，還是2005年他被美軍抓獲期間拍攝的。許多巴格達迪的手下都沒見過他的真實面目，他在發表講話時從來都戴著面具，因此被稱為“隱形圣戰者”。

　　2005年，巴格達迪被美軍抓獲，在伊拉克南部的“布卡營”關了4年，2009年獲釋。情報顯示，第二年，一位前薩達姆軍隊的將軍介紹他加入了“基地”組織。與扎卡維相同的是，巴格達迪手段狠辣，抓到俘虜后會一律槍斃或砍頭，并拍下行刑過程發布到網上。很快，他成長為ISI的領導人，美國懸賞1000萬美元取其首級。與扎卡維以地名來選擇化名一樣，巴格達迪的意思就是“來自巴格達”。

　　與扎卡維類似的另一點是，巴格達迪也堅決主張打擊什葉派穆斯林，以挑起宗教派系戰爭。中國社科院西亞非研究所研究員殷罡向本刊記者分析，薩達姆是遜尼派世俗政權，在任時對極端遜尼派還起到了一定的壓制作用，美伊戰爭后，美國所犯的致命錯誤就是解散了復興社會黨，只要與復興黨有關的公職人員一律革職，徹底消滅了世俗政權，扶植什葉派掌權。由此，帶有反抗情緒的遜尼派和前薩達姆政權人士，便成為遜尼派極端組織的后盾，為其提供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支持。

　　恰在此時，“阿拉伯之春”的爆發，又為巴格達迪提供了迅速壯大的好機會。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由于敘利亞與伊拉克相反，是少數什葉派統治多數遜尼派，因此，敘利亞的反政府武裝都是遜尼派。而敘伊邊境地帶基本上是傳統遜尼派控制區域，ISI的武裝分子很輕松就可以通過伊敘邊境進入敘利亞。他們隨后在敘利亞組建了一支名為“勝利陣線”的激進組織，內戰期間迅速擴張，并趁機吞并部分敘利亞反對派組織。為充實“勝利陣線”的戰斗力，ISI在2012年7月發布視頻，煽動追隨者在伊拉克全境實施“劫獄”、“越獄”。隨后一年內，他指揮24起汽車炸彈襲擊、攻擊9座伊拉克監獄，致使數百名被囚極端分子越獄。很快，巴格達迪領導的這一組織成為敘利亞反對派武裝中最為強悍的一支力量，在敘北部、南部和東部奪取領地方面起主導作用。國際恐怖組織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勝利陣線”宣布對45起分別造成數十人喪生的爆炸襲擊負責，其中一次自殺式爆炸襲擊致死60人。

　　2013年3月，“勝利陣線”攻占敘利亞東部城市拉卡，成為第一個被反叛組織攻下的省會城市。拉卡擁有百萬人口，是敘伊邊境地帶的重鎮，擁有豐富的石油儲備，巴格達迪的組織在領土、人力、資金等方面都有了突飛猛進。當年4月，他宣布合并伊拉克境內多個伊斯蘭組織，將“伊拉克伊斯蘭國”和“勝利陣線”統一成一個組織，并將其改名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即ISIS。

　　依靠油田收入，ISIS在拉卡及周邊行使行政管轄，甚至還開通公共汽車。同時，巴格達迪開始試驗政教合一的統治方式，ISIS對任何非穆斯林的公民都征收14克的黃金，壓制他們的信仰，否則等待這些公民的就是死亡。在一份聲明中，該組織宣稱已經和當地基督教的領袖會晤過，并且給對方提供了三個選擇：皈依伊斯蘭教，適應現狀，面對死亡。在ISIS制定的新法規下，基督教徒禁止擁有武器，并且不能向穆斯林出售豬肉和酒，并被禁止在公共場所飲酒。復興教堂、畫十字或者表現出其他宗教行為、在公共場所祈禱等行為也將會被處罰。

