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革命、美國干涉與左翼

Lance Selfa

原編者按：本文原載美國左翼期刊《國際社會主義評論》2011年5至6月號上。作者反對以北約為首的西方列強軍事干預利比亞，要求帝國主義國家停止對沙特、巴林和也門獨裁政權的支援。文章呼吁支持突尼斯和埃及繼續深化革命，促進阿拉伯地區革命向前發展，同時對歐美部份左翼人士親卡扎菲的立場鮮明批評，值得參考。

　　在激蕩的今年3月份（2011年），隨著利比亞卡扎菲政府的搖搖欲墜，這次阿拉伯革命看來很快就要推翻第三個獨裁者了。利比亞革命也爆發出了像埃及、突尼斯一樣的能量與戰斗精神，同樣是年輕人沖在了革命的最前頭，并成功地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們參與進來。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反抗卡扎菲的最強烈浪潮主要集中在作為石油主產區的東部地區。因此雖然反抗斗爭遍布全國，但反對派在東部的兩大城市班加西（Benghazi）和托布魯克（Tobruk）取得了最突出的勝利。人民趕跑了大街上的警察，并在很多城市建立了人民委員會接管了政權。

　　但卡扎菲聲稱自己不會步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后塵。卡扎菲政府依靠效忠于自己的安全部隊，對人民運動發起了野蠻的鎮壓。親卡扎菲的軍隊公然向民眾開槍，死傷了數百人，企圖奪回首都的街道和許多城市的控制權。大鎮壓（或者由于害怕在一場即將勝利的革命中站錯了隊而危及生命）使得許多政府高官紛紛投奔到反對派陣營里，而在東部地區，所有的軍隊都投靠了反對派。利比亞革命也由最初的群眾運動轉變成了一場國內戰爭，一方是利比亞政府軍以及效忠于卡扎菲的利益之徒，另一方則是叛逃卡扎菲的軍人和自愿加入革命的人。

　　截至3月初，利比亞的反對派已經呈現出兩個陣營。一個是以2月17日的青年人為中心，包括人民委員會以及其它在前期從事群眾示威游行活動的組織；另一個則是以叛逃卡扎菲政府的官員為核心，他們成立了“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是賈利勒（Mustafa Abdul Jalil，他在幾個月前還曾是利比亞的司法部長），他對外宣布“全國過渡委員會”是“代表利比亞人民和利比亞國家的唯一合法主體”。截至目前，法國、意大利、卡塔爾和馬爾代夫已經承認其為利比亞的合法政府了。

　　自“全國過渡委員會”成立日起，它就一直在尋求西方資本的支持。但在最初時候，他們遭遇的都是懷疑的目光。比如意大利外交部長指責反對派包庇“阿蓋達”（al-Qaeda）分子。而美國則冷眼旁觀，奧巴馬政府召開了一次關于利比亞革命走向的內部討論，認為如果卡扎菲能夠成功擊敗革命運動，那么美國將只會表面上譴責他，但背地里會秘密感謝他阻止了阿拉伯地區革命向其它國家蔓延，如巴林和沙特。

　　耽擱的后果是利比亞的局勢更加不穩定，國內戰爭的風險急劇增加。于是西方國家決定采取行動。首先登場的是法國，它最先承認了反對派的合法地位。薩科齊這個散播恐伊斯蘭癥的法國總統積極呼吁聯合國通過決議，在反對派控制區上空設立“禁飛區”。大西洋兩岸的自由衛士們以反對卡扎菲軍隊屠殺反對派為名，對利比亞開始了“人道主義”軍事干涉。很快非洲的前殖民者英國和意大利也參與了軍事打擊行動。

　　作為后來者的美國最終決定支持聯合國“設立禁飛區”的決議，這改變了既有的力量平衡局面。白宮方面把奧巴馬的這次決定當作是三位自由戰士——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駐聯合國大使賴斯和奧巴馬高級顧問薩曼莎•鮑埃（Samantha Power）的功勞，因為他們三位一貫主張美軍去支持“人道主義”。但是《亞洲時報》（the Asia Times）記者But Pepe Escobar卻為我們提供了一份來自聯合國的另一番更合理的報導：

　　“你入侵巴林，我們趕走利比亞的卡扎菲。這就是奧巴馬政府和沙特王室達成的交易。我們從兩個獨立的外交官員那里確認到，華盛頓已經通過希拉里贊成沙特侵入巴林平息那里的民主運動，以換取阿拉伯聯盟支持設立禁飛區的建議。于是就有了聯合國安理會的1973號決議。”
 
