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羅斯福新政至1981年，與1981年里根上臺至今，兩個三十多年里，美國稅收制度的千差萬別，以及由此出現的美國社會貧富分化的逐步拉大。

　　時間再拉回到一戰前夕，也就是一百年前的1913年，從那時開始，來看100年來美國頂層1%的家庭稅前收入，我們能夠了解更多美國居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以及這個曲線背后隱藏的奧秘。

　　富人稅收百年變遷

　　1913年到1923年，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后所需，美國曾經大幅度提高了個人所得稅，特別是富人的所得稅，最高所得稅率在1918年，曾經達到77%。而后，所得稅率開始下降，到1925年共和黨總統胡佛上臺，最高所得稅率下降到25%。

　　從1923年開始，美國頂層1%家庭所得稅前年收入所占的百分比快速上漲。到大蕭條前夕的1928年，這一百分比達到24%的最高點。1929年進入大蕭條后，財產性收入大幅縮水。

　　自1941年美國宣布進入二戰后，為了應付大規模的戰爭所需，所得稅率和其他稅率都大幅度提高。這成為百年美國經濟史上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貧富分化開始收窄。

　　1941年最高所得稅率為81%，1942年為88%，1944年達到峰值94%。1946年向下微調到91%，這一最高稅率一直延續到1964年。1964、1965年兩次減稅，使最高所得稅率下調到了70%，這一稅率一直維持到1981年。

　　里根任上多次為富人大規模減稅，最高稅率從70%降到28%，總共減了42個百分點。這又形成了美國經濟史上第二個重要的轉折點——貧富分化快速擴大。(見圖1)

　　圖1. 1913-2012 年美國頂層1% 家庭所得稅前年收入占納稅人總收入百分比

　　如圖1所示，1913-2012年美國頂層1%家庭所得稅前年收入，占所有納稅人所得稅前總收入百分比隨年份變化的曲線。這里的年收入包括工資性和財產性收入，這一變化的大趨勢主要由所得稅制度引起。

　　頂層1%所得稅前收入隨著1941年所得稅率大幅度提高而快速下降，到1950年代，他們所占的百分比已經從大蕭條前夕最高點的24%，降到了10%左右。一直到1981年，這一百分比基本上沒有太大波動。1982年開始，1%富人所占的收入百分比快速上揚。

　　盡管因為經濟危機，曲線波動幅度挺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經濟危機后，1%富人所占收入百分比都會上揚到新的高點。到2007年金融危機前夕，這一百分比又高達23.5%，幾乎與大蕭條前夕持平。

　　這似乎意味著，財富日益向少數人集中的時候，就是危機爆發的時候。而危機的肇始者之一，就是失當的稅制。

　　在里根為富人大規模減稅后，25年時間，把羅斯福新政建立起來的社會財富分配秩序完全顛倒，財富重新向少數，甚至是極少數人快速集中。里根是在所謂的“供應經濟學派”鼓動下，對富人施以大規模減稅的。供應經濟學派的主要理論是，給富人大規模減稅，使財富向少數富人集中，這些富人就有足夠的資本投資，推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促使財富產生“下溢”效應，惠及普羅大眾。

　　可是其結果最終怎樣呢?

　　貧富懸殊

　　里根為富人大規模減稅，使財富重新向少數，甚至是極少數人快速集中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貧富懸殊不斷加劇。(見圖2)

　　圖2. 不包括單身的家庭(A) 和包括單身住戶的吉尼系數

　　圖2有兩條曲線，A代表的是不包括單身戶的家庭吉尼系數，B代表的是包括單身戶的吉尼系數，B類數據1967年才開始收集。由于很多單身戶處于社會最低層，所以曲線B的吉尼系數高于曲線A，即包括單身戶的住戶貧富差距更大。

　　此外，從美國普查局數據計算的吉尼系數，比實際數據要偏低，因為普查局有規定，為那些頂層最富者的收入保密。比如，2011年普查數據家庭收入的上限是100萬美元，凡是頂層富人家庭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因為保密而不記錄實際收入，只記錄上限100萬美元。

　　從曲線A可以很明顯地看出，1947年到1966年左右，推行羅斯福新政建立起來，對富人征收所得稅率最高達到91%的稅收制度，這期間，盡管吉尼系數有不少波動，總的趨勢是不斷降低。

　　1966年到1981年，富人最高所得稅率從91%適度降低到70%，吉尼系數有所回升，但是幅度不大。1982年以后，由于里根為富人大規模減稅，稅率降低了42個百分點，吉尼系數快速上揚，而且，基本上一直上揚，使貧富懸殊不斷加劇。

