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美]沃森國際問題研究所,屬美國布朗大學。此報告由該所艾森豪威爾研究項目組完成,項目主任系波士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奈塔·克勞福德和布朗大學人類學教授凱瑟琳·盧茨
在長達近十年的時間里,美國發動了兩場大的戰爭,并對政府進行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大的改組。新武器遠程制導無人機被派往也門和巴基斯坦屠殺好戰分子,220多萬美國人參與了戰爭,100多萬人已作為退伍軍人回國。
我們發現,就那些能夠用美元和數字計算的價值而言,戰爭的代價通常被低估或計算不全。如果我們總計代價,不僅考慮到美國及其盟友的代價,而且考慮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平民的代價,那么預算費用和傷亡人數就大得多。此外,我們發現,盡管當戰斗停止、軍隊回國,戰爭的影響并未終結,但這些戰爭的許多未來代價和影響還沒有被計算在內,或被打了折扣,或被漏掉了。同時,許多社會和政治代價——對家庭和公民自由——是無法量化的。
人的代價
人的損失——死亡、受傷和流離失所者——被低估了,并且在某些情況下被少算了。計算戰斗中陣亡和受傷的人數有許多困難。所以,對直接的戰爭死傷人數極保守的估計是:到目前為止,在這些戰爭中約有22.5萬人死亡,約有36.5萬人身體受到傷害。
超過6000名美國軍人和2300名美國承包商喪生。美國盟友,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安全部隊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死亡人數總計超過2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死亡的軍人和警察就可能要高于這一數字。
到2011年中期,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的傷亡至少有13.7萬。我們不能確定自2004年以來死亡的3.5萬多巴基斯坦人中有多少是平民,因為巴基斯坦安全部隊不允許新聞記者和人道主義組織自由進入沖突區域調查那里的死亡情況。
當然,人的傷亡包括可見和不可見的戰爭傷害。盡管對戰爭造成的身體傷害和心理創傷的統計方法不同,然而我們估計至少有15萬美國軍人和承包商身體受到傷害。此外,自這些戰爭開始以來,美國的軍事盟友,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安全部隊,約有6.8萬人身體受到傷害。盡管身體受到傷害的平民數量至少肯定大大少算了,但我們估計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至少有14.5萬平民的身體受到傷害。心理創傷——意志消沉、焦慮、創傷后壓力——同樣巨大,并且在許多情況下還在出現。
因戰斗流離失所的人數隨著戰爭的強度變化而變化。在巴基斯坦,流離失所的人數在增加。許多流離失所者在難民營尋求救助,其人數或多或少有據可查。許多人不住在難民營,因而很難知道流離失所者的準確數據。
戰爭還在戰區外造成人的身體和心理傷害。美國國內的代價包括現役武裝部隊和預備部隊部署時所帶來的人員傷亡。部署不僅危險,而且比以前的戰爭所需時間更長,也更頻繁。佐薇·伍爾指出,軍事行動頻率的不斷增加在美國國內給軍人及其家人已造成傷亡。一些人在幫助緩解這種壓力,但是我們無法減少后方潛在的緊張家庭關系的糾結、身體和情感的痛苦、不斷增加的藥物和酒精的濫用,以及其他危害軍人及其家人安全的危險行為。結果使作為一個整體的軍界更不穩定,意味著軍人和平民家庭的成員同樣都遭受焦慮和創傷的循環折磨。
雖然美國軍人及其家人顯示出了極大的順應能力,但是戰爭的重負落在了退伍軍人及其家人肩上,包括高的自殺和患精神病率,對藥物和酒精依賴的增強,殺人、對兒童的虐待和疏于照顧等暴力的高發,導致撞車和藥物過量使用事故增多、無家可歸和離婚現象高發以及兒童臨床緊張度攀升等高危行動。美國軍人和退伍軍人正在攀升的自殺率已引起了人們的關注。2003年,即入侵伊拉克之年,整個國防部自殺死亡的人數比作戰死亡的還多。盡管諸兵種和國防部普遍開展了預防自殺活動,但2008年的自殺人數仍然超過了作戰死亡人數。
