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者按：轉載自《縱覽中國》網站。盡管觀點反動，但作為史料之一種，仍有參考價值。

一個日共黨員眼中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

作者：劉檸

1956年3月，一個日本人攜眷來到中國，從此一住18載，其間無法回國。夫婦更名改姓，喬裝成中國人，以“國家干部”的身份，參加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見的轟轟烈烈的社會實驗中，改造思想。從整風、反右、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運動，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輾轉回到自己的祖國——整個壯年時代都留在了中國。如此傳奇不是傳說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軍，而是發生在戰后中日間的一段真實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別村（現士別市）的一個農家，高小畢業后在家鄉務農；1943年，應征入伍，服役于帝國海軍橫須賀部隊。1945年8月，日本戰敗，川口在香港成為英軍戰俘，被短暫收容于戰俘營。11月，復員，回鄉繼續務農，同時參與農民運動和日共策動的武裝斗爭。在這個過程中，結識了村上國治（日共札幌地區委員會委員長），并由村上介紹，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員會機關軍事部門工作。1953年8月，調到日共東京都委員會，因“白鳥事件”的關系，被分配到黨的非公開部門。[1]1955年7月，日共召開六中全會，兩派（國際派和所感派）統一，黨的活動全面公開化（此前為半合法、半公開化狀態）。1956年3月，應組織上要求，離開日本，赴中國－－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流放。

緣起：“白鳥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時30分許，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條西十六丁目的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鳥一雄警部騎自行車回家途中，遭另一輛從身后追趕上來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車的騎車者射殺。白鳥警部當場倒地死亡，犯人騎車逃遁。這就是日本當代史上的“白鳥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話，也許根本構不成“事件”。而“白鳥事件”作為發生于美國對日軍事占領后期的一樁典型的政治謀殺，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復雜交錯的利益糾葛。被暗殺的白鳥一雄其人，戰時曾從事過以鎮壓左翼社運為目的的“特高警察”[2]活動，戰后作為札幌警署的警備科長，負責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對策，對赤色分子鎮壓沒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兇惡的敵人”。同時，作為治安警察，白鳥還負責治理管片的“風紀”問題，工作上與一些色情營業場所聯系頻密，頗吃得開。遇害的那天下午，還曾去過一間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兩家窯子。[3]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據美占領當局（GHQ）的指示，在全國范圍內大搞“赤色整肅”（Red Purge），將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開除公職，日共面臨空前的壓力。1951年10月，日共召開五中全會，通過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奪取政權的“五一綱領”（即“軍事方針”）并付諸實施。在日共的策動下，各地革命風起云涌，以中國革命的“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為指導思想的“山村工作隊”遍布全國，一時間日本列島“武裝蜂起”，不無燎原之勢。僅在北海道一地，就發生過以紅色信號燈迫使運煤車停車，然后唆使市民哄搶車載煤炭的“紅燈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門前，一群非固定雇傭勞動者一邊靜坐，一邊高呼“我們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嚴酷彈壓，被認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黨員多數被捕。對此，北海道地區的日共組織給包括白鳥一雄在內的“儈子手”們寄送了數以百計的寫有威脅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開了營救斗爭。

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白鳥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當其沖的嫌疑者。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無論是美占領當局，還是日本政府，對日共其實都有種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鳥事件”剛好為當局提供了一個絕好的鎮壓口實。受事件的牽連，逾50名日共黨員及其外圍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殺，或出獄后離奇死亡；超過三分之二[4]的人承認與事件的關聯，并在成為檢方證人后脫黨；10名黨員雖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認為與事件有關，因而被迫流亡中國。

被認為是“主謀”的村上國治，于1952年10月被捕。盡管本人始終宣稱無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謀殺罪判決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滿出獄后，要求重審此案，但被司法當局駁回。1994年11月，在位于琦玉縣的家中被燒死。關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給出確切的說法。

在逃亡中國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陸；7人在中日恢復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發時系北海道大學學生的鶴田倫也至少在20世紀末仍滯留在北京（近況不詳）；[5]川口孝夫夫婦也是其中的兩位。

川口本人開始本無意去中國，他認為自己既與“白鳥事件”并無“直接關系”，則“根本沒有理由流亡中國”。但被組織上（日共中央統制委員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國也行，作為代價，必須脫離黨組織，如果這樣的話，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與黨組織無關。”川口為了能在呆在日本國內，曾打算脫黨，但表示“不過縱然退黨，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運動、群眾斗爭中戰斗下去”。不料，一段時間后，組織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國的問題。但由于此前已經明確過“沒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實”，而是改口說：“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黨的領導人見面后再決定具體工作內容。工作結束后就回國。此外，因為是去工作，帶上你的夫人一塊去。”于是，夫婦倆信以為真。1956年3月，在組織的一手安排下，從燒津港[6]乘小型漁輪“第一勝漁丸”赴中國。[7]此次行動也是“人民艦隊”計劃的一環。所謂“人民艦隊”，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裝斗爭路線，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計劃地組織日共黨員向中國和朝鮮偷渡，偷渡用船（多為漁船）統一編隊調度。[8]據資料顯示，以這種形式偷渡到中國的日共方面人士達數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參三、伊藤律等黨的領導人。

