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伊拉克戰爭的真正原因，前天的“烏有日刊”頭條《伊拉克戰爭10周年：一場遠未終結成的戰爭》認為這是一場“石油點燃的戰爭”。美國等西方的巨型公司是幕后的推動者和最大的獲益者。而有網友反駁道，中國的石油公司才是最大的獲益者。其援引的報道是“中國企業在伊拉克日產油161萬桶占伊拉克石油總產量的一半以上”。然而，事實遠沒有這么簡單。

一、中石油只獲取開采權，服務費1.4美元/桶

對于中國是否是伊拉克石油戰爭最大受益國的問題，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顧問楊富強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強調，中國在伊拉克只有開采石油的權益，而不是將伊拉克的石油直接拉到中國來，伊拉克的石油還是在國際市場上出售，中國從國際市場的其他地方購買石油，而不是從伊拉克進口石油。（國際組織專家否認中國是伊拉克石油最大獲利者 http://news.qq.com/a/20130320/000080.htm）

中國企業開采石油，實際上僅僅是相當于一個包工頭，只能賺一點辛苦勞務費，開采出來的石油還是人家的。那么開采石油的勞務費是多少錢呢？——僅僅是1.4美元一桶。

“服務費過低，正說明了競爭的激烈。”“最后的標的油田開始競標時，盧克石油公司-挪威國家石油公司竟然報出了1.15美元/桶的價格，我都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承受。”中石油高層搖頭嘆息道。

而中石油不得不以這種低價策略去競爭，其實主要不是為了盈利，而是因為中石油有太多服務業員工需要就業。中石油高層無奈地說:“今年國內石油產量約2億噸，這已經是峰值了；對于油田服務單位來說，這意味著它們在國內的業務會逐漸萎縮。然而，這幾十萬人還要吃飯，怎么辦？只能去新疆等新區和國外市場找活。”（中石油伊拉克開采油田 服務費每桶僅1.4美元 http://finance.qq.com/a/20091229/002390.htm）

我們可以粗略算一算中國企業在伊拉克的年收益。以網友引用的數據"中國企業在伊拉克日產石油161萬桶"計算，假設中國公司全年拼命工作一天也不休息。中國在伊拉克的所有石油企業一年的收入總共是： 1.4 * 1610000 * 365 = 8.2271（億美元）。當然，1.4美元一桶的服務費是我們所知中石油競標的一塊油田的價格，其他油田的價格不一定是1.4美元。這里僅是估計一個數量級。

而美國副總統切尼曾經供職的哈利伯頓石油服務公司在伊戰后僅2007一年的利潤就達到35億美元。(美石油巨頭享受伊拉克戰爭—不采自家石油)

這還僅僅是美國的一家公司。還沒有算到美孚、殼牌、道達爾等巨型跨國石油公司。

凱迪論壇的一篇帖子或許能夠說明這中間的巨大差距：“中石油開采石油2美元一桶賣給伊拉克，伊拉克3美元一桶賣給美國，美國再120美元賣給中石油，中石油再xxx元一桶賣給中國老百姓……”（右右歡欣鼓舞的中石油伊拉克石油開采權真相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911397）

二、西方公司的在伊拉克戰爭后的巨額收入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3月19日報道，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政府在私人安保、后勤保障以及重建工程等方面付給承包商的報酬總計高達138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8577億元)，負責為美軍提供安保、電力甚至廁紙的承包商賺得盆滿缽滿。

《金融時報》的分析還發現，美國前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曾擔任首席執行官的哈利伯頓(Halliburton)公司從伊拉克戰爭中獲利最多。僅美國哈利伯頓公司下屬的KBR公司就獲得總價值39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455億元)的承包合同。（伊拉克戰爭美軍承包商獲報酬1380億美元 http://news.ycwb.com/2013-03/20/content_4379831.htm）

中國企業在伊拉克可憐的8億美元年收入跟這些財大氣粗的公司巨額收入比起來，根本是九牛一毛。

三、伊拉克現狀：石油收入根本無法惠及底層民眾

盡管伊拉克石油產量年年創新高，但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未得到相同程度的改善。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數據顯示，伊拉克年輕人失業率高達30%，23%伊拉克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曾經很糟糕，而現在，則是更加糟糕。”34歲的巴格達市民奧馬爾·卡伊斯說。

這并非是卡伊斯一個人的抱怨，目前只有26%的伊拉克家庭可以使用公共排污設備，近1/5人口，每天只有2小時的水供應時間，1/3人口根本享受不到供水服務。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東問題專家李國富則認為，安全和穩定問題是影響民眾從石油收益中獲益的重要因素。李國富表示，由于伊拉克社會并不穩定，因此，現在伊拉克從石油市場的獲益，并不能充分轉化成社會財富，所以現在的伊拉克民眾很難從石油收益中立刻獲得利益。（國際組織專家否認中國是伊拉克石油最大獲利者http://news.qq.com/a/20130320/000080.htm）

四、造成這一切的真正原因：休克主義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的企業，還是伊拉克的底層民眾，都無法從伊拉克的石油中獲益。真正獲益的還是那些西方巨型跨國公司。那么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加拿大學者娜奧米·克萊恩在她的著作《休克主義》中有著十分生動的描述，最關鍵的還是私有化和市場開放：

(2003年5月，在聯盟駐伊拉克臨時管理當局最高行政長官布雷默開始當政的時候，)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警告說：“伊拉克得到的休克治療形式，比在前蘇聯推動的還激烈。”這個說法相當正確。根據華盛頓最初的計劃，伊拉克會像90年代初期的俄羅斯一樣，變成待開拓的邊疆，但這一次排在隊伍最前面，等著爭取穩賺的幾十億美元的是美國公司。

美國侵略伊拉克前，伊拉克經濟靠著國家石油公司和200家國有企業支撐，這些公司生產伊拉克的民生基本物資，也生產工業所需要的原料，包括水泥、紙張和食用油。布雷默履新后的下一個月，宣布這200家公司必須立刻民營化，“把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交到民間手中，對伊拉克的經濟復蘇至為重要”。

接著布雷默推出新的經濟法令，《經濟學人》用溢美的辭藻，說這是“外國投資人和捐助機構在發展中市場夢寐以求的東西”。有一項法律把伊拉克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從大約45％，一律降為l5％(直接從弗里德曼的作業手冊中拷貝過來)。更好的是，投資人可以把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全部匯出去；不必轉投資，也不用繳稅。這項法令也規定，投資人可以簽署期限長達40年的租約與合約，到期后可以續約，這點表示未來的民選政府必須承受占領軍政府簽署的合約。華盛頓沒有動手的一個領域是石油業，因為伊拉克顧問警告說，在伊拉克政府就任前，把國家石油公司民營化的任何舉動，或是宣稱擁有未開發石油蘊藏的所有權，會被伊拉克人視為戰爭行為。但是臨時政府卻從伊拉克國家石油公司，拿走了價值200億美元的收入，隨心所欲地花掉。

