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新聞自由”的本質(zhì)

　　有這樣一篇美國人寫的政治寓言非常犀利：【一個美國人來到一個小島了解當?shù)氐拿裰髦贫取＿@個小島的國王介紹：我們非常民主，開會討論的時候全民參加，每人拿一個金喇叭，表決的時候看哪一方的喇叭聲音大來決定勝負。

　　美國人一聽這個制度很民主呀，要求現(xiàn)場觀摩一下。

　　議事那天，討論到有關措施時，不管支持還是反對，總是那幾個人拿出金喇叭狂吹，其他人一動不動。美國人很奇怪，問國王：“ 其他人為什么不吹喇叭。”

　　國王回答：“因為他們買不起金喇叭。”

　　美國人說你這哪是民主啊，分明是富人統(tǒng)治。國王問：“你們是怎么民主的?”美國人開始介紹新聞監(jiān)督，怎么通過媒體來制約政府。

　　國王問：“你們的媒體屬于誰呀。”

　　“有錢人。”

　　國王大笑：“這和金喇叭一樣啊。”】

　　如果在美國待得久了，就會充分理解這個一針見血的寓言。 美國的新聞媒體掌握在大資本財團手里，無論表象如何，骨子里都是傳播有利于資本財團的內(nèi)容。所謂的“新聞自由”，實質(zhì)是資本的自由。或許有時不同資本財團間會有沖突，有時也會把政府架在火上烤，但媒體的資本屬性本質(zhì)是不會變的。

　　美國的新聞自由和監(jiān)督上最耀眼的光環(huán)是因為他們常常和政府唱反調(diào)，在很有正義感的人們的眼中，和政府作對就是有充分的自由，同時也是在進行監(jiān)督。和世界上一些國家相比，美國的新聞媒體確實不在乎政府的臉面，也不怕政府的權威，他們好像是專門和政府對著干似的。大報和聯(lián)邦政府對著干，小報和地方政府對著干，在美國從政的人，就沒有一個沒挨過罵的。比如美國聯(lián)邦政府已經(jīng)被新聞媒體罵了二百年了，都成了一種習慣了。如果沒有人罵的話，沒準還會自我檢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對，新聞媒體全不出聲等著瞧笑話吧?但反之，又怎么會因為有人在報上罵他就檢點起來?

　　據(jù)京虎子著作《從華盛頓到奧巴馬——美國200多年來的家族政治》考證(http://bbs.m4.cn/thread-170875-1-4.html )，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并沒有新聞自由的說法，但對新聞也沒有太多的限制，因為就沒有多少報紙。從搞印刷的富蘭克林兄弟開始，算是有辦報人了，但報紙在當時并不是為了為公眾提供信息，也不是為了監(jiān)督政府，而是為了出版人闡述自己政治主張的，其中大多數(shù)是反對政府的(也就是反對英國國王的)。

　　在獨立運動中，塞繆爾.亞當斯就出過報紙。他出報紙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監(jiān)督英國派來的總督，也不是為了向馬塞諸塞殖民地議會提供建議，而是要散布獨立的觀點，讓人民相信只有獨立才是北美殖民地的唯一出路，是通過報紙把自己的主張灌輸給公眾，起著煽動革命和獨立的作用。他辦報紙的經(jīng)費是由漢考克提供的，因坶從一開始輿論就控制在富人手中，本身就不具備新聞的獨立性。塞繆爾等主張獨立的人控制了輿論，是美國能獨立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獨立之后，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希望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自然就不希望有亂說話的，而杰斐遜這些反聯(lián)邦黨的人，自然就希望有亂說話的。杰斐遜因此把新聞自由提高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我們的自由取決于新聞出版自由，限制這項自由即會失去這項自由。我們寧愿要沒有政府有報紙的美國，也不要有政府卻沒有報紙的美國”。

　　新聞出版自由是由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

　　這就是為后世美國人所夸耀的新聞自由，這個自由在獨立宣言中并沒有被提到，在開國憲法里也沒有被提到，直到1791年才用憲法修正案的方式確定。為什么在1791年把這內(nèi)容寫進了憲法?

