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世界各地，尤其是資本主義心臟地帶美國和歐洲，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動蕩。其實，這并不奇怪。發展的絕對無限性與資源的絕對稀缺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政治的基本矛盾。面對這樣的矛盾，資本主義的解決方式陷入自我否定的尷尬。

難以為繼的“外圍供養中心”模式

近世的全球化本質上是工業資本全球化，處于高勢能地位的資本向處于低勢能的外圍市場擴散，汲取優質資源，獲得高額利潤，并不斷制造新的外圍市場，由此不斷形成壓迫外圍市場的新優勢。

18世紀以來，資本全球化已經過了好幾波的發展，也經過好幾波抵制。英國是“資本的母國”（馬克思），也是資本全球化進程的第一源頭。資本必須從勞動者身上攫取剩余價值，把勞動力收入壓到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甚至更低，最后導致勞動力反抗資本。勞動者是國內最基本的消費群體，他們在為資本不斷提供利潤的同時自己的收入卻越來越少，這導致國內消費市場的持續萎縮。這樣資本中心國英國便出現了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對立。19世紀4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嚴重貧困化，罷工、游行，就是資本壓榨與國內消費市場萎縮的直接后果。勞動者的反抗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在國內不可持續。

為此，英國資本只有向外擴張，先從英國登陸到歐洲，從歐洲勞動者身上獲得利潤來反哺英國，結果，英國國內的上述資本與勞動矛盾又轉移至歐洲，造成歐洲的兩極分化。歐洲在抵御英國資本沖擊的同時，也整體地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遭遇國內兩極分化的后果。為了擺脫歐洲各國內部兩極分化的矛盾，歐洲便與英國一起向世界擴張，從這些地區獲得高額利潤回流，這為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發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積累。這樣世界分成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及由此產生的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中心和外圍之間的矛盾是存在于資本主義國內的壓迫階級（資本家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工人階級）矛盾的外移形式。其結果是在資本中心國發展的同時，資本外圍國家則整體性地陷入毀滅。

資本從國內向世界擴張的過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牧歌似的過程，但實際上則是伴隨著極其血腥的暴力掠奪。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擴張到了亞洲。1840年、1856年英國對華發動兩次鴉片戰爭，1857年英國鎮壓印度民族大起義，在這幾場戰爭中，英國征服了中國和印度。此后，中印兩國的大量財富就從東方流向了歐洲。這些外來財富使歐洲工人階級的消費水平大大提高，歐洲的兩極分化問題也逐漸緩解。與此相應，從19世紀70年代到一戰前，歐洲階級斗爭逐漸失去了群眾基礎，出現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原來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在東方利潤滋養下變成“工人貴族”，坐享高福利。整個歐洲民族搖身一變成了壓迫民族，其內部“布朗基”式的革命的力量也隨之偃旗息鼓。歐洲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特征的“維多利亞時代”，一派歌舞升平，溫文爾雅的氣氛。

美國的情況同樣如此。南北戰爭后，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美國國內產生兩極分化和勞資矛盾激化。19世紀下半葉，美國國內工人運動頻頻發生，比如1884年10月的芝加哥大游行，其規模和影響都超過了今天美國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為了緩解國內社會矛盾，與歐洲擺脫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路徑一樣，美國政府從19世紀末期開始大規模進行海外市場開拓。1898年美國占領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加入歐洲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戰爭并從東方獲得大量的利潤回流。20世紀初，美國國內勞資矛盾大幅下降。

然而，資本外圍地區如果被剝奪到極點，也會起來反抗。較早的是拿破侖戰爭，它是法蘭西民族對登陸歐洲大陸的英國資本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19世紀40年代，歐洲大革命，是對英國資本的第二次大規模的抵制。這兩次抵制產生了歐洲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意識形態。