　　2014年1月，巴格達迪又殺回了伊拉克。借伊拉克遜尼派和什葉派所領導的政府之間的緊張之際，ISIS攻陷了由遜尼派為主導的費盧杰市。這時候，伊拉克政府才發現，之前總是被輕易擊潰的ISIS，經過敘利亞內戰的洗禮，已經能夠嫻熟地實施地面協同作戰，缺乏訓練的政府軍已經不是其對手了。

　　新恐怖主義

　　6月22日，ISIS與政府軍在摩蘇爾的戰斗打得正酣，巴西世界杯上小組賽阿根廷對伊朗隊，傷停補時階段梅西的一記遠射打進，把伊朗隊淘汰出局。賽后，ISIS在推特上發言，邀請梅西加入圣戰，因為伊朗支持什葉派的馬利基政府，因此也是ISIS眼中的敵人。與傳統恐怖組織非洲“博科圣地”射殺觀看世界杯的群眾不同，ISIS并不絕對反對西方文化，它的頭號敵人是什葉派等異教徒，頭號目標是建立遜尼派領導的伊斯蘭理想國。這些組織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恐怖組織，而更像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狂熱民族主義的混合體。

　　為了建國目標，ISIS需要依賴比傳統恐怖組織更雄厚的資金。初期主要來自海灣國家的資助，馬利基曾公開譴責沙特和卡塔爾的富翁，通過捐贈的方式來洗錢。但是，隨著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北部的攻城略地，它開始擁有了更牢固的財政基礎。現在，ISIS已經控制了伊拉克最重要的煉油廠，并控制敘利亞富油區代爾祖爾省70%的面積，對于無法控制的煉油廠，他們與當地部落達成協議控制石油出口。在拜伊吉煉油廠的血腥爭奪戰中，他們安排停火讓工人能安全撤離，以便戰斗結束后工人還能工作。

　　此外，勒索和搶劫控制區的住戶和企業是他們另一個資金來源渠道。僅在摩蘇爾，該組織每月就征收800萬美元的“革命稅”，逃亡的什葉派遺留下來的企業和資產也會被他們征收和變賣。最重大的一次活動是搶劫摩蘇爾的國有銀行，撈到了4億美元和大量黃金，使得ISIS的總資產達到20億美元，一躍成為全球最富裕的恐怖組織。

　　2010年2月2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飛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勒瓊軍營，宣布其伊拉克撤軍計劃。在“空軍一號”上，他給伊拉克總理馬利基打了一通電話，敦促后者要主抓這個讓伊拉克人民自己主導安全的機會。到達軍營后，他又給前總統小布什打了個電話，向他禮節性地通報了自己的計劃。7年前，是小布什下達命令向伊拉克開戰。在伊拉克問題上，兩位總統的分歧人所共知。但是，奧巴馬堅持撤軍，他承認美國“有所不能”，要通過撤出伊拉克戰場，振興國內經濟來鞏固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當年8月19日凌晨，美國在伊拉克的最后一支戰斗部隊—美軍第二步兵師第4斯特賴克旅抵達伊科邊境。“兩名全副武裝的士兵跳下裝甲車，互相比賽著跑進科威特。”美聯社隨軍記者在報道中描述當時場面。士兵們盡情歡呼，把子彈退出彈匣，合影留念，然后回家。2006年，美國曾經在伊拉克調整策略，收編了一些遜尼派民間武裝，成立了遜尼派執行委員會，暫時壓制了教派之間的沖突，共同對付“基地”等恐怖組織。但是現在，美軍撤出之后，伊拉克昔日的教派斗爭死灰復燃。

　　與單純的破壞、威懾西方社會的第二代“基地”組織不同，以ISIS為代表的第三代“基地”組織，地理分布更分散，人員構成更復雜，目標也五花八門，更重要的是，他們更懂得利用互聯網，手段也更殘忍更血腥。