　　這是因為有了政黨。

　　這條修正案出現(xiàn)之后不久，報紙就開始多了起來。報紙的增多不是因為有了法定的言論自由，而是因為有了政黨。就在1791年到1792年之間，美國政壇上最早的兩個政黨聯(lián)邦黨和民主共和黨相繼成立。最先成立的是聯(lián)邦黨，從波士頓到費城，幾乎所有的報紙都連篇累牘地闡述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好處。很快民主共和黨成立了，又掀起了一陣辦報熱潮，這批報紙全是宣傳州的權利，反對大政府的。

　　于是美國各大城市掀起了辦報的熱潮，報紙一般印幾百份，主要用于攻擊對方。亞當斯上臺后，杰斐遜一派控制的報紙就天天攻擊政府，每天一篇政治謾罵文章，鬧得總統(tǒng)夫人一數(shù)，全國150份報紙，其中有20份是別的什么都不干，專門攻擊政府的。

　　這些報紙如果靠賣報的話，幾乎沒有一個能自負盈虧的，但是這些報紙還是繼續(xù)辦下去。因為辦報的人不缺錢，聯(lián)邦黨控制的報紙由漢密爾頓出錢，民主共和黨控制的報紙由杰斐遜出錢，因此從一開始報紙就是由門閥控制的。

　　無論由誰控制，這一段時間美國的輿論是享受憲法賦予的自由的，但是到了1798年，由于美法開戰(zhàn)，國會通過了《外僑法懲治叛亂法》，規(guī)定任何陰謀反對聯(lián)邦法律實施，煽動叛亂，發(fā)表反對、丑化、中傷美國總統(tǒng)和國會言論的文字者，將被處以最高為5000美元罰款，最多為5年的監(jiān)禁。

　　這個法案和憲法第一修正案相抵觸，等于剝奪了美國人的言論自由，它使當時的美國人不能對國家政策和總統(tǒng)提出任何的反對意見。

　　這個法案并不是擺樣子的，從它出籠的那天到亞當斯下臺的兩年時間內(nèi)，被政府認真地執(zhí)行著，一共有24位報刊編輯和發(fā)行人被起訴，其中10人被定罪，這些人無一不是支持和同情民主共和黨的人，也就是總統(tǒng)亞當斯的反對派，也是國會中占多數(shù)的聯(lián)邦黨的反對派。

　　起碼在這段時間內(nèi)，美國是沒有新聞自由的，更不要說新聞監(jiān)督了。

　　這十位被定罪的人中，有一個人是聯(lián)邦法院把傳票發(fā)到當時最大的反對派、弗吉尼亞門閥的老巢里士滿，大動干戈地逮捕的。此人名叫詹姆斯.考蘭德，是費城的報人，專門出版政治性刊物。1797年，正是他出了一本小冊子，全文刊登了漢密爾頓的情書，一下子毀了漢密爾頓的政治前程。

　　《外僑法懲治叛亂法》通過后，考蘭德看到風聲不對，知道人家要秋后算帳，連忙跑到維吉尼亞的里士滿，依附在弗吉尼亞門閥的保護下。過了一陣覺得安全了，便繼續(xù)攻擊亞當斯。結果聯(lián)邦法院傳票一到，弗吉尼亞門閥也保不了他，開庭之后被處以200美元罰款，所判刑期是10個人中最長的。

