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9·11”后兩場耗資巨大的外部戰爭和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海軍既面臨國防開支壓縮的財政壓力，也面臨著新的外部形勢和挑戰。為應對內外形勢變化及挑戰，2010年以來，美國國防部及海軍相繼出臺了《美國2010年軍事戰略》、《四年防務評估》、《2010年海軍行動概念》、《2011 年海軍作戰部長指南》、《可持續的美國全球領導：21世紀國防戰略重點》(2012年1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闡釋未來數年美國海軍的發展規劃。綜合這些戰略性文件，美國顯然已開始對其海軍戰略進行重大調整。

　　一

　　從美國相繼出臺的多份官方戰略文件及美國海軍的活動中可以看出，近年來美國海軍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對其全球戰略進行了調整。首先，加快海軍的部隊轉型和能力建設，在全方位提高單位部隊的行動和作戰效率的同時，重點強化應對反介入作戰和信息戰的能力。《2010年海軍行動概念》反復強調海軍部隊的靈活性和可適應性，宣稱“獨立部署單位正更多地成為適合多種任務的最佳方案”，并進一步調整部隊結構，提出將標準建制的部隊分散，籌劃組建更多“按任務打造的部隊”。這些部隊可大可小，在和平時期部署于全球各地，執行各種任務，如海上安全、海上攔截、人道主義援助、幫助訓練友軍部隊等等，一旦有事則迅速集中，補充到常規編制的航母編隊或兩棲戰部隊之中。與此同時，美大力加強部隊的一體化建設，強調海軍各分支及與盟友間進行協同訓練、計劃、準備、行動、評估的重要性，要求各分散單位在情報、指揮、機動、后勤等方面采用共同的戰術、技術和程序。①如此一來，美國海軍就可以收放自如，既可以滿足在全球執行多種任務的需求，又能保證在特定區域具備可靠的戰斗力。在這一點上，其與美軍能力建設的發展目標相一致。2012年1月出臺的《可持續的美國全球領導》新國防戰略綱要強調：未來美軍將更小、更精簡，但更敏捷、更靈活、準備更充分、技術上更先進。②

　　在后勤保障能力方面，美軍繼續努力實現“海上基地”概念，即從海上部署、集結、指揮、投送、重組海上力量，而不依賴于陸上基地，并進一步提出了 “以海洋為機動空間”的目標。③為此，美軍一邊加緊研發、生產新型輔助艦只，提高戰場高速補給能力，一邊開始大規模采用新能源作為艦隊燃料，通過在常規動力艦只上安裝混合動力系統，或廣泛采用太陽能、潮汐能電氣設備，打造所謂“大綠色艦隊”。美海軍部長雷·馬布斯(Ray Mabus)表示，美軍將在2020年把生物燃料的消耗量減去一半。④“海上基地”的設想如果實現，無疑將賦予美軍更大的機動性和移動能力，增加其作戰半徑、持久力，并獲取相對于對手的更大優勢。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海軍對反介入作戰能力的重視。據統計，2010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里提及“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達34次之多，較2006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的18次有明顯增長。⑤新國防戰略綱要則更明確地將中國與伊朗并列，認為兩國及其他國家將繼續采用“非對稱手段” 對抗美國的力量投送能力，由此，美國有必要確保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下的有效行動能力。⑥因此，美軍積極進行有針對性的技術研發和武器系統升級，如大力發展無人武器系統。美軍提出，將無人系統擴展至作戰環境的所有領域(陸地、空中、水面、水下)，并使其不再從屬于有人系統，成為美軍部隊中具有獨立作戰能力的一個分支。⑦美國海軍還與空軍一道，積極研究“空海一體戰”新概念，闡釋如何將空軍和海軍部隊在所有行動領域(空中、海上、陸地、空間及網絡)的能力整合起來，應對反介入威脅。⑧美發展“海上基地”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保證美國海軍在敵對環境中能保持有彈性的海上后勤行動，并奪取制海權。此外，2010 年美國海軍還組建了專門從事信息戰的第十艦隊，標志著美軍對信息、網絡、空間在軍事行動中價值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⑨另據媒體報道，目前尚未公布的美國防部防衛計劃指針文件主張增加為進行大國間高端戰爭的軍事能力的投資，還稱國防部正計劃削減常規軍事行動和反叛亂行動的能力，壓縮軍隊規模，將更多投資用于對抗挑戰美在西太平洋力量投送能力的高端威脅，如中國正在開發的遠程武器。⑩