在戰區,戰斗不只是炸彈和子彈造成人的傷害和死亡。正如伊拉克醫生奧馬爾·達維奇和駐阿富汗聯合國人權使團前團長諾拉·尼蘭德所指出,戰爭造成的破壞比西方國家大多數人所了解的要大得多。達維奇強調,伊拉克人持續的流離失所表明戰爭是如何導致了其他諸多問題的產生,如失業。尼蘭德的報告強調,重建社會——由阿富汗人和國際行為體——的努力受挫反而在繼續破壞他們的社會。
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戰爭的后果波及這些國家的社會基本健康和衛生保健基礎設施,并且間接造成人員死亡。人們因得不到清潔的飲用水和藥物而飽受煎熬,甚至死亡;人們受疾病的折磨。克勞福德認為,這種間接的、與戰爭相關的死亡,是一個在戰爭停止后繼續存在的重要問題。因戰爭遭受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和受到傷害的人,我們沒有估計出一個數目。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造成的心理健康后果包括焦慮、意志消沉和創傷后應激障礙。
美國、其他捐贈國,以及諸如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國際紅十字會等國際組織,已經為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提供財力援助,幫助其緩解戰爭的重負,建設水處理廠等基本的基礎設施,保障個人的衛生保健需求。戰區內的政府也已動員起來,以應對這些挑戰。但是,對這些戰爭的幸存者的巨大健康影響已經造成,并且這種影響在戰爭結束后相當長時間里將繼續存在。
預算和長期的經濟代價
我們認為,按2011年的美元定值算,美國聯邦政府已花費的費用在2.3—2.6萬億美元之間。這一數字遠高于總統和其他人所說的1萬億美元(2001年以來美國用于戰爭的花費)。我們的估計之所以更高,是因為我們的估算所包括的不只是五角大樓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直接撥款,還包括對更廣泛的全球反恐戰爭的撥款;戰爭的開銷往往高于五角大樓在作戰期間的花費。
但是,這些戰爭將要花費的肯定比已經花費的更多。包括美國為退伍軍人承擔的花費、未來作戰的可能開銷以及退伍軍人及其家人將要支付的社會成本。我們認為,這些戰爭的花費將在3.7—4.4萬億美元之間。
今年3月,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艾米·貝拉斯克關于伊拉克、阿富汗以及與反恐戰爭有關的軍事行動的報告估計,到本財政年度五角大樓對戰爭的撥款按現值美元計算已達1.208萬億美元。國會研究服務處的報告還加上了退伍軍人管理局、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與戰爭相關的花費,并得出結論:到2011財政年度的累積花費是1.2833萬億美元。2008年,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琳達·比爾曼斯出版了《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真實代價》一書,中肯地總括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許多代價,預測了未來數十年的代價。
我們發現,盡管國會研究服務處關于撥款和戰爭預算代價的評估分析透徹,然而它并沒有包括一些重要并最終昂貴的戰爭代價。當我們總計美國已付出的代價——戰爭預算費用(國會戰爭撥款)和為退伍軍人的醫療與傷殘應承擔的費用——其總數就高于國會研究服務處報告所說數量,并且已超過了斯蒂格利茨和比爾曼斯所估計的3萬億美元(目前和未來的戰爭花費)。
這些總代價沒有包括:受傷退伍軍人65歲以后的醫療保險費;州和地方政府預算為退伍軍人支付的費用;許諾給阿富汗重建援助的53億美元;戰爭支出附帶的宏觀經濟后果。
到目前為止,最大單項費用是五角大樓的戰爭開支。自2001年以來,除了1.313萬億(按2011年定值美元算)戰爭開支外,到2011年底有5.2387萬億美元(按2011年美元定值算)撥款用于表面上非戰爭的國防部開支(也就是被稱為“基本”國防部預算)。