近60年來，圍繞“白鳥事件”的背景和“真兇”問題，日本國內始終有各式各樣的說法，大量的書籍、材料（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張的非虛構作品《日本的黑霧》等）也各執一詞，莫衷一是。被認為是“當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然減員和站在黨的立場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終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態”，除此之外便三緘其口，不置一詞，更拒絕公開有關的歷史檔案，使這一歷史懸案更加撲朔迷離。雖然在司法層面，案件已然“審結”，但疑點頗多，問題重重，作為歷史事件，還遠未到“揭蓋子”的時候。

五一慶典和“人民大學分校”

剛到中國的時候，川口孝夫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鮮。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動。來到解放的新中國以后，我切身體會到一種仿佛頭頂的石頭被搬掉的解脫感，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差異”。

抵京不久，正趕上1956年的五一勞動節，“這是在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度里度過的五一勞動節，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悅”。當以毛澤東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外國來賓蒞臨天安門城樓的時候，站在廣場上的川口一邊“聽”著城樓上面宣讀的慶祝大會祝詞，“由于沒有翻譯在身旁，我聽不懂內容。然而，我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激動流貫全身，淚水涌了出來。把解放后舉國歡慶的中國的五一勞動節同象征著‘血腥的五一’[9]的日本的五一勞動節相比較，我感慨萬千”。[10]

圖：1997年12月，川口孝夫 先生（中）在北京同張香山（左）先生、劉遲先生合影

就在川口為社會主義中國五一節的盛況而感動不已的同時，日共開始了對他的審查。審查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與“白鳥事件”的關系，二是與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參三為代表，又稱所感派、主流派）的關系。隨著1956年1月，前日共軍事委員長、被看成是“極左冒險主義”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臺，志田派受到清洗。當時作為日共代表駐北京的袴田里見在1950年日共分裂時，屬于國際派（由宮本顯治、志賀義雄為代表，又稱反主流派）。對他來說，川口是反對派的人，需要“搶救”。審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國籍日共黨員羅明一周一次來川口下榻的中聯部招待所，在反復聽取川口的陳述后，再讓他寫成報告。報告內容與前一次陳述稍有出入，“便會受到喋喋不休的責難”。川口覺得，如此審查，實無異于“侮辱”，后悔不該來中國。審查雖然持續了兩個半月之久，但對方（審查方）幾乎一無所獲。[11]

6月，川口被羅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學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長連貫告之：“形勢沒有根本的變化，不能回國。”川口確認何謂“形勢的根本變化”，連回答說，即“日本革命取得勝利的形勢變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駐北京的日共機關對自己做出如此命運攸關的決定，卻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過中方來知會。而所謂“在北京同黨的領導人見面后再決定具體工作內容”云云，純屬欺騙。在京期間，連袴田的影子都沒見過。“此時，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滿被黨所算計而產生的滿腔怒火。”[12]

學校位于北京西郊，名義上叫“中國人民大學分校”，實際上是由中共、蘇共和日共合作開設的旨在培養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訓機構。行使管理之責的是中方，校長由中聯部副部長連貫兼任；教學和科研由中方教師和日方助教來擔當；而教學的實權則掌握在蘇聯人手中。川口進校后發現，學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裝的日本人，不少人還認識。后來才知道，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幾類：1、抗戰期間參加過八路軍的人；2、在滿鐵公司呆過的戰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從日本國內遣送過來的人；4、解放戰爭期間參加了解放軍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國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圍墻隔開的田地上，門口有士兵站崗，完全與中國社會現實隔絕，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魚、肉，紅腸、咸魚籽等也常見，各種酒都有賣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園里到處聚集著醉醺醺的人們。”川口剛來時，對中國的實情還懵懂無知。后來接觸到中國社會基層的情況，便“痛感這段學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國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個與現實社會隔絕的地方學習教條，能夠培養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婦實際上只見識了這所特殊學校的“強弩之末”，一年后，學校被關閉。日本人學員或為回國而先期分散至內地各處，部分人則按組織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婦屬于后者。

從“七黨校”到“省黨校”

蜀道難。1957年盛夏，川口夫婦一行北京出發，經過7天的行程，抵達重慶火車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級黨校（簡稱“七黨校”）的人前來接站。然后又換乘汽車，奔赴目的地－－位于重慶郊外歇子臺的“七黨校”。在學校里，川口夫婦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產黨的機關學校里，讓社會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國人呆在里面影響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榮子被稱為李蓮英。從此，這兩個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這對患難夫婦回國之前。

“七黨校”的校長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后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龔逢春。副校長、黨委書記都是抗戰初期的干部，各處處長、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長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園內有數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樹叢包圍，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園一般。校園東側有高級招待所，建在遠離公路的一塊開闊地上。1958年春，毛澤東曾下榻此處，但當時消息是絕密的。彼時，川口夜里出來小解，見黨校干部們正沿著與招待所臨近的墻根一字排開，警戒森嚴，不覺大吃一驚。[13]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輕易回國。而在遠離故國的中國，今后漫長的歲月將如何度過，無疑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川口決心“既來之，則安之”－－“積極地投身于正在興起的社會運動……在同中國人共同生活的過程中逐漸掌握中文”。

