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美國參眾兩院情報委員會領導人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采訪時，再次表達了對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行動的擔憂。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羅杰斯表示，他并不相信奧巴馬總統對美國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手機通信長達10余年而毫不知情;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范斯坦則表示，“監聽盟友的電話有著比技術難度更大的政治責任”，白宮和國會都應對美國情報項目展開“全面審查”。

　　美情報機構可監聽任何國外目標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1月2日發表長篇報道，稱該報通過與英國《衛報》分享，掌握了斯諾登持有的機密文件。報道首先直指美國國家安全局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規模情報收集活動，稱從掌握的文件來看，美情報機構數十年來工作的準則是“任何國外目標都可以被監聽，為了現在或將來的利益”。報道揭露，美國安局常規性地監視友邦和敵國，以期掌握“外交優勢”和“經濟優勢”。

　　《紐約時報》的報道首次證實了美國情報機構聯合美國本土網絡和通信公司，與其他國家情報機構進行合作。數十年來，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代號為“五只眼”、“九只眼”和“十四只眼”的項目，與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北約其他成員國有著不同層次的情報合作。

　　該報道還首次揭露了美國情報機構的黑客項目。在一項名為“量身定制進入行動”的項目中，美情報人員能潛入全世界各地的電腦，竊取數據，并有時在計算機中留下間諜軟件。該報道還對美情報機構的監視行動結果提出了質疑。報道稱，雖然美情報機構的監視能力強大，但該部門并沒有清晰的決策。

　　德國可能在莫斯科問詢斯諾登

　　德國《明鏡》周刊11月3日刊登了斯諾登撰寫的一封公開信，題為《為了真相的宣言》。信件說，在很短時間內，世界了解了很多關于不受監管的安全機構的情況，以及有時候屬于違法的監控項目。有時候，這些機構還有意向高級官員和公眾隱瞞監控活動，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在這方面表現最惡劣。

　　斯諾登日前在一封致德國政府的信件中，也批評了美國政府開展的大規模監控活動。他在信件中表示，自從公布美國政府的違法行徑后，世界各地公民以及各國領導人都認為，揭露這種不負責任的大規模監視行為是為公眾服務，它導致出臺了很多限制濫用公眾信任行為的法律和規定。

　　據德國媒體報道，德國綠黨議員施特呂博勒11月1日在莫斯科與斯諾登進行了秘密會晤。之后他宣布已經把斯諾登致德國聯邦政府的一封信分別送交總理默克爾、聯邦議院議長拉默特和德國聯邦總檢察院，并向大眾公開了信件。

　　施特呂博勒說，斯諾登在會見時表示愿意前往德國，但前提是必須確保他來后可以留在德國或者其他類似國家并且保證其人身安全。

　　此間媒體認為，斯諾登前往德國需解決兩個難題。一是德國和美國有引渡協議。二是俄羅斯當初給予斯諾登臨時避難的條件，是斯諾登不在俄羅斯從事有損美國利益的事情。俄羅斯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2日表示，俄羅斯不會限制斯諾登離境或者同德國官員交談，但他離開俄羅斯后，如果想獲得避難，需要重新申請。

　　德國政府發言人斯特芬•賽貝特4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說，斯諾登在德國境內不會得到庇護，跨大西洋關系對德國很重要。同時，德國內政部發言人延斯說，如果成立調查監聽事件委員會，德國仍有可能針對監聽事件在莫斯科問詢斯諾登。

　　歐美同盟間信任被嚴重破壞

　　10月31日，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以11票支持、4票反對通過一項法案，同意縮減國家安全局對電話記錄的監控規模，加強國會和司法部對情報搜集活動的監管。對此，《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認為，改革的舉措不足以平息各方對國安局的批評。監聽丑聞，對內激發了美國民眾對政府濫用職權、侵犯民眾隱私權的憤慨，對外則讓美國陷入“四面楚歌”的公信力危機。面對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奧巴馬不得不掂量“情報價值”和“政治風險”之間孰輕孰重。