　　1800年杰斐遜上臺后赦免了所有和《外僑法懲治叛亂法》有關人員，考蘭德得以出獄。他覺得為民主共和黨坐牢是立了大功的所以向總統(tǒng)要求出任里士滿郵政總督。

　　杰斐遜沒有答應，于是他搖身一變，跑到里士滿一家聯(lián)邦黨控制的報紙當編輯，專門攻擊現(xiàn)任總統(tǒng)杰斐遜。首先揭發(fā)杰斐遜買通新聞記者，杰斐遜當然矢口否認，考蘭德馬上登出杰斐遜給他的信件作為證據(jù)。此外，他還揭露出杰斐遜和女黑奴的長期性關系，這個丑聞對于杰斐遜的道德形象的打擊是致命的。

　　考蘭德這么一鬧，杰斐遜也氣急敗壞了，讓人去揭他的丑，比如他虐待老婆等，杰斐遜的支持者甚至公然毆打考蘭德。1803年，考蘭德掉進詹姆斯河里面淹死了，據(jù)說是因為喝醉了不知道怎么游泳了。這件事，杰斐遜及其手下難脫干系。

　　考蘭德是美國新聞自由的鼻祖，他所創(chuàng)立的這種新聞自由并不是真正的站在旁觀者角度的那種客觀公正的自由，而是有自己傾向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奶就是娘式”的。杰斐遜是他的金主時，他就為弗吉尼亞門閥服務，打擊漢密爾頓。求官不成后，便投奔聯(lián)邦黨門閥，打擊杰斐遜，這種新聞自由是為了門閥利益和矛盾斗爭服務的，也是攙雜了個人利益和傾向的，因為根本不存在什么公正。

　　正因為是門閥手中的工具，從那時候到現(xiàn)在，美國的新聞媒體就和歐洲國家的新聞媒體有著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有一種報道壞消息的癖好(所謂“扒糞”)。新聞媒體成了社會自由主義和改革派大本營，那種向公司、政府、警察、軍方和社會其他權利中心的權力和權威挑戰(zhàn)的新聞吸引著他們。他們的新聞主題是貪婪的商人、沆瀣一氣的政客、傲慢的官僚、施虐狂的將軍、殘暴的警察等。他們把窮人、少數(shù)民族、老年人和勞動階級描繪成官方的愚蠢、極度的貪婪和高級官員的冷漠的犧牲品。他們更愿意從自由主義的、具有改革傾向的和公共利益集團獲取材料，對政府、公司和科學界的材料持懷疑態(tài)度。正是由于他們獲取材料的途徑已經(jīng)不夠客觀或者已經(jīng)很不客觀了，因此他們的報道不客觀的成分極高，也極其片面。

　　美國的新聞媒體很少花大力氣去報道某個商人糜爛的私生活，盡管這同樣精彩，也和教徒的準則相違背。他們最愛報道的是政治人物的丑聞，因為這樣才能達到目的，也就是政治斗爭的目的。各地門閥正是通過各自控制的媒體，把丑聞作為打擊對方的有利工具。被新聞媒體揭露的政治人物的丑聞中，大部分是非資本門閥出身的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出身貧寒，靠自己的努力成為政壇明星的人。這些新聞報道產(chǎn)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人們對門閥中人和門閥對政治控制的注意力，這就是媒體背后的門閥所要追求的目標。

　　美國建國之后，掌握政治經(jīng)濟權力的門閥們肆無忌憚地積累財富和擴充自己的實力，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美國政治的信仰危機。人們意識到美國并不是一個平等的國家，控制美國的也不是他們所選舉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資本門閥中人一方面通過法律使自己的所作所為合法化，同時也要在輿論監(jiān)督中隱性而把政治人物推到前臺做擋箭牌轉(zhuǎn)移視線。

　　二、美國新聞的造神運動

　　奧巴馬的競選口號是改變，2008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兩大政黨的候選人中有一位黑人就已經(jīng)是巨大的改變，奧巴馬當選，則是天大的改變。主流媒體為美國人民描繪了一副美好的未來，只要奧巴馬當選，無論是伊拉克的戰(zhàn)爭泥潭，還是美國國內(nèi)的信貸危機和經(jīng)濟衰退，以及日益上漲的油價，都能夠得到解決。