川口夫婦在歇子臺生活了一年，親身經歷了整風、反右和除四害運動。眼瞅著身邊的高級干部，一個個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沒有料到，黨內會有這么多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即使是作為一個日本人、旁觀者，這時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戲背后的機關：“‘整風’初期宣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然而等到讓人們充分發表意見后，負責此項運動的人就將當事人所發表的意見整理成材料，并將其定為‘右派’。無論如何，當事者無法抹去蒙受欺騙而遭暗算的感覺。以后的運動大都蹈襲這種方法，并且愈演愈烈……從這時候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民主制度開始逐步喪失。”[14]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臺的“七黨校”被遷往成都，與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合并，統稱“省黨校”。這里本來是四川省內各縣委書記和縣長、地委書記和地委各部部長等中層干部理論學習的機構，但干部們都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工作隊員已前往農村，學校處于閑散狀態。川口覺得既然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國，便不能孤立于中國社會，而應該盡可能地深入下去。為此，“除了同中國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外別無他法”。他還要求工資待遇與中國同事“一視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為行政17級，每月工資是92元；妻子李蓮英被定為19級，月薪78元。倆人月薪合計170元，“過普通生活綽綽有余，還能存錢”。同時，老田還能享受專門對外賓的肉類特供。這種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婦離開中國回國時。

川口夫婦在“省黨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過了11年的歲月。從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間，以省委黨校工作組的名義下基層，參加勞動，親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目睹大量嚴酷的社會現實，“思想上充滿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糧食短缺問題更趨嚴重。在鄉下，一只鵝賣到10元錢。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物資供給嚴重匱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以至于在城里，“黃牛”[15]開始在暗地里活躍起來。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幣，在物資供應極度短缺的情況下，高級糖果、香腸、點心以高于普通市價10倍的價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氣的耀華餐廳，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華宴席。“然而，貨幣回籠并未收到預期效果。”

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川口認為：“不管毛澤東如何強調‘天災’，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災’的因素，‘人禍’乃無可爭辯。何以言之？川西平原當時并無水災，在被稱為‘蜀犬吠日’的四川，盡管陰天頗多，但那時日照比較充足，晴天持續出現。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從灌縣的都江堰中引來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疇，絕未發生過干旱。按照古老的說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則必定豐收。在全國范圍內，‘天災’掩蓋了‘人禍’，然而在天府之國，沒有人能接受‘天災’的結論。”[16]

盡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但他仍沒忘記自己是一個日本人及日共黨員的政治身份。雖然擁有日共黨籍，但長期無法開展組織活動的“散養”狀態令川口感到痛苦。在從1961年由成都轉移到北京的前輩橫川次郎那里獲悉黨的組織生活已經恢復的消息后，川口給日共駐京代表羅明寫信，提出恢復組織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獲北京批準。于是，1962年7月，經三峽到武漢，再從武漢轉乘京漢線，回到了闊別5年的北京。在北京會晤羅明，雖然得到了恢復生活的承諾，但前提條件是不許進行公開的組織活動，活動僅限于自身組織內部。當時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與他們接觸，“完全從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離出來”。再次確認了近期回國無望的現實，只好“懷著某種惆悵的心情離開北京，返回成都”。

四清及“小四清”運動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縣（現彭州市）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及后來的“小四清”運動。先是漫長的學習，召開全縣四級干部大會，領會中央精神和運動的意義。學習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當前中國社會出現的嚴酷尖銳的階級斗爭的狀況”，此乃發動四清運動的前提。會議對毛澤東所謂全國有三分之一的政權掌握在敵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黨和政府中，也存在他們的代理人的討論，令川口聯想起1951年日共討論“新綱領”時的往事。該綱領認定，日本農村依然存在著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為出身于北海道農村的人，憑自己的經驗和直覺認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過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卻遭到日共領導層的批判，被斥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質的右傾觀點”。雖然此一時彼一時，從國度、政黨，到歷史、現實都不同，但某種思維方式上的教條主義和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令川口覺得“一旦‘左’起來，中國和日本沒有兩樣”。[17]

在九尺公社，川口還參加了被四清運動指揮部定性為“喪失黨員立場的變質分子”的批斗會。雖然參加過黨校的批斗會，但直接參加基層的運動還是頭一次。對人們爭先恐后用四川彭縣方言的發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聽得一頭霧水，即使由工作隊的干部翻譯成普通話，也只能勉強聽懂一半。結果，老田只有從早到晚，一個勁地吸煙。但他懂得中國人以香煙代替寒暄的習慣，于是在會上給大家敬煙，同時也接受別人遞的煙。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發光兩包，而接受的則是“葉子煙”。所謂“葉子煙”是將干燥后煙葉卷成筒狀，然后塞進手工制作的竹煙筒中來吸的煙，勁很大，老田抽不慣，覺得自己“在遞煙的交往中便首先敗下陣來”。