　　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美國部執行主任安妮特•霍伊澤爾對本報記者表示，美國竊聽默克爾手機事件標志著歐美同盟間的信任被嚴重破壞，對雙方關系具有深遠影響。奧巴馬被認為是戰后第一個對跨大西洋關系“缺乏真心實意”的美國總統。她同時強調，跨大西洋關系仍然對歐美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雙方可借竊聽丑聞之機重新認識彼此判斷和政治現實。

　　中國信息安全產品測評中心高級顧問俞曉秋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其實美國與其盟友的聯合監控自冷戰時期就已開始，但是其利用強大現代技術手段對國內外公民進行如此廣泛的監控，實在令人震怒。美國有必要給本國民眾和被監聽國家民眾一個說法，有必要對自己濫用權力侵害公民隱私的行為做出糾正。

　　俞曉秋表示，美國擁有雄厚的大數據處理技術，可以實現對信息進行拉網式監控。要限制美國以反恐為名的濫權行為，不僅要從道義上對其進行譴責，更需要在網絡空間建立規則。如果不建立約束規則，本就存在實力差距的其他國家將難以與美國抗衡。如果任憑監控、黑客攻擊等行為泛濫，網絡就只會給人們帶來恐怖。只有建立起規范網絡行為的新秩序，才能使網絡發揮其本來作用，造福人類。

　　(本報華盛頓、柏林、北京11月4日電)

　　點評:“監聽門”暴露美國不自信

　　張國慶(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對各國尤其是歐洲盟國的監聽，已經不是道德問題了，它涉及的是國家安全和大國競爭問題。這也是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國家反應如此強烈的重要原因。

　　對于監聽丑聞，美國方面的說法是，即便有所謂的監聽，也主要出自反恐和安全的需要，但問題是，美國的監聽已在相當程度上危害到了德國及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問題也不僅限于反恐和安全層面，僅就德國總理默克爾被監聽而言，一個重要原因是德國在科技和經濟方面的領先地位已經對美國形成了威脅。此外，德國在歐債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國際事務中也有著越來越大的話語權，其政策主張尤其令美國關注。事實上，在這一切的背后，隱約可見美國對中國、俄羅斯乃至德國崛起的深刻憂慮，連美國人自己都承認，美國不像以前那樣自信了。

　　對美歐關系來說，“監聽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不僅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雙方的信任赤字，而且會影響到美國渴望與歐洲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與盟國尤其是歐洲盟國之間的裂痕，無疑將會影響其應對危機的決心和自信。

　　白宮顯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已在考慮進行必要的讓步，以修復出現深刻裂痕的美歐關系，美德擬簽署“無間諜協議”的消息就很能說明問題。與此同時，美國國內整改國安局的呼聲也隨之高漲。至少在短期內，美國對外監聽的鋒芒將不得不有所收斂。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1月5日《人民日報》)

　　鏈接一：從“數據主權”看美國竊聽盟友

　　沈逸

　　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斯諾登最近又開始爆料了：2013年10月，斯諾登向德國《明鏡周刊》等媒體持續提供新材料，繼續披露網絡空間的“老大哥”美國國家安全局竊聽范圍涵蓋了包括法國、德國乃至日本這樣的忠實盟國和小跟班。借助發達的傳媒以及還沒有徹底冷卻的“棱鏡”事件，這些新聞很是火爆了一把。但在火爆新聞的背后，應該發掘該事件背后的真正價值——國際政治的游戲規則、國家行為的基本邏輯以及全球網絡空間的全新游戲規則。

　　首先，權力政治仍然是當今國際政治游戲規則的本質，而情報搜集活動，是任何國家維持自身國家安全以及國家利益的必備手段。但凡有能力的主權國家，都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在沒有世界政府執行正義和公道的環境下持續生存下去。這種生存，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軍事力量為核心的硬實力，經濟力量則要有效地轉化為軍事力量，富而不強的在國際社會中就是“肉包子”，富強的才是大國或者是強國。支撐軍事力量的要素之一就是情報能力。20世紀90年代的兩任克林頓政府期內，如何防范來自盟友的諜報行動，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認真回應的威脅之一，列在黑名單里的，包括以色列這樣的美國鐵桿心腹。這樣說吧，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這些國家無論是否好到了可以穿同一條褲子，但他們還是會用情報手段去監聽自己的兄弟和盟友。認為是盟友就不應該去監聽的，只是反映了有此類想法的人的天性善良和政治上的不成熟。

