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冷戰是以美蘇兩大超級強國的軍事對峙為特征的﹐蘇日關系就成為美國對日政策中的一個戰略性敏感問題。為了阻礙蘇日關系的正常化﹐美國政府制造出“北方領土”問題﹐成為日本戰后遺留下來的最大外交課題之一﹐冷戰結束以后仍然無法解決[1]。1997年11月﹑1998年2月俄日首腦葉利欽與橋本舉行了兩次會談﹐僅達成“全力以赴爭取在2000年為止締結和平條約”的結果。2009年9月24日，新上臺的日本鳩山首相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會見，也只能表示希望“在我們這一代人”締結和平條約。雙邊關系的焦點就是日本所稱的“北方四島領土問題”， 俄羅斯把“北方四島”稱為“南千島群島”。

　　“北方領土問題”已經成為日本神圣的“國是”。除了日本政府﹐包括日本共產黨在內的從左到右的日本政治勢力﹐形成了“北方領土歸還之日﹐日本對蘇(俄)和平之時”的舉國一致的“大政翼贊”體制。日本的教科書與普通地圖﹐都標明北海道東北的齒舞群島(A)﹑色丹島(B)與國后島(C)﹑擇捉島(D)[2]是日本“固有的北方領土”。

　　1. 四島問題的由來

　　波茨坦宣言規定﹕“日本的主權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與四國﹐以及我們決定的各小島”﹐日本無條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才終止了持續長久的侵略戰爭[3]。1946年 1月29日﹐盟軍司令部發布訓令把千島列島(包括國后島與擇捉島)與齒舞群島﹑色丹島從日本行政地域分離出去。三天以后﹐蘇聯最高會議把這些領土編入俄羅斯共和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整體上是關系人類前途的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決戰﹐但同時也具有與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任何戰爭相同的特征﹐伴隨著利益的分配。美蘇兩大強國按照它們在戰爭中的貢獻與犧牲(特別是蘇聯方面)分配新的世界勢力范圍﹐從道德上講可以非難﹐從法律效力上講卻不得不接受。雖然終究地講﹐只要地球上還存在著國境這種東西﹐人類就不可能最終消除戰爭﹐但兩次世界大戰已經教育了我們不能固執“固有領土”這個概念。

　　今天屬于波蘭的﹑以造船業為主的團結工會發祥地過去曾是德國的工業中心之一﹐今天屬于俄羅斯的夾在立陶宛與波蘭之間的飛地加里寧格勒過去曾是東普魯士的國王加冕之都，也是德意志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的故鄉。原蘇聯的十五個共和國，加上芬蘭、波蘭等，都曾經隸屬于俄羅斯帝國。如果今天的德國要求“恢復”這些“固有領土”﹐如果俄羅斯、波蘭﹑意大利﹑奧地利等都要求“恢復”他們的祖先曾經控制過的土地﹐如果成吉斯汗﹑亞力山大等帝國的子孫們都要求“恢復”他們的先祖們的“領土”﹐整個歐洲﹑整個地球就會變成九十年代的舊南斯拉夫。

　　對于蘇聯的決定﹐日本當時既沒有抗議﹑也沒有表示保留。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的前提就是日本必須承認盟軍決定的事實﹐把四島編入蘇聯：“日本國放棄對于千島列島與日本由1905年9月5日的波茨茅斯條約獲得其主權的樺太(莎哈林)的一部分及其附近各島的一切權利﹑權原以及請求權”。也就是說﹐起碼對于千島列島的國后島與擇捉島﹐日本明確地不僅放棄了主權﹐連提出這兩島歸屬問題的權利也放棄了。日本首相吉田和外務省條約局長西村都明確承認過這一點。所以﹐日本把這兩島也稱為“北方領土”(對于蘇聯來說﹐是其“東方領土”)﹐等于不承認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不接受終結侵略戰爭的條件。