黨組織生活既已恢復，川口進一步為自己確立了“融入中國社會，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但是在中國社會，為了在一個地方長期呆下去，如果不找點事做，不掛個一官半職，則工作難以開展。而且，根據所任職務的高低，其相應的工作范圍也被確定。”基于這種理由，1964年1月，通過相應的組織程序，川口被任命為彭縣農業局副局長，分管農業技術方面的工作。在農業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長一個人。當了官，待遇也相應得到改善：縣政府為他提供了一套兩間的用房，10平米的一間是辦公室，8平米的一間是寢室。同一個院里，還住著縣長和副縣長。

在彭縣的“小四清”運動中，其他4名正副局長一個個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難。原因是他上任伊始，縣委曾發出一條指示：田副局長不屬于批判對象。老田一邊參加運動，一邊勉力維持機關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對在同一機關工作的、因所謂“歷史問題”而遭輪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潰至自殺邊緣的職員夫婦。

四清運動后期，鑒于運動的擴大化給地方，尤其是農村工作所帶來的混亂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決議（即《二十三條》），糾正了一些運動中過激的地方，機關和農村的秩序暫時得以恢復。局長被解放后，淚流滿面地對老田說：“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內的基層干部們誰會料到：“通過《二十三條》被毛澤東救了命的干部們一年后又被毛澤東打倒。正是這個‘小四清’運動，確實成為翌年發動的‘文革’的預演。”[18]

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從彭縣召回成都的省黨校，因為“文革”開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間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經與中共對立。在上海，日共領導人宮本顯治與毛澤東的會談破裂。因此，原定由劉少奇和宮本發表的共同聲明也胎死腹中。作為日共代表砂間當然與宮本持相同立場。而此前的黨代表羅明此時則因贊成中共觀點被解除了代表職務。川口被要求表態、站隊。

中日兩黨的分歧主要在兩點：第一，是哲學上的“一分為二”，還是“合二為一”？其次是在政治上，對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態度和對蘇聯的評價及政策。日共的立場是“合二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蘇聯修正主義妥協。雖然當時川口對“文革”的極左路線抱有一定的疑問，可是在兩黨的對立問題上，仍然選擇挺中共、反日共。認為日共是修正主義的墮落。這種站隊非同小可，意味著要同自己所屬的黨的中央作對。但川口的態度很堅決，回成都后，又聯系了其他的日共黨員，大家一致反對日共，并研究、確立了斗爭方針：會見駐北京的黨代表砂間，闡明日共的錯誤。但是，對于川口們的同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中聯部態度比較曖昧，并未給予明確的支持，顯然還是顧慮到與兄弟黨的關系問題。

川口來華后，雖然積極參加了從大躍進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動。但那基本上是為了讓自己融入中國社會，更深地了解中國的國情。而此次到北京來實際參與了對日共的斗爭之后，覺得可以此為契機，謀求回國的可能性。抱著這樣的想法，自然從意識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溫差”，“無論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觀者的態度”。8月初，再次來到北京，住在中聯部招待所。但卻不能隨意走動，甚至無法看中聯部的大字報。8月18日，毛澤東接見了從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運動迅速升溫。9月，好像是住在北京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求參加文化大革命，據說得到了毛的批準。后來，由陳毅外長在懷仁堂在京外國人及其所在單位的干部會議上做了傳達，從此老外參加“文革”便具備了政治正確性。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請出席了國慶節慶典，就坐于城樓下方西側的觀禮臺上，親眼目睹了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盛大場面。毛還未出現，從長安街東側進入廣場準備接受檢閱的紅衛兵隊伍就開始高喊：“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邊喊口號邊緩慢向前挪動。周總理聲嘶力竭地反復喊話：“同志們，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當毛出現在城樓上的一刻，已經走過中心線的隊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熱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周恩來拼死呼吁隊伍前進，隊伍才稍稍往前移動些許。川口被“民眾對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壓倒的同時，在觀禮臺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澤東擁有的使民眾如此狂熱的神奇魔力”。[19]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與勞動模范們一起觀看焰火晚會，川口剛好與“鐵人”王進喜同桌而坐。王給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樸素，從談話中可以知道是一個有堅定信念的人。”王大約聽出他的中文有點別扭，問他“是外國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會結束后，從人民大會堂出來，正好陳永貴也步出會堂。幾位日本貴賓覺得，“如果王進喜是中國工人的代表的話，那么陳永貴就是中國農民的代表”，于是紛紛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剎那間，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誰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軟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農家出身的日共黨員，基于過去的經驗，對農民有著固定的想象。“這種感覺與頭戴白頭巾，耕田犁地的純粹農民的手相去甚遠。見面的印象遠不如和王進喜見面時那樣令人激動，只給我留下某種難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覺。”[20]