布雷默的法律意在創造能夠激發投資熱潮的環境，就是把侵略、占領與重建變成令人興奮、完全民營化的新市場。光是為了啟動重建熱潮，動用的資金就包括美國國會撥出的：380億美元、其他國家提供的150億美元，以及200億美元的伊拉克石油收入。

伊拉克工廠完全沒有收到這些錢，因此不能重新開張、奠定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本地創造就業機會、資助社會安全網。在這個計劃里，伊拉克人幾乎完全沒有地位。大部分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負責發包的這些聯邦政府合約，就像是某種盒裝的國家組件，在弗吉尼亞州和德州設計，然后在伊拉克組裝。就像臨時政府一再宣稱的，整個計劃是“美國人民送給伊拉克人民的禮物”，伊拉克人只要把盒子拆開就成了。組裝過程中，甚至不需要工資低廉的伊拉克勞工，因為哈利伯頓、貝泰和加州的工程業巨擘柏誠公司 (Parsons)等美國大包商，寧可進口他們認為比較能夠控制的外國勞工。伊拉克人再度變成又驚又怕的旁觀者，首先被美國的軍事科技震懾，接著又被美國的工程與管理能力震懾。（意識形態的反彈 真正的資本家災難--《休克主義》第十七章 http://www.wyzxsd.com/article.php?id=4155）

附文：意識形態的反彈 真正的資本家災難--《休克主義》第十七章

　　世界很亂，必須有人清理。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condoleezza Rice)

　　談侵略伊拉克的必要性，2002年9月

　　布什想象出的中東和別人不同，實際上可能跟他對中東相當無知有關。要是他到過中東，看到中東很多功能失常的地方.他可能會灰心。布什沒有見過日常實際狀況.因而對這個地區可能的樣子得以保持一種夢想。

　　——薩卡里亞(F|dTeed Zakaria).《新聞周刊》專欄作家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圣經·啟示錄》第2l章第5節(中文和合本)

　　伊拉克戰爭進入損害控制模式已經太久，很容易讓人忘掉這場戰爭應當如何開展的原始設想;但是在占領初期，由美國國務院在巴格達舉行的研討會中，的確有個包裝得很好的設想。這場會議有14位俄國和東歐高級政客與官僚參與，包括前財政部長、前中央銀行總裁和前副總理。他們在2003年9月飛到巴格達國際機場，然后穿戴作戰鋼盔和護身盔甲，急匆匆趕到高墻圍著的城中城綠區，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政府“聯軍臨時政府”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過去就設在此地，現在則是美國大使館的所在地。這些要人貴賓在薩達姆過去的會議中心里，對一小撮有影響力的伊拉克人上課，傳授資本主義轉型。

　　波蘭前右翼財政部長貝爾卡(Marek Belka)是主要講者之一，他在布雷默指揮下，已經在伊拉克工作好幾個月。根據國務院有關這次會議的正式報告，貝爾卡灌輸伊拉克人的信息是：他們必須把握這種混亂時刻，“強力”推動“會讓很多人失業”的政策。貝爾卡說，波蘭的第一個教訓是“沒有生產力的國有企業應該立刻賣掉，完全不必花精神用公款解救”。(他沒有提到民眾的壓力迫使團結工會放棄快速民營化計劃，波蘭也因此免于俄羅斯式的崩潰。)他提到的第二個教訓更大膽，這時巴格達淪陷已經五個月，伊拉克陷人人道災難中，失業率高達67%，營養不良到了失控的程度;唯一能夠拖延大規模饑荒的，是伊拉克家庭仍然收到政府補貼的食物和其他民生物資，就像貿易禁運期間由聯合國管理的石油交換食物計劃。如果加油站有汽油可以供應，他們也可以花幾十美分就加滿油箱。貝爾卡告訴伊拉克人，這種扭曲市場的贈品必須立刻廢除。他強調，“發展民間部門要從取消補貼開始”，這些措施“比民營化更重要，更具有決定性”。

　　接著上臺的不是別人，就是葉利欽的前副總理蓋達爾、俄羅斯休克治療計劃的總工程師。國務院要蓋達爾到巴格達，似乎認為伊拉克人不知道他因為跟黑道大亨關系密切，也因為政策造成數千萬俄羅斯人窮困而聲名大壞，在莫斯科已經被人視為賤民。[1]薩達姆統治期間，伊拉克能夠接觸到的外界消息有限，不過參加綠區會議的這些人大都是剛剛回國的流亡人士，1990年代俄羅斯內爆時，他們看的是美國人辦的《國際先驅論壇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這次奇怪的會議，是由伊拉克臨時工業部長陶菲格(Mohamad Tofiq) 透露給我，當時新聞界并沒有報道。好幾個月之后，我們在他的巴格達臨時辦公室里見面(舊工業部已經變成燒黑的骨架)，他仍然還在嘲笑這次會議。據轉述，伊拉克人咒罵穿著防彈背心的客人，告訴他們，布雷默打開邊界、無限制地開放進口的決定，已經使飽受戰爭蹂躪的人民生活嚴重惡化，如果進一步削減汽油補貼，取消食物補助，占領軍就要面對革命。至于明星講師蓋達爾，陶菲格說：“我告訴主辦會議的一些人，如果我要在伊拉克鼓吹民營化，我會請蓋達爾來，然后告訴他們：‘以前的規矩全都反過來就對了。’”

　　布雷默開始在巴格達當政的時候，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警告說：“伊拉克得到的休克治療形式，比在前蘇聯推動的還激烈。”這個說法相當正確。根據華盛頓最初的計劃，伊拉克會像90年代初期的俄羅斯一樣，變成待開拓的邊疆，但這一次排在隊伍最前面，等著爭取穩賺的幾十億美元的是美國公司，不是伊拉克、歐洲、俄羅斯的競爭對手。而且沒有什么事情能夠阻止痛苦的經濟變革，因為在伊拉克跟前蘇聯、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轉型不需要IMF官員與滿懷幻想的當地政客協調配合，發號施令的是走廊另一邊套房里的美國財政部;華盛頓連中間人都省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變成輔助性的角色，美國是前鋒，也是核心。布雷默就是政府;一位美軍高級官員告訴美聯社，跟伊拉克政府談判沒有意義，因為“此時此刻，我們要跟自己人談判”。