　　至于齒舞群島與色丹島﹐當時日本的全權代表吉田確實向美國政府請求不將其包括在千島群島之中，而屬于北海道﹐并舉出動植物分布等地理特性的差異。美國基于與蘇聯的協議﹐沒有響應日本的要求﹐美國的全權代表杜勒斯提出﹕只有齒舞群島不屬于千島群島。所以﹐可以下結論說﹕如果蘇日之間關于戰后處理存在著什么障礙的話﹐就是齒舞群島的歸屬問題。日本政府是明白并接受這個歷史事實的。

　　2. “杜勒斯恐嚇”

　　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之后﹐獲得“片面”獨立的日本外交上最大的課題就是與中國﹑蘇聯的關系。其中﹐相對于已經與將介石政權建立“外交關系”的對中關系﹐蘇日兩國之間不存在任何障礙。1952年9月﹐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以“回歸國際社會”﹐遭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蘇聯的否決，使日本特別急于與蘇聯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 1954年12月﹐面對剛上臺的鳩山內閣﹐中蘇兩國政府都表明﹕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雖然只是片面的條約﹐但并不成為彼此關系正常化的障礙﹐日本也不必斷絕與美國的現有關系[4]。1957年1月7日﹑“賴”在日本不走的盟軍占領軍蘇聯代表團副團長訪問鳩山﹐雙方開始討論兩國正常化問題。

　　1955年6月3日蘇日兩國全權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談﹐持續到9月13日日本方面中斷為止。蘇聯方面在會談開始表現出誠意﹐釋放了一部分扣留的戰俘并交給日本政府一份扣留者名單。日本政府原來沒指望從蘇聯方面獲得領土上的讓步﹐指示全權代表松本在獲得齒舞群島與色丹島的條件下可以答應蘇聯方面的其它實質要求[5]。沒想到在赫魯曉夫“和平競爭”旗號下的蘇聯外交很痛快地同意“歸還”這兩島給日本。沒有預料到這個結果的日本外務省趕快通知松本再加上“歸還國后島與擇捉島”的條件，斷絕了和平的可能。

　　所謂的“冷戰”形成后﹐美國開始有意識地培植日本作為反蘇﹑反中、反共的戰略基地﹐防止日本與蘇聯﹑中國建立正常關系[6]，而挑起它們之間的領土爭端就是阻撓關系正常化的最有效手段。美國從自身的外交性格出發﹐認為蘇聯不可能將到手的齒舞群島等任何領土交給日本﹐所以從1954年以后﹐開始違背過去對蘇聯的承諾﹐聲明齒舞群島不是千島列島的一部分﹐致使日本采取強硬立場讓蘇聯無法接受。現在﹐蘇聯同意交出齒舞群島﹐而且連色丹島也同時交給日本。

　　1956年7月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赴莫斯科再次交涉和平條約并準備接受蘇聯的條件﹕即蘇聯保留國后島與擇捉島﹐交給日本齒舞群島與色丹島。但美國政府決不愿意看到蘇日和平條約的簽署。杜勒斯恐嚇道﹕“兩島歸還下的和平條約決不能承認”﹐“如果國后島與擇捉島成為蘇聯的領土，沖繩也可以合并入美國”。這就是外交史上有名的“杜勒斯恐嚇”。

　　1956年9月7日﹐美國國務院正式向日本大使谷正之遞交關于蘇日交涉的備忘錄﹐其內容為﹕(1)蘇日間的戰爭狀態必須及早終結﹐蘇聯拒絕簽署舊金山條約拖延了這個過程。蘇聯必須盡早釋放被扣留的日本戰俘;(2)雅爾塔協議只不過是當時的首腦間的共同目標陳述﹐不是當事國之間的最終決定，對領土的移交沒有任何法律效力。舊金山條約中日本放棄的領土的歸屬問題應該由另外的國際手段來解決﹔(3)美國認為國后島與擇捉島﹐和北海道的一部分齒舞群島與色丹島一樣﹐從歷史上就是日本的一部分﹐應該正當地還于日本的主權之下。如果蘇聯同意這一點﹐將對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做出積極的貢獻。