　　其次，自1648年之后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國家行為邏輯，就是沖突與合作并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歐美國家來說，當世界上不存在一個醒目而突出的共同敵人，如冷戰時期的蘇聯時，他們相互之間就會自動進入“伙伴”的狀態，也就是當面握手、背后監聽，臺上微笑、臺下踹腳的復雜狀態。這是“理性”的西方國家制定的政治游戲規則的常態。當然，另一條規則是，這些游戲必須小心翼翼地裝裱上“普世價值”的燦爛涂料，讓人覺得“高端洋氣上檔次”。這次，不是有什么驚天真相被捅出來了，而是長期存在的真相以無法被否認和掩蓋的方式被捅出來了。于是，遵循相應的游戲規則，西方領導人開始進入了“比大聲”的狀態，通過對美國的監聽行為“吐口水”，來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而美國，因為觸犯了“不要被抓到”的游戲規則，所以也就只能厚著臉皮硬扛，反正也主要是口水攻擊，問題不是特別嚴重。這種口水，其實是政客演給百姓看的雙簧，或類似戀人們在馬路邊的輕度吵架，路人不宜將其認為他們情感破裂，自己有機會乘勢而上。

　　其三，美國通過有效的監聽掌握了海量的數據資源，影響全球網絡空間力量對比，這才是真正值得關心的問題所在。2013年10月1日，知名研究機構IDG發布了一篇報道，稱“在后國安局時代，歐洲成為數據中心的新選項”，折射出了遠比監聽領導人引發的口水秀更值得關注的實質內容：全球網絡空間的數據分布將受各種影響。

　　美國“棱鏡”門指出這樣一個趨勢：21世紀網絡空間里的數據，可能會成為像工業革命中“石油”一樣的重要戰略資源。如果說，在工業革命時代國家戰略力量根植于對石油資源的控制能力的話，那么在網絡時代，國家戰略力量至少會增加一個新的來源，就是對在虛擬世界中關鍵數據的控制能力，這種控制包括監聽、控制、挖掘和使用。對這種數據的掌握，不僅依托技術發展，而且需要產業和工程能力的支撐。也就是說，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存儲關鍵數據的物理設施，確保這些設施處于有效控制范圍之內。一如美國海軍戰略中提及的，必須對全球海上通道咽喉要地進行有效掌控，在網絡世界，這意味著國家必須盡可能對數據中心、關鍵傳輸節點和設施確保有效控制。美國和歐洲，真正可能因為此次監聽風暴而面臨分歧乃至沖突的，恐怕就應該在如何分割和分配關鍵性的數據資源——比如谷歌公司在歐洲的數據中心的數據是否可以隨時接受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調用和查詢。

　　從理論上來說，上述圍繞數據的爭奪，就是不同國家圍繞數據主權展開的博弈。美國或許從不接受將主權和網絡相關技術、行為掛鉤，但其行動追求的，就是擴張美國的數據主權，將盡可能多的關鍵數據置于美國主權的有效管轄之下。而其他國家能夠做的，就是用主權屏障來抵御美國的擴張。對中國來說，提出能夠有效捍衛能力上相對弱勢、又高度依賴全球網絡空間的弱勢國家的行動目標，保障自身合法權益，從而依托保障數據主權的概念，協同其他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通過改良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結構的方式來實現自身的網絡安全，應該成為未來3-5年內中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制定過程中優先考慮的重要目標之一。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0月26日《文匯報》)

　　鏈接二：西報文章：美國“數據上癮”危害三大領域

　　何塞•伊格納西奧•托雷夫蘭卡

　　從監聽固然不好卻有必要的觀點出發，必須對道德和政治進行一些區分。最容易理解的一種情況是，監聽活動肯定與敵對政府或潛在的危險人物有關。監聽這些對象似乎更容易說得通，因為他們的活動對民眾的權益構成了威脅。而這里面臨的問題是，美國政府不斷超出這一范疇，并進入了三個非常麻煩的領域。