　　這些因素使伊拉克的經濟轉型跟先前實驗的國家不同。90年代里，所有小心翼翼、努力不要讓“自由貿易”看起來像帝國主義侵略計劃的做法，現在全被拋棄。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仍有輕裝版的自由貿易，還有刻意保護的談判，但是如今也有不需代理人或傀儡的重裝版自由貿易，直接在先發制人攻擊的戰場上為西方跨國公司抓取新的市場。

　　主張“模范”理論的人現在宣稱，他們的戰爭就是在這個地方出了嚴重問題，如同斐爾在2006年下半年所說的：“根本錯誤是把布雷默送到伊拉克。”弗魯姆同意，華盛頓應該在“伊拉克的重建上，安排某個伊拉克人”。結果華府卻把布雷默派去，讓他住在薩達姆的藍綠色圓頂共和宮，接收國防部用電子郵件發來的貿易與投資規章，打印出來，簽署之后，用命令強加在伊拉克人身上。布雷默不是沉默的美國人，不是在幕后操縱布局的人，他有著美洲最熱門電影明星的模樣，喜歡新聞記者，似乎有意炫耀他宰制伊拉克人的絕對權力，喜歡搭乘閃亮的黑鷹直升機在伊拉克來回視察，身邊由黑水公司提供的美國私人安全傭兵保護，總是穿著已成他象征的固定服裝，也就是布魯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筆挺的西裝和米色的天柏嵐 (Timberland)皮靴。皮靴是他兒子送他到巴格達上任的禮物，還附了一張卡片寫道： “去踢那些人的屁股，老爹。”

　　布雷默自己承認對伊拉克一無所知，他告訴過一位訪問他的人說：“我一直住在阿富汗。”然而，無知并不要緊，因為他只要搞清楚一件事就夠了：他在伊拉克的核心任務是災難資本主義。

　　2001年9月11日，他擔任保險巨擘馬殊集團(Marsh & McLennan)總經理兼“高級政治顧問”。這家公司在世貿中心雙子星大樓的北大樓設有辦公室，并在攻擊中遭到摧毀。最初幾天，公司700名員工不知所終，最后證實有295人死亡。正好一個月之后，就是2001年的10月11日，布雷默創立危機顧問公司(Crisis Consumng Practice)，這是馬殊集團的新設單位，專門協助跨國公司為可能的恐怖攻擊和其他危機做好準備。布雷默接著宣揚他在里根政府期間擔任反恐無任所大使的經歷，提供顧客完整的反恐服務，從政治危機保險到公關都包括在內，甚至建議客戶應該囤積什么東西。

　　布雷默早早打進國土安全產業，對他的伊拉克任務來說是理想的準備，因為布什政府采用在9·11事件中首創的反應方式來重建伊拉克：也就是把戰后的伊拉克，當成一個令人興奮、充滿隨心所欲、毫無限制、可以賺到驚人暴利的首次公開募股(IP0)。因此布雷默雖然可能踩到了很多人的痛腳，但他的任務卻絕對不是要爭取伊拉克的民心，而是要讓伊拉克準備好，以便推出伊拉克公司。從這種角度來看，他最初惡意十足的決定顯然有著清楚的邏輯一貫性。

　　布雷默取代小心翼翼的加納(Jay Gamer)將軍，成為美國在伊拉克的首席特使。他在伊拉克的最初四個月里，幾乎把所有的時問都放在經濟改革上，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加起來等于古典芝加哥學派的休克治療方案。美國侵略伊拉克前，伊拉克經濟靠著國家石油公司和200家國有企業支撐，這些公司生產伊拉克的民生基本物資，也生產工業所需要的原料，包括水泥、紙張和食用油。布雷默履新后的下一個月，宣布這200家公司必須立刻民營化，“把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交到民間手中，對伊拉克的經濟復蘇至為重要”。

　　接著布雷默推出新的經濟法令，為了吸引新外國投資人參與民營化拍賣，并在伊拉克建設新工廠和零售通路，他制定了一套激進的法令，《經濟學人》用溢美的辭藻，說這是“外國投資人和捐助機構在發展中市場夢寐以求的東西”。有一項法律把伊拉克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從大約45%，一律降為l5%(直接從弗里德曼的作業手冊中拷貝過來)。另一項法令容許外國公司擁有百分之百的伊拉克資產：這樣是為了預防俄羅斯的慘劇再度發生，以免絕佳的資產都落入當地黑道大亨手中。更好的是，投資人可以把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全部匯出去;不必轉投資，也不用繳稅。這項法令也規定，投資人可以簽署期限長達40年的租約與合約，到期后可以續約，這點表示未來的民選政府必須承受占領軍政府簽署的合約。華盛頓沒有動手的一個領域是石油業，因為伊拉克顧問警告說，在伊拉克政府就任前，把國家石油公司民營化的任何舉動，或是宣稱擁有未開發石油蘊藏的所有權，會被伊拉克人視為戰爭行為。但是臨時政府卻從伊拉克國家石油公司，拿走了價值200億美元的收入，隨心所欲地花掉。[2]

　　白宮極為重視為嶄新的伊拉克經濟揭開序幕，因此決定在占領初期推出嶄新的貨幣，這點在運送作業上是重大任務。英國得利來公司(De La Rue)負責印制，鈔票由機隊運來，用裝甲車輛和貨車送到全國，至少跑了1000趟;這時，一半的人民仍然沒有水可喝，交通信號故障，犯罪猖獗。

　　雖然執行這些計劃的人是布雷默，優先事項卻直接由最上層決定。拉姆斯菲爾德在參院委員會作證時，描述布雷默的“全面改革”是創制“自由世界最開明、最誘人的租稅與投資法律”。投資人起初似乎很欣賞這方面的努力。幾個月內，就傳說麥當勞要在巴格達市區開店，這是伊拉克加入全球經濟的終極象征;喜達屋豪華旅館(Starwood)投資的資金幾乎已經到位，通用汽車計劃在伊拉克新建一座汽車廠。在金融方面，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銀行匯豐集團(HSBC)取得合約，要在伊拉克全境開設分行，花旗集團宣布計劃，要對伊拉克未來的石油銷售，提供巨額的貸款保證。殼牌、英國石油、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和俄羅斯的魯克石油(Lukoil)等石油業巨擘都進行試探性的接觸，準備簽署合約，要訓練伊拉克公務員最新的開采科技和管理模式，相信自己的時代很快就會到來。

　　布雷默的法律意在創造能夠激發投資熱潮的環境，但這些法律不完全是原創的，它們只是先前休克治療實驗中所用法律的加速推動版。但光是等待法律生效，并不能讓布什的災難資本主義內閣滿意。伊拉克的實驗進入了大膽的新領域，就是把侵略、占領與重建變成令人興奮、完全民營化的新市場。這個市場就像國土安全體系一樣，是利用龐大的公共資金創造出來的。光是為了啟動重建熱潮，動用的資金就包括美國國會撥出的：380億美元、其他

