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統治vs大眾民主
1987年我見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倫南(William Brennan)。當時，為了紀念憲法奠定200周年，我正在做一檔憲法研究的十二集電視節目。那時候，他在法院的時間比任何同事都長，并且寫了將近500份多數意見，其中許多都涉及關于平等、投票權、種族隔離、新聞自由——特別是在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中——等根本問題。
這些判決引來了全國范圍的抗議。他說他從不把這些針對他的仇視和憤恨放在心上。不過，他后來透露，他的母親說，一直都喜歡他在新澤西法院的那些判決，但很疑惑為什么他現在去了最高法院就“不能一樣行事了呢?”他回答道：“我們必須履行義務。不管大眾如何反應，我們要保障少數人的權利。”
盡管是一個自由派，布倫南大法官也擔心政府規模過大。當他說現代科學可能在造一個“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的時候，我問：“怎么會這樣?”他環顧了一下房間回答道，“我們現在講的就可能被人偷聽了。就我所知，科學已經能做成這種事情了，透過這些窗簾、窗戶把什么東西放置進來，記下我們的談話。”
那是個還沒有網絡的年代，也沒有大規模的監聽攪亂每個政府部門的工作。我多么希望他還在——還在最高法院!
我對布倫南的采訪是那個十二集節目中的一集。另一集涉及他聽說的1967年的一個案子。一個名叫哈里•凱伊西安(Harry Keyishian)的教師因不愿簽署紐約州的效忠誓言被開除。布倫南當時裁定，效忠誓言和其它反顛覆罪的州成文法違反了第一修正案中對學術自由的保護。
我找到凱恩西安并采訪了他。布倫南大法官看了那期節目，很著迷地看著他裁決的名字背后的真人。記者納特•亨托福(Nat Hentoff)一直負責跟蹤報道布倫南的工作，寫道：“在此之前，他可能沒有見過任何訴訟當事人。但當一個案子上來，他會設法去將心比心。”看著凱恩西安的采訪，他說，“這是我第一次見他。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如果做出另一種裁定，他和其他教師會失去一切。”
直到任期的最后，當他在倫奎斯特法院寫異議書時，布倫南被問及是否氣餒。他笑著說，“我們都知道——國父們也知道——自由是個脆弱的東西。你不能放棄。”他也沒有放棄。
威廉·布倫南
金主階級和黑錢
歷史學家普魯塔克很久以前就警告過我們，如果對會破壞選舉的巨大財富的力量不加限制，會發生什么。“買賣選票泛濫”，他寫的是羅馬，“金錢開始決定選舉。之后，腐敗在法院和軍隊蔓延;最后連利劍都被金錢奴役時，共和國就臣服于皇帝的統治了。”
我們還沒有皇帝，不過我們卻有羅伯茨法院，不斷地給金主階級特權。
我們還沒有皇帝，不過我們有這樣一個參議院，就像政治學者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樣，“比起對中產階級選民的意見，參議員們很明顯對富裕階層選民反應更積極，而收入分配最底層三分之一選民的意見則對唱票表決結果沒有顯著的數據影響。”
我們還沒有皇帝，不過我們有一個極右派統治的眾議院，他們由源源不斷流入的黑錢滋養著，這都要感謝最高法院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中送給富人的大禮。
我們還沒有皇帝，不過兩黨中的一個現在被激進分子掌控著，他們參與了一場壓制老人、年輕人、少數族裔和窮人投票的運動;而另一個曾是普通勞工的支持者，如今卻被自己與金主階級的聯合弄得虛弱不堪，只能象征性地抵抗那些讓美國日益敗壞下去的力量。
社會批評家喬治•蒙比爾特(George Monbiot)最近在《衛報》上評道：
我不會責備人們拋棄了政治……當政府-公司的聯盟繞過了民主還愚弄了投票程序，當一個未改革的政治體系確保了黨可以買賣，當(主要黨派的)政治家干看著公共服務被骯臟的陰謀私掠，這個體制還剩什么值得我們參與?