　　本·拉登被殺(2011年5月1日)的第三天，巴格達迪威脅要報復。很快，他在伊拉克制造了一起自殺式爆炸，造成24名警察死亡，72人受傷。在中國社科院中東研究室主任唐志超看來，本·拉登的死，一方面讓“基地”組織損失了精神領袖，可另一方面，也讓這位精神領袖真正成為與西方價值觀對抗的符號，進一步激勵了后來的圣戰者。全世界各地的圣戰分子，都喜歡穿著印有本·拉登頭像的T恤奔向各個角落的戰場。

　　互聯網社交的普及，讓基地組織開辟了另一個無形的戰場。現在，一個組織的頭目不需要全球飛行，也不需要拋頭露面或者召集會議，只需要在推特或臉書上建立一個賬號，就會得到全球極端分子的膜拜。ISIS在伊拉克攻城奪地的同時，其成員也通過社交網站大肆招募新成員。“工作不是很多，擁有不錯的薪水，包吃包住。”他們在論壇上匿名發表招聘廣告，甚至與留言者“積極互動，有問必答”，ISIS還會在招聘廣告后附上“進入伊拉克指南”，提醒應征者需要攜帶智能手機和充電器電源轉換插頭，但不要攜帶任何伊斯蘭教的經文或者書籍，帶上足夠的現金等等。

　　在全球經濟低迷和“阿拉伯之春”的熏陶下，青年失業率進一步增加，年輕人更容易通過互聯網受到極端思想的影響。恐怖組織深知這一點，他們努力比以往表現得更殘忍、更酷。ISIS的成員一般露面的時候只露出兩只眼睛，但在其發布的斬首和槍決視頻中，總有一名男子會公開把自己的面容暴露在公眾面前，他就是人稱“首席劊子手”的沙克爾·瓦赫伊布。瓦赫伊布留著標志性的大胡子，一字眉，眼神冷酷，他1971年出生于巴格達，除了首席劊子手外，他還是武裝組織的戰場指揮官和戰術官，多數情況下他都親自審訊或處決俘虜。在一段視頻里，他端著沖鋒槍在公路上攔住一輛大卡車，把三名司機叫出來詢問他們每天禱告的儀式，發現他們并沒有嚴格遵守伊斯蘭教義做禱告后，他眼都不眨地開槍射殺了他們。

　　唐志超分析，后本·拉登時代的恐怖組織開始呈現出小型化、區域化、本土化的特點。ISIS絕大部分頭目和指揮人員來自伊拉克、利比亞、沙特和突尼斯，而參加實際戰斗的人員大部分來自利比亞和伊拉克。它雇用了很多外籍士兵，甚至還為來自不同國家的穆斯林專門組建了“車臣部隊”、“法國部隊”、“德國部隊”、“比利時部隊”。

　　更要命的是，這些奔赴前線的圣戰分子，隨時都可能回到自己的祖國，轉眼間就變成一顆定時炸彈。英國軍情六處前反恐負責人理查德說，6月的最后一個周末，估計300名圣戰分子通過“偽造死亡偷偷溜回”英國。對情報部門來說，詳細追查他們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遭受恐怖襲擊的威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

　　伊斯蘭理想國

　　神秘的巴格達迪終于現身了。

　　一段據稱拍攝于7月4日的視頻里，一位自稱巴格達迪的男子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的清真寺里發表演說，他的語調平靜而謙卑：“我是你們的領袖，如果你認為我是對的，請支持我，如果發現我有錯，請幫我改正。”如果屬實，這將是有關他的第一份公開視頻資料。

　　2011年本·拉登被擊斃之后，巴格達迪被美國反恐部門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人”，他是ISIS組織的領導人。這個全稱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的組織，幾天前剛剛宣布要建立一個以伊斯蘭主義為準則的理想國，“在這個國家中，人們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極端的宗教思想，表達他們對伊斯蘭宗教的設想”。同時，ISIS還公布了一張未來的領土地圖，聲稱要在5年內占領整個中東，非洲東部、中部和北部，歐洲的伊比利亞半島，黑海東部、南部和西部，以及亞洲中部和西部，其“終極控制區”的面積比歷史上的阿拉伯帝國還要廣大。