　　國家提供的1 50億美元，以及200億美元的伊拉克石油收入。

　　初期投資數十億美元的方案宣布后，論者以贊賞的角度將之與馬歇爾計劃相提并論。布什也援用這種比喻，宣布重建是“馬歇爾計劃以來最大的同類財務投資”。布什也在占領伊拉克的頭幾個月里，在電視轉播的演說中宣稱：“美國以前完成過這種任務，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我們協助振興戰敗國日本和德國，而且在他們建立代議政府時，跟他們并肩作戰。”

　　然而，撥用在伊拉克重建上的數十億美元資金最后去向如何，卻跟布什引用的歷史毫無關系。根據原始的馬歇爾計劃，美國企業因為輸送機具和食物到歐洲而獲益，但是馬歇爾計劃的目標很清楚，是要協助受到戰爭蹂躪的國家經濟復蘇，變成自給自足的市場，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培養能夠資助國內社會服務的稅基：最后的結果很明顯，今天德國和日本的混合型經濟就是證明。

　　事實上，布什內閣推動的是反馬歇爾計劃，幾乎在大家所能想象的每一方面，都跟馬歇爾計劃正好相反。這個計劃從一開始，就保證會進一步傷害伊拉克已經嚴重受創的工業部門，造成伊拉克的失業率飛躍上升。馬歇爾計劃禁止外國公司投資，避免外國公司利用這些國家的脆弱狀態，布什的計劃卻全力吸引美國企業(只剩下幾根骨頭，丟給參加“志愿聯盟國家”的公司)。這個計劃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原因是在“美國優越、伊拉克差勁”的露骨種族主義想法支持下，竊占伊拉克的重建資金，而不只是常見的邪惡“貪腐”和“沒有效率”而已。

　　伊拉克工廠完全沒有收到這些錢，因此不能重新開張、奠定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本地創造就業機會、資助社會安全網。在這個計劃里，伊拉克人幾乎完全沒有地位。大部分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負責發包的這些聯邦政府合約，就像是某種盒裝的國家組件，在弗吉尼亞州和德州設計，然后在伊拉克組裝。就像臨時政府一再宣稱的，整個計劃是“美國人民送給伊拉克人民的禮物”，伊拉克人只要把盒子拆開就成了。組裝過程中，甚至不需要工資低廉的伊拉克勞工，因為哈利伯頓、貝泰和加州的工程業巨擘柏誠公司 (Parsons)等美國大包商，寧可進口他們認為比較能夠控制的外國勞工。伊拉克人再度變成又驚又怕的旁觀者，首先被美國的軍事科技震懾，接著又被美國的工程與管理能力震懾。

　　臨時政府員工甚至美國政府員工的作用，就像國土安全部門產業一樣，越來越不重要。布雷默的手下只有1500人，卻要統治幅員廣大、人口2500萬的國家。相形之下，哈利伯頓在這個地區就有5萬個員工，其中很多人都是當了一輩子公務員后，受到民間部門高薪吸引轉業的人。

　　政府力量微弱、民間企業力量強大，再度反映布什內閣利用伊拉克的重建(布什內閣可以完全控制重建，在國內卻不能完全控制聯邦政府官僚機構)實施完全外包、政府空洞化的構想。布什政府認為，伊拉克的政府功能中，沒有一種功能“重要”到不能發交給包商辦理，最好能夠交給向共和黨提供資金，或是在競選時能夠供應體面工作人員的包商。布什政府常用一句老話，規范參與伊拉克重建的外國勢力所有層面：如果任務能夠交給私人企業，一定要由私人企業完成。

　　因此，法律可能是由布雷默簽署生效，經濟的設計與管理卻由民間會計師負責。大型國際會計與顧問公司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旗下的畢博公司(BearingPoint)取得2.4億美元的合約，負責在伊拉克建立“市場導向的制度”;這份合約有107頁，提到“民營化”51次，原始合約大部分是由畢博公司草擬。智庫獲得發揮智力的工作，英國的亞當·斯密研究所 (Adam Smith Institute)得到協助伊拉克公司民營化的合約。民間保安公司和國防包商負責訓練伊拉克的新軍隊和警察：例如戴恩(Dyncorp)、文奈爾(Vinnell)和凱雷集團旗下的USIS。從事教育事業的公司負責草擬后薩達姆時代的課程、印制新教科書：華盛頓的管理與教育顧問業者首創公司 (Creative Associates)，贏得價值超過1億美元的合約，負責這些事情。[3]

　　同時，切尼在伊拉克采用哈利伯頓公司在巴爾干半島開創的模式，也就是把基地變成哈利伯頓式迷你城市，只是規模變得更大。哈利伯頓除了負責興建和管理全伊拉克的軍事基地，綠區從一開始就是哈利伯頓管理的城市國家，從道路維修、害蟲防治到電影院和迪斯科之夜，一切事情都由哈利伯頓公司負責。

　　聯軍臨時政府的人力實在太少，無法監督所有包商，此外，布什政府認為，監督是可以外包辦理的非核心功能。因此以2850萬美元的代價，聘請科羅拉多工程與營建業者西圖集團(CH2M Hill)和柏誠公司合組的合資企業，監督另外四家大包商。連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的工作都民營化，以價值4.66億美元的合約，發包給北卡羅來納州的三角研究公司(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但是三角研究公司到底有什么資格能夠在穆斯林國家建立民主制度，卻一點也不清楚。該公司的伊拉克分公司經營階層主要是高級的摩門教徒，比如像是梅菲爾德(JameS Mayfield)，他告訴自己在休斯敦的教會，認為應該可以說服穆斯林擁抱《摩門經》，讓他們認為《摩門經》與先知穆罕默德的教義相容。他在發回國的電子郵件中，想象伊拉克人會替他豎立雕像，把他視為伊拉克“民主之父”。[4]

　　這些外國公司空降伊拉克之時，伊拉克200家國營企業則因為長期缺電而動彈不得。伊拉克過去擁有中東最先進的工業經濟，現在伊拉克最大的企業在自己國家的重建工程中，連小小小包商的合約都拿不到。伊拉克企業若要參與這股淘金潮，便需要緊急發電機和一些基本維修材料;以哈利伯頓把軍事基地蓋成像美國中西部郊區的速度來看，這些需要應該都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伊拉克工業部的陶菲格告訴我，他一再提出供應發電機的請求，指出伊拉克17家國營水泥廠具有優勢地位，能夠供應重建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也能夠為數萬伊拉克人創造就業機會。結果這些工廠什么東西都沒有拿到：沒有得到合約，沒有拿到發電機，沒有得到任何幫助。美國公司像進口勞工一樣，喜歡用高達十倍的價格，從外國進口水泥。布雷默發布的經濟命令當中，有一條命令特別規定不準伊拉克中央銀行融資國有企業(這件事好幾年后才有人報道)。陶菲格告訴我，這等于聯合抵制伊拉克工業，并不是因為實際的理由，而是基于意識形態。他說，負責決策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相信公共部門”。

