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平等”專屬美國？從評駱家輝的“美國夢”說起

　　“一百多年前，我的祖父在未滿二十歲時從中國來到美國，靠給人家做傭人換取英文課程。他那時所在的地方距離華盛頓州長的官邸僅僅一英里。但是我的家族花費了一百年時間才走完這一英里。這是一段只有在美國才有可能發生的旅程。”

　　這是駱家輝擔任華盛頓州長時說的一段話，最近因某些國人的追捧而在微博上流行來開。作為美國第一位華裔的駐華大使，駱家輝的人生履歷注定使他成為華人世界的大名人。在許多人看來，駱家輝不僅是“美國夢”的杰出代表，更是華夏子孫的驕傲。在許多國內媒體的眼中，駱家輝的成功不應僅歸功于他個人的奮斗，而更應歸功于美國社會為其提供了成功的土壤——一個包容性、階級流動性極強的民族大熔爐，并以此來批評中國社會各種不平等的 “官二代”、“富二代”現象。而駱家輝更是認為，這種流動性是美國獨有的，也就是說，美國才有可能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的上升機會。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一、中西平等意識源流考

　　其實，中國的平等意識遠走在西方的前列。早在秦代，秦始皇便建立了中央集權制，由此結束了中國封建統治的形態。封建制可謂是滋生不平等的社會土壤，其核心是分封制，即將土地分封給封臣，由此形成以血緣為紐帶的貴族世襲統治，其在政治上的體現為“公侯伯子男”一系列等級。在封建統治下，所有的社會資源都集中在擁有世襲統治的土地貴族手中，沒有土地的平民階層幾乎沒有上升到統治階層的可能。而對于君主來說，分封所帶來的政治動亂，使得削弱貴族勢力成為需要。因此，封建是君主和平民共同的敵人，與封建制相比，秦始皇所推進的中央集權制是促進社會平等的重大舉措。通過建立以行政任命為形式的郡縣制，君主掌握了直接任命地方官吏的權力，用官僚等級制取代血緣等級制，從而破除了貴族的世襲統治，給平民帶來希望。

　　官僚等級制需要一個支柱，這就是基于才能而非基于血緣來實行國家的層層統治。到隋代，中國終于確立了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保證了社會流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國學者福山在他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把中國的這一歷史性變革稱之為向現代國家過度，認為中國是世界最早的現代國家。科舉制打破了世族貴胄對權力的壟斷，甚至突破了歷來從封建統治階級——地主階級中產生權力精英的界限。到了清代，只要是非倡優皂隸子弟，皆可取童生資格，經科舉入仕途。科舉制有極大的開放性，幾乎把政治錄用的范圍擴展到了整個社會。據社會學家用清代資料所做的抽樣調查可知，當時五代之內均無功名的布衣子弟在科舉錄取的總人數中，約占13.33%，父輩一代無功名的布衣子弟約占33.44%。這一社會流動的速率，同20世紀號稱自由之邦的美國大體相當，而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國高出三倍還多。社會流動有利于不拘一格網羅選擇人才，擴大統治基礎，從而給社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機。

　　反觀西方，當中國早已在秦朝時廢除封建制時，西方卻經歷了歷時一千多年的中世紀封建統治，9世紀到15世紀是封建制度的鼎盛期，直到15世紀后，西方才進入王權時代，法國的波旁王朝和英國的都鐸王朝，都是具有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王朝。西歐封建制度的特點是“領主的領主不是我的領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政治權力不能向上衍生，也不能向下垂范，“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一中世紀諺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王權面對封建勢力的無力。國王尚且如此，更何況底層的平民，由于貴族的一系列土地兼并，平民的基本生存都難以得到保證，更談何上升機會?