　　ISIS的攻勢要比以往那些反政府武裝猛烈得多。今年1月份，在伊拉克做生意的華商陳憲忠才從當地媒體上看到有關這個組織的密集報道，很快，它就占領了距巴格達以西只有60公里的費盧杰。“當時新聞上說這個組織在費盧杰只有400人，但是政府軍打不過他們，因為他們和當地的居民混居在一起了。”剛剛回國的陳憲忠向本刊記者介紹，“他們一打進來，政府馬上停水停電，現在伊拉克40多攝氏度的高溫，老百姓能不恨政府么，怨聲載道，就更支持這個組織了。”

　　取得當地民眾支持是ISIS的一貫策略。ISIS聲稱代表伊斯蘭教遜尼派，旗幟鮮明地打出反對什葉派的旗幟，所以，它選擇的進攻地區大多是傳統遜尼派控制的區域。被占領城市的遜尼派老百姓接受電視采訪時說：“恐怖分子進來了以后沒有一聲爆炸、汽車炸彈和槍響，這個城市很安全，但我們現在怕的是政府軍，因為政府軍會用大炮和飛機轟炸我們，所以我們選擇逃跑。”

　　拿下費盧杰之后，ISIS并沒有貿然向首都巴格達挺進，而是以此為基地不斷鞏固勢力。陳憲忠介紹說，ISIS組織很善于破壞伊拉克什葉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他們把幼發拉底河上的水閘關閉，導致洪水泛濫，淹沒了巴格達郊區，當地老百姓怨聲載道，后來政府實在沒有辦法，就另外挖了一條渠，把水引出去，才算解決了這個問題。

　　生活在巴格達市區的陳憲忠起初并沒有切身感覺到危險，直到今年6月上旬，ISIS從北部敘伊邊境發動大規模進攻，輕而易舉就攻下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當地號稱3萬政府軍，結果被800名武裝組織人員打得潰不成軍，在24小時之內紛紛丟下武器，假扮成平民四散逃跑了。陳憲忠他們開始擔心起來。

　　摩蘇爾距離巴格達不足400公里，ISIS加快攻勢，用一天的時間就向前推進了200公里，第二天直接打到了離巴格達僅100多公里的薩姆拉。“當時心里的確有些恐慌，覺得巴格達可能要失陷。”陳憲忠和同事趕緊儲備了食品和汽油，盤算了一下，一旦戰爭打進城里，最起碼可以堅持3個月，汽油也夠開車前往鄰國，才放下心來。執政的馬利基政府馬上發表講話，把所有北部靠近邊境的軍隊調回巴格達，在巴格達形成一個包圍圈，又緊急號召什葉派民兵組織參戰。“現在政府軍、警察部隊、民兵組織把巴格達圍起來，形成三層包圍，還在巴格達北部挖了戰壕，反對武裝一時難以向前推進，雙方僵持住了。”陳憲忠對政府軍防守巴格達有信心，他打算觀察一段時間，等局勢稍微平穩后就返回伊拉克。

　　面對來勢洶洶的ISIS，伊拉克政府開始了全民總動員。摩蘇爾被占領的第二天，政府就通過電視、報紙等媒體啟動了招募民兵的計劃，請出宗教領袖在電視上講話，各個部落的酋長也在禮拜日的大會上號召人們拿起武器，共同對抗反政府武裝。最危急的時候，什葉派最大的宗教領袖號召全體什葉派穆斯林，“只要是能拿起武器的就要上戰場”。同時，馬利基政府承諾給民兵發工資，只要是報名注冊的，就發給400多美元的工資，在交戰區參加民兵組織注冊的，政府的官價是700美元，跟恐怖分子的工資相同。對于連年戰火，失業率極高的伊拉克來說，上戰場也是個不錯的工作。短短幾天時間，就有上百萬人報名參戰，小的只有十四五歲，老的五六十歲。