溫斯洛·惠勒認為,就長時段來看,五角大樓的預算計劃僅僅在“9·11”事件前才能被解讀,一個戰前開支的“基線”軌跡才能被確定。這一報告對“基線(baseline)”開支的結論是,2001-2011財年為4.572萬億美元。所以,國防部“基本”預算增長按2011年美元計算多了6670億美元(按時值美元算多6160億美元)。這一額外開支是政治上使然,即“支持軍隊”的大眾情感轉化成不僅支持戰爭開支而且還支持更寬泛的國防部預算。任何削減基本預算甚至保持基本預算穩定的努力可以預料會陷入爭論:當我們處在“戰時”卻拒絕增加國防預算是不可想象的。該報告的作者惠勒發現,國防部預算的增加不僅僅在于與戰爭相關的理由,而且還在于“基本”預算。2001年以來多撥給國防部基本預算的6670億美元,顯然是后“9·11”戰爭這一政治動力的結果,應被算為一筆附加的(盡管是間接的)戰爭代價,應列入探求戰爭代價的任何全面考察中。
到目前為止的其他費用包括自2001年以來通過對外援助給予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國際援助預算。這些援助還沒有算作國防部預算中戰爭的軍事費用的一部分,其總數超過740億美元(在沒有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這些援助的一半給了伊拉克。正如阿妮塔·東奇所言,根據她的資金細目分類,許多國際援助項目是為了與軍事相關的目的。所以,我們和國會研究服務處將其納入戰爭費用。
國土安全方面的聯邦開支2001財年為171億美元,到2011財年按實值計算增加到兩倍多。保衛國土安全可以認為是戰爭的另一種選擇,或者是為反恐戰爭進行動員的代價。計算美國州、地方和私人的反恐戰爭支出是不可能的。
琳達·比爾曼斯說,自2001年以來美國已為退伍軍人的醫療護理和殘疾津貼耗費了313億美元。到2010年12月,已有125萬服役人員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回國。許多人在某些方面受到創傷或傷害——超過9萬人傷害嚴重,甚至需要從戰場醫療后送。更多的人受到從腦損傷到喪失聽力等其他傷害。到目前為止,有65萬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軍人在退伍軍人事務部的各種醫療機構接受治療。這些退伍軍人中有近50萬人因在服役期間持續的或惡化的傷害正接受退伍軍人事務部的補償金。
但是,美國政府對退伍軍人所承擔的責任在戰爭結束后還將繼續承擔。曾被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的服役人員在他們的余生有資格享受免費或津貼醫療。此外,他們中相當大比例的人因戰時服役造成身體、心理殘障,符合接受永久性殘疾補償金和其他津貼的條件。參加目前戰爭的退伍軍人還有資格接受退伍軍人事務部以外的其他政府機構提供的一定的教育、住房、培訓等津貼。
戰爭的未來代價包括:為退伍軍人醫療和殘疾支出的直接預算費用,這筆費用大約在40年內達到峰值;對沒有被退伍軍人管理局或其他政府機構包括社會保險所覆蓋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進行護理的經濟成本。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的軍人正在利用退伍軍人事務部的醫療服務,并申請殘疾津貼,與早前戰爭相比,其比例更高。基于目前的津貼申請和醫療使用的模式,估計未來40年為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的軍人支出的此類費用總現值在6000億美元到1萬億美元之間。為退伍軍人及其家人的失業、喪失生產能力、護理精神病患者所支付的社會成本一般都沒有納入戰爭成本。但是,正如斯蒂格利茨和比爾曼斯所言,我們相信這些是實在的成本。
這些戰爭的經費幾乎全部靠借款融資,從而使美國國債增加了1.3萬多億美元。賴安·愛德華茲指出,戰爭的確刺激美國經濟增長了約0.9個百分點,而增加的國債也帶來了若干宏觀經濟影響,包括使美國利率提高了約0.3個百分點。2001-2011年的戰債利息可以采用不同的設定條件來計算。我們的估算仍顯保守,因為我們采用的是國會研究服務處2011年全年的戰爭支出數字。我們的結論是:按現值美元計算,戰爭舉債融資已支付了1770億美元(按定值美元計算是1850多億美元)利息。與戰爭的全部開支相比,這些利息支付看起來數量不大,卻超過了本財年國防部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預算費用。假定正式撤軍后美國繼續花更多的錢用于戰爭和其他軍事行動,我們估計到2020年僅利息支付就可能超過1萬億美元。當然,準確的戰債利息支付數量取決于未來幾十年內的政治抉擇和經濟狀況。
