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發布了首份關于美國新聞自由狀況的評估報告，認為奧巴馬政府加強了對信息的控制，以及對告密者的司法追究，導致媒體和信息提供者承受巨大壓力。對此，專家表示，這份報告暴露了美國政府一貫標榜的“新聞自由”的虛偽性。

　　“保護記者委員會”原本主要針對國外的新聞自由狀況，但鑒于奧巴馬擔任總統以來，華盛頓對于政府內幕泄露的司法起訴案件數量以及對記者調查資料的竊取規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該機構對美國的新聞自由狀況進行了有史以來的首次評估。此前曾有消息稱，美國政府秘密竊取了100多名美聯社記者的電話線路和接線臺記錄。“奧巴馬政府對記者調查采取了極端控制性和抵制性的態度。”美聯社高級執行編輯邁克爾•奧雷斯克斯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表示，美國政府控制媒體的手段較為隱蔽、多樣化，如采取秘密行動監控媒體和記者、打擊“爆料人”、以“國家利益”“軍事機密”為名直接干預媒體，甚至不惜炮制和散布假新聞，直接操縱輿論。“美國政府對新聞自由進行了精巧的、無情的限制，從報告反映的情況可以合理推測出，我們目前所知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時殷弘說。

　　“白宮非法控制信息不令人意外。”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趙可金說，“美國憲法和法律文件上所追求的神圣原則是一回事，在實際決策和行政管理過程中則是另外一回事。”據他介紹，在美國白宮和政府各部門內部都有專門對付媒體的機構和人員，對他們而言，很多問題被媒體曝光只不過是危機管理失敗的產物，很多沒有被揭露的內幕則更多在“媒體公關”的名義下得以擺平。

　　正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2011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所說，美國極力標榜其新聞自由，但實際上，美國對新聞進行嚴格的審查和控制，“新聞自由”只不過是美國美化自己和打壓別國的政治工具而已。

　　趙可金說：“美國是一個自詡為新聞自由的國家，長期以來，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界，都在夸夸其談美式自由，甚至有些政客以此為幌子，批評他國的新聞制度。”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認為，美國本無絕對新聞自由，可笑的是，盡管自身并不存在純粹的新聞自由，美國政府卻往往對他國指手畫腳，批評他國新聞自由的缺失。

　　鏈接一：美國并非新聞自由的樂園

　　林風徐

　　近日，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發布了《奧巴馬政府與媒體——美國后“9•11”時代的泄密調查和監控》的報告。歷來，“保護記者委員會”都是針對美國之外的新聞自由狀況發聲，這次卻是第一次把放大鏡和矛頭對準了自己所在的美國。這本身就說明，美國的新聞自由存在很多問題，美國絕非是新聞自由的真正“樂園”，美國政府一貫標榜的“新聞自由”，倒像是皇帝的新衣。

　　這樣說并非無中生有。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這個首份關于美國新聞自由狀況的評估報告，奧巴馬政府加強了對信息的控制，加大了對政府內部向媒體告密者的司法追究力度，從而降低了新聞透明度，對媒體和信息提供者造成巨大心理威懾。

　　奧巴馬政府之所以敢冒美國所謂新聞自由之大不韙，絕非出于無知和膽大妄為，而是美國的新聞自由的制度空間本來就是有限和可變的。例如，伊拉克戰爭時，美國就援用戰時新聞控制法案，對美國媒體的戰事報道進行管控，使其服務于強化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在后“9•11”時代，華盛頓祭起反恐大旗，對于政府內幕泄露的司法起訴案件數量以及對記者調查資料的竊取規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國政府秘密竊取了100多名美聯社記者的電話線路和接線臺記錄，用美聯社高級執行編輯邁克爾•奧雷斯克斯的話說，“奧巴馬政府對記者調查采取了極端控制性和抵制性的態度。”這無疑表明，在美國，新聞自由的制度保證并非剛性的，特別是在非常時期，政府可以運用手中的一切資源，壓縮新聞自由的空間，只不過手段較為隱蔽和多樣化。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卻往往對他國指手畫腳，批評他國缺失新聞自由。這除了顯示出美國政府無非是把“新聞自由”當做美化自己和打壓別國的政治工具外，只是顯得可笑而已。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0月25日《光明日報》)

　　鏈接二：對美國“新聞自由”別太當真

　　傅達林

　　據德國之聲中文網等境外媒體報道,近日,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新聞工作者協會發布了首份有關美國新聞自由狀況的報告,認為奧巴馬政府對于政府內幕泄露的司法起訴案件以及對記者調查資料的竊取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對媒體和信息提供者造成巨大心理威懾。這份由《華盛頓郵報》前主編倫納德•唐尼撰寫的分析報告,讓世界再次領略到美國所標榜的“新聞自由”的另一面。