　　其次，調整造艦計劃，平衡艦隊結構。由于美國海軍多艘艦只將在2020年前后達到設計服役年限，能否通過有計劃的采購，順利實現新老艦只平穩過渡和升級換代，直接關系到美軍戰斗力和影響力。2006年2月，美國海軍向國會提交了30年造艦計劃，預計采購296艘各類艦船，將艦隊規模從當時的 285艘擴大至 313艘。而從2010年起，美國海軍著手對原定計劃進行了較大調整，主要內容包括：(1)將30年內采購艦船的總數削減至276艘，攻擊型潛艇、大型水面戰艦只、瀕海戰斗艦均有一定程度的削減，同時又將未來艦隊規模擴大至328艘，這意味著美軍打算通過延長部分艦只的服役年限來抵消采購數量不足的消極影響。(11)(2)取消一些艦種、武器的升級計劃，或轉向其他替代性方案。如：取消將于2026年達到服役年限的4艘制導潛艇的替換計劃;取消開發建造 19艘新型巡洋艦(CG(X))的項目，并終止開發新型驅逐艦DDG1000計劃，轉而重新啟動DDG51生產線，大幅增加伯克級(Arleigh Burke Class)驅逐艦，并繼續開展高級導彈防御雷達的研發;放棄新建一支主要用于高端沖突、具有強行突入能力的新型海上預置中隊(MPF(F))的打算，轉而增強已有的三個海上預置部隊的“海上基地”能力，使每個中隊都配有一艘大型中速滾裝貨輪(LMSR)，一艘T-AKE和一艘新型移動登陸平臺 (MLP)。(3)大幅增加聯合高速艇(JHSV)的采購數量。這是一種輕巧靈活、造價低廉的小型艦只，主要用于在戰場快速運送部隊和物資，或執行訓練盟友、海上安全、海上執法等一般性任務，其作戰能力較為有限，但用途非常廣泛。2006年美軍只打算建造3艘，而現在則猛增至21艘。(12)(4)相比其他艦種的大起大落，美軍擬建造的新一代福特級航母、弗吉尼亞級彈道導彈潛艇的采購數量基本保持穩定，分別為6艘和12艘。考慮到其極其高昂的造價，其采購數量保持穩定尤其具有重要意義。(5)從近期看，美軍采購力度最大的艦種為瀕海戰斗艦、支援艦、攻擊型潛艇和驅逐艦，計劃從2011-2020年分別采購 29艘、23艘、17艘、14艘，此外還有5艘兩棲戰艦艇、2艘航母、2艘戰斗補給艦和1艘彈道導彈潛艇。(13)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曾撰文指出，美國防務戰略的宗旨在于“平衡”，美國不能指望通過新增國防預算消除安全威脅，不能什么都買、什么都做，而必須設定優先次序，并考慮機會成本。(14)新的造艦計劃就反映了這種“平衡”的宗旨，照顧到了美軍在資源配置上的幾個重點需求：其一，從長遠講，優先確保最具有戰略威懾力的航母和彈道導彈潛艇的數量穩定和升級換代，以鞏固其在大規模、高端戰爭中的力量優勢;其二，優先確保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存在，以戰斗力稍弱但數量更多、用途廣泛的小型艦只取代能力更強但數量有限的大型艦種;其三，在近期，優先強化近岸作戰能力和海上反導系統的部署。

　　再次，在保持全球前沿存在的基礎上，重點加強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前沿存在是現代美國海軍的核心理念之一。在新形勢下，美國海軍并不打算放棄在全球的前沿存在，而是提出了“全球分布，區域集中”的主導思想。《2010年海軍行動概念》表示，將建造更多小型艦船，更多地采用輪換部署的方式，保持人員和資源前沿存在于海外廣泛地點，如巴林、古巴、迪戈加西亞、希臘、關島、意大利、日本、韓國、挪威、新加坡和西班牙，并稱這一全球布局保證了海軍及聯合部隊 “經濟的”部署、運用和維持。(15)