軍事開支和債務的大量增加對利率、就業和投資還帶來了其他影響。海蒂·加勒特—佩爾蒂埃指出,美國軍事開支無疑增加了與軍事相關領域的就業,在其他領域也會直接和間接地增加更多的工作機會。同樣地,在過去十年間,對軍事基礎設施的投入增加了,而對美國公共基礎設施和資產的總投入沒有與維修和投資需要保持同步,這被稱為“基礎設施赤字”。詹姆斯·海因茨認為,對公共資產的投入會提高私營部門的生產力。
戰爭還影響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經濟。特別是巴薩姆·優素福發現了一種兩分的伊拉克經濟。自2003年以來,龐大的石油收入滾滾而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了。然而,重建因多方面原因而遲緩。政治不穩定和暴力造成變化無常的環境。失業率仍很高,增加的石油收入的紅利(主要因高油價)還沒有惠及所有的人。
社會和政治代價
在反恐戰爭中公民自由被剝奪了。在美國,美國公民受到增多的電子監視,而一些穆斯林和有南亞血統的人在機場被審問,因簽證問題被采取指紋或被驅逐出境,但他們很少被指控采取恐怖行動。在阿富汗,原來的軍閥被推上了權力寶座,許多人開始把選舉視為虛假民主的軟弱形式。美國拘留了阿富汗、伊拉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成千上萬的人。許多被拘留的人被視為好戰分子嫌疑犯,而根據國際紅十字會的看法他們是無辜的。在阿富汗、伊拉克和關塔那摩海灣,一些人在美國所屬的監獄里遭受酷刑的折磨。
利薩·格拉夫和布倫達·菲舍爾指出,酷刑和拘留仍令人十分憂慮。在伊拉克,超過10萬人體驗過美國制定的拘留制度,許多被拘留者最初幾年是在阿布格萊布監獄接受審問,阿布格萊布監獄在薩達姆統治時期以虐囚而臭名昭著。伊拉克安全官員稱美國監獄的存在及其環境事實上加強了“基地”組織,他們指責拘留制度要為2010年增加的暴力事件負責。同時,伊拉克掌控的監獄系統被描述為“慘不忍睹”。
在阿富汗,許多地點被美國指定為“東道國設施”,但據報道它們卻得到中央情報局的大量資助。在2001-2010年間,阿富汗巴格拉姆空軍基地關押了3000名囚犯,許多人遭受過酷刑和虐待,包括毆打、剝奪睡眠、性羞辱、把腳鐐系在天花板上、用警犬恐嚇。海軍陸戰隊少將斯通的一份報告認為,當時被關押在巴格拉姆的囚犯有2/3是無辜的,應被釋放。許多人未經審判就被關了數年。
針對美國涉及引渡和使用酷刑而違反人權和國際法的訴訟還沒有成功過。法院已接受奧巴馬和布什政府援引的“國家秘密原則”,但是批評者指出,法院創立的“特權”不應被允許作為政府躲避困境或不道德行為被揭露的擋箭牌。
數百人在被美國拘留、審問期間在某種程度上由于酷刑而喪生。在戰爭最初四年里,至少有108人在拘留期間喪生;在接下來的數年里,至少又有80多人喪生。
環境損害和人類健康
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自然環境都受到了戰爭的損害,包括森林植被的嚴重破壞和碳排放的增加。此外,供水系統被軍用車輛排出的油和彈藥遺留的貧鈾污染。隨著這些國家自然資源的退化,動物和鳥類也受到負面影響。
在和平時期,國防部就是國家唯一最大的油料消費者,每年消耗掉46億加侖。戰爭加速了油料的消耗。根據一項評估,2008年美軍在伊拉克僅一個月就耗費了120萬桶石油。這種高于非戰爭情況下的油料消耗率部分原因與以下事實有關:油料要由其他需消耗油料的車輛運送給戰場上的車輛。2003年的一項軍事評估顯示,軍隊2/3的油料被運送油料到戰場的運輸車輛耗費。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使用的軍用車輛除了產生二氧化碳外,還產生了成千上萬噸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和二氧化硫。此外,盟軍轟炸諸如彈藥庫之類的種種可釋放有毒物質的場所,以及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薩達姆故意點燃石油的大火,致使空氣、土壤和水遭到污染。
在焚燒坑中銷毀軍事基地的垃圾和軍事行動造成的有毒灰塵加劇了空氣污染,而重型運輸車輛也破壞了土地,特別是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加上因森林砍伐和氣候變暖而產生的干旱,軍用車輛在地表前所未有的大量活動使灰塵更加成為一個主要問題。美國軍方已在關注灰塵對在伊拉克、科威特和阿富汗軍人健康的影響。微生物學家已在灰塵中發現了重金屬,包括砷、鉛、鈷、鋇和鋁,這些重金屬可能造成呼吸困難和其他健康問題。自2001年以來,軍人患神經紊亂疾病的增加了251%,患呼吸系統疾病的增加了47%,患心血管疾病的增加了34%,這些疾病可能與這一問題有關。阿富汗、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民眾顯然會在更長的時期內暴露在這種灰塵之中。