　　在很多人看來，奧巴馬這種人還沒有被華盛頓這個大染缸染黑，因此選他來治理國家，美國的政治才能脫離固有的軌道而得到改變。從肯尼迪到克林頓都是這么喊過，奧巴馬也是這么喊的，改變成為他的競選口號，選擇他就是選擇了改變，換而言之，選擇其他人都是換湯不換藥。這一點很受年輕人歡迎，也很受對美國政治有意見的人的歡迎，因此奧巴馬在幾年之間由一位無名小卒成為重量級政治人物，為陳腐的美國門閥政治帶來了一股“天外來風”。

　　可是如何才能改變?難道看看新總統(tǒng)的膚色，人們對經(jīng)濟的信心就能夠恢復了?全世界的石油公司和炒家就能一下子成了“活雷鋒”?欠了一屁股債的房主和收回了數(shù)不清的、沒人買的房子的那些銀行就能心平氣和地找到解決的辦法?

　　也確實有人這么幻想著，不少就要斷供的黑人就天真地認為，奧巴馬上臺了，他們就用不著付房屋貸款了。

　　經(jīng)濟學家的預測是，無論誰當選總統(tǒng)，都無法挽回房主丟掉房子的勢頭。這種聲音在主流媒體上是聽不到的，被人為地掩蓋了。

　　美國的主流新聞媒體近年來對黑人的上層人物格外青睞，甚至把他們供起來，以至那些上層黑人忘了他們的同胞還在美國社會底層掙扎，開始憧憬著共同統(tǒng)治美國的夢來了。美國的主流輿論在編織一個氣球，以奧巴馬為首的黑人就是這個氣球里最大的一個泡沫。

　　美國也有造神運動，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國群雄之中的華盛頓、杰斐遜、亞當斯等人的身上都披上了后人所加的神圣光環(huán)，林肯和肯尼迪同樣受到神化。如果把這些神化的東西去掉的話，你會發(fā)現(xiàn)這些偉人并不那么偉大。神化是美國政治的需要，因為美國的門閥政治要用民主和自由來點綴，不能讓人一眼看穿。這種造神運動一直存在著，奧巴馬就是近年來政治造神運動所取得的難得的成就。

　　行刺身亡的肯尼迪和林肯都是因為非精神病的原因，才擠身偉大的總統(tǒng)行列。林肯是適逢其會，如果在平常年代會是一位很糟糕的總統(tǒng)，如果不遇刺的話也會把國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肯尼迪在治國上沒有什么突出成績，而且在私德上更是相當齷齪。1960年他和尼克松之爭是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也是美國歷史上舞弊情況很嚴重的選舉。當然這種舞弊在其他國家看來只不過算是在局部地區(qū)有某種勢力干預選舉。肯尼迪的名氣主要因為他的“非正常性死亡”，所以當拉鏈門出現(xiàn)后，有人開玩笑說，如果現(xiàn)在誰把克林頓殺了，克林頓就會成為美國又一位偉大的總統(tǒng)。

　　無論如何，奧巴馬的當選體現(xiàn)出的意義，在很多人眼中是很重大的，體現(xiàn)少數(shù)族裔的地位的提高，預示著種族隔離的消亡，美國的黑人也為之欣喜若狂。

　　但是，2008年7月的一天，人們在電視中聽到了另外一種聲音。

　　美國黑人人權領袖杰西.杰克遜在電視臺接受采訪，對奧巴馬極盡贊譽之詞。然后采訪間隙，他口氣隨即一變，指責奧巴馬是一個披著黑皮的白人。沒想到這時候麥克風沒有關，杰克遜在私下的談話被播了出去，引起了一場風波。杰克遜的兒子是奧巴馬競選團隊成員，趕緊和父親劃清界限，杰克森也忙不迭地私下公開地道歉，奧巴馬也體現(xiàn)出一副大度的模樣，大事化小地淡化了這件事。