　　伊拉克民間公司無法跟越過開放邊界、蜂擁而來的進口產品競爭，因而紛紛倒閉，布雷默的幕僚卻沒有說什么安慰的話。布雷默的副手弗萊合 (Michael Fleischer)在伊拉克企業家的一次聚會中，證實伊拉克企業面對外國競爭，的確會有很多公司倒閉，不過這正是自由市場美好的地方。他雄辯滔滔地問：“你們會被外國企業打倒嗎?答案要看你們自己而定，只有最優秀的伊拉克企業會生存下來。”他的話像蓋達爾一樣，據報道，蓋達爾談到俄羅斯中小企業因為休克治療而倒閉時說：“這又怎么樣?半死不活的就該死。”

　　現在大家都很清楚，布什的反馬歇爾計劃完全沒有達成原來的目的。伊拉克人不把企業重建當成“禮物”，大部分人認為這是現代版的搶掠;美國企業的速度與效率不但沒有讓任何人覺得驚奇，反而把“重建”的字眼，變成像伊拉克工程師所說的“沒有人笑得出來的笑話”。每一次錯估形勢都造成反抗的水平升高，外國軍隊則用鎮壓對付，最后使伊拉克淪落成暴力橫行的地獄。根據大部分可信的研究顯示，到2006年7月，伊拉克戰爭已經奪走65.5萬名伊拉克人的生命，要是美國不侵略或占領，這些人都不會犧牲。

　　2006年11月，退休美國陸軍軍官彼得斯(Ralph Peters)在《今日美國報》上寫道：“我們的確給伊拉克人獨一無二的機會，讓他們建立法治的民主制度，但是伊拉克人寧可沉迷于舊有的仇恨，懺悔式的暴力、種族偏執和貪腐文化中。看來懷疑論者說對了：阿拉伯社會不能支持我們所知道的民主制度。什么樣的人民，就會有什么樣的政府……暴力造成巴格達街頭血跡斑斑，不但是伊拉克政府無能的象征，也象征在有組織人類行為的任何領域中，阿拉伯世界完全無法進步，我們看到了文明的崩潰。”彼得斯雖然特別魯莽，很多西方觀察家卻得到同樣的結論：都是伊拉克人的錯。

　　但我們不能把侵略與占領伊拉克，跟吞噬伊拉克的教派分裂與宗教基本教義分開來看。雖然在戰爭之前，這些力量的確已經存在，卻比美國把伊拉克變成震撼實驗場前微弱多了。大家應該記住，2004年2月，美國侵略伊拉克11個月后，牛津國際研究公司(Oxford Research Intemational)的民調發現，大部分伊拉克人希望擁有世俗化的政府，只有21%的受訪者贊成“伊斯蘭國家”的政治制度，只有14%的人把“宗教政治人物”列為自己偏愛的政治人物。六個月后，占領進入比較暴力的新階段，另一項訪調發現，70%的伊拉克人希望以伊斯蘭法律作為國家的基礎，至于教派之間的暴力，在占領的第一年里，幾乎從來沒有聽過。第一件重大事故，也就是2004年3月阿舒拉節(Ashoura)期間，什葉派清真寺遭到炸彈攻擊，也是美國侵略一整年后的事情。毫無疑問的，占領深化并點燃了這些仇恨。

　　事實上，今天所有撕裂伊拉克的力量，包括猖獗的貪腐、兇殘的教派主義、急劇上升的宗教基本教義和行刑隊的殘暴，全都跟著布什反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同步升高。薩達姆遭到推翻后，伊拉克迫切需要修補裂痕、重新統一，而且應該這樣做。這個過程只能由伊拉克人領導，然而，伊拉克就在這種危險時刻，轉型變成割喉競爭的資本主義實驗場，這種制度造成個人和小區互相傾軋，剝奪了數十萬人的工作和生計，而且用外國占領人員的免責權，取代了正義的追求。

　　現在伊拉克這么悲慘，不能簡單歸咎于布什的無能和任用親信，也不能簡單歸咎于伊拉克人的教派主義或部落主義。這是確確實實的資本主義災難，是戰后貪婪徹底解放造成的噩夢，是因謹慎而忠實執行不受限制的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造成的“徹底失敗”。至于伊拉克的“內戰”問題和侵略行動背后最核心的政商財團主義計劃之間有何關聯，還無法詳述，只能初步討論。我認為這個過程是意識形態回過頭襲擊釋出這種意識形態的人，是意識形態的反彈。

　　大家最清楚的反彈案例是布雷默第一個重大行動造成的，也就是解雇大約50萬名國有事業員工，其中大部分是軍人，但也包括醫生、護士、教師與工程師。這項行動叫作“去除復興黨行動”，本意原是要清除政府中效忠薩達姆的分子。毫無疑問的，這是動機之一，卻不能說明為什么裁員規模這么大，對整個公共部門的攻擊這么兇狠，懲罰不是高官的一般勞工。

　　這場整肅很像智利的皮諾切特接受弗里德曼建議，推動休克治療計劃，刪減政府支出25%，還附帶對公共部門進行攻擊。布雷默毫不隱瞞他對伊拉克“斯大林式經濟”的反感，他用這個名詞形容伊拉克國營公司和眾多規模龐大的政府部門，而且他也不欣賞伊拉克工程師、醫生、電機人員和道路興建工人的專業技術與累積多年的知識。布雷默知道大家對失業會很生氣，但是他的回憶錄說得很清楚，他并沒有想到突然切掉伊拉克的專門職業階級，會使伊拉克的國家機構無法繼續運作，因而妨礙他自己的任務。這種盲動跟反薩達姆的心態無關，完全是基于對自由市場的狂熱。只有極度偏向認定政府完全只是負擔、公共部門員工全是廢物的人，才可能做出布雷默這樣的抉擇。

　　這種意識形態的盲目，毫無疑問造成了三種沖擊：將技術人員調離現職因而破壞了重建的可能性，削弱了世俗伊拉克人的聲音，助長了憤怒人民的反抗。幾十位美軍和情報部門高級官員承認，布雷默解散的40萬士兵中，很多人直接參與新興的反抗運動，就像海軍陸戰隊上校韓姆思(Thomas Hamnles)所說：“現在你搞出幾十萬個擁有武器的人(因為他們帶著武器回家)，這些人知道怎么使用武器、前途茫茫、又有理由對你生氣。”