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后，又將西方資本剝奪第三世界的全球化進程阻擋了整整半個世紀。冷戰的本質是阻止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對外圍地區——至少在社會主義國家范圍——的剝奪。蘇聯解體后，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對西方資本設的籬笆坍塌，東歐全面開放資源、市場、勞動力，成為西歐的外圍市場，資本全球化波瀾又起。可以說蘇聯解體為資本中心國家提供了新的外圍市場，美國資本在世界范圍所向披靡，以至于美國放棄了實物生產，出現所謂“新經濟”，認為只要搞金融、靠新技術和新概念縱橫天下就可以了。

在資本外圍地區不斷榨取外圍的后果是，是那里的勞動者收入和消費能力持續下降，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矛盾突出，2001年就發生了“9•11事件”和所謂的“恐怖主義”，這是全球化時期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矛盾激化的結果。為了壓制外圍地區對國際資本的反抗，美國開展了近十年的越反越恐的戰爭。現在，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撤軍說明，資本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控制的失敗。再加上新興市場國家崛起，整個世界呈多極化趨勢，西方資本從外圍地區向本國收縮，將危機轉向本國勞動者，裁員、減薪、削減福利，這又導致國內矛盾激化。目前在西方國家發生的種種“占領”運動，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勞動和資本矛盾激化的結果。 

“自由競爭”理論陷入尷尬

我們看得很清楚，資本主義發展已使自己陷入首鼠兩端的困境：先是對本國勞動者的剝削以實現資本增值，結果導致國內革命；為了避免國內革命，資本便向外部擴張，通過外部剝削實現資本增值，以緩和國內矛盾。結果又激化了資本中心與資本外圍的矛盾。現在這個模式如果搞不下去，資本增值的壓力又返回國內，引起國內勞動與資本的反抗。

資本主義想要擺脫目前的危機，僅自我調節是走不出困境的，即便再出一個羅斯福也不可能了。資本中心國家自身已經沒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了。多年來它們完全是靠外部戰爭養起來的，以致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中軍工成了支柱性的部分。古羅馬就是這樣，羅馬人通過戰爭從地中海沿岸掠奪了大量奴隸和財富，這些財富反而使羅馬人不勞動，整個寄生和墮落了。結果地中海戰爭一旦受挫，羅馬就衰落了。今天的資本中心國家也是這樣，如果不能在世界找到一個像蘇聯解體后那樣新的外圍空間，其衰落的命運是必然的。

那么這個“新的外圍空間”在哪里呢？目前看它們已將目標瞄向中東和中國。美國為什么打阿富汗？“反恐”只是名義上的，而實質是為了控制資本外圍地區。歐洲打利比亞，深刻動因也是歐洲自身危機，需要大量的外部資源來化解矛盾。另一個就是中國，如果中國倒了，幾乎整個亞洲就會成為西方資本的依附性和無障礙的市場。與蘇聯解體后果一樣，這就會為西方資本帶來新的復蘇。為此，2010年歐洲開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美國也正式提出“重返東亞”。

生存，還是死亡？這對目前的第三世界而言，確實是一個問題。窮時防賊，富時防匪。中國并不會因為富裕就沒有安全問題了，相反，我們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絕不能盲目樂觀，以為危機都是別人的。事實上，別人的危機來了，也就意味著你的危機來了。今日資本主義雖然涂抹上了“全球化”的金粉，但是本質上與馬克思和列寧時代并沒有什么不同，資本主義生存模式就是要不斷擴張外圍，失去了外圍，留給資本主義的就是國內社會革命。資本的世界就是叢林的世界，目前的西方并不會因為我們加入了WTO，參與了全球化而就以中國為“伙伴關系”。

我們已進入WTO有十年光景，一開始我們并不了解它的規則，和18世紀末的法國一樣，以為只要加入資本中心體系，我們就進入文明行列，就可發大財。可事情并非那么簡單。1786年法國跟英國簽訂《伊甸條約》，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自覺“融入全球化”，就會受惠于英國工業，就會與英國一樣快速發展。但法國沒有想到英國資本的勢能比較高，產品的附加值比較高，英國工業生產體系處于優勢競爭地位，這使法國經濟不堪英國資本的沖擊，導致農民失地擁進城市，工人普遍貧困，社會矛盾激化。最后爆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事后看來，法國革命的內在的動因就是前面講的資本外圍國家法國對中心國家英國壓迫的反抗。