　　一是監聽盟國和友好國家政府，尤其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迪爾瑪•羅塞夫、安格拉•默克爾以及尚未曝光的其他人)。這是一種不忠行為，有損于領導人之間的互信。這種互信對于在關鍵時刻團結一致以及許多協議的達成都至關重要，如果受到損害，美國將難以在全球實現其外交目標。

　　二是監聽外國企業。這種似乎越來越普遍的做法不僅傷害具體企業，使其損失關乎自身存亡的市場機會或關鍵技術，而且擾亂市場運行，長期看可能會產生對美國同樣有害的保護主義。

　　美國大肆進入的第三個領域與大規模攔截民眾的數據以及他們的個人信息、活動或通信有關。美國同樣沒有清楚認識到其對全球數字中產階層隱私的侵犯已達到何種程度。這個階層是一個強大的穩壓器，具備向本國政府和通信行業企業直接施壓的廣泛能力。如果歐洲民眾發覺他們的權利正受到系統性侵犯，這些國家的政府將不得不設置障礙，限制美國及其相關企業的活動。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0月27日西班牙《國家報》)

　　鏈接三：被美國竊聽 德國受夠了

　　柴野

　　提示

　　10月31日德國媒體報道說，綠黨聯邦議員施特呂伯勒出人意料地在莫斯科某個秘密地方與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人員斯諾登進行了3個小時的會晤，后者交給德國議員一封信，請他轉交德國政府和聯邦檢察院。據說信的主要內容是揭發美國情報機關在全球大規模實施監聽行動的信息。施特呂伯勒在接受德國電視一臺采訪時透露，在兩人的對話中，斯諾登表示有意在具備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前往德國，并接受德國檢察機關或聯邦議院的聽證。

　　10月31日《紐約時報》抖出了更多不利于美國的消息。美國安全局不僅竊聽德國總理默克爾，而且還對德國其他政府成員、默克爾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及在野黨領袖進行竊聽。對此德國朝野譴責呼聲高漲，各黨派紛紛“出招”，要求懲治這一行為。在野黨綠黨和左派黨均提出要求聯邦議會成立專門調查委員會，就美國竊聽德國領導人一事進行調查。提議也得到了社民黨的支持。德國議員還要求，請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人員斯諾登來德作證。

　　此次美國安全局竊聽德國領導人事件中，美國駐德國大使館成為媒體眾矢之的。媒體報道認為，美國使館樓上安裝了竊聽裝置，可以直接竊聽德國政府成員的通訊。在德國媒體的強大壓力下，剛剛上任不久的美國駐德大使埃默森10月31日破天荒地邀請德國記者進入美國大使館，并接受記者采訪。然而，德國記者只允許在美使館的一樓大廳里看一眼，埃默森的理由是，他沒有權力讓記者進入使館各個區域。對于德國記者提出的一些問題，如美國使館是否參與了對默克爾總理的監聽行動，埃默森常常顧左右而言他，或干脆表示，這一點他不能說。他唯一明確強調的是，美國現在和將來不會再竊聽默克爾了?？扇A盛頓方面的說法卻不是這樣。

　　據報道，美國國家情報局總監詹姆斯•克拉伯在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上理直氣壯地說，“我從事情報業務50年來，各國政要的觀點，他們以什么形式表達，是我們收集和分析的一個基本內容”?？死J為，對外國政要的通訊進行評估是這種偵查的最佳途徑。對于美國人的肆無忌憚，德國各界要求給美國人一點“顏色”看看。左翼黨和綠黨提出成立聯邦議會調查委員會，對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聽行為進行調查。社民黨秘書長納勒斯表示：“我們明確支持聯邦議會成立調查委員會，并希望所有政黨參與。”

　　竊聽默克爾事件也讓正在俄羅斯避難的前美國情報機關工作人員、“爆料者”斯諾登重新回到德國輿論視線中，畢竟他是美國安全局竊聽丑聞的最大信息來源。因此，社民黨提出，邀請斯諾登作為證人出席聯邦議院聽證會。綠黨也要求讓斯諾登自由入境德國，并獲得居留許可。左翼黨議會黨團主席居西則要求將斯諾登納入“證人保護程序”。