　　希拉里在三月底與“全國過渡委員會”的會晤或許就是為了美國的干涉而作準備。「全國過渡委員會」已經公開聲明將繼續履行卡扎菲政府的石油合約和外債。我們也只能認為希拉里肯定還從對方那里獲得了其它的承諾。

　　為了通過設立禁飛區的決議，美國聲明獲得了阿拉伯聯盟和非洲聯盟的支持。但實際上它只得到了阿拉伯聯盟22個成員國中11個國家的支持，而這些國家基本上又都是沙特主導的“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里的反動石油君主國。在三月初非洲聯盟就已經發出聲明譴責利比亞對和平示威者的開火行為，呼吁立即停火并對利比亞人進行人道主義援助，還督促其成員國開放邊境幫助利比亞境內的移民工人逃離。雖然非洲聯盟并不贊同設立禁飛區，但是它的兩個成員尼日利亞和南非卻投票贊成。

　　禁飛區支持者們敦促立即采取行動，阻止卡扎菲即將對反對派臨時首府班加西的屠殺。我們或許永遠也不會知道如果沒有外來干涉班加西將會發生什么，但Phyllis Bennis于3月29日在ZNet發表的一篇文章卻能有力反駁中東專家Juan Cole等人的一系列支持干涉的評論：

　　“卡扎菲的坦克部隊進攻了班加西，但很快被反對派武裝趕了出來。因而這些被趕出城市的坦克很容易就成為法國戰斗機的靶子。班加西和其它城市真的處于危險狀態嗎？當然是的。但我們絕不可以說因為反對派的武力不如政府軍，他們就根本無力進行反擊了。我們倒是聽到了很多消息，在東部地區反倒是卡扎菲的軍隊由于缺少武器以致于無法展開進攻了。”

　　如果現在有人想看看真實的“人道主義”干涉是什么樣子的話，北約可沒有時間等候他們。北約第一周在禁飛區的轟炸已經遠遠超出了它保護利比亞人民的責任。北約軍機的轟炸目標遍及利比亞全境，包括了人口稠密的首都的黎波里。它甚至還誤炸了反對派軍隊。在人道主義干涉謊言后面，北約實際上進行了一場顛覆主權國家政府的戰爭（奧巴馬多次說：“卡扎菲必須離開”）。如果失敗了，它也將會滿意地將親西方的利比亞東部地區獨立建國，因為這里蘊藏著利比亞的石油財富。

　　“全國過渡委員會”為了自己的利益繼續尋求西方的支持，它現在已經和卡塔爾做了一筆石油買賣，允許卡塔爾開發反對派控制的油田以換取金錢購買武器。反對派的最高軍事指揮官是卡扎菲政府的前任內政部長尤尼斯將軍（Gen. Abdul Fatah Younis），它也在要求北約繼續空襲。據《麥克拉奇報》（McClatchy Newspapers）報導，另一位前任高級軍官哈利法•海福特（Khalifa Hifter）從美國的弗吉尼亞起身來擔任尤尼斯的副手。海福特在反對卡扎菲之前曾在1980年代指揮軍隊入侵過乍得（Chad），后來他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多個信息證明他已經成為美國中情局的職員了。不管他與中情局到底是什么關系，《紐約時報》在3月31日已經報導了，說中情局已經和叛軍建立了合作關系，并培訓他們為北約指引轟炸目標。

　　截至目前，卡扎菲和反對派的戰爭已然陷入僵局。在四月初卡扎菲的外交部長叛逃至英國。隨著每一位叛逃的高官都宣布支持反對派，西方又在其利比亞代理人名單上增添了一位“可以做生意的人”。目前叛軍和卡扎菲政府已經在非洲聯盟的協調下展開了不會有成果的停火談判，因為談判的條件就是卡扎菲必須下臺。

　　左翼與利比亞

　　很顯然，反對卡扎菲的群眾運動主要受到來自于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鼓舞，它使阿拉伯革命進入到第二個階段，也向人們證明了卡扎菲政權是不值得人民為之保衛的。對于西方左翼而言，當前的挑戰是怎樣才能幫助和團結反卡扎菲的群眾運動，同時還要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企圖通過軍事干涉而誤導或壓制群眾運動。