　　不過，ISIS在心理戰方面似乎更有經驗。他們統一裝扮，黑衣黑褲或者一身迷彩服，套著黑色頭罩，只露出兩只眼睛，扛著黑色的旗幟，旗子中間用白字寫著“真主是最偉大的”口號。“沒人見過他們的臉，也幾乎沒有人見過他們步行，除非是打巷戰的時候把車停下，平時一直都是坐著皮卡車，架著機關槍或三七高射炮，在路上疾馳。”陳憲忠介紹說。這種符號化極強的面目更渲染了其恐怖氣氛。

　　6月13日，ISIS把一段屠殺俘虜的視頻傳到了自己的網站上，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他們用推土機推兩個大坑，都不深，人綁好了，排成兩排，頭朝外腳朝里，趴在地上，武裝分子就拿著沖鋒槍把他們一個個打死，直接埋到坑里，地上的土都被子彈打得飛起來了。”看過這段視頻的陳憲忠回憶說。虐殺俘虜的視頻一出，對政府軍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很多政府軍士兵紛紛棄械逃散。

　　能夠把伊拉克政府軍打得落花流水，ISIS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組織?我們只知道它擁有1.1萬～1.3萬核心武裝人員，其中3000人是外籍士兵，加上搖擺不定的部落附從武裝總共兩三萬人;它控制的地區跨越伊拉克和敘利亞，在伊敘邊境兩側占據近20萬平方公里土地，所轄省(市)數量據稱已達16個，人口近400萬，已經具備了一個國家的規模。可是，有關它的起源、內部結構、領導層，以及資金來源等核心信息，外界仍所知甚少。

　　但從翻譯上就能看出這一組織的復雜性。ISIS，英語即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Sham，如果直接翻譯，應該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可是，為什么要翻譯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這還要從中東的歷史和教派之爭說起。

　　其實，“沙姆”和“黎凡特”指的都是同一片地方，從地理上看就是圖魯斯山脈以南、地中海東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達米亞以西的一大片地區，大致就包括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約旦五國。如果再加上伊拉克，地緣政治學又常常用“肥沃新月地帶”來稱呼他們。生活在那里的人最早培育出了小麥，因為小麥擁有更多的碳水化合物，能夠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熱量，促使人的腦容量變大，肥沃新月地帶成為古代文明繁盛之地，也伴隨著各種戰爭。到了近代，又因為豐富的石油儲藏，這一地帶成為列強紛爭之地。

　　“沙姆”和“黎凡特”的稱謂，背后所折射的就是“文明的沖突”。在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之前，這一地區在羅馬官方語言里一直用“敘利亞”(Syria)來指代，是一個希臘名詞。伊斯蘭教興盛之后，阿拉伯世界將之改稱“沙姆”(Sham)，意指“北邊”—以阿拉伯半島為基準，外遷人口到敘利亞地區是向北。而在中古法語里，又稱作“黎凡特”(Levant)，“東方、日出之地”的意思—以意大利為基準，地中海東岸泛指中東。雖然兩者所指相同，但是，“沙姆”代表了阿拉伯半島的語境，那是遜尼派極端主義的發源地;而“黎凡特”則代表了西方世界的語境，是外部世界對這一地區不帶感情色彩的中性稱謂。因此，雖然名字中ISIS組織使用了“Sham”一詞，但在西方強勢的語境內，還是通常將之翻譯為“黎凡特”。

　　翻譯之爭折射了ISIS的誕生土壤，即伊斯蘭世界對西方世界的對抗，但是現在，組織的頭目巴格達迪決定舍棄這一爭論。6月29日，在宣布建國的同時，他宣布要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直接改名為“伊斯蘭國”，并向全球穆斯林發出號召，聲稱自己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唯一的合法繼承人”。該組織發布的一份錄音聲明中說：“聆聽哈里發的指示并服從他，支持你蒸蒸日上的國家吧。”第二天，“基地”組織北非分支和“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分別通過互聯網向ISIS表示祝賀，稱其是“英雄”—“你使我們這些信仰者心花怒放，你使我們高昂起自豪的頭。”

　　“基地”組織卷土重來

　　徐菁菁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究竟為何種組織?