所以說，國際斗爭的焦點不在勞動權，而在財富的分配權。資本的世界就像兩個正反倒置重疊在一起的三角形，倒三角是資本，正三角是勞動力、資源等。資本配額最少的地方是勞動力最多的地方，勞動力最少的地方則是資本配額最多的地方。少數財團占據著資本份額的大部分，而多數人，尤其提供體力的勞動者和原材料的后發國家，在國際資本分配中得到的配額卻是很少的。原材料、勞動力和資本交換時總處于弱勢。這就是目前中國為世界市場提供的勞動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

我們現在總說英國是自由貿易國家，其實它在最早的時候對技術是絕對壟斷的。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說過，經濟落后的國家不能直接照搬自由貿易原則。落后國家在面臨高勢能資本沖擊的時候，不適度實行國家壟斷是要被沖垮的。俾斯麥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國迅速崛起。

美國工業化起步之初，對于本國工業的保護更是毫不含糊。南北戰爭后，美國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權，以高關稅為手段強力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市場。1820年到1902年美國制造業產品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于當時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1913年，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優勢地位確立，美國此時的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

所以，絕對不能盲目相信和崇拜“自由競爭”。當處于資本鏈下游的時候，任何國家要搞自由競爭，都必然一敗涂地。中國的自主發展和穩定才是最重要的事，走殖民化、走附庸的道路、向西方資本妥協，沒有出路。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歷史正在向馬克思和列寧回歸

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戰而勝”（尼克松）的喜悅中。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之爭，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為普世性的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告終。自美軍在伊拉克陷入僵局之時,福山就對“歷史終結論”有所反思，這時的福山又認為，穩定有效的理想型自由民主體制的建成，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一種偶然的運氣。

既然是“運氣”，那就不會是歷史。歷史只能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曾是以“終結”論走紅于西方世界的福山在面對今天的歷史。顯然已失去了解釋力。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后，世界的目光開始注意馬克思和列寧。人們從“占領”運動中體悟到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和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判斷。據報道，2011年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國的銷量比2005年增加兩倍，是1990年的100倍。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國萊比錫大學的校園。

人們發現，馬克思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并沒有為人類貢獻出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列寧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更是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近百年來，它只是在維持它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斷經歷著同一種危機，面臨著同一種矛盾，用同一種高代價的方式即危機加戰爭的方式解決矛盾。其間，只有技術更新和危機的重復，而沒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結果是它對世界的創新速度遠趕不上其破壞的規模。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批評東方中世紀歷史，只有“隨意動蕩而沒有什么發展”，因而是“非歷史的歷史”。他說古代東方發生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為在這一切不息的變化中，還沒有任何的進展”。黑格爾筆下的東方衰退特征難道不正是當代資本主義“衰退”的寫照嗎？

列寧曾提出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判斷，但這不能被曲解成資本主義馬上就要滅亡了。與理解馬克思的思想一樣，理解列寧關于帝國主義諸如“垂死”“腐朽”等概念，應先手從黑格爾“揚棄”概念入手。發展，本質上是包含“揚棄”的歷史運動。若從“揚棄”的視角觀察，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論斷還是相當深刻的。自列寧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已失去了自我揚棄（改造）的能力，目前，在世界治理方面，西方國家除了使用拳頭，便無所長。

資本主義沒有出路了，必然會把內部的禍水引向資本外圍地區。現在西方雖然經濟上衰落了，但是軍事實力還在。世界最終是靠實力說話的，實力首先是軍事實力。戰爭離我們并不遠，西方缺的只是一個“理由”。如果中國國內一旦出現動蕩，那時西方就會對中國下手。而我們目前的問題是國內相當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已獲巨大成功的政治體制和民族文化缺少自信和自覺，明明自己走的路是對的，而且已看到了前面的曙光，卻一直懷疑自己還不夠“普世”。心理上“繳槍”了，真正的危險就會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