　　美國出示的這個條件﹐使蘇日之間存在著這一無法解決的“領土問題”﹐把日本套在對蘇包圍網的軍事同盟命運上。

　　3. “北方領土問題”的日本化

　　日本政府按照這個備忘錄的內容﹐從1961年的池田內閣開始﹐制造起“國后島與擇捉島不屬于千島群島”的輿論并大肆宣傳。當時仍屬于左翼陣營的和田春樹[7]等學者從歷史﹑地理上無懈可擊地批駁了這種“南千島不屬于千島”的謬論﹐1988年以后﹐再也聽不到日本政府的這種主張了。

　　但日本政府已經不可能撤回這個沒有國際法依據的“歸還北方領土”的要求。“北方領土問題”已經變成了“日本全體國民的悲愿”﹐正是靠著這個“悲愿”﹐違背憲法的自衛隊得以不斷擴展﹐[8]美日安保同盟進一步鞏固。在此“大政翼贊”體制下的社會黨﹑共產黨為了爭取選票﹐比日本政府更加激烈﹕既然要求收復南千島(國后島與擇捉島)﹐為什么不可以要求同屬于“日本固有領土”的整個千島列島呢﹖

　　在美日兩國政府的這種挑釁和新的安保條約之下﹐蘇聯針鋒相對地在蘇日共同宣言 (1956年10月19日)中“同意在和平條約締結之后交給日本齒舞群島與色丹島”的條款上加上“撤走美軍基地”的條件﹐1961年以后干脆回到“蘇日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

　　1985年登場的戈爾巴喬夫實行的一系列“新思維”外交令日本政府對解決“北方領土問題”充滿了期待。特別是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及其后的一系列東歐巨變﹐蘇日之間的相對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日本媒介也營造出“以經濟換領土”的可能性。但1991年4月當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蘇聯總統)第一次訪問日本時﹐日本人失望地發現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權力了。隨同訪日的俄羅斯共和國莎哈林州長一聽說要談他管轄下的四個島嶼﹐簡單地聲明這次會談沒有這個權利就提前回國了。戈爾巴喬夫只能答應日本政府的要求﹐在共同聲明中記入四島名稱﹐以示蘇日之間存在著“領土問題”。幾個月后﹐作為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與他治下的蘇聯都從歷史上消失了。

　　4. “北方領土問題”的展望

　　蘇聯解體以后﹐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威脅。相反﹐俄羅斯不斷惡化的經濟局勢日益成為美國的負擔﹐美國需要日本對俄羅斯的經濟援助以推動市場化﹐美國現在不愿意俄日之間因為小小的幾個島嶼影響其遠東大局戰略。1997年 6月在美國丹佛召開八國首腦會議[9]上﹐克林頓總統向葉利欽與橋本表明﹕“美國關心俄羅斯﹑日本這兩大美國友好國家之間排除障礙﹑建立起同盟關系﹐為亞太地區帶來安定”﹐“俄日關系邁向二十一世紀大有可為”﹐“領土問題應該能夠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法解決”[10]。對于美國而言﹐日本固執“北方領土問題”已經給美國的亞太地區戰略帶來了麻煩。

　　葉利欽與橋本在克林頓的催促下﹐各懷打算于1997年11月﹑1998年4月連續舉行兩次會談﹐擺出解決四島問題的姿勢。俄羅斯方面稱﹐俄羅斯憲法規定﹕國境的變更必須通過全民投票﹐俄羅斯民眾完全沒有讓出四島的余地﹐在后期失去民心的葉利欽政權當然不可能與輿論為敵。隨同葉利欽參加會談的科里姆林宮發言人訪日后馬上去四島視察﹐回來報告說：俄羅斯不可能接受橋本的在四島以北劃定“國境線”的方案。葉利欽也批示道﹕南千島將永遠是俄羅斯的領土。