　　無風不起浪，杰克遜的腔調(diào)并非第一次出現(xiàn)，只不過第一次因為偶然的意外而出現(xiàn)在主流媒體上。這段話說到了點子上，因為奧巴馬是一個怪胎，是美國的新聞寡頭和一些政治豪門制造出來的政治怪胎。

　　三、美國政府的新聞管制

　　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信息的全球化交流也日益頻繁。在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交往中，國家利益一直是各方的核心訴求。作為國家“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新聞傳播業(yè)，理所當然地要為維護國家利益而服務，各國為此制定相應的管制措施來確保新聞媒體的新聞傳播活動服從于國家利益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

　　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有新聞管制，在美國，雖然根據(jù)聯(lián)邦憲法第一修正案，任何人都不得限制新聞自由，阻止新聞傳播，美國也自稱有著世界上最完備的新聞自由，但是美國政府一直在用一些手段在調(diào)控媒體的輿論導向。因為美國政府也是美國資本門閥的前臺代言人，因此與不同資本門閥掌握的媒體之間存在著競爭與合作并存的關系。

　　例如，美國在海灣和巴爾干地區(qū)大量使用的所謂貧化鈾(depleteduranium)彈藥，這是聚合放射—生物—化學三位一體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一旦被各界詳細討論，仔細追究，會引起針對美國政府的嚴重政治、法律、經(jīng)濟、道德問題。因此美國主流媒體和美國政府心照不宣，極力避免報道有關的新聞和事實，揭示了美國媒體為美國政治利益服務的“政治掛帥”實質(zhì)。

　　又例如，2011年9月10日的《每日郵報》披露了1964年歷史學家阿瑟·斯萊辛格采訪已故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的一段錄音。杰奎琳提到肯尼迪曾告訴她，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探聽到金在1963年8月發(fā)表《我有一個夢想》演講前夕曾在華盛頓威拉德酒店“給幾個女孩子打電話，安排一場男女參加的聚會，聽起來像是縱酒狂歡”。阿伯內(nèi)西則在傳記中提到，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在威拉德酒店房間安裝竊聽裝置，在收集了19卷所謂“證據(jù)”后，曾試圖發(fā)放給媒體和律師，但沒人愿意配合。后來又給馬丁·路德·金寄去一份包含“高度私人時刻”的錄音帶，結果被金的夫人科雷塔截獲，科雷塔聽后不為所動。1977年，美國政府宣布把竊聽資料封存50年，直到2027年才能解密。

　　在“9•11”之后，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布什政府就更加強了對美國新聞媒體的干涉，不準電視臺播出本•拉登的錄像帶。美國某大電視臺批評布什在“9•11”那天不應離開華盛頓，發(fā)表這番言論的記者后來被強令開除。美國之音由于播出了塔利班領袖奧馬爾的講話，200萬美金的政府支持被取消了。

　　2001年“911”事件之后，反恐、確保國家安全成了壓倒一切的標準。為防范可能出現(xiàn)的恐怖襲擊，美國通過了兩個與網(wǎng)絡傳播有關的法律：一是“911”后6周即頒布的《愛國者法》;二是布什總統(tǒng)于2002年11月簽署的《國土安全法》。通過這兩部法律，公眾在網(wǎng)貉上的包括私人在必要情況下都可以受到監(jiān)視。這兩部法案大大加強了對美國國內(nèi)機構與人士的情報偵察力度，這在此前不可想像。《愛國者法》對美國的《聯(lián)邦刑法》、《刑事訴訟法》、《1978年外國情報法》等進行了修正，允許政府或執(zhí)法機構調(diào)查人員可大范圍地截取嫌疑人的電話內(nèi)容或互聯(lián)網(wǎng)通信內(nèi)容，還可秘密要求網(wǎng)絡和電信服務商提供客戶詳細。比如該法第201款規(guī)定，授權國家安全和司法部門對涉及專門的化學武器或恐怖行為、計算機欺詐及濫用等行為進行電話、談話和電子通信監(jiān)聽。第212款規(guī)定，允許電子通信和遠程計算機服務商在為保護生命安全的緊急情況下，向政府部門提供用戶的電子通信記錄。第217款規(guī)定，特殊情況下竊聽電話或計算機電子通信是合法的。該法賦予美國執(zhí)法機構和國際情報機構廣泛的權力和相應的設施，以防止、偵破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