　　仔細地分析，它是第三代“基地”組織，或者說是變異了的“基地”組織。與“基地”組織前兩代對抗西方不同，這一代“基地”組織，尤其以極端遜尼派組織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為代表，他們的目標由外而內，什葉派替代西方成為他們的攻擊對象。曾經“文明的沖突”，被教派與信仰的沖突代替。理解伊拉克境內的這場內戰，特別是理解極端遜尼派的崛起，其起點仍得從“冷戰”結束后，第一次海灣戰爭論起。這是美國在“冷戰”結束后，以一場戰爭而完成對蘇聯失去的中東資源的接收。之后，小布什采取更為激進的戰爭選項，將薩達姆政權抹去。這兩場戰爭，徹底改變了伊拉克的政治格局。

　　與伊拉克戰局同時，美國稍早還在阿富汗打了一場更耗時日的戰爭。曾經由美國資助的反蘇聯的“基地組織”，就是美國在阿富汗戰場上主要的對手。2011年，本·拉登被擊斃，或者這是反恐的一個標志性勝利?作為一個具體的人，本·拉登也被抹去了，但作為一種符號，他的死亡或者是另外一種新生。之后，基地組織不斷地因勢蛻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即為變異后的第三代。

　　抹去薩達姆之后，阿拉伯復興黨40余年構建的以泛阿拉伯主義為核心的世俗化的國家身份認同崩潰瓦解，沉睡已久的傳統力量被釋放出來。國家內部地區之間、民族之間、宗教派別之間、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此起彼伏、持續對抗成為伊拉克戰后國家重建的重大挑戰。這個時候，2011年，在取得擊斃本·拉登標志性勝利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決定從伊拉克撤軍。因為兩次戰爭，伊拉克世俗化的國家認同被瓦解，再由于美國的撤軍，這個國家極端脆弱的各教派、各地區與各民族之間平衡，失去支柱。動蕩漸起。伊拉克的動蕩，接壤伊拉克之東的波斯民族的伊朗，以及南部接壤的君主政體的沙特阿拉伯，三國之間，平衡亦不復存在。

　　更讓人意外的是，就在美軍撤出這一年，一場名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席卷中東。這場以民主訴求為表征的運動，其內里則一如之前的伊拉克，國家內部結構性矛盾的顯性化，更大面積、更多國家亦因此動蕩。中東失去平衡，或者說中東進入一個再平衡的過程。在這種混亂的格局里，“基地”組織卷土重來。只不過，現在他們對西方的興趣不再如其前輩。教派之間的分歧，被他們重新借為思想資源，以求建立自己的理想國。或者中東于我們，只是一個遙遠的地理概念，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也只不過是一個繞口的名詞而已。可能實情不應如此。

　　2014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凈進口國。中國石油(601857,股吧)消費國增量水平也位居世界之首。中國進口石油中有一半來自中東。其中伊拉克、伊朗、科威特、阿聯酋的石油外運都要通過伊朗控制的霍爾木茲海峽。目前伊拉克出口原油的一半供應中國，中國是伊拉克石油產業最大投資者，中國在伊共有1萬多名中資企業員工。在伊拉克戰后的國際投資中，中國的投資占到60%。所謂全球化，當然不是一個聽起來響亮的詞語。

　　在這一背景下理解中東成為一種必需。ISIS、“基地”組織和伊拉克則是我們進入中東、認識中東的入口。

　　6月上旬，一支名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的遜尼派極端組織從伊拉克與敘利亞接壤的北部邊境發動大規模進攻，輕而易舉就攻下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這支僅擁有1.1萬～1.3萬核心武裝人員的非正規軍用一天的時間向前推進了200公里，直逼巴格達。

　　目前他們并未對層層設防的巴格達展開進攻，雖此，如今它控制的地區已跨越伊拉克和敘利亞。在伊敘邊境兩側占據近20萬平方公里土地，所轄省(市)數量據稱已達16個，人口近400萬，已完全具備了一個國家的規模。6月29日，這一組織聲稱要建立一個遜尼派領導的伊斯蘭理想國，組織頭目巴格達迪要求全球穆斯林向其效忠。與巴格達比較，他們更重要的目標是“建國”—國際社會確實需要考慮：中東的版圖是否將發生變化?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究竟為何種組織?