　　橋本熱衷于“北方領土問題”﹐一方面是想借俄羅斯的經濟困境以投資開發換取領土[11]，另一方面是出于個人野心。在經歷冷戰終結后[12]，日本政治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包括最大反對黨社會黨在內的左、中勢力幾乎全面瓦解﹐自民黨的一黨執政體制更加鞏固。橋本個人在自民黨內又沒有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本該在當政期間有所作為。但日本的經濟自從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一直未能“復蘇”﹐反而越發惡化﹐橋本只好轉向外交方面謀求所得﹐“回收”與“北方領土問題”就成為橋本當政的最大課題。

　　1998年4月的葉利欽與橋本會談也沒有任何進展。日本改變了直截了當要求俄羅斯 “歸還”“北方領土”的提法﹐提議先在四島以北劃定國境線﹐但允許俄羅斯繼續行使四島的行政權﹐由日俄共同開發。葉利欽不便直接拒絕﹐答應帶回去研究，不了了之。

　　在美國的日裔歷史學家Tsuyoshi Hasegawa觀察到：“一些揭示這個爭執的最重要美國文件‘因為某一友好國家的要求’依然沒有解密”(這一“友好國家”就是日本)，“有一些日本的媒體報道與事實不符，日本的報道實際上是根據外務省官員的聲明和放風，反映了外務省的故意或無意的偏見”。[13]

　　2005年11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日本，雖然與日本首相小泉也提到“北方領土”問題，雙方都沒有意愿具體交涉。靠原油漲價支持經濟成長的俄羅斯面對經濟不振的日本，沒有需要向日本妥協。2009年2月18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與日本首相麻生會談，只能“希望”在這一代人有生之年解決領土問題。2009年9月上臺的日本民主黨政權，最主要的關心是在自身不分裂而維持政權、在國際上與美國(沖繩駐軍問題)和中國(釣魚島沖突等)的關系調整，根本顧不上俄羅斯。

　　2010年10月初，梅德韋杰夫結束訪中時，原計劃去南千島群島訪問。但由于氣候惡劣，梅德韋杰夫的總統專機無法在當地機場降落，被迫取消了這一行程，訪問了臨近南千島群島的堪察加半島。由于前蘇聯和俄羅斯領導人從未訪問過南千島群島，日本激烈反應，并抗議說俄國領導人訪問北方四島將嚴重損害雙邊關系。日本還特別召見了俄羅斯駐日本大使，敦促俄國領導人取消訪問。俄羅斯也強硬回應說，南千島群島是俄國領土，俄國總統有權訪問自己領土。克里姆林宮對媒體表示，11月13日到14日將在日本舉行亞太經合峰會時，參加峰會的梅德韋杰夫會順道訪問南千島群島。

　　其實，國際關系中并不存在所謂“固有領土”問題，俄羅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米赫耶夫說：“以歷史或是國際法為基礎，雙方圍繞四島規屬問題的對話走入了死胡同。也就是說，兩國都無法在歷史或是國際法領域找到完全有利自己的論據來說服對方。只有雙方在政治上彼此讓步和妥協，才有希望解決四島問題”(美國之音報道)。

　　5. 日本共產黨的極端民族主義表現

　　從自民黨橋本1998年內閣到民主黨2010年政權的“柔軟”、強硬打算固然不可能實現﹐但日本政府的企圖卻遭到日本共產黨的激烈批判。日共委員長不破在1988年4月20日召開的第二次中央委員會總會上強調三點﹕(1)國境線日本方面只包括四島﹐等于宣布永久放棄千島群島﹔(2)劃定國境線后還允許俄羅斯的實效支配﹐談不上收復領土﹔(3)日本如此讓步﹐俄羅斯竟然毫不領情。[14]這與日共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極端民族主義立場類似。[15]