1967年3月，上海剛剛發生過被稱為“一月風暴”的奪權革命，包括川口在內的外賓參觀團赴上海視察“文革”現狀。當時，一行人被置于大權在握的中聯部“造反總部”的管轄之下。為了視察活動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總部”后臺老板康生的墨跡。據說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會受到熱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賢的接見。張春橋致了歡迎辭后便匆匆離去，川口覺得他是個“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則花一天的時間為一行人介紹了上海“文革”的情況。姚的報告非常詳實，充滿激情。但每一句話都要通過譯員翻譯成英語和日語兩種語言，影響了效率。而且日語翻譯水平不敢恭維，川口聽起來感覺別扭。接下來，一行人赴上海港參觀。出面負責為外賓介紹情況的是一位年僅17歲的紅衛兵，這也是姚津津樂道的“成果”。紅衛兵得意地為一行人介紹他們如何從“保皇派”那里奪權后克服了“經濟掛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懷疑：“這樣一個孩子真能夠領導這么大的港區么？”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發表了同宮本顯治所主導的日共的決裂聲明。日共迅速作出反應，在機關刊物《赤旗》上刊發了對這些造反派成員開除出黨的決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組織內又有人起來造羅明的反，發展到召開批羅大會。羅被中聯部弄到“十八處”保護起來。

8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日共定性為“現代修正主義”，中日兩共產黨的對立升級。在這種情況下，日共決定將在北京的黨代表砂間良一和《赤旗報》特派員紺野純一調回日本。二人預定于8月4日乘朝鮮航班離京經平壤回國，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紺野在北京機場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決定批判紺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參加了紺野的批斗會。但紺野本人毫不示弱，針鋒相對，結果批斗會無果而終。

翌日，在首都機場又召開了以“人大三紅”（人民大學第三紅衛兵司令部）為核心的各大學紅衛兵組織的批斗大會，規模很大。為此，川口等人將砂間從“十八處”帶到機場。快到機場的時候，與正往這邊趕來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間被搶走，押到機場候機廳開始批判。川口親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人身侮辱。中國紅衛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員從砂間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擱在他的頭上，反復批判砂間和日共。最初計劃是批判大會進行一小時左右，之后讓砂間等乘飛機去朝鮮。但是朝鮮的飛行員對中國的這一野蠻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議，拒絕起飛，因此，批判大會竟持續了三小時以上。砂間不斷被人們推推搡搡，終于挺不住了……時間一長，批判的方式開始升級，從推搡進而發展為拳打腳踢。”中聯部日本處的人著了慌，周總理對事態也很憂慮，嚴厲指示：“開大會可以，但時間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聯部的人要求保護砂間不要受傷，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設法靠近砂間，將他圍在中間。“然而這樣一來，我們則必須忍受周圍紅衛兵的推擠和敲打。”

批判大會終于快挨到了尾聲，砂間好不容易開始向飛機舷梯移動，接著又是一陣騷動。“他從機場大廳出來時，就被兩旁排列的紅衛兵毆打，挪向飛機舷梯時，連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們罵道：‘你是狗，爬著走！’砂間被孩子們敲打著，被逼得最終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達朝鮮平壤，據說紺野和砂間的肋骨都受了傷。”[21]

對這種赤裸裸的濫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質疑的聲音。但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連川口自己，雖然“也認為那種批判大會太過無情，但嘴里沒敢說出來”。

從“三線”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林彪在蘇州作出關于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經黃永勝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所謂“一號命令”）的形式正式下達，引起各方震動。全國黨政干部及其家屬開始疏散，外國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長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國人，被疏散到樂至縣。

樂至離成都雖然只有不到140公里，卻是四川盆地的一個特困縣，也是極左路線的重災區。川口等日共黨員，加上幾名柬埔寨人、緬甸人，被分配到了縣農機廠。廠里沒有正式的宿舍，一座巨大的建筑被一分為二，一半為廠區，一半作宿舍。說是“宿舍”，不過是用席子隔成的臨時隔間。床是在凸凹不平的泥土地上擱塊木板，板上墊著稻草，稻草上鋪著席子而已。由于房間之間只有一席之隔，即使輕聲說話，也會傳遍各個房間。入夜，“不時傳來嘁嘁喳喳的日語、漢語、柬埔寨語、緬甸語的交談聲”。

1970年，關于憲法修正草案的討論在全國展開。圍繞在憲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游行權之“必要性”的問題，引發了一番討論。對草案中“工人有游行示威的權利”一節，多數人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對誰游行示威？無此必要”云云。對此，周總理說：“毛主席認為，如果中國將來變色了，工人們可以用游行示威權與之進行斗爭。因此，游行示威權是必要的。”[22]而與此同時，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圍繞設與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與毛澤東之間的暗斗走向公開化。對于當時在縣農機廠勞動的川口來說，盡管有權參加關于憲法修正案的討論，但中共高層內部的斗爭，則是無從知曉的。后來在回憶錄中有所涉及，想必是他后來自己反思、學習的結果。