　　美海軍“區域集中”的重點無疑是西太平洋。事實上，早在2006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就要求調整美軍力量結構，將重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新國防戰略綱要再次強調，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與西太平洋、東亞直至印度洋、南亞地區的發展“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因此，美軍必須針對亞太地區重新平衡戰略部署。(16)時至今日，美國太平洋艦隊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最大艦隊，擁有180余艘艦船、近2000架飛機、12.5萬名軍人及文職人員，包括美國海軍一半以上的航母和約60%的潛艇部隊。(17)而按照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近日的說法，美海軍285艘艦只中的100艘航行于世界各地，其中約50 艘部署于西太平洋，且包括了最先進的軍機、巡洋艦、驅逐艦、反潛設備和精挑細選的海軍官兵。(18)而且，按照《2010年海軍行動概念》的要求，美軍將在西太平洋保持隨時可投入戰斗的一個航母編隊和一個兩棲編隊，并在西太平洋和阿拉伯灣之間再部署一個兩棲編隊定期往返調動，還將通過適當的訓練和維護程序，保證在30天內至少再有2艘、90天內再有l艘航母做好戰斗準備，用于重點地區。(19)此外，近年來美軍還加緊拓展其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而不再局限于東北亞地區。美國防部長帕內塔(Leon Panetta)在新加坡發表演講時表示，美國正采取諸多步驟，朝向建立一個“地理分布更廣泛、運行更有彈性、政治上更有持續性的亞太區域的防務存在。一個既維持我們在東北亞的前沿存在又增強美國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地位的部署方案”。(20)因此，2011年美軍不僅將數艘新型瀕海戰斗艦派往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永久駐扎，又宣布自2012年起，向澳大利亞達爾文港派駐250人的海軍陸戰隊，并在數年內擴大至2500人，以便在輪換基礎上與澳軍進行訓練、演習。美澳空軍也將加強合作，未來將有更多的美國戰機出入澳北部地區。此舉意味著美軍繼20世紀90年代從菲律賓蘇比克灣基地撤走后，再次獲得在南中國海附近的實質性據點。(21)

　　與此同時，美國海軍在其他地區則顯露出戰略收縮意圖。根據2010年國防部《四年防務評估》，在歐洲，美軍承諾確保其軍事存在，但重點僅限于部署海上反導系統;在中東、中亞和南亞，美國防部坦言，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使其在短期內優先保障在這些地區的前沿存在，而現在“是時候根據美國的中長期目標，重新考慮美國的戰略重點”;至于非洲和西半球，則只打算輪換派出有限部隊。(22)與之相比，新國防戰略綱要在戰略收縮上的調子有所下降，表示美軍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為其重新平衡在歐洲的軍事投入提供了戰略機會;在中東，將繼續優先考慮美國及其盟友在當地的軍事存在;在世界其他地區，美國將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創造性、低成本、小介入”的方式，增強伙伴國家能力。但無論如何，美軍將不再擴大到執行大規模、長期維穩行動的程度。美軍在全球的目標也不再是同時打贏兩場大規模局部戰爭，而是調整為在一個地區進行大規模行動，同時在另一地區有能力阻止對手實現其目標或使其面對 “難以接受的代價”。(23)

　　2010年3月，美國民間機構CNA公布了一項由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海戰一體化小組(Naval Warfare Integration Group， OPNAV N00X)委托研究的成果，其中提出了海軍全球部署的五種備選方案，并認為只有第一種和第二種方案能保證美國海軍在全球的影響力。前者將主力集中于西太平洋和波斯灣，強化高端戰爭能力，以航母集群、戰略核潛艇、攻擊型潛艇、宙斯盾系統為中心發展艦隊力量，同時削減兩棲部隊和低端艦種(如LCS)，將低端任務交由同盟國家完成。后者完全將主力集中于西太平洋，既發展航母集群、戰略核潛艇等高端武器，也不削減低端艦種;在其他地區則既減少航母集群的存在，又與盟友一道應對所謂“流氓國家”及各種非傳統威脅。(24)從以上各種跡象來看，美國可能正處于從第一方案向第二方案的轉型階段。

　　最后，加強國際合作，轉移防務負擔，注重增強盟友高端作戰能力。美國新出臺的各種政策文件反復強調國際合作的必要性，稱維持現有同盟并建立新伙伴關系是美國安全戰略的核心要素，美國“不能也不應嘗試”獨力應對各種安全挑戰。(25)此前，美國海軍也提出了“千艦海軍”設想，即建立一支以美國為主導，多國海軍、執法部門、港口、商業船舶共同參與的全球海上安全網絡。但如今美國宣揚國際合作的側重點正在逐漸變化。其一是目標上的變化。美軍在提出“千艦海軍”時，至少在口頭上是以海上安全為目標，主要針對海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海盜等非傳統安全威脅，而在2010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反恐地位明顯下降，其合作的目的轉向“應對美國及其盟友利益一致的、在地區和全球安全領域共同關切的問題”。 (26)其二是方式上的變化。以往的“千艦海軍”是以情報共享為中心，而現在這種合作更多地落實到希望盟友承擔防務負擔上來，坦言“增強伙伴國家能力有利于分擔全球領導的負擔和責任”(27)。美國國會海軍問題專家羅納德· 歐魯克明確建議：將低端任務移交給盟友和伙伴，使美國海軍能夠更專注于發展高端能力，并鼓勵盟友以部署海軍和其他力量的方式更多地參與對抗中國軍事力量。 (28)2011年由法國牽頭在利比亞的軍事干預也似乎讓美國看到了希望，奧巴馬在發表新國防戰略綱要時強調，盟友和伙伴國家能力的增長，如同“為保護利比亞人民而進行的成功行動”所展示的那樣，為分擔防務負擔創造了新的機會。(29)