　　仔細地分析，它是第三代“基地”組織，或者說是變異了的“基地”組織。與“基地”組織前兩代對抗西方不同，這一代“基地”組織，尤其以極端遜尼派組織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為代表，他們的目標由外而內，什葉派替代西方成為他們的攻擊對象。曾經“文明的沖突”，被教派與信仰的沖突代替。理解伊拉克境內的這場內戰，特別是理解極端遜尼派的崛起，其起點仍得從“冷戰”結束后，第一次海灣戰爭論起。這是美國在“冷戰”結束后，以一場戰爭而完成對蘇聯失去的中東資源的接收。之后，小布什采取更為激進的戰爭選項，將薩達姆政權抹去。這兩場戰爭，徹底改變了伊拉克的政治格局。

　　與伊拉克戰局同時，美國稍早還在阿富汗打了一場更耗時日的戰爭。曾經由美國資助的反蘇聯的“基地組織”，就是美國在阿富汗戰場上主要的對手。2011年，本·拉登被擊斃，或者這是反恐的一個標志性勝利?作為一個具體的人，本·拉登也被抹去了，但作為一種符號，他的死亡或者是另外一種新生。之后，基地組織不斷地因勢蛻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即為變異后的第三代。

　　抹去薩達姆之后，阿拉伯復興黨40余年構建的以泛阿拉伯主義為核心的世俗化的國家身份認同崩潰瓦解，沉睡已久的傳統力量被釋放出來。國家內部地區之間、民族之間、宗教派別之間、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此起彼伏、持續對抗成為伊拉克戰后國家重建的重大挑戰。這個時候，2011年，在取得擊斃本·拉登標志性勝利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決定從伊拉克撤軍。因為兩次戰爭，伊拉克世俗化的國家認同被瓦解，再由于美國的撤軍，這個國家極端脆弱的各教派、各地區與各民族之間平衡，失去支柱。動蕩漸起。伊拉克的動蕩，接壤伊拉克之東的波斯民族的伊朗，以及南部接壤的君主政體的沙特阿拉伯，三國之間，平衡亦不復存在。

　　更讓人意外的是，就在美軍撤出這一年，一場名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席卷中東。這場以民主訴求為表征的運動，其內里則一如之前的伊拉克，國家內部結構性矛盾的顯性化，更大面積、更多國家亦因此動蕩。中東失去平衡，或者說中東進入一個再平衡的過程。在這種混亂的格局里，“基地”組織卷土重來。只不過，現在他們對西方的興趣不再如其前輩。教派之間的分歧，被他們重新借為思想資源，以求建立自己的理想國。或者中東于我們，只是一個遙遠的地理概念，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也只不過是一個繞口的名詞而已。可能實情不應如此。

　　2014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凈進口國。中國石油消費國增量水平也位居世界之首。中國進口石油中有一半來自中東。其中伊拉克、伊朗、科威特、阿聯酋的石油外運都要通過伊朗控制的霍爾木茲海峽。目前伊拉克出口原油的一半供應中國，中國是伊拉克石油產業最大投資者，中國在伊共有1萬多名中資企業員工。在伊拉克戰后的國際投資中，中國的投資占到60%。所謂全球化，當然不是一個聽起來響亮的詞語。

　　在這一背景下理解中東成為一種必需。ISIS、“基地”組織和伊拉克則是我們進入中東、認識中東的入口。

　　（文章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14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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