　　同時，布雷默做出典型的芝加哥學派決定：大開邊界，無限制開放進口，又允許外國公司擁有百分之百的伊拉克資產。這觸怒了伊拉克的企業階級，很多人的反應是用自己剩下的極少數收入來資助反抗運動。調查記者葛蘭姆(Patrick Graham)在遜尼三角地區(Sunni Triangle)采訪第一年的伊拉克反抗運動后，在《哈潑雜志》(Harper’s)上寫道：“新的外國投資法律容許外國企業幾乎不花什么錢就買斷很多工廠，觸怒了伊拉克企業家，因為外國產品蜂擁而人，他們的收入暴跌……這些企業家知道，暴力是他們唯一的競爭優勢，這是很簡單的事業邏輯：伊拉克的問題愈多，外國人就愈難打進來。”

　　白宮決心預防未來的伊拉克政府改變布雷默的經濟法令，引發了更多意識形態反彈;從國際貨幣基金發布第一項“結構調整”計劃以來，就一直用方法“鎖住”危機初期做的改革。從華盛頓的觀點來看，布雷默的法律是世界上最開明的投資法令，如果伊拉克政府能夠在幾個月后掌權且改寫這些法令，那實在沒什么道理。因為布雷默大部分的法令處在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布什政府的解決之道是為伊拉克制定新憲法，而且下定決心，不惜流血，也要完成任務：首先是制定臨時憲法，鎖住布雷默制定的法律，接著是制定永久憲法，希望達成同樣的目的(卻失敗了)。

　　很多法律專家對華府一心一意制憲深感困擾。表面上，伊拉克沒有迫切的需要，不必從頭制定新憲法，伊拉克1970年制定的憲法雖然遭到薩達姆漠視，但還相當合用，而且伊拉克有其他更為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制憲過程是任何國家(就算是承平時期)可能遭遇到的最痛苦過程，會使每一種緊張、對立、偏見和潛在的不滿浮上表面。把這種過程強加在后薩達姆時代分裂而破碎的伊拉克(還強加兩次)，大大提高了國內產生紛爭的可能性，各種談判造成的社會鴻溝根本無法彌補，甚至可能造成國家分裂。

　　很多伊拉克人認為，布雷默把伊拉克200家國營公司民營化的計劃，和取消所有貿易限制一樣，是美國發動的另一場戰爭。工人都知道，要讓這些公司吸引外國投資人，高達三分之二的勞工一定會失業。我在伊拉克一家大型國營公司聽到一個故事，這公司擁有七座生產食油、香皂、洗碗精和其他基本物資的工廠，讓我深深了解宣布民營化制造了多少新的敵人。

　　我到巴格達市郊的這座廠區采訪時，碰到了馬穆德(Mahmud)。馬穆德很有自信，才25歲，留著干干凈凈的胡子。他說，美國占領伊拉克六個月后，他和同事聽說有個計劃要賣掉他們的工作場所，都“深感震驚，如果民間部門買下我們的公司，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裁員，以便賺錢。我們會被迫淪落到很悲慘的命運，因為這座工廠是我們唯一的謀生方法”。包括馬穆德在內的1 7位工人，對未來深感驚恐，就到經營階層的辦公室跟一位經理人爭執，接著打起架來，有一位工人打了經理人，經理人的保鏢對工人開槍，然后把槍口對著他。他在醫院里住了一個月，幾個月后，發生了更多暴力事件。經理人和他兒子上班途中遭到槍擊，受到重傷。我們的會晤結束時，我問馬穆德說，如果工廠不顧他們的反對，還是要賣掉，會有什么結果。他和善地笑著說： “有兩個選擇，不是我們把工廠放火燒成平地，就是我們自己到工廠里炸得粉身碎骨，但是工廠絕對不會民營化。”這是眾多初步警告之一，警告布什團隊絕對高估了自己用休克手段讓伊拉克人屈服的能力。

　　華盛頓的民營化美夢還有另一個障礙，就是支撐占領本身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臨時政府因為排斥所有跟國家有關的東西，聯軍臨時政府用極度不足的人力和資源，從綠區發號施令，推動野心勃勃的計劃，尤其是在面對馬穆德之類工人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施政。誠如《華盛頓郵報》記者錢德拉賽卡蘭說的一樣，臨時政府的組織空有骨架，只指定了三個人負責推動伊拉克國營工廠民營化的艱巨任務。一位東德來的代表建議這三位孤零零的職員說： “你們根本不必開始。”東德出售國家資產時，指派了8000人負責推動計劃。簡單地說，臨時政府本身就太過于民營化，無法讓伊拉克民營化。

　　問題不只是臨時政府人力不足，而且這些人力都缺乏對公共部門的基本信念，缺乏信念完成從一無所有重建國家的復雜任務。誠如政治學家伍爾夫 (Michael wolfe)所說：“保守派無法好好治理，原因跟素食者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紅酒燉牛肉一樣，如果你認為自己被迫做不該做的事，那就不可能把任務做好。就統治而言，保守主義是災難的代名詞。”

　　伊拉克的情形確實是這樣，很多人都說臨時政府中的美方官員年輕、沒有經驗;事實上，一群20來歲的共和黨員擔負重要職務，監督伊拉克130億美元的預算。毫無疑問，這批所謂的童子軍成員太過年輕，不過這還不是他們最大的毛病。這些人不只是隨隨便便由政治任命的親信而已，而是美國針對所有凱恩斯主義遺跡進行反革命的先鋒部隊，其中很多人都跟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有關，這個基金會從1973年創立以來，就一直是弗里德曼主義的大本營。因此不管他們是22歲跟著切尼的實習生，還是六十好幾的大學校長，他們在文化上，都對政府和統治反感，這種反感在他們國內廢除社會安全制度和公共教育系統時很有用，但實際上要建立已經遭到摧毀的公共制度時卻毫無用處。

　　事實上，很多人似乎認為這種過程沒有必要。負責重建伊拉克醫療保健制度的哈夫曼(James Haveman)，在意識形態上極為反對免費的公共醫療，以致他在這個小孩死因70%為腹瀉之類疾病的伊拉克、在早產兒保育器是用防水膠帶黏在一起的伊拉克，卻決定他最優先的任務是讓藥品流通系統民營化。

　　綠區缺乏有經驗的公務員不是一項疏忽，而是意味著從一開始，占領伊拉克就是政府空洞化的激進實驗。等到一輩子在智庫里紙上談兵的人抵達巴格達時，重建最重要的任務已經全部發包給哈利伯頓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等公司。綠區的人身為公務員，工作只是管理零用金，負責把包在收縮膜里的整迭百元大鈔發給包商。這種情形鮮明地顯示出政商財團主義國家可接受的政府角色：就是像輸送帶一樣，把公款輸送到民間手中;要做這種工作靠的是意識形態的堅定信念，遠比豐富的現場經驗來得重要。