　　盡管《愛國者法》的部分條款存在爭議，但在“911”事件的強力震撼之下，美國國會僅用45天就批準了該法案。《愛國者法》犧牲了公民的某些自由，因而引起了上上下下的不滿和憂慮，認為一些條款對美國傳統(tǒng)價值觀中強調(diào)的個人自由構成了嚴重威脅。但出于對美國國家安全的保障，國會兩次延長了《愛國者法》的期限。2006年3月9日，布什總統(tǒng)簽署了延長《愛國者法》的法案。根據(jù)這一法案，《愛國者法》中即將到期的14項條款將永久化，另兩項條款的有效期將延長4年，同時該法案還增加了一些保護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款，以平息一些爭論。這表明，網(wǎng)絡傳播管制中的美國國家利益標準，雄居行業(yè)利益和公眾利益等標準之上。

　　《愛國者法》為政府以反恐和“愛國”的名義涉入民眾私人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據(jù)，美國民眾受憲法保護的部分權利也因此受到侵蝕。雖然美國政府以反恐的名義限制了美國價值中的核心部分即公民自由，而種種指責所引發(fā)的辯論都圍繞著個人自由和國家安全的平衡展開，‘但實踐卻已遠遠走在前-面。而另一部《國土安全法》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監(jiān)控更為嚴密。該法案增加了有關監(jiān)控互聯(lián)網(wǎng)和懲治黑客的條款。有了這兩部法案，網(wǎng)絡服務商的信譽和網(wǎng)絡用戶的隱私與機密只能讓位于國家安全。這是美國互聯(lián)網(wǎng)管制體制靈活性的一面。

　　最近，公然否認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罪行的英國的歷史學家戴維•歐文在奧地利被判三年監(jiān)禁，他的罪名是“發(fā)表否定納粹大屠殺言論”。因言獲罪——這一看似完全違背新聞自由原則的案例，卻在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實實在在地發(fā)生了。這更加深了人們對自由要受到一定制約的理解。在歐洲，德國、波蘭等國也有類似的反納粹法律，不少人為自己濫用言論自由付出了慘重代價，被司法部門認定有罪，乃至判刑。法律管制言論自由的目的，是為了呵護曾經(jīng)遭受嚴重傷害人民的感情，抑制著罪惡意識的死灰復燃、借尸還魂。從這個意義說，看似無情的約束與懲罰，實際是為了人類和平這一更高的利益追求。

　　任何一國政府為了維護國家主權，當然不會允許媒體發(fā)表鼓吹分裂國家、挑起民族矛盾、煽動顛覆政府等危害國家利益的言論。難以想象，一種置國家利益于不顧的“新聞自由”能夠在國家體制中存在。國家利益的存在，使得新聞管制成為當今世界主權國家面對新聞傳播自由不得不劃定的一條界限。

　　新聞自由是人類追求的共同理想，追求新聞自由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不斷完善和沒有終點的歷史過程，相應的新聞管制也始終伴隨新聞自由的發(fā)展演進，它作為一種手段，既制約著新聞自由，又保障著新聞自由。

　　但中國的普世系媒體和公知出于自身私利的需要，一方面對美國的新聞管制熟視無睹、閉口不談，一方面還對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依法管制妄加指責，企圖把水攪渾。這樣做，不僅無法讓世人信服，更讓大家看清了其虛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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