　　對于人類的公共價值而言,新聞自由有著異乎尋常的重要地位。自獨立戰爭以來,新聞自由就被美國視為最重要的憲法價值,構成了其所謂憲政的基石。《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就宣稱:如果讓我來決定,到底應該有政府而沒有報紙,還是應該有報紙而沒有政府,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雖然在1787年聯邦憲法制定中并未納入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權利法案”,但隨后新聞自由卻是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形式正式入憲,這反映了美國人對新聞自由價值的極度珍重。

　　當初美國憲法對新聞自由的保護,主要著眼于防范立法機關的入侵,因而其憲法表述是:國會不準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即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表面上看這是一種針對立法的“絕對”限制,但事實上卻忽略了國家的行政分支對新聞自由和公民言論自由的侵犯。為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運用自己對憲法的解釋權,不斷延拓媒體新聞自由的空間。其中最典型的判例就是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1964),最高法院在該案中確立了“實際惡意”原則,要求官員或公眾人物在指控媒體報道涉嫌誹謗或侵害名譽時,必須遵循真實惡意原則,從而使法律的天平在新聞自由與公共權力之間更加傾向于前者。

　　這些在實踐中不斷爭取到的新聞自由,被美國的政客拿來作為向全世界輸出的“普世價值”,而完全不顧各國的政治生態、社會結構與法治水平。就美國國內而言,新聞自由的確對其民主自由功不可沒,沒有它至少著名的“水門事件”就可能不會發生;但人們忽略的是,這種被美國政府所標榜的新聞自由價值,其實卻是美國政府自身“最不喜歡的東西”,因為這種自由本質上構成了對政府權力的直接限制和掣肘。因此,美國政府對待媒體的真實心態向來是葉公好龍,一旦出現適當的時機和借口,政府就絕不放棄對新聞自由的利用和控制,甚至實施赤裸裸的踐踏。

　　在歷史上,上世紀從50年代“麥卡錫主義”橫行時大批記者作家遭到迫害,到70年代對反戰人士和黑人人權運動的鉗制,類似踐踏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案例舉不勝舉,各屆政府都干過這種“不光彩的勾當”。而其中,“9•11事件”無疑成為美國政府對待新聞自由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因為從那之后,美國政府在反恐的借口之下,幾乎將干預壓迫新聞自由的行徑公開化、合法化了。不僅提交國會通過的限制公民通訊自由的立法(最典型的如2011年《美國愛國者法案》)未獲司法機關的有力阻卻,就連政府部門直接針對媒體的控制與干預都很少受到司法審查。據統計,到目前為止,奧巴馬政府一共根據1917年的《反間諜法》對6名政府公務員和2名合同聘用人員提起了訴訟,因為他們被認為向媒體泄露了國家機密,而所有往屆政府的類似訴訟案件加起來只有3樁。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在“國家利益”、“軍事機密”的名目下,還大肆采取秘密行動直接監控媒體和記者。對此,美聯社總裁普魯伊特日前也表示,美國司法部去年暗中截取該社多名記者的通話記錄,嚴重踐踏新聞自由,也是美聯社成立167年來,憲法權益受到最公然的侵犯。但對此,總統奧巴馬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為美國司法部進行辯護,“涉及國家安全的泄露會把人置于危險之中,會把我派到戰場上的美軍軍事人員的生命置于危險之中。”而一旦關涉到國家安全或軍事利益時,就連“一直傾向于擴大言論和出版自由”的聯邦法院也退避三舍,展露出十分謹慎乃至不作司法審查的態度。

　　可見,即便在美國的開國先父們那里,新聞自由構成民主制度的關鍵支柱之一;但在現代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和國內安全形勢下,美國的繼任者們也在不斷調整他們的新聞自由觀,并極力采取“對內一套,對外一套”的兩面做法。在向外輸送新聞自由價值時強調絕對性,不容外國政府對新聞自由有些許控制;但對內管理時則尋求國家安全借口下的“相對合理主義”,大肆公然侵犯和踐踏自己所標榜的新聞自由。

　　說到底,美國新聞自由的這種兩面性,仍舊說明其很大程度上只是服務于國家權力的手段。這也提醒我們,新聞自由從來逃離不了政治的范圍,由此注定了新聞自由的價值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它時刻受到政治的影響。只不過基于不同的國際國內形勢,它有時顯得像英雄一樣偉岸,有時則顯得猶如小媳婦般任人打扮。

　　(作者系西安政治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93期，摘自2013年10月26日《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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