　　美國堅持伊拉克采用嚴格的自由市場制度，不準有國家補貼，也不準有貿易保護，之所以會讓伊拉克人這么生氣，這種不停的輸送帶角色是原因之一。弗萊合對伊拉克企業家演講時解釋說：“接受保護的企業永遠、永遠不會有競爭力。”然而，哈利伯頓、貝泰、柏誠、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三角研究公司、黑水和所有在伊拉克占重建便宜的美國公司，都是龐大保護主義幫派的一員;美國政府用戰爭替他們開創市場，甚至禁止他們的對手加入競爭，然后付錢請他們工作，同時保證利潤，而且利潤全都是納稅人出的錢。弗萊舍面對這種諷刺的狀況，似乎完全不受影響。芝加哥學派圣戰的核心目的是瓦解新政形成的國家福利制度，現在他們在這種政商財團主義新政中贏得了最后勝利，形成比較簡單、比較赤裸裸的民營化形式，甚至不必把大筆的資產移轉出去，只要直接讓企業大吃特吃國家的資金，不必投資，不必負責任，還有像天文數字般的利潤。

　　這種雙重標準具有爆炸性，但同樣深具爆炸性的是有系統地把伊拉克人從重建計劃中排除。大部分伊拉克人經歷了禁運和侵略的痛苦，自然認為自己有權從國家的重建中得到好處：不只是從最后結果得到好處，而且要從過程創造的就業機會中得到好處。數以萬計的外國勞工擁進伊拉克，為外國包商工作，這在伊拉克人看來就是侵略的延伸。這樣不是重建，而是用不同方式偽裝的毀滅：徹底消滅伊拉克人引以為國家光榮、又跨越教派的強大本國工業。布雷默統治期間，美國資助的重建工程只雇用了1.5萬名伊拉克人，數字低得驚人。我和伊拉克裔美國人席多(Nouri Sitto)在綠區見面時，他告訴我：“伊拉克人認為，所有這些合約都流進外國人手中，這些外國人引進自己的安全警衛和所有工程師，我們被人認為只是旁觀者，你還期望什么?”席多搬回巴格達，協助臨時政府重建，但是他不愿意說空話。“經濟是恐怖主義和不安全最大的原因。”

　　大部分暴力直接針對外國公司，還有這些公司的工程與員工;有些攻擊顯然來自以擴大混亂為指導原則的伊拉克國內勢力，例如基地組織。然而，如果從一開始，一般伊拉克人就把重建視為全國計劃的一環，或許他們會像捍衛自己的小區一樣捍衛重建計劃，惹是生非的人想達成目的就會困難多了。

　　布什政府原本只要規定接受美國稅款的公司必須進用伊拉克人推動工程，也可以直接把很多工作包給伊拉克公司。實際上，布什政府好幾年里都沒有采用這種常識性的簡單做法，因為這樣做跟他們的基本策略沖突，無法把伊拉克變成新興市場經濟泡沫;每個人都知道，泡沫不是依靠規定和管制而膨脹起來的，沒有法規才能讓泡沫膨脹。因此，包商打著速度與效率的旗號，可以隨心所欲雇用任何人、隨心所欲向任何國家進口、隨心所欲把工程轉包給任何公司。

　　如果在美國侵略后半年內，貝泰公司的水管可以送來干凈飲水，家里有奇異生產的電燈照明，病弱的人在柏誠公司新建的醫院里得到治療，街頭有戴恩公司訓練的警察巡邏，很多公民(不過并非所有公民)應該會壓下被排除在重建過程外而產生的怒火。但是這些事情都沒有做到，早在伊拉克反抗勢力開始有系統地以重建工地為目標前很久，情形就很清楚，在這么龐大的政府工程中，應用自由放任原則是一場大災難。

　　外國公司免于所有法律規章的約束，大致上可以豁免刑事起訴，掌握保證可以收回成本、賺到利潤的合約，因此這些包商的所作所為根本就可以預料到：他們拼命詐欺。伊拉克人稱為“頭頭”的大包商，進行復雜的轉包計劃，在綠區、甚至在科威特市或安曼(Amman)設立事務所，然后轉包給科威特公司，科威特公司再轉包給沙烏地人，沙烏地公司發現形勢變得太危險時，終于以合約價值的幾分之一，轉包給伊拉克公司。民主黨眾議員多爾根 (Bvron Dorgan)以巴格達一件空調設備合約為例，指出上述的轉包關系：“合約轉到小包商手里，再轉到另一個小包商手里，經過四層轉包，空調設備合約的價款變成付給四層小包商，第四層小包商最后在房間里裝上電扇。不錯，美國納稅人付出冷氣機的價格，錢經過四次轉手后，像冰塊在房間里移動一樣，結果是伊拉克某間屋里裝了一架電扇。”更重要的是，伊拉克人在這段過程中，看著援助資金被人盜用，國家卻備受煎熬。

　　2006年11月，貝泰公司打包離開伊拉克時，把自己無法完成工程的原因歸咎于“過重的暴力包袱”。但是早在伊拉克武裝反抗造成情勢緊張前很久，貝泰公司就已經違約。從重建的第一批中小學起，便招致當地居民不滿。2004年4月初，伊拉克陷入暴亂狀態前，我參訪巴格達中央兒童醫院(Baghdad Central Children’s Hospital)，這家醫院理當由另一家美國包商重建完畢，但是走廊上有很多裸露的污水管，沒有一個馬桶可以用，負責維修的工人非常窮，窮到沒有鞋子穿，他們是小小小包商，就像在自家廚房桌上縫制衣服的婦女，其實是沃爾瑪百貨(Wal-Mart)的小小小小包商。

　　詐欺行為持續了三年半，一直到所有負責重建的美國大包商撤出伊拉克為止，他們領走了幾百億美元，大部分工程卻沒有完成。柏誠公司得到1.86億美元，要興建142所衛生診所，最后只完成了6所。甚至大家當成重建成功題材的工程都遭到質疑，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2007年4月，美國檢察官到伊拉克調查美國包商完成的八項工程，其中有一所婦產科醫院、一套凈水系統，卻發現“七項工程都已經不能如同當初的設計運作”。《紐約時報》也報道，2007年伊拉克電力網的發電量遠低于2006年。到2006年12月為止，所有主要重建合約接近結束時，司法部總檢察長調查87件美國包商在伊拉克涉嫌詐欺的案子，發現占領期間貪腐橫行不是管理不當的結果，而是政策決定的結果，因為如果要把伊拉克當成狂野西部資本主義的新邊疆，就必須免除所有法律的約束。