在樂至期間，川口的妻子李蓮英患感冒，遂轉成肺炎。由于她早年在日本患肺結核，曾接受過胸部成型手術，肺功能只相當于常人的一半，抵抗力低下。一時間高燒不退，呼吸困難，情況危篤。川口一面在病房里照料，一面暗下決心，一定要設法讓妻子回國，“與‘白鳥事件’毫無關系的她沒有留在中國的理由……如果就這樣回不了故鄉，實在是太可悲了”。也許是他的祈禱起了作用，一個多月后，李蓮英竟病愈出院了。

妻子的病倒讓川口加緊對未來生活做打算，首先是要盡快離開樂至回成都：“林彪的‘一號令’已經作廢，我們再沒有呆在這里的理由。此地衛生條件差，妻子要是再度發病，恐怕就是滅頂之災了。況且，呆在這樣偏僻的鄉下，作回國的準備也不現實。”同時，在樂至期間川口著手進行的兩項理論研究（一是日共傳統的戰略理論“對美從屬論”與毛澤東的“反美愛國統一戰線論”之間的關系問題，二是關于現階段在日本還存在的所謂“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觀點的錯誤）也亟待回成都后完成。

“天遂人愿”－－1971年4月，川口夫婦終于離開樂至返回成都，落戶于紅旗柴油機廠。這是一家有5000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國企，加上家屬，有一萬多人生活在廠區，儼然一個小鎮。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車間鉗工夾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氣錘。他一邊在廠里勞動，一邊著手與有關方面商討回國的問題。

進廠不久，關于林彪事件的各種小道消息便不脛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聞。隨后，層層傳達了中央《關于林彪叛國投敵的通知》。接著，又下發了《關于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的學習材料，由此展開了全國性的學習和批判運動。但不知為什么，從這以后，外國人不再被允許參加學習討論會。

1972年2月，尼克松閃電訪華，舉世震驚，也在全國的工廠、學校、農村中掀起了輿論的波瀾，多數群眾對中央的“腦筋急轉彎”持有疑問。于是，上方傳達了周總理的講話以消除群眾的疑慮。談話內容大致有兩點：一是利用美蘇間的矛盾，使其相互牽制，從而緩解中國的壓力；二是通過與美建交，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往來，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訪華激起了更大的輿論反響。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師傅情緒激動地說：“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動的。日本鬼子在我們村焚燒房屋，強奸婦女，用刺刀刺死嬰兒后拋向空中，殺人掠貨。邀請那么反動的現行當權者田中，我要對毛主席、周總理講，我反對！”對此，再次傳達了周總理講話，大意無非是說利用美日矛盾，對削弱敵人力量、增強人民的團結有力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來華，中日兩國正式復交。不久，工廠放電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訪華的新聞記錄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場上觀看。當銀幕上出現田中在北京機場檢閱解放軍儀仗隊，接著軍樂團奏起日本國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畫面的時候，“突然，放映場內人聲鼎沸，被一種異樣的氣氛所籠罩。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氣氛。我感到了某種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的仇視、怨恨的巨大壓力”。[23]

踏上歸國之旅

1972年，隨著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婦的回國事宜突然開始峰回路轉。1973年11月，中聯部通知川口夫婦進京。在北京見到了受日共委托來華協調有關工作的日中友好協會秘書長三好一。在三好的帶領下，川口向日本駐華大使館領事部提交了赴日簽證申請書。這是川口自1951年后（即“白鳥事件”發生后）22年來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當時與其說感慨萬千，毋寧說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緒”。使館的簽證官問道：“何時，從何處來到中國的？”川口自然無法作答，便反問道：“難道不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讓我回國嗎？”官員沉默了……如此簡單就拿到了簽證，川口甚至有些掃興。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婦從天津港乘“圣山丸”啟程回國，中聯部干部段元培特來送行。少小離家老大回，“我把壯年時代的18年歲月留在了中國，53歲時終于重返故鄉，當時心中真是無限感傷”，“對我而言，回國并不單純是返回故鄉，而意味著從人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來”。川口對自己從1950年起從事反政府地下活動，乃至“全部的生活完全從屬于黨”這點，始終無怨無悔，但卻對流放中國18載的事實難以釋然，因為“絕非我的意愿，而是被黨所欺騙，幾近被強迫的結果”。[24]尤其是日中兩黨當初達成的除非日本革命成功，否則一生不許回國的無形協議，完全是基于組織高于一切的“原則”，對黨員個人生活的粗暴綁架。

川口夫婦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戰后復興，經濟高度增長，一路坐大到經濟大國的時期，也與日共放棄武裝奪權路線，走議會斗爭道路，從“革命黨”轉型為“生活黨”的時間大致重合。川口作為一名日共黨員，信仰真誠，黨性純潔，具濃烈的理想主義氣質，僅僅因為早年被卷入一個真相至今仍撲朔迷離的歷史事件（“白鳥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為維護所謂“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組織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國最動蕩的“革命”歲月里，隱姓埋名，顛沛流離，隨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軌跡完全被改寫，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既是川口個人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中日兩個社會的悲劇和政治的悲劇。