　　聯邦政府負債累累

　　給富人減稅的另外一個后果是導致國庫空虛，加劇了聯邦政府債務。

　　1941年，美國宣布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應對戰爭，債務占當年GDP的百分比急劇上漲。到1946年，二戰結束后，達到的峰值是當年GDP的121%。而后，在羅斯福新政，對富人征收高額所得稅的作用下，這一百分比快速回落。(見圖3)

　　圖3. 1940 - 2012美國聯邦債務占GDP百分比

　　就是在1964、1965年，兩次降低最高所得稅率，從91%降到77%(1964年)，再降到70%(1965年)，聯邦政府還是有余力，不斷降低債務占當年GDP的百分比。到1981年，里根為富人大規模削減所得稅之前，這一百分比已經從1946年超高的121%，降到了非常健康的32.5%。

　　可惜好景不長。里根1982年開始大規模降低富人所得稅，從70%一直降到28%，使富人所得稅率與普通工薪階層的所得稅率相當了。導致從1982年開始，聯邦政府債務占當年GDP的百分比快速上揚。到里根1988年任期結束，只不過7年時間，這一百分比就從32.5%，上揚到51.9%，漲了將近20個百分點。

　　可能有人會說，里根時期的政府債務主要是發展軍事和太空計劃造成的，但這筆花費與減稅相比，仍然只是小數目。

　　1993年，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上臺后，新增了兩個所得稅級，把富人所得稅率提高到39.6%，聯邦政府債務占當年GDP百分比的上揚得到了抑制。再加上這期間，在新興的互聯網經濟推動下，美國經濟健康發展。給富人增加所得稅，和健康發展的經濟，以及由于冷戰結束，軍費的下降，使克林頓任職期間，聯邦政府財政開始贏余，有余力降低聯邦債務。聯邦政府債務占當年GDP的百分比，從1993年的66.1%，降到了2001年的56.4%，降了約10個百分點。

　　2001年共和黨總統小布什上臺后，又熱衷于給富人減稅，使聯邦政府債務占當年GDP的百分比再次上揚，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急速上揚，2013年底，已接近二戰后的歷史最高水平。

　　實際GDP增長率不斷下降

　　里根為富人大規模削減所得稅，直接造成了貧富懸殊，加劇了國庫空虛，使聯邦政府在和平時期債臺高筑，那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如何?是否像“供應經濟學派”鼓吹的那樣，刺激了經濟增長呢?

　　圖4是按2009年可比價格計算，剔除通貨膨脹后，從1947年到2011年，每年實際GDP的增長率。該曲線顯示，這60多年的經濟增長率，波動比較大。我們可以將其分成幾個區間，以平均實際GDP的增長率相互比較。(見圖4)

　　圖4. 1947- 2011實際GDP增長率%

　　從1947年到1963年，這17年是羅斯福新政建立的，對富人征收最高所得稅率91%的時期，這期間的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為3.57%。從1964年到1981年，這18年是羅斯福新政的后續期，富人最高所得稅率經歷過兩次下調，但還是維持在70%，這期間的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為3.58%，與前17年不相上下。從1947年到1981年，整個羅斯福新政實施期和后續期的35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為3.57%。

　　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利器在稅收》一文中筆者曾經就指出，1946年到1963年，對富人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長期征收最高所得稅率91%的稅收制度，過于嚴苛。從1965年到1981年，最高所得稅率適度下調到70%，對包括富人在內的社會各界均顯得更為公平。

　　從平均實際GDP增長率分析也表明，針對富人的最高所得稅率達到91%并非必要，因為對富人征收91%高額稅率的時期，平均實際GDP增長率并不高于從1965年到1981年，最高所得稅率適度下調到70%的時期。

　　而從1982年，里根開啟為富人大規模減稅，到2012年的31年間，平均實際GDP增長率只有2.8%。這期間，從1993年到2000年，克林頓總統任職，把富人所得稅提高到39.6%，以及互聯網經濟大發展的8年。那8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為3.88%。

　　如果去除克林頓當政的那8年，里根為富人大規模減稅后，到2012年，23年的平均實際GDP增長率，只有2.43%，比羅斯福新政下，對富人征收高額所得稅時期的3.57%，每年平均低了1.14%。

　　更重要的是，里根為富人大規模減稅后，那23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2.43%，是在聯邦政府債務滾雪球一樣變得負債累累的情形下，才取得的。就是說，是聯邦政府大規模舉債，才得以維持的低增長率，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增長率。