　　至于科舉制，它更是被近代西方奉為典范的制度。中國科舉制對西方產生影響可追溯到16世紀。英國是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英國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對中國的科舉制也最為關心，從1570年至1870年，英國出版的介紹中國科舉制的書籍就達70多種。目前，西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國的科舉制，他們效仿中國科舉制，建立了獨立于政黨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員的“考選制”，由此平民才可以經考試進入權力體系。

　　二、建國以來的社會流動：以高等教育為參考

　　隨著清末科舉制的廢除，中國延續千年以上的社會流動渠道由此中斷。新學所教的東西當然比舊學更有利于富國強兵，但它始終解決不了一個社會流動問題。新學往往學費昂貴，普通家庭很難承擔得起。但更重要的是，民國時期一直沒有建立起真正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沒有真正實現國家的統一，新學教育無法實現全國范圍內的社會流動。在兵荒馬亂之中，貧寒子弟通常只能通過從軍來實現社會地位的上升，但這是一條“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社會流動渠道。金字塔的階梯上堆滿了累累尸骨。

　　建國后，中國的教育不平等狀況得到了扭轉。共產黨大力推行基礎教育，1949年，中國的成人識字率不足20%，到1977年，即已達到了66%，到2007年，更是達到了90.9%。但在作為學校教育終端的高等教育領域，我們或許能更清楚地看到社會流動。對于貧寒家庭子弟，如果他們能夠考上大學，可以說掌握了向社會中上層流動的鑰匙。根據李中清教授在《無聲的革命》中作的調查顯示，1949年后，工農子女不僅在精英大學中占據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屬精英大學里成為多數。書中以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為樣本，對1949年至2002年的兩所學校的學籍卡進行統計和分析，發現中國精英大學學生的來源不僅具有城鄉多樣性的特點，而且中國父母職業對孩子教育的影響比國外要弱。北大的農村學生在1980—1999年間至少保持在10%以上，蘇大則基本保持在40%以上。在全國農村人口不斷降低的背景下，兩所學校的農村生比例并沒有出現大幅度的下降。而北大工人與農民子女的總比例也達到學生總數的30%以上，蘇大工人與農民子女比例在40%左右。盡管1990年后，隨著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加劇，來自具有經濟或文化優勢家庭的學生增多，精英大學名額的爭奪更激烈，但精英大學中工農家庭學生的比例卻依然相當穩定，兩所大學的工農子弟總體比例保持在三分之一到四成之間，這無疑是中國革命所帶來的切實成果。

　　再來看看美國的高等教育錄取情況。眾所周知，美國大學的錄取與中國的高考錄取制度不一樣，它不僅需要參考考試成績，而且還要考察學生課外活動的表現，并且有好的推薦信，以證明自己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才。然而，有趣的是，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美國的精英大學只用考試來選拔人才。因為教育機會不平等，所以這些精英大學的學生往往是純白種的美國精英的后代。但在20世紀20年代后，猶太人不斷滲入到哈佛等精英大學，這是這些大學所不愿見到的。在美國20世紀早期，政界、商界的精英多屬于純白種人，學校招這種出身的學生，這種學生日后在商界或政界有了不俗的成績，就會對學校有豐厚的回報。這些學校希望限制沒有深厚背景的猶太人入學，但他們又不想違背美國平等和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于是，哈佛大學想出了一個很“天才”的辦法：打著全面考查學生素質的旗號，要求學生不但要提交考試成績，還要在課外活動等方面表現出色，并得到值得信賴的人的推薦。這樣，哈佛大學成功地遏制了猶太學生的增長勢頭。其他常春藤學校也因此爭相效仿，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了它們“血脈”的純凈。后來猶太人在美國的地位日益上升，這種方法就被轉移到亞裔、非裔的學生身上。

　　由此造成了美國精英大學教育嚴重的“拼爹”現象。有調查顯示，在全美最優秀30所大學中的大多數學校，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學生比例，從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間減少了一半。2004年，146所精英大學中家庭收入處于全美后25%的學生只占3%，家庭收入處于全美前25%的學生占74%。哈佛大學2004年超過70%的學生來自家庭年收入屬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屬于后25%的家庭只提供了6.8%的學生。2008年美國精英私立大學中，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學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學生竟占到1/3強。草根階級想要通過教育改變命運可謂日趨艱難，所以體育等娛樂領域成為了他們更好的出路，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出了這么多來自貧民窟的體育明星的原因。