戰爭還破壞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森林、濕地和沼澤地。退化的環境本身可能反過來加劇沖突。軍事基地和戰場附近的水經常被武器和軍事行動的化學品殘留物污染,如彈殼上殘留的貧鈾、空軍基地軍事行動遺留的苯和三氯乙烯。高氯酸鹽,火箭推進劑中的一種有毒成分,對所有三個戰區的污染程度尚需研究。
與戰爭相關的污染明顯已經影響到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的健康。2010年初,在伊拉克費盧杰展開了一項關于癌癥、先天畸形、嬰兒死亡率的家庭問卷調查。我們發現,與埃及和約旦相比,2005-2009年這一地區的癌癥發病率特別高;每1000名活產嬰兒中有80名死亡,遠遠高于埃及的20名、約旦的17名和科威特的10名。0—4歲年齡段的男女出生比率是860∶1000,而預期的是1050∶1000。
哪些我們還沒有評估
我們沒有也不可能計算或評估這些戰爭的所有影響。
在我們的預算賬單中沒有納入的有:2012年以后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在戰爭上的開支,包括許諾給阿富汗的重建援助但仍未支付的53億美元;與退伍軍人有關的一些開支,包括為新《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預算,州和地方政府給退伍軍人的津貼;州和地方用于國土安全的費用,這些費用聯邦政府不會償還;美國所有盟友和軍事伙伴用于戰爭的開支是多少,這些開支有多少通過償還、贈款、貸款或其他形式彌補,特別是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府付出了多少代價;戰爭對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地區鄰國的預算和經濟影響(如照顧難民的額外支出或難民對物資需求增加的潛在刺激影響)。
我們沒有計算或系統估算、評估的有:戰爭在對美國提供安全或增加風險方面的效用;對美國國民警衛隊部隊及裝備到海外應對自然災害的影響;美國、美國的盟友、聯合國系統以及非政府組織在促進伊拉克和阿富汗經濟重建、健康和教育方面所做努力的效用;所有國防部承包商和武器制造商的利潤、超額利潤和損耗;被殺的“反叛者”的數量或美國盟友雇用的承包商有多少喪生或受傷;聯合國系統、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國家專用于減輕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與戰爭相關的苦難的資源;美國許諾給伊拉克帶來民主的成就,我們還沒有對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作類似的評估。
我們還沒有評估開戰以來美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位”變化。
有些預算項目納入了五角大樓的戰爭開支總額,但它們開支的一部分因種種原因不容易確定或評估,包括涉及保密。特別是我們未能明確確定的有:五角大樓的這些戰爭預算中作為“指揮官應急計劃基金”有多少錢用于對被美國軍事行動殺害的平民留下的幸存者、因戰爭受傷或其財產受損的個人的慰問支出;中央情報局旗下的“捕食者”和“死神”遠程制導飛行器“無人機”在巴基斯坦(以及也門,在那里也發動了空襲)監視和空襲計劃的費用;國家情報預算專用于戰爭的部分。
最后,我們顯然無法量化美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人失去親人或他們身邊人的情感痛苦。
(此報告發表于2011年6月,原題為《2001年以來的戰爭代價: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The Costs of War Since 2001:Iraq,Afghanistan,and Pakistan)。本刊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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