　　日共固執“千島群島固有領土”論﹐是基于1875的俄日協議﹐而斷定俄日間最早的1855年條約(規定千島群島歸俄羅斯所有)﹑俄日戰爭后的1905波茨茅斯條約以及1951的舊金山條約都是不正當的。日共如此激烈地反對舊金山條約﹐卻又擁護雅爾塔協議和波斯坦宣言﹐主要是看到日本民眾長年被美日政府宣傳渴望俄羅斯讓步的心理﹐而不能實現這一愿望的自民黨很難象處于在野黨地位的日共那樣滿足國民。日共這樣做﹐同時又洗脫長期以來“日共受蘇共指導”的不佳形象。這樣﹐為了在現行體制內爭取選票﹑擴大勢力﹐日共客觀上走到了與日本右翼共同阻礙俄日關系正常化的道路上。

　　這樣﹐由美國撒下的這粒“北方領土問題”種子﹐已經“開花”、“結果”﹐產生了連美國也不愿看到的﹑沒法解決的后果。與許多其它的現存國際爭端一樣﹐在現有的國際政治規范之下﹐“北方領土問題”將找不到解決的出口。

　　[趙京：《美日同盟及其與中國的互動》第六章 圍繞日本的國際局勢 第一節]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1]本文中的內容多引用自高島義一﹕“反對帝國主義的‘恢復失地’要求﹐強化國際主義”﹐《架橋》周刊1998年6月8日﹐東京﹕新時代社。

　　[2] 本文中以此四島的日語漢字名稱表述﹐只是為了中文表達的方便。實際上﹐比較中立的日本媒介也多以日語的片假名(發音)來表達。

　　[3] 美日正式開戰于1941年﹐中日之間雖然沒有正式宣戰﹐卻從1937年開始了全面的戰爭。當然﹐實際上﹐自從甲午戰爭(1894-1895年)以及其結果(臺灣﹑朝鮮的殖民化)以來﹐日本一直處于對亞洲民眾的侵略戰爭之中。

　　[4] 1954年12月22日蘇聯《真理報》﹑1954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社論。

　　[5] 當然﹐蘇聯也提出一些作為爭取實質內容的談判籌碼﹐如要求日本不能與任何參與對日作戰的國家結盟。

　　[6] 例如﹐參閱附錄所謂“吉田書簡”(1951年12月18日)。

　　[7] 和田春樹，東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冷戰結束后轉向﹐熱心批判蘇聯。

　　[8] 不用說﹐自衛隊的主力在冷戰期間一直配置在北海道。冷戰以后開始南移﹐加強了在中部名古屋﹑浜松一帶配置新式裝備。

　　[9] 1991年戈爾巴喬夫作為貴賓應邀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工業發達七國首腦G-7會議,以后由俄羅斯總統繼承。1994年意大利拿波里會議之后﹐俄羅斯被正式接納，成為G-8會議的(政治)成員國。G-8會議在2009年9月25日匹茨堡會議后被包羅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的G-20取代。

　　[10] 東京﹕《世界周報》，1998年6月2日。

　　[11] 特別是亞洲部分的開發。促使戈爾巴喬夫下臺﹑促使蘇聯解體的一個直接重要原因就是西伯利亞等東部煤礦的大罷工。葉利欽的俄羅斯政權面臨著同樣的壓力。幾年來發不出工資導致了多屆內閣的更迭。

　　[12] 對于日本和亞洲而言﹐冷戰的終結始于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

　　[13] Tsuyoshi Hasegawa, Stalemate in an Era of Change: New Sources and Questions on Gorbachev, Yeltsin, and Soviet/Russian-Japanese Relation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8。

　　[14] 《赤旗》1998年4月21日。

　　[15] Jing Zhao, The Japanese Coomunist Party and the June 4th Incident of 1989,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 9, No. 2, Novemb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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