　　為加快防務轉移，增強伙伴國家海軍的作戰能力和與美軍的協同能力，美國對武器出口制度進行了調整。美國防部宣稱，現存出口管理制度是冷戰時代的產物，妨礙了與盟友的合作、技術交流和協同行動能力;而且，過于復雜的審查制度導致辦事效率低下，損害了美國工業的競爭力，必須“從根本上”加以變革，以便將重要物資更快出售或移交給美國的盟友。(30)在這一形勢下，美國對外武器出口力度空前，如表示將與北約國家一道發展“智能防御”，“儲存、分享、專門化”21世紀所需的各種能力;承諾向菲律賓提供價值 1840萬美元的精確制導導彈，使其首次獲得此類武器;還首次向印度移交了海軍艦只，等等。(31)與此同時，美軍在其視為重中之重的亞太地區，則謀求發展與該地區除日、韓以外其他國家的伙伴關系，通過訪問、軍演、技術援助等多種方式加強與各國交往，如派出核動力航母喬治·華盛頓號前往越南峴港訪問并進行聯合演習;大力發展與印度的長期戰略伙伴關系，將其視為區域經濟支柱和印度洋及周邊安全的提供者等等。此外，美國海軍還繼續以派遣艦隊、海岸警衛隊、執法人員的方式，指導并參與各國海上搜救、執法、反海盜、防擴散等各種任務，通過3個在非洲、4個在南美的全球海軍站增強伙伴國家能力，(32)以展示“千艦海軍”理念，穩定各地區的海上安全形勢，減輕美軍負擔。

　　二

　　美國海軍對其全球戰略加以調整是在重新研判當前和未來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平衡其戰略優先次序的結果。首先，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陷入 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兩場耗資巨大的外部戰爭，近年來美國政府財政赤字持續攀升。美國財政部公布的《2011年美國政府財政報告》顯示，美國聯邦政府在2011財年赤字高達1.3萬億美元。這意味著美國政府連續第三年赤字超過萬億美元。(33)其中，高昂的國防開支越來越引發美國社會的普遍不滿。“9·11事件”后，美國國防部年度預算一直快速增長，至2011年已達708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以實際購買力計算，比2001 年增長了70%。(34)奧巴馬政府自上任伊始，即將復蘇美國經濟、平衡政府預算尤其是國防預算作為施政重點。2011年8月，美國國會又通過一項預算控制法案，要求國防部在未來十年至少削減預算3500億美元。而且，由于同年 11月底國會最高委員會最終未能達成將美國債務減少1.2萬億美元的有效辦法，國防部預算還將再削減5000億美元。(35)剛剛公布的2013財年美國國防部申請預算總額為6139億美元，是“9·11”以來的首次下降，其中海軍預算為1559.2億美元，比2012財年批準撥款減少約9.14億美元。 (36)