　　不幸的是在美國有一小撮左翼人士像美國社會主義解放黨（the 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MRZine的編輯們，以及Black Agenda Report的Glen Ford，他們的言論竟然不同程度地同情起卡扎菲了。這種傾向將會導致我們懷疑甚至完全反對當初人民反抗卡扎菲的運動。西方的一些左翼分子可能誤解了卡扎菲以前的反帝國主義和類似社會主義的言論，但卡扎菲暴政的受害者們卻更為了解真實的情況。

　　卡扎菲在1980年代末起就已經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了，只不過在1990年代曾經暫停過一陣兒。他積極鼓勵來自意大利、英國、法國和中國的資本投資利比亞的石油產業。而且卡扎菲的反帝立場早已退卻，他已經成為西方“反恐戰爭”的重要（雖然不是很穩定）伙伴。正如Vijay Prashad在2月22日的CounterPunch（美國半月刊的時事通訊）分析中指出的那樣：

　　“9•11事件以后卡扎菲迅速轉向支持美國。在2002年10月其外交部長Mohammed Abderrahman Chalgam就承認政府正密切地與美國商討打擊恐怖主義，幾個月以后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Saif al-Islam al-Qaddafi）熱情地提到利比亞對布殊反恐戰爭的支持。卡扎菲被認為是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友好同盟，并且在設立禁飛區前幾周，這些國家還在向卡扎菲出售武器。”

　　比少數左翼人士同情卡扎菲更不幸的是，還有一些左翼人士竟然支持美國和北約的軍事干涉。如果有民主黨的外交部成員像希拉里和參議員約翰•克里（John Kerry）積極支持民主黨總統實施的軍事干涉，我們大家都不會驚訝。但令我們驚訝的卻是在我們左翼和反戰運動人士當中竟然有重要人物也支持軍事干涉。Gilbert Achcar是一名資深的社會主義者和受人尊敬的學者，曾就中東地區的斗爭寫過一系列的文章、評論和書籍，但最近卻在ZNet發表了一場評論和文章，說：

　　“任何一個左翼人士難道能忽視利比亞人民運動要求被保護的請求嗎？只要不是為了控制他們自己的國家，即使這種保護是來自于帝國主義強盜集團，在我作為左翼的立場看，也是贊同的。”
 
　　同樣地還有Juan Cole，他在3月27日發表《對利比亞左翼的公開信》聲明贊成聯合國設立禁飛區的決議，他還斥責反對干涉的人士根本就不考慮利比亞斗爭的未來后果。他甚至還寫道“我毫不掩飾地支持這場解放運動，聯合國安理會的干涉將拯救利比亞人民免遭傷害。”

　　Achcar和 Cole兩人都是或多或少地出于人道主義目的贊成西方的軍事干涉，并批評了左翼其它人士。但他們都忽略了西方打擊卡扎菲的背景，尤其是對西方多年來的此類惡劣行徑置若罔聞。

　　美國和歐洲盟國早已將卡扎菲政府作為其“反恐戰爭”的盟友，利比亞也成為西方資本的重要投資場所。直到近期，它們都還準備以犧牲利比亞反對派為代價繼續接受卡扎菲當政，列強只是因為當它們看到地區不穩定和石油供應受影響才決定采取行動的。

　　西方進行軍事干涉的借口一直聲稱是應利比亞反對派要求，設立禁飛區以及其它軍事行動。實際上它們除了為人道目的執行1973號決議以外還有別的原因，包括保障利比亞石油銷售，阻止大規模移民前往歐洲，清除一個“失敗的”政權，阻止阿拉伯革命蔓延到其它由西方支持的獨裁國家。

　　不管西方的干涉能對推翻卡扎菲起到多大的作用，任何將要主政利比亞的新政權都要從一開始受到西方的制約。西方根本不關心所謂的民主和公平，它們只關心在已經爆發了兩次勝利革命的地區重建穩定秩序和它們的主導地位。

　　縱觀歐美“人道主義”干涉的歷史，沒有一次不是導致了更大的暴力和不公，像索馬里、前南斯拉夫、科索沃和伊拉克。歷史也反復證明，那些反對獨裁者（他們經常也是曾經被西方支持的）的表面上看似進步的行為，往往也是導致更大災難的源頭。