回國后的反思

1973年12月13日，川口夫婦搭乘的“圣山丸”抵達九州的若松港。在船上，川口曾做好了入關時會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心理準備。但一切都很順利，出乎意料地和諧，仿佛在夢中。夫婦倆不禁在心里感嘆道：真的回來了。

在東京三好一的家里借宿一晚，翌日便拿著三好代購的車票回到了久違的故鄉－－北海道士別市。18年前，日共黨員川口孝夫還處于半地下狀態，為武裝革命付出代價；而18年后，日本議會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然定型，川口所隸屬的政黨早已放棄了武裝奪權的幻想，轉而謀求“資本主義框架內可能的民主改革”，最高目標也從單獨執政置換為樹立“民主聯合政府”，正所謂“瑟縮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回國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業，為兩國的民間交流而奔波。他長期擔任四川省彭州市經濟顧問，為日資企業在中國內地合資建廠等事宜牽線搭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抱有超乎國籍的熱忱。1981年，與友人共同創設了北海道中國研究會，并親任會長，不懈地推動兩國民間社會的深層溝通。與此同時，對自己在中國的18年流放生涯，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日共歷史及自身的社會主義信仰本身，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脫胎換骨式的反思，撰寫了相當數量的論文、隨筆和書信，內容涉及唯物論、共產主義運動、民主集中制、人道主義、人權及民主主義等方方面面。而川口自己從被卷入“白鳥事件”，到被迫流亡中國，直到以一名“外來者”的身份深度介入反右到“文革”的一連串政治運動的罕見經歷，恰恰構成了這種反思的起點和動力。反過來說，惟其有如此慘痛的經歷，才使他在觀察中國、思考過去的歷史時，獲得了某種雖融入卻不至主觀，客觀卻不失“體溫”的視角。這種看待中國的視角本身，某種意義上，正是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所稀缺的品質。

199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川口接觸到了李銳的著作《廬山會議實錄》。展讀之下，激動不已，當即決定與妻子一起翻譯成日文，爭取在日本出版，時值夫人榮子剛做過乳腺癌的手術。夫婦倆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迻譯，當年底即攜譯稿赴北京拜會作者李銳。在北京，與李銳兩次長談，“仿佛回到了1958年至1959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三面紅旗’時代”，“茅塞頓開”。[25]李銳也非常同情川口夫婦的遭遇，稱其為“過來人”。第二次談話時，榮子夫人不揣冒昧地問李銳：“中國也有不少像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那樣優秀的革命領導人和元帥、將軍，這些人為什么沒能阻止毛澤東像皇帝一樣的獨裁？”李銳回答說：“不行。毛澤東是皇帝，其他領導人是臣子，是皇帝的馴服工具。”李銳的話，使這對“過來人”夫婦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臨別時，李銳把自己的舊著《毛澤東的壯年與晚年》贈與川口夫婦。翌年夫婦將其中的《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一文譯成日文，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共產皇帝”支配現象，成了川口解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共黨史真相的一把鑰匙。更通過李銳的介紹，川口第一次聽說1974年不幸離世的中共黨內思想家顧準的名字，并開始了對顧準思想的研讀。顧準的《科學與民主》、《民主與“終極目的”》[26]等文章對川口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川口比李銳小4歲，比顧準小6歲，同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在20世紀末與這兩位中共黨內精英知識分子的邂逅，對川口晚年的思想蛻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把李、顧二人看作是自己的“恩師”：“我在回顧、檢討20世紀及其中自己所活過的這80年歷史的時候，如果說多少有點進步的話，那端賴李銳先生和顧準先生的教誨和引導……我雖然與二位算是同代人，但水準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是我尊敬的前輩，思想和理論上的師長。我以在人生行將結束的時候，得以認識如此杰出的先生而感到喜悅、驕傲。兩位是我人生最后的恩師。只要我一息尚存，也會追隨他們。”[27]

21世紀，川口已屆暮年。從1945年秋天，在香港英軍戰俘營中第一次了解“社會主義”的真實含義那天算起，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把“社會主義”當做人生的至高理想，并為之不懈奮斗，全然不顧代價。因卷入日共內部斗爭而被流放到社會主義中國，歷經18年艱辛，終于輾轉回到祖國，但日本已變成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發展走向離日共的政治目標漸行漸遠。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社會開始轉型。緊接著，“蘇東波”襲來，傳統社會主義體系崩潰，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集體轉向，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致力于經濟發展。“那么，我們當初不懈追求的理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到底是什么呢？”[28]痛定思痛，耄耋之年的川口曾寫下過這樣一段痛切的思考：
進入

我迎來了人生的80歲。在面向21世紀之際，盡管姍姍來遲，但我終于發覺原來自己曾信仰的共產主義不過是小布爾喬亞農民式的烏托邦空想。我自己是農民，我是抱著為農民伙伴求解放的想法參加了革命運動。但是，小布爾喬亞的立場和狹隘的視野容易接受毛澤東式的平均主義－－農民的烏托邦。我不得不說，自己80歲的人生是追求空想的愚蠢的人生。但是，經過漫長艱苦的斗爭，可以說好不容易接近了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只有經過實踐才有可能接近正確的認識。以打倒資本主義為目的的斗爭實踐的結果，是讓我們再次認識到資本主義仍然存在，并且還在發展的事實。[29]