　　嚴峻的財政形勢引發了美國海軍的一系列憂慮。一是它影響了武器系統的升級換代，無法保證新老艦只平穩更替。如前所述，美國海軍的大批艦只將于 2020 年前后退役，而要完成造艦計劃，從2011-2040年，平均每年費用為159億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更認為將達到190億美元，這還不包含給航空母艦重新填充燃料的費用。考慮到美國海軍在前30年獲批的用于造艦的預算每年平均只有150億美元，它只有獲得比以往更多的預算支持才能夠按期完成造艦計劃，這顯然與當前的財政環境不符。(37)美國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對削減預算可能引發的最壞情形做了估計：2013年，美國海軍艦只總數將減少50-60艘 (包括兩個航母編隊)至238艘;兩棲艦從29艘減至17艘。(38)二是兵員削減。在預算壓力下，美國海軍陸戰隊早在2010 年就主動將兵力總數由20.21萬人調低至18.68萬人，但現在的形勢看來更不樂觀，很可能將降至14.5萬人。削減兵員中不乏中級軍官和熟練水手，這對美國海軍而言無疑是一種損失。(39)三是由于訂單數量減少，美國海軍的造船工業基地也將受到沖擊。美國海軍部副部長羅伯·歐·沃克(Rober O. Work)指出，盡管海軍正努力探尋一切創造性的途徑來維持現有五大船塢的熱度(如考慮將它們予以出租)，但在造船數量削減的情況下，很難維持它們繼續運轉。(40)此外，美國海軍也擔心近年來通過技術創新獲取的優勢將被抵消，進而影響到美國在海外的政治影響力。無論如何，美國海軍都不可能再指望國會像布什政府時期那樣全力支持自己提出的各種計劃，大手大腳慣了的美國海軍要開始準備過緊日子。如何在艦隊規模可能縮小的情形下，繼續保持美軍在全球的影響力，將成為長期困擾美國海軍的難題。這就要求其重新審定美國在海外的戰略利益及其優先次序，重新確定其所需要的能力重點，并在平衡各方面需求的基礎上，將有限資源向重點領域傾斜。

　　其次，盡管面臨嚴峻的財政形勢，美國海軍的任務卻不減反增。從2007年起，戰地指揮官對前沿海軍部署的需求一再增長，其中對航母編隊的需求增長了 29%，水面戰部隊增長76%，兩柄戰部隊增長86%，獨立部署的兩棲戰艦只增長53%。2010年，有約2萬名海軍陸戰隊員在阿富汗參與反叛亂行動，另有2.4萬名水手部署于沿海，執行保護海上重要基礎設施、拆彈、后勤等任務。在未來地面部隊大幅削減以后，海軍可能還將承擔更多的維穩責任。(41)奧巴馬政府于2009年9月宣布放棄在東歐建立導彈防御基地的計劃，轉而推出一項“分階段、更有針對性和操作性、更具效率”的反導系統部署方案，這一工作也將分散美國海軍的資源。所有這些都要求美國海軍切實提高部隊行動和作戰效率。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海軍在全球面臨的挑戰更加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趨勢，除了傳統對手仍可能在常規及核戰爭方面對美國構成挑戰外，又興起了以恐怖主義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以非常規手段構成的非對稱威脅。加上近年來核、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所有這些都極大增加了美國安全環境的復雜性，并引發了美軍高級官員對未來戰爭形態的深層思考。在他們看來，在未來沖突中，無論是對手還是其所采用的手段都可能混同起來，高、低端沖突之間的明晰界限會越來越模糊。前國防部長蓋茨指出： “非常規戰爭和傳統戰爭涇渭分明的區別已成為過去。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面臨更為復雜的未來。與我們競爭的國家將利用非常規或非對稱戰術，而非國家因素也可能采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先進導彈。此類戰爭要求我們具備最大限度的靈活性，來應對最廣泛范圍的沖突。”(42)

　　再次，亞太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亞太地區是目前世界上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擁有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目前，該地區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量的 30%，外匯儲備占世界總量的2/3，經濟規模已占世界一半以上，且增長勢頭不減。(43)與此同時，美國對亞太經濟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2008年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制成品、農產品和服務的出口分別為7470億美元、760億美元和1865億美元，占同年美國相應類別總出口的72%、64%和34%;對亞太地區的出口總計為 10095億美元，占同年美國總出口的55%。(44)在國內經濟持續衰退的大環境下，搭乘亞太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更成為奧巴馬政府實現新的“國家出口戰略”、削減貿易赤字、解決就業問題的必然選擇。同時，亞太地區又是全球政治熱點的高發區，在該地區既有大國間相互交織的利益和地緣政治博弈，也普遍存在著各國在領土主權、商業利益、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與沖突。亞太既給美國提供了縱橫捭闔、推行“均勢”政策的空間，也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構成了挑戰。

　　因此，近年來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趨勢明顯加強。奧巴馬政府上臺以后，即高調提出“重返東亞”。奧巴馬表示，自己做出了“深思熟慮和戰略性的決定”。在從阿富汗和中東地區撤軍的同時，美國將在塑造亞太地區上扮演“更重要也更長期的角色”。奧巴馬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和任務列為“首要之務”，不受任何軍費削減措施影響。美國海軍戰略調整是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在軍事上的反映。