　　10月31日德媒體報道說，綠黨聯邦議員施特呂伯勒出人意料地在莫斯科某個秘密地方與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人員斯諾登進行了3個小時的會晤，后者交給德國議員一封信，請他轉交德國政府和聯邦檢察院。據說信的主要內容是揭發美國情報機關在全球大規模實施監聽行動的信息。施特呂伯勒在接受德國電視一臺采訪時透露，在兩人的對話中，斯諾登表示有意在具備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前往德國，并接受德國檢察機關或聯邦議院的聽證。有關專家認為，鑒于斯諾登目前正遭受美國通緝，從法律上講，斯諾登本人來德國是不現實的。但從俄羅斯方面傳來的消息說，斯諾登可以以書面形式回答德國調查委員會的所有問題。今天德國議會基民盟與社民黨負責人商議決定，將在11月18日召開的本屆聯邦議會第一次大會上討論美國竊聽德國事件。但此間人士對能否真正成立議會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竊聽事件表示懷疑。德國議會黨團內政委員會主席布斯巴赫對媒體談到，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需要有證人到場，需要各種文件和原始資料，可德國目前根本拿不到確鑿的證據。

　　為平息“監聽事件”引發的指責浪潮，美國人的傲慢態度開始有所收斂。美國國務卿克里今天表示，美國的間諜行為有時候確實有點太過了，應該對美國的情報搜集形式進行全面檢查，有些行為應該停止。同時美國方面高規格接待了默克爾派往美國的代表團，其成員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外交顧問赫爾斯根以及德國情報部門協調員海斯等人。對于德國政府來說，德美關系十分重要。德國和美國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有許多共同利益，這就使德國在與美國抗爭時不能不顧一切。正如德國政治家布斯巴赫所強調的，德美關系是德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德國要明確地告訴美國，大規模監聽的做法嚴重傷害了德美關系，這種蔑視和侮辱，對德國人來說，是不可忍受的。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1月2日《光明日報》)

　　鏈接四：斯諾登爆料：“核心盟友”日本也是美國監控對象

　　張建墅

　　素來自詡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核心盟友”，希望依托日美同盟領導亞洲、制衡中國的日本，尤其是現今的安倍政權，卻淪為美國瘋狂情報戰車的“炮灰”。近日，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雇員斯諾登繼續爆料稱：日本也是美國情報機構的監控對象之一。

　　日本媒體援引美國《紐約時報》的報道稱，斯諾登此次披露的，是美國國家安全局2007年的內部文書。當時，該局監控的優先目標是恐怖主義、國土安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化學武器、核武器發展計劃及擴散問題等16個領域。其中，日本在戰略性科學技術、外交政策、經濟穩定及其影響三個領域中被列為監控對象。

　　報道稱，就該局的監控目的而言，在科技方面是為了防止技術上的“驚變”。比如，隱形與反隱形、激光、電子戰、衛星觀測、納米等方面的科技發展，美方認為該領域未來足以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國家就包括日本;在外交方面則是為了確保美國的外交優勢地位。其中，除了俄、中、法、德、朝、伊、敘等“理所當然”的國家之外，日本也赫然在列;在經濟穩定性及影響方面，監控的重點是相關國家“財政上的脆弱性”極其對美國的戰略性影響，日本同樣未能幸免。

　　報道還指出，美國國家安全局不但在對手國家，就連在“友好國家”也照樣開展諜報活動，其中重要據點就包括日本。

　　美國人此番自主舉證多少令日本媒體感到有些吃驚。日本共同社3日發布題為《美也將日本作為搜集情報的活動據點》的消息，時事通信社5日發布了題為《美媒稱日本也是情報監控對象，NSA在友好國家開展諜報活動》的消息?！蹲x賣新聞》5日則分析稱，日本政府將就相關情況照會美方，在此基礎上慎重地研究相關對策。

　　日本官方最初似不愿正視這一問題。官房長官10月24日因應德國總理默克爾手機遭到美竊聽的消息還信心滿滿地稱，安倍首相的手機“完全沒有問題”。

　　不過到了11月1日，他就日本駐美大使館遭美竊聽的傳聞改變了口風，表示日本正在做所有應該做的事情，并要求美方不要涉及日本政府。強調了日本正在調查并要求美國確認相關情況的立場。