　　三、美國夢已經終結？

　　行文至此，讓我們重新來審視駱家輝的美國夢。關于美國夢，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曾這樣解釋“美國夢”：“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樣的社會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種得天獨厚的機遇……他有權生存，有權工作，有權活出自我，有權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條件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簡而言之，就是每個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實現夢想，因此從駱家輝的自述中可以看出，駱家輝為自己能夠實現美國夢而自豪，更為自己能夠生活在美國而自豪，是美國賦予了他實現夢的機會。可是，根據前面的論述，駱家輝之路并不是“只有在美國才可能發生”，至少在古今中國，符合所謂“美國夢”的例子是數不勝數，而且從世界各國看，比起美國，在丹麥和瑞典這類最平等的國家，以及在社會不平等水平居中的加拿大，孩子有著更廣闊的前景，因此駱家輝對自己生在美國的自豪感更多只是自己的主觀臆想。

　　另一個問題是，在當今的美國，實現“美國夢”之路還有多寬?抑或說，它對于底層的民眾還有多大的意義?本文第二部分已經談到美國高等教育的階級固化問題。下面再來看一組數據。在《被出賣的美國夢》一書中，美國兩位資深媒體人唐納德•巴利特和詹姆斯•斯蒂爾通過對美國人過去20來年實際生活的調查，認為曾經激勵過那么多人的“美國夢”早已成了“美國噩夢”。過去這些年里，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減少了，資產貶值了。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為基數來計算，到2011年美國家庭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只有89.4，換言之，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十年間減少了一成以上。更重要的是，美國的貧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稅金從1980年開始日益減少，從平均收入的47.9%降到2007年的19.8%。從2000年到2011年，1%的少數人收入增加了18%，占有社會財富的40%。當1%的人占有社會99%的財富時，實現“美國夢”也許就只能靠“占領華爾街”的行動了。

　　更為危險的是，頂層階級對美國夢的虛幻承諾，反而削弱了人們對于提升底層階級境遇的公共政策的關注。富人階級面對道德指責和內心的不安，可以輕而易舉地運用慈善手段得以解脫。慈善也許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是慈善終歸只是補救措施，而非根本措施，一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更需要依靠結構性的調整。對于底層大眾來說，“美國夢”已經變成上層階級的迷藥，底層大眾滿懷希望，艱苦奮斗，到頭來卻是兩手空空，而他們的孩子比起他們自己更容易陷入窮困的境地，這一代際困境除了依靠公共政策和結構調整，別無他法。

　　四、結語：階級固化是國家不能承受之重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階級分化都是國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因為每個人的人生都不可能一樣的成功，社會中總是會出現分化。但是對于國家來說，國家的崛起總離不開每個人的努力，國家的夢從來都不是與個人的夢相分離的，因此，為每個人提供更平等的機會，不僅是國家的責任，也是國家的需要。努力工作和堅持不懈永遠是成功的必備條件，機會的天平也不可能絕對的水平，但是如果成功的核心秘訣已經變成事業有成的父母，這不僅是個人的不幸，更是一個國家的悲哀。

　　當我們窺探美國100多年來走過的路時，我們更多的不應是幸災樂禍，而應該是自省，尤其是當我們極力提倡“中國夢”的今天，我們更應警惕愈演愈烈的階級固化的趨勢。我們應該看到，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不平等有不斷增長的趨勢，高等教育領域內農村學生正大量減少;我們應該看到，許多失地農民和城市失業人口正因為難以占有資源和政策優勢而逐漸失去向上流動的能力;我們應該看到，先富起來的一些人正窮盡一切手段讓自己的孩子高人一等……一個國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復興最后倘若只變成階級壓迫，這是歷史倒退、文明的衰落。

　　為夢想插上翅膀，更要為夢想營造一片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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