　　此外，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不斷增強，引發了美國政府、軍界的高度關注和疑慮。近年來中國海軍不僅通過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在艦載探測系統、艦艇的隱形性能、綜合防空反導能力以及作戰和攻擊效能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還不斷將技術水平更先進、作戰范圍更大的新一代裝備投入現役部隊。中國海軍第一艘航母也已經下水。據美國國防部估計，2000年現代化艦艇在中國潛艇和水面戰部隊中的比重均不到10%，而至2010年已分別增至56%和 26%。中國軍隊有效控制海域和威懾距離也不斷擴展至海岸以外1850公里。(45)

　　中國綜合國力和軍事能力的發展令美國感到有必要采取反制措施加以遏制。其主要理由在于：其一，如果不加以防范，將向中國政府傳遞出錯誤信號，促使其尋求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其二，中國在東海和南海主權問題及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方面，主張對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內的外國軍艦行使一定的管轄權，這會影響美國海軍的自由航行權利，并可能成為導致中美關系緊張沖突的持續性誘因，該問題甚至在東海、南海問題化解以后都可能繼續存在;其三，盡管美國清楚地意識到，由于中美之間存在著重要經濟聯系，且兩國沖突將對雙方都造成災難性影響，因此中美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并不高，但從政治上看，中國軍事力量尤其是海軍力量的發展將增強其在太平洋地區的政治地位，如果美國不采取措施在該地區維持“競爭性”存在，將影響其他太平洋國家的戰略選擇，它們或轉而向中國靠攏，或單獨發展美國不希望看到的軍事力量。(46)因此，近年來美國政府及海軍采取各種步驟力圖遏制中國，包括：不斷指責中國的軍事發展不透明，渲染“中國威脅論”，在中國周邊海域制造緊張空氣;在積極發展應對反介入作戰能力的同時，加強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兵力部署，拓展美軍在該地區的前沿存在;高調介入東海、南海問題，拉攏與中國存在領土主權爭議和戰略博弈的國家。

　　最后，隨著伊拉克戰爭臨近結束，塔利班政權被推翻，本·拉丹被擊斃，美軍的反恐戰爭取得了階段性進展。2011年12月，美國實現了從伊拉克撤軍。按照奧巴馬政府宣布的時間表，美軍到2014年將結束在阿富汗的作戰行動。如同希拉里所言，“隨著戰爭逐漸結束，美國需要加快轉向新的全球現實”。 (47) 反恐已經不再是美軍行動的重點目標。這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軍資源不足的壓力，為其戰略重心東移創造了條件。

　　三

　　到目前為止，美國海軍依然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海上力量，而美國海軍戰略的此番調整，內容涉及部隊能力、艦隊結構、兵力部署和國際關系的方方面面，必然會對美國海軍、美國外交政策以及未來全球政治格局和海上安全形勢的變化產生深刻影響。

　　首先，將加強國際政治、尤其是國際海上力量的多極化趨勢。自冷戰結束以后，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當之無愧的海上霸主。美國海軍無論在艦隊規模、裝備水平還是后勤保障能力方面，都令世界其他各國海軍難以望其項背。美國海軍作為美國政府推行全球戰略、推進海外利益、遏制競爭對手、保護盟友的有力工具，一直在全球各地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從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美國在冷戰后進行的幾乎所有外部戰爭和對外行動都有海軍部隊的身影。美國海軍的前沿存在和廣泛活動對世界各地的國際力量對比和政治、經濟進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但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日漸成長和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當今世界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領域的多極化趨勢都日漸明顯。各國維護自身海洋權益、重視國際海上貿易通道的意識也在不斷加強，并開始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海事組織、區域性海上安全協定等框架基礎上嘗試廣泛的交流與合作。

　　當前美國海軍在全球實行戰略收縮，并大力倡導國際合作，既是對大勢所趨的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的承認，反過來又必將加速這一進程。它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美國對除亞太以外世界其他熱點地區的操控能力將有所下降。未來美國海軍在地中海、中東、非洲地區與別國海軍的差別將縮小，并越來越可能扮演輔助性角色，主要依靠其軟實力和盟友來維護、推進自身利益和政治構想。這給其他國家參與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進程提供了新的機會，這些地區與國際力量的互動和大國博弈形勢也將更加復雜。從長遠看，美國海軍的這一調整標志著布什政府時期的單邊主義政策徹底失敗，美國只有參與到多邊國際框架中來才能最為恰當地發揮自身影響力，實現其政策意圖。