　　社會主義者應如何應對？

　　正如前文說的那樣，我們社會主義者是堅決支持利比亞人民反對卡扎菲獨裁統治的，我們與卡扎菲的支持者沒有任何關系。但同時我們還堅決反對設立禁飛區以及其它一些西方軍事干涉行為，因為這將嚴重削弱這個國家的獨立與自由精神。1999年北約對科索沃的“人道”戰爭就是證明。

　　在1990年代中期的巴爾干戰爭期間，北約就在波斯尼亞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enica）設立禁飛區，但卻沒有能夠阻止波斯尼亞-塞爾維亞軍隊及其法西斯幫兇對成千上萬民眾的屠殺。1999年北約就以斯雷布雷尼察慘案為由對塞爾維亞發動了78天的空襲。表面上北約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科索沃人民免受米洛舍維奇軍隊的屠殺，但實際上很顯然，并且也被亞利桑那大學教授David Gibbs的研究證實，北約的轟炸反而更加加劇了塞爾維亞軍隊的屠殺行為，當然更不必說北約的轟炸也造成了成百上千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平民的傷亡。

　　十年后的今天，科索沃依然是北約的保護國，美國還在這里設了Bondsteel軍事基地，駐扎有大約7000名士兵，以配合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行動。而科索沃雖然在2008年宣布了獨立，但實際上它的政權卻受制于“聯合國駐科索沃臨時管理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Interim Administration Mission in Kosovo）和歐盟司法特派團（European Union Rule of Law Mission）。這兩個機構主持了原有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進程，很多是賣給了歐盟投資者。現在科索沃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4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已經接收了科索沃作為前南斯拉夫成員的債務份額。

　　現在我們的自由主義干涉論者就是希望北約在利比亞再次復制這種“成功”，但他們（包括Achcar和Cole）卻誤以為由美國主導的軍事干涉能夠產生另一種不同的結果。

　　西方干涉論的支持者們想當然地認為西方設立禁飛區是唯一可以幫助反對派的措施，而他們本應該明白帝國主義和阿拉伯革命之間的勾搭必然會掩蓋其它聲音的表達。據報導，歐洲政府拒絕了“全國過渡委員會”的絕大部分要求，只答應了設立禁飛區的請求。換句話說，“沒有其它要求”、只希望設立禁飛區這一提法，本身就已經影響了利比亞獨立的民主運動的進行。

　　在短期內的幾周時間里，利比亞反對派，或者說是西方承認其對話地位的“全國過渡委員會”的成員們，已然迅速地讓自己成為西方的幫兇，幫助西方掩蓋其扼殺阿拉伯革命和保證利比亞石油供應的目的。而西方也在幫助他們邊緣化其它反對派力量，包括青年人、社會團體和小區組織等。

　　人類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已經使得當今時代各種帝國主義勢力或其代理人通過結盟或聯姻而團結在一起了。在美國獨立戰爭最后決戰中，法國海軍的參戰迫使英國軍隊在約克鎮（Yorktown）投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皇帝的代理人就曾向愛爾蘭的自由戰士提供武器以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在冷戰中蘇聯曾對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反帝運動進行了大量的政治和軍事支持。

　　在這些局勢中最關鍵的是那些自由獨立的力量，它們為歷史進步和自由而戰，它們努力使自己保持一個獨立的身份來代表那些受壓迫的民族，而不是甘當順民。尤其是在二戰以后，新興獨立國家的不結盟運動經常成為美蘇帝國主義冷戰的對手，它反對兩極爭霸。

　　然而在歷史上也有時候，那些曾經為爭取正義而斗爭的力量卻將自己變成帝國主義的幫兇和仆從。比如科索沃，曾經被美國列為“恐怖分子”的阿爾巴尼亞游擊隊，一躍而成為替北約提供地面偵察的科索沃解放軍。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198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中，曾經是群眾廣泛參與反對蘇聯入侵的軍隊，后來被中情局、沙特阿拉伯與巴基斯坦改造成為一支美國代理人的軍隊，為美國反對蘇聯的冷戰戰略服務。在整個1980年代，列根政府及其在該地區的盟國已經將阿富汗的反對派改造成為最反動的武裝力量，而其成員后來成為阿蓋達組織的領導人。

　　基于這些事實，我們認為真正希望支持正義斗爭的反帝斗士們，必須要敢于揭露反對派在帝國主義手中的淪落情況。至于利比亞的官方反對派是否會步科索沃、阿富汗同仁們的后塵，我們還需拭目以待。但正如英國社會主義者Mike Marqusee在其《關于利比亞局勢和自由干涉論的思考》（Thoughts on Libya and liberal interventionism）一文指出的那樣，如果目前的干涉達到了其目標，我們敢斷定：