　　而羅斯福新政下，對富人征收高額所得稅時期，那35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3.57%，是在聯邦政府債務占當年GDP百分比，連續不斷下降背景下取得的，是可持續的增長率。兩者的反差，真是天壤之別。

　　失業率不斷上揚

　　里根為富人大規模削減所得稅，使社會財富向少數富人快速集中，其結果與供給學派鼓吹的正好相反，富人并沒有因此而加大投資，創造就業，反而還出現失業率增加的結果。

　　圖5是1948年到2012年，美國年失業率的分布圖。這60多年的失業率同樣波動很大，我們將其分成兩個主要區間，取平均值，互相比較。(見圖5)

　　圖5. 1948 - 2012 失業率%

　　1948年到1981年是羅斯福新政及其延續期，這34年間，對富人征收的最高所得稅率，一直不低于70%。這期間，盡管還有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重大負面影響，失業率平均值是5.3%。

　　從1982年開始，里根任期內，把富人所得稅率，從70%大幅降低到28%，到了2012年，那31年間，失業率平均值是6.4%。這期間，還包括克林頓總統把富人所得稅率提高到39.6%的8年任期。克林頓任職期間的失業率平均值是5.2%。如果把克林頓任職期間的8年拿出去，里根為富人大規模削減所得稅的那23年，失業率平均值是6.8%，比羅斯福新政及其延續期那34年，高出1.5%。

　　值得強調的是，里根為富人大規模削減所得稅的那23年，失業率平均值6.8%，還是因為聯邦政府大規模舉債才達到的，是不可持續的結果。

　　好的稅收制度能調節初次分配

　　以上的數據分析清楚地表明了，“供應經濟學派”的那些理論是站不住腳的謬論。

　　1980年代以來，掌握經濟資源的人們攫取的財富都流向了哪里?像他們鼓吹的那樣，去投資、去創造就業了嗎?

　　而實際上并沒有，那30多年，經濟發展緩慢，經濟危機接踵而至，失業率居高不下，中產階級的生活每況愈下。所以，真實的情形是，給富人大規模減稅后，富人從公司、從美國社會攫走了大量財富，斗富比闊揮霍去了。

　　此外，還有數以萬億計的金錢，被轉到美國以外的避稅天堂藏匿起來。

　　這些揮霍掉和藏匿起來的錢從哪兒來?羊毛出在羊身上，倒霉的是普通工薪階層。正如《解決貧富懸殊的利器在稅收》中的圖1所顯示，1980年代以后的30多年，去除通貨膨脹后，工薪家庭的實際工資停滯不前。而這種貧富分化的差距，在金融危機之后仍在不斷拉大。

　　今天的美國，經濟發展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并不是因為缺少經濟發展、創造就業的機會。僅僅更新老化、毀損的公共基礎設施(有些公共設施因為沒有及時更新，已經造成生命財產損失)，就需要數萬億美元之巨的投資，由此帶動的經濟發展機會，將為各行各業的人們創造數不清的就業機會。

　　可是，投資這些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需要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但各級政府的財政卻早被里根開啟的稅收制度掏空了。

　　更有甚者，富豪們掏空政府財政后，正在挖空心思地扶植、威脅、利誘政治人物，修改法律，迫使工薪階層來填補這個大窟窿，甚至削減他們微薄的退休社會保障金。

　　綜上所述，在今天高度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社會中，調節貧富懸殊，稅收制度的作用非常突出，也非常有效。當然，任何有效的稅收制度，都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以防走向極端。

　　好的稅收制度，最重要的是有效地調節財富的初次分配，也就是普通工薪階層的勞動所得，而不是像通常認為的調節財富的二次分配，也就是再分配。

　　良好的稅收制度能使財富均衡分享，使社會各界，從工薪階層到富裕階層，都有適當的財力消費，這樣才有可持續的有效需求，從而促進生產，促進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使就業充分，社會協調。良好的稅收制度，也能使國家有足夠的財政余地，投向公共基礎設施，并且在需要的時候，極大地減輕經濟周期所產生的陣痛。

　　壞的稅收制度，不僅成了劫貧濟富的工具、催生貧富懸殊的罪魁禍首。是像美國一樣，一有經濟危機，高管們為了維持一定的盈利水平，保住他們自己的天價薪酬，不顧一切解雇員工，形成惡性循環，使經濟危機雪上加霜。

　　中國不應重復里根的老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