　　其次，一段時期內全球海上安全形勢將面臨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新局面。全球海上安全對于世界各國而言越來越重要。在21世紀初的十年時間里，美國出于自身安全需要，加強了對國際海上恐怖活動及海盜行為的打擊力度，并幫助國際重要水道的周邊國家提高海上安全能力，還積極參與和推動國際海上反恐制度構建，對國際海上安全局勢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國以反恐為名、到處發動戰爭以推進其戰略利益，并未消除國際恐怖主義、海盜行為的根源，反而加深或激化了各地區本來已十分復雜的宗教沖突、族群矛盾，在客觀上助長了以恐怖主義為代表的海上暴力活動的擴散蔓延。當前國際海上安全形勢依然嚴峻，無論是舉世震驚的孟買襲擊案還是日益猖獗的索馬里海盜問題，都說明維護國際海上安全依然任重道遠。而隨著美國海軍戰略收縮的逐步推進，國際海上安全將越來越依賴于其他國家來共同維護，這對國際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畢竟各國在海上安全問題上的認識、利益、能力各不相同，協調難度較大。此外，美軍在中東、地中海地區的力量收縮，也可能會造成局部地區政局動蕩，并可能對全球經濟的穩定運行造成一些負面影響。

　　再次，刺激大國海上軍備競賽向更深層次發展。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世界各國對海洋資源、海上交通、地緣政治意義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國家和地區間在海洋領域的爭端也不斷增多，出于維護自身海洋權益、國家安全或海洋霸權的需要，近年來不少國家競相投入巨資加強海軍軍備建設，大有搞軍備競賽的態勢。以亞太地區為例，澳大利亞正努力建造裝有宙斯盾系統的赫伯特級(Hobart Class)驅逐艦，在護衛艦、近岸戰斗艦和潛艇方面也有大規模的升級、替換計劃;日本海上自衛隊則著力升級驅逐艦的彈道導彈防御能力，并加強對中國東海的海上監視;印度也在迅速擴充海軍力量，在2010-2011財年建造了127艘艦只交付使用，其從俄羅斯采購的航母“戈爾什科夫”號也將于2016年左右開始服役。此外，韓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文萊、新加坡、新西蘭等各國都在加緊采購、建造、升級各類戰艦和軍機。(48)美國海軍從以反恐為中心任務重新轉向針對主要對手發展高端戰爭能力，這標志著美軍也加入世界海軍軍備競賽之中。其不加掩飾的具有針對性的能力建設，無疑將引起中、俄兩國的不安。美國為確保其全球影響力，大力增強盟友在海軍領域的核心作戰能力，加大對外軍事技術、軍用物資的輸出力度，必然改變當前各國海軍的實力對比，促使各國海軍盡快發展自身力量加以應對，從而使得海軍軍備競賽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最后，美國海軍戰略重心東移意味著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更加復雜。總體上講，由于當前美國政府將擺脫經濟衰退、解決債務危機作為施政重點，加之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安全形勢仍不穩定，美國在未來數年絕不愿意在亞洲大陸卷入一場大國間的戰爭。所以，其海軍在亞太地區的各種舉動只是備戰而非求戰，甚至更多的是一種以攻為守姿態。因此，近期亞太地區仍將保持較為平穩的局面。但從具體問題來看，美國海軍的戰略調整將可能給中國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其一，美國海軍更積極地介入亞太事務，這不僅誘使部分南海周邊國家立場更趨強硬，促使其尋求以對抗而非對話、多邊而非雙邊的方式解決南海爭端，而且將進一步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導致日、印、澳等國及其他外部勢力介入進來，增加中國和平解決南海和東海問題的難度;其二，為展現自身價值，爭取國會預算支持，美國海軍勢必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并加強在中國周邊海域的軍事活動，也可能利用甚至主動誘發局部事件制造緊張空氣;其三，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構筑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離間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促使各國向美國靠攏，對中國構成包圍態勢。

　　注釋：

　　①U. S. Navy， Marine Corps， USCG， Naval Operational Concept，2010， pp. 16-17， 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②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10日)

　　③U. S. Navy， Marine Corps， USCG， Naval Operational Concept， 2010， p. 13， 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④William Matthews， “Energy alternative： Biofuel， hybrid drive， thermal/solar initiatives aim to cut Navy， Marine Corps petroleum use”， Seapower， November 2011， p. 36.