　　實際上，今年6月初斯諾登事件發生后不久，日本就有媒體指出，美國軍事基地遍布日本各地，太空與大洋監控體系十分龐大，完全有能力捕捉并竊聽日本的移動通信信號。而1995年，日美因汽車貿易談判激戰正酣，美國就對當時日本通商產業省參與談判的干部實施了竊聽。該媒體還建議日方，眼下日美圍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主導權的爭奪正進入“決戰階段”，鑒于美方這一前科，應切實提防其故伎重施。

　　而對于美方瘋狂的全球網絡監控與竊聽行為，不少日本媒體評論多以違法國際法、侵犯人權、冷戰思維、不應以同盟關系加以正當化等觀點予以強烈批判。與此同時，一些批評意見認為，在這種互相猜疑、缺乏基礎互信的背景下，安倍首相采取對美“一邊倒”姿態，如不是徒勞無功，就是另有所圖，實在令人擔憂。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1月6日《中國青年報》)

　　鏈接五：“監聽門”事件背后的玄機

　　古天嵐

　　近來，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斯諾登爆料美對歐洲多國領導人、駐外機構以及普通公民進行大規模監聽活動，在歐洲掀起軒然大波。歐洲輿論對美國大加討伐，一些國家通過召見美國大使、與美國領導人通話等“非常規外交舉動”表示不滿。歐盟領導人公開表示，美國“濫用國家權力侵擾民眾生活”是“極權主義”的表現。歐洲議會要求中止歐美之間的《恐怖分子金融追蹤項目協議》，停止向美國反恐部門提供銀行數據。關于擱置“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談判的呼聲也不絕于耳。

　　“監聽門”事件在歐洲引起巨大反響，甚至有動搖歐美傳統盟友關系的跡象，其原因可不簡單。從深層次看，它反映出西方內部存在的兩大矛盾。

　　一是美歐之間在情報領域的控制和反控制之爭。美歐雖是盟友，但美國對歐洲并不信任。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把防止德國和日本在歐、亞對美霸權構成挑戰作為主要目標。情報霸權是美國控制世界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國壟斷了根服務器，在截取通訊信息方面擁有絕對技術優勢，對全球通訊監控無孔不入，自然也不會放過歐洲。歐洲對此心知肚明，有官員曾表示，要想確保通訊信息安全，必須繞過美國的服務器，創造一個獨立于“英美互聯網”之外的互聯網系統。

　　二是言論自由的表象和政府壟斷的實質之異。美歐一向標榜言論自由，互聯網言論自由是西方向其他國家施壓的主要武器之一。“監聽門”事件充分暴露出美歐政府言行不一的虛偽性。美國不僅對國內民眾進行監聽，還把觸角伸向歐洲普遍民眾，一個月內監聽7000萬個法國電話，6000萬個西班牙電話。這使歐洲政府無顏面對民眾，更難以對其追隨美國推行言論自由的政策自圓其說。為平息民怨，歐洲領導人不得不在公開場合大肆譴責美監聽行為。但歐洲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BBC評論認為，歐洲領導人在“監聽門”事件中配合美國演戲，共同安撫具有自由化思想的歐洲人民。

　　面對歐洲的強烈反彈，美國也不給其盟國以情面。美國情報官員稱，歐洲不必反應過度，監聽之事大家都在做，歐洲對民眾的監聽較之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有學者認為，歐洲之所以感到委屈，是因為在情報領域技不如人，希望通過炒作“監聽門”事件，迫使美國放棄對歐洲的情報收集行動，從而達到“低水平的平衡”。美國不會這樣做。在剛剛結束的歐盟秋季峰會上，歐洲力推大數據、4G、云計算等新信息技術，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明顯有縮小與美國信息技術差距的考慮。

　　信息和網絡空間作為新興的“第四空間”，應該成為二十一世紀各國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應是冷戰思維繼續作怪的新戰場。國際社會有必要在聯合國框架下加快行動，盡早制訂網絡空間行為準則，共同維護網絡空間的和平、安全、開放、合作，讓通訊技術和網絡發揮最大“正能量”，促進人類的共同繁榮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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