　　布雷默的臨時政府不會努力阻止各種弊案、附帶交易和騙局，因為臨時政府本身就是騙局。臨時政府雖然號稱是美國占領當局，但是除了名義之外，臨時政府是否具有占領當局的特性卻不清楚。惡名昭彰的卡斯達公司 (Custer Battles)貪腐弊案爆發后，審理法官清晰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兩位舊員工出面舉發，使這家保安公司遭到起訴，罪名是履行臨時政府核發的重建合約(主要是巴格達國際機場的工程)涉嫌詐欺，詐騙美國政府數百萬美元。這個案子的根據是公司內部文件清楚顯示該公司做兩本賬，一本是自己的內賬，另一本是向臨時政府請款用的賬目。退休準將譚特(Hugh Tant)作證時指出，這件詐欺案“很可能是我在軍方服役30年來見過最惡劣的案子”。(卡斯達公司涉嫌的很多違法行動中，據說有一件是盜用伊拉克擁有的機場堆高機，將它們重新油漆，然后向臨時政府請領租用堆高機的費用。)

　　2006年3月，弗吉尼亞州一位聯邦法官做出對該公司不利的判決，判定該公司犯了詐欺罪，勒令該公司繳交100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這家公司于是拿出一份泄露內情的辯詞，要求法官推翻判決，宣稱臨時政府不是美國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不受美國的法律管轄，包括不受美國的《虛假申報法案》 (False Claims Acf)約束。這份辯詞的意義很重大：布什政府已經豁免在伊拉克營業的公司，使他們不受伊拉克法律約束;如果臨時政府也不受美國法律約束，就表示包商完全不受任何法律約束：不論是美國還是伊拉克的法律。這次法官的判決對該公司有利：他說，有很多證據顯示，卡斯達公司對臨時政府“詐欺性地虛增發票金額”，但是他裁定原告“未能證明這些請款是對美國政府提出”。換句話說，在伊拉克經濟實驗的第一年里，美國政府在伊拉克只不過是個幻影：伊拉克沒有政府，只有一個漏斗把美國稅款和伊拉克石油收人轉給外國企業，完全無法可管。這一來，伊拉克變成了代表反國家反革命最極端的體現，變成了空洞的國家，就像法院的最后判決，伊拉克是空無一物的地方。

　　臨時政府把幾十億美元轉交給包商后，也解散了，原來的職員回歸民間部門。弊案爆發時，沒有一個人留下來為綠區可怕的記錄辯護，但是伊拉克人卻感受到喪失幾十億美元的切膚之痛。貝泰公司宣布撤出伊拉克一周后，伊拉克電力部一位工程師說： “現在的情況糟糕多了，雖然美國公司簽訂了金額驚人的合約，情況似乎沒有改善。”莫蘇爾(Mosul)一位出租車司機問道：“什么重建?我們今天得喝沒有經過處理的水，水廠是幾十年前蓋的，從來沒有維護過，電力一天只供應兩小時，我們現在退步了，因為沒有瓦斯，我們現在都到森林里找柴火來煮飯。”

　　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教派沖突興起，是最致命的反彈形式，也是重建徹底失敗的直接原因之一。占領者顯示自己無法提供包括安全在內的最基本服務，清真寺和地方民兵填補了虛空。年輕的什葉派教士薩德爾(Moqtada al-Sadr)，特別善于在巴格達到巴斯拉的什葉派貧民窟里，進行他自己特有的影子重建，吸引了忠誠的徒眾，也暴露出布雷默民營化重建的失敗。他初期利用信徒對清真寺的捐款，后來可能也利用伊朗的協助，設立很多中心，派出電工，修理電線和電話線，安排清運當地垃圾，裝設緊急發電機，推動捐血活動和指揮交通。他在占領初期說：“我發現了一個真空，沒有人填補真空。我能夠做什么，我就去做。”他也把在布雷默統治下沒有希望的伊拉克失業青年組織起來，發給他們黑色制服和生銹的卡拉希尼克夫步槍(Kalashn~kovs)，結果就是今天伊拉克教派戰爭中最有力的部隊曼迪軍(Mandi Army)，這些民兵也是政商財團主義留下來的負債：如果重建能夠為伊拉克人提供就業機會、安全和各種服務，薩德爾就不會有這種新使命，還擁有眾多的新信徒。結果，美國企業的失敗，奠定了薩德爾成功的基礎。

　　布雷默統治下的伊拉克，是芝加哥學派理論的必然下場：公共部門員工人數被減到最少，而且大部分是約聘員工，住在哈利伯頓蓋的城市國家里，任務是簽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草擬的對企業友善法律，把一袋又一袋的現金發交西方包商。西方包商靠著傭兵保護，自己躲在完全豁免法律追訴的保護網里，四周全都是憤怒的人民，人民逐漸轉向宗教原教旨主義，因為這是空洞化國家里唯一的力量來源。現在的伊拉克就像俄羅斯的幫派主義和布什的任用親信主義一樣，是五十年來推動世界民營化的圣戰所造成，這種產物不但沒有跟創造者斷絕關系，反而應該視為是背后意識形態最純凈的化身。

　　[1]侵略和占領伊拉克的主要角色當中，很多人都是當初要求俄羅斯進行休克治療的華府原班人馬：老布什制定后蘇聯時代的政策時，切尼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是國防部副部長，賴斯是老布什俄羅斯轉型的主要顧問。對這些要角和幾十位比較不重要的人來說，90年代俄羅斯的經驗雖然造成平民的悲慘處境，卻經常被當成伊拉克轉型可以仿效的模范。

　　[2] 其中約有88億美元經常被人稱為“伊拉克消失的數十億美元”，因為2004年這些錢消失在美國控制的伊拉克各部門之間，幾乎無影無蹤。2007年2月，布雷默在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里，為自己的監督不周辯護，他說：“我們的最優先事務，是恢復伊拉克的經濟活力，第一步是盡快把錢送到伊拉克人手中。”委員會質問布雷默的財務顧問、退休海軍上將奧利佛(DaVid Oliver)，問他消失的幾十億美元哪里去了，他回答說：“是，我了解，我是說這樣有什么差別?”

　　[3] 首創公司的員工、伊拉克裔美國人拉敏(Ahmed al-Rahim)解釋：“當初的構想是我們可以 制定出課程，直接送到伊拉克。”結果伊拉克人抱怨“美國搞的東西有些是不可接受的，全都報廢了”。

　　[4] 事實上，三角研究公司在好幾個城鎮阻止當地伊斯蘭政黨以民主方式取得權力，因此被趕出了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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