　　⑤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p. 63， http：//www.fas.org/sgp/ers/row/RL33153.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⑥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10日)

　　⑦“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Ray Mabus Secretary of the Navy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08 March 2011”， pp. 35-36， http：//www.navy.mil/navydata/.../Mabus/.../SASC8Mar2011.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⑧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 32，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⑨“CNO Guidance for 2011”， October 2010， p. 6， http：//www.navy.mil/features/CNOG%202011.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⑩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p. 48，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153.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11)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n Analysis of the Navy's Fiscal Year 2012 Shipbuilding Plan”， June 2011， p. 2， http：//www.cbo.gov/ftpdocs/122xx/doc12237/06-23-NavyShipbuilding.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12)OPNAV NSF， “Report to Congress on Annual Long-Range Plan for Construction of Naval Vessels for FY 2011”， pp. 3， 12-13， http：//www.militarytimes.com/static/projects/pages/2011shipbuilding.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13)OPNAV N8F， “Report to Congress on Annual Long-Range Plan for Construction of Naval Vessels for FY 2011”， p. 18， http：//www.militarytimes.com/static/projects/pages/2011shipbuilding.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14)Robert M. Gates， “A Balanced Strategy： Reprogramming the Pentagon for a New Ag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p. 28.

　　(15)U. S. Navy， Marine Corps， USCG， Naval Operational Concept， 2010， p. 26， 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16)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3，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10日)

　　(17)Shirley A. Kan， “Guam： U. S. Defense Deployments”， September 16， 2011， CRS Report， p. 2， http：//www.fas.org/sgp/crs/row/RS2257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18)Rowan Scarborough， “Navy readies for Chinese power grab on shipp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0， 2012.

　　(19)U. S. Navy， Marine Corps， USCG， Naval Operational Concept， 2010， p. 30， 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20)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p. 48，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153.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21)U. S.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Prime Minister Gillard and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 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6/prime-minister- gillard-and-president-obama-announce-force-posture-init-0. (上網時間：2012年3月5日)

　　(22)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p. 65-68，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23)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p. 2-3， 6， 4，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10日)

　　(24)CNA， The Navy at a Tipping Point， pp. 24-29， 41-42， ht-tp：//www.cna.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The%20Navy%20at%20a% 20Tipping%20Point%20D0022262.A3.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25)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p. 57， 63，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26)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 63，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27)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3，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10日)

　　(28)Ronald O'Rourke， “Programs VS Resources： Some Options for the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Autumn 2010， p. 35.

　　(29)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10日)

　　(30)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p. 30， 83-84，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31)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3，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10日);劉卿：“美國在亞太戰略部署的新變化”，《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5期，第14頁;“U. S. Navy Decoms Trenton， Transfers to Indian Navy”， http：//www.navy.miL/search/display.asp? story_id=27342.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32)“CNO Guidance for 2011”， October 2010， p， 7， http：//www.navy.mil/features/CNOG%202011.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33)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11 Financi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 2， http：//www.fins.treas.gov/fr/11frusg/11frusg.pdf. (上網時間：2012年3月5日)

　　(34)“Vision Meets Reality： 2010 QDR and 2011 Defense Budget”， February 2010， p. 2， http：//www.cnas.org/node/4054.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35)Richard R. Burgess， “Steady into Stormy Seas”， Seapower， November 2011， p. 12.

　　(36)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13 Budget Request： Overview， Feburary 2012， pp.1-8， http：//comptroller.defense.gov/defbudget/fy2013 /FY2013_Budget_Request_Overview_Book.pdf. (上網時間：2012年3月5日)

　　(37)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n Analysis of the Navy's Fiscal Year 2012 Shipbuilding Plan”， June 2011， pp. 8-11.

　　(38)Richard R. Burgess， “Steady into Stormy Seas”， Seapower， November 2011， p. 13.

　　(39)Otto Kreisher， “Programs vs. Personnel”， Seapower， November 2011， p. 20. 根據新財年國防預算，今后5年間海軍陸戰隊規模將減為18.2萬人。

　　(40)“Interview： Strategic Choices Ahead”， Seapower， November 2011， p. 34.

　　(41)U. S. Navy， Marine Corps， USCG， Naval Operational Concept， 2010， pp. 27-28， 30， 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42)Stephan Daggett，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0： Over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 May 17， 201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pp. 2-3，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1250.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43)劉卿：“美國在亞太戰略部署的新變化”，《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5期，第15頁。

　　(44)盛斌：“美國視角下的亞太區域一體化新戰略與中國的對策選擇”，《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第72頁。

　　(45)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pp. 37， 5.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153.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46)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pp. 47-48， http：//www.fas.org/sgp/ers/row/RL33153.pdf. (上網時間：2012年1月6日)

　　(47)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 57.

　　(48)Eric Wertheim， “World Navies in Review”，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rch 2011， pp. 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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