經過如此刮骨療毒般的反思，深知自己時間已經不多了的川口，越發痛感對歷史和人民的責任，晚年在日本自費出版了回憶錄《蜀國漂流記》，后被翻譯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30]但礙于種種原因，對作為川口流亡中國的直接起因的“白鳥事件”的背景，書中僅在最后一章做了極其簡單的介紹。[31]據說作為“絕筆”，川口另撰有專文，詳談事件的背景。但川口歿后，文章由一位夫婦晚年生活上承蒙關照的至交繼承管理，何時面世，尚在未定之天。無論如何，這幾乎是可望揭開“白鳥事件”這一塵封近一甲子的歷史懸案真相的唯一線索。

魂歸“第二故鄉”

2001年9月18日，川口榮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歲。夫婦一生未生養兒女，晚年生活由一位仰慕川口老人的友人照料。川口孝夫其人雖然在日共黨內的地位并不顯赫，但因“白鳥事件”的關系，卻是在日本戰后史上留下名字的人。所以，對川口之死，當地報紙《北海道新聞》刊發了消息。但耐人尋味的是，大約是出于某種事關黨史的諱莫如深的考慮，日共機關報《赤旗》則只字未予報道。

圖：2004年12月22日，于四川省彭州市舉辦的川口孝夫先生及夫人骨灰撒放儀式現場

按川口夫婦的遺愿，兩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將其一半撒到“第二故鄉”四川的河川大地。2004年12月22日，川口夫婦的遺骨在兩位日本朋友的專程護送下，魂兮歸來。在川口夫婦流放蜀地的歲月，與之一起工作生活過的同事、友人，彭州市各界人士60余人為兩位老人舉辦了一個追思會，然后把骨灰撒向了汩汩流過成都郊外的著名生態旅游區龍門山回龍溝的白水河里。

圖：2004年12月22日，與川口夫婦生前一起工作過的四川彭州市干部群眾，把川口孝夫夫婦的骨灰撒向龍門山回龍溝的白水河里

[1] 彼時的日共處于半地下狀態，黨內機關分公開部門和非公開部門。
[2] 特別高等警察的簡稱，系從戰前到戰時設置于日本主要府縣警察署中的政治警察組織。與接受縣知事和警察部長指揮的普通治安警察不同，特高警察受內務省直接管轄。
[3] 見《日本的黑霧》（作家出版社，1965年9月版。（日）松本清張 著，文潔若 譯）第128頁。
[4] 按原日共札幌地委成員、事發脫黨后被捕、后又轉向成為檢方證人的追平雍喜在其著作《白鳥事件》（日本周報社版）中的說法，截至1959年，在因事件而被捕的人中，脫黨者有36名，未脫黨者有19名。
[5] 鶴田倫也在北京曾接受過日本時事通信社的獨家采訪。
[6] 位于靜岡縣中部的小漁港。
[7] 見《蜀國漂流記》（川口孝夫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57頁。
[8] 見《日本共産黨の戦後秘史》（兵本達吉 著，新潮文庫，2005年11月版）第231頁。
[9] 1952年5月1日，美軍事占領結束3天后的五一勞動節，由日共及親日共的左翼青年團體組織的大規模無產者示威游行，在向目的地皇居廣場行進的途中，與警察部隊發生混戰。事件造成警察方面重輕傷者750名；示威者方面死亡1名，重輕傷者200名；除此之外，還有11名外國人負傷。共有由1232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其中261名被以騷擾罪起訴，最終16人被判決有罪。該事件被稱為“血腥的五一”事件。受事件的負面影響，在事發5個月后舉行的眾議院總選舉中，日共一舉失掉在眾院中的全部席位。直到1970年，眾院席位才恢復到與事件前相當的水平。
[10] 見《蜀國漂流記》第2頁。
[11] 見《蜀國漂流記》第5頁。
[12] 見《蜀國漂流記》第5頁。
[13] 見《蜀國漂流記》第13頁。
[14] 見《蜀國漂流記》第16頁。
[15] 指投機倒把者。
[16] 見《蜀國漂流記》第42頁。
[17] 見《蜀國漂流記》第63頁。
[18] 見《蜀國漂流記》第79頁。
[19] 見《蜀國漂流記》第92頁。
[20] 見《蜀國漂流記》第93頁。
[21] 見《蜀國漂流記》第108頁。
[22] 見《蜀國漂流記》第124頁。
[23] 見《蜀國漂流記》第143頁。
[24] 見《蜀國漂流記》第153頁。
[25] 見川口孝夫致日本學者及川淳子書信。
[26] 見《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27] 見川口孝夫《八十歲人生與20世紀的總結——關于李銳先生與顧準先生》一文。
[28] 見川口孝夫《關于中國的回憶》一文。
[29] 同上。
[30] 即 《蜀國漂流記》。
[31] 見《蜀國漂流記》第十章：《我與“白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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