為什么領取食品券的人數創了記錄?因為美國的窮人數量創了記錄。為什么美國人民跌入深淵?因為深淵就在那里!在這個富裕的國家里，仍有2100萬美國人在找尋全職工作，其中許多人正在失去失業保險。而金融行業人士賺到了前所未有的利潤，大筆大筆地花在競選上，以保證一個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的政治規則，并要求政府進一步縮緊開銷。同時，大約46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除了羅馬尼亞，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孩童的貧困比例比我們更高。而西北大學和范德堡大學的研究發現，最富有的美國人幾乎沒有支持政治改革來減少收入不公的。
階級特權
聽著!你聽到的是社會契約被撕碎的聲音。
十年前《經濟學人》雜志——他們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警告：“美國正在固化為歐洲一樣的階級社會。”《哥倫比亞新聞評論》最近的頭條寫道：“民主和黑暗的社會秩序之間的分界比你想象的小。”
我們真的快要把自己的民主輸給唯利是圖的階級了。就像我們靠在科羅拉多大峽谷的邊緣等著人掄起一腳。
20年前，當我采訪布倫南大法官前在他屋子里私下聊天時，我問他怎么會持自由派觀點的。“是因為我鄰居，”他說。1906年，他出身于愛爾蘭移民家庭，鍍金年代的嚴苛帶給他親人和鄰居的艱難困苦，他目睹了“各種苦難，人們不得不掙扎地活著”。他從未忘記那些人和他們的掙扎，他相信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來創造一個國家，能讓他們都獲得平等的機會去過上體面生活。“如果你對此有所懷疑”，他說，“就讀讀憲法的序言。”
他接著問我如何形成自己對政府的理解(他知道我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里待過)。我不太記得確切的回答了，但我提醒他我出生在大蕭條時期，我父母一個四年級輟學，一個八年級輟學，因為他們都要去摘棉花養家。
我記得，在我生命頭11年里，富蘭克林•羅斯福是總統。我父親愛聽廣播“爐邊閑談”，好像聽福音一樣;我哥哥因《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上了大學;我是公立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園、公路和兩所公立大學的受益者。我當然認為對我好的，也會對別人都好。
那是我告訴布倫南大法官的大致內容。如今，我希望自己能夠再和他進行一次對話，因為那時我忘了提，也許是我所知的關于民主的最重要的教訓。
1950年我16歲生日那天，我去得州東部小鎮的日報工作，我在那里長大。這是一個根據種族劃分的小鎮——2萬人口，一半白人，一半黑人——你可以得到關愛，收到良好教育，接受宗教熏陶，卻完全不知道僅僅一街之隔的其他人的生活。不過，對初出茅廬的記者來說，這是個好地方：小到你可以駕馭，大到讓你每天夠忙還能學到新東西。很快我就時來運轉。一些編輯室的老員工有的去度假有的請了病假，我于是被派去報道現在被稱為“家庭主婦的抗議”(Housewives’ Rebellion)。15個小鎮的婦女(都是白人)決定不支付她們的家傭(都是黑人)社會保障預扣稅。
她們爭論說社會保障是違背憲法的，強行征收是無代表稅收，并且——這是我最喜歡的部分——“要求我們收這稅與要求我們收垃圾無異。”她們雇了一個律師——正是前國會議員戴斯(Martin Dies, Jr.)，因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政治迫害期間任非美調查委員會主席時的所為而聞名，或者說臭名昭著。他們上了法庭，然后敗訴。畢竟，社會保障不違憲。他們不情愿地繳了稅。
我的報道被美聯社轉了，并在全國范圍內傳開。一天，執行總編斯賓塞•瓊斯(Spencer Jones)把我叫了過去，指著美聯社滾動新聞。屏幕上正是我們報紙報道的“抗議”活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就這樣定住了。不管怎樣，從學校到政壇和政府，我一直都在報道階級戰爭。
那些得州馬歇爾市的女人是先鋒。她們不是壞人，她們常去教堂，她們的孩子是我的同學，她們中許多人熱衷于社區事務，她們的丈夫是鎮上的經濟支柱和職業階層。她們都很值得尊敬，是積極向上的公民，所以我花了很久思考，是什么讓她們做出這種反抗。很久以后，有一天我明白了，她們只是不能超越她們自己的(階級)特權來看問題。
她們對其家庭、俱樂部、慈善組織和教會格外忠誠，換句話說，她們忠于自己的同類——她們將民主僅限于和她們一樣的人。那些黑人婦女洗衣服，給家里做飯，打掃衛生間，給孩子擦屁股，整理丈夫的床。可她們也會逐漸老去，失去丈夫，獨自面對歲月的摧殘。那么多年的勞動只留下額頭上的皺紋和關節上的疤痕。若沒有協同保障體系來保證她們辛勤勞作換來的微薄報酬，她們無以為生。
美國未完成的事業
無論如何，這是美國最古老的故事：這是一場斗爭，意在決定“我們人民”(所代表的)這種精神，究竟是一份政治契約里所深植之物，或僅僅是偽裝成神圣的一出荒唐表演，被有權有勢者利用來以他人的犧牲來維持他們自己的特權生活。
我要聲明，我沒有關于政治和民主的理想化概念。記住，我為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工作過。我也沒有浪漫化“人民”。你應該讀一讀我在右翼網站上的信件和帖子。我理解得州的那些政治家，他們談到立法機關時會說：“如果你認為這些家伙是壞人，那你應該看看他們的選民。”
一個為所有公民服務(某種意義上的社會正義)的社會，和一個將其制度變成了巨大騙局的社會，兩者之間的區別與理想或是浪漫毫無關系。這是民主和金主統治的區別。
布倫南大法官在最高院任期的最后時刻，做了一次切中要害的演講，他說：
“對于窮人，少數族裔，被刑事指控的人，那些在技術革命中被邊緣化的人們，誤入歧途的青少年，還有城市里的多數人……我們還沒有正義，平等的、切實的正義。丑陋的不公繼續在抹黑我們的國家。我們顯然在斗爭的開始階段而不是在其結束階段。”
就是這樣。150年前，亞伯拉罕•林肯站在葛底斯堡鮮血浸染的戰場上，呼吁美國人繼續“未完成的偉大任務”。林肯所說的“未完成的事業”，和美國建國一代時的一樣。迄今仍然如此：為《獨立宣言》的允諾注入新的生命，并且保證這個共同體仍然是那個值得那么多人為之犧牲的共同體。
(本文原載于《赫芬頓郵報》網站2013年12月12日，原標題：The Great American Class War;觀察者網林凌、張苗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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