　　“如果卡扎菲倒臺了，由誰來接替其位置？這將是西方人決定的事。新政權從一開始就將依附于西方列強，并由其指導新政權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自由干涉論者或許會辯解，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但這將是干涉政策的必然結果。”
 
　　區域環境中的利比亞

　　現在有很多支持西方干涉的人直接問我們：“你們能做什么？”如果我們就著他們這個狹隘的邏輯去回答的話，就大錯特錯了。就像問我們：“假設利比亞政府軍開始進攻班加西了，你們能做什么？”一樣。我們必須立足于這一起點，即利比亞革命是當前席卷阿拉伯和北非的革命浪潮的一部分，而西方的干涉就是要在該地區引入“反革命”。利比亞不僅在地理上位于突尼斯和埃及之間，而且在政治上也很相像。Escobar所揭露的“交易”就是美國授權沙特阿拉伯、巴林和也門粉碎本國的革命起義運動。干涉論的支持者們實際上是在試圖使我們相信，有了反革命主謀的幫助，利比亞的革命將會快速發展！

　　Bennis在3月24日發表于半島電視臺（Al-Jazeera online）文章指出：

　　“可笑的是，很多人支持設立禁飛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害怕，如果卡扎菲動用武力鎮壓了利比亞人民的起義，并且仍然當權的話，這將給其它阿拉伯獨裁者們傳遞一個信號：只要你敢于動武，你就不會下臺。但事實卻相反，正是在聯合國通過了設立禁飛區和軍事干涉的決議后，正是在美、英、法等國戰艦和戰機開始襲擊利比亞以后，那幾個阿拉伯政府才迅速加強了對本國民主運動的武力鎮壓。”
 
　　美國及西方的偽善是顯而易見的。當西方將卡扎菲鎮壓徒手平民當作宣戰理由的同時，美國卻允許沙特軍隊開進巴林以支持其君主鎮壓反對派。由此可見，西方設立禁飛區就要扼殺阿拉伯革命。

　　西方的反革命工作進行的很秘密。起初它們持觀望態度，認為卡扎菲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擊敗反對派，后來它們就不確定了。它們首先是不放心反對派，于是就著手培育反對派。埃及的社會主義組織“革命社會主義”（Revolutionary Socialists）3月20日發表的聲明說得很好：

　　“現代帝國主義正廣泛使用各種手段實現其單一的目標：確保阿拉伯國家永遠屈從于全球資本主義的壟斷地位和殖民主義政治。為此它們很愿意和那些在舊政權體制中得利的、以及那些害怕人民革命的階級合作。

　　干涉手段非常多樣，包括輿論宣傳，與美國政府有關聯的各種基金，支持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的財團以及軍事手段。半島保護軍（沙特軍隊）進入巴林，對利比亞的軍事干涉，希拉里的到訪，以及在‘支持民主運動’、推廣‘民主意識’旗號下帶來的大筆美元，都是它們計劃的組成部分。這些雖然不能確切地證明有一個‘陰謀’存在，但卻能很顯然地看出各種利益集團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密切關系。”

　　現在我們再回到“你們能做什么”的問題上。面對帝國主義扼殺革命的企圖，難到我們就袖手旁觀嗎？或者更糟的，我們去支持帝國主義的干涉嗎？不，我們要呼吁北約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我們要呼吁帝國主義立即停止對沙特、巴林和也門的支持，我們要支持突尼斯和埃及繼續深化革命。面對西方列強為利比亞受難群眾流出的假惺惺的眼淚，我們要說：“取消你們的反移民政策吧，為那些愿意來的利比亞人提供庇護吧！”

　　我們認識到利比亞革命的命運和阿拉伯革命的命運息息相關，突尼斯、埃及、巴林和敘利亞人民反抗運動的推進將會有利于利比亞的斗爭。利比亞嶄新的群眾斗爭將會改變目前反對派內部的力量平衡，主導權將從那些與西方做交易的人手中轉到那些追求真正獨立和自由的人手中。利比亞及其它地區的阿拉伯革命正在被歷史書寫，讓我們和埃及的社會主義者一起呼喊：

　　反對外來干涉！反對反革命！

　　人民革命萬歲！